《古代帝王學》是2004年5月15日廣達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秦漢唐。
基本介紹
- 書名：古代帝王學
- 作者：秦漢唐
- ISBN：9789577132512
- 頁數：279
- 出版社：廣達
- 出版時間：2004年05月15日
- 裝幀：平裝
編輯推薦,內容簡介,經筵介紹,
編輯推薦
唐玄宗是歷史上第一位從《貞觀政要》獲得帝王學真傳的皇帝，此後，歷代帝王將相以及講求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不讀《貞觀政要》的。
內容簡介
中國古代帝王的學習，一是自己讀書，二是由下臣講讀經史，這後一種活動，我們稱之為經筵。究其實質而言，經筵其實就是培養人君的道德操守、學術涵養以及治國理政能力而舉辦的定期學術講座。這也是古代君主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經筵介紹
經筵的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味道研經”，探究經書中的微言大義；二是“以古證今”，亦即以史為鑑，吸取統治經驗教訓。經是治國理政的心法，史是治法。康熙的一段話最有解釋力，他說：“經者，虞夏商周治天下之大法也。書傳序云：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蓋道心為人心之主，而心法為治法之原。精一執中者，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者，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所以明此心之微妙也。帝王之家所必當講讀。”這段話道出了帝王之家講讀經史知識的原因。
“經筵”一詞最早見於唐代，於宋代形成完備制度，但皇帝的御前講席早在漢代就已經出現。西周時期，專門負責帝王及儲君教育的師、傅、保等官職開始被設定。據《周禮》記載，周代君主教育主要內容為六藝之教，即禮、樂、射、御、書、數。不過，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地位尊崇的師、傅、保等官職逐漸被廢止不用，也是極為自然的事情。
自漢代儒家學說獲得獨尊的地位之後，儒經便成為君王研習的主要內容，設立御前講席，延師入庭成為漢代帝王教育的主要方法之一。漢武帝時，儒生倪寬善治《尚書》，“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然而，漢武帝的詔儒學之士入內講經之舉有著很大的隨意性，並未形成經常之制。甘露三年，漢宣帝於石渠詔諸儒講《五經》同異，石渠講經之後，詔群儒入禁庭講論經學遂成為常制，這大概就是稱其為“經筵之始”的原因。東漢建初四年，漢章帝仿效漢宣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雖然漢代尚未有“經筵”這個詞，但經筵始於漢可以說是毋庸置疑的。其特點是，講讀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漢代官制中並未設定專司講讀的官職，兩漢四百年間，御前講經者眾，但均是授以他職。不過，卻已形成講讀官員的賞賜機制。賞賜包括授官及物質性賞賜。除此以外，講經甚得上意的，還有機會入內教授太子。講讀之官講經御前，雖是臣子，卻兼得“帝師”之尊。儒家素將尊師作為傳統，所以講讀官的地位頗為尊貴。西漢輔佐宣帝的大將軍霍光曾有語：“人主師當為宰相”。後代講讀官雖也備受尊崇，但始終不及兩漢。此外，漢代君主還倡導辯經及互相論難的學風，並親自兼任儒學裁決者。石渠講經中的漢宣帝及白虎觀講經中的漢章帝都是學術論難的裁決者。可以說漢代的經筵除了作為君主的學習課堂外，更成為學術論壇，變成學術討論之所。
李唐統一中國後，社會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帝王崇學之風復起。唐太宗繼位不久即建立弘文館，詔內學士輪番宿直以討論經籍。開元三年，唐玄宗以“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為由，詔儒臣入內侍讀。開元十三年，唐玄宗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設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經筵“於是有常職矣”。唐穆宗時，設定翰林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國家正式設立經筵官職，並有了所屬機構。翰林侍講學士待遇頗高，恩禮尤重。唐代設立經筵官的目的是“從容近對，延訪大義”，這就決定了入選者必是“強記博識，待問而不匱，守道而無邪”，可以啟迪聖意，對皇帝起到規勸、諫諷作用之人。經筵專門職官的出現是經筵制度化發展的重要標誌，從此經筵制度逐漸向正規化、完善化進步，慢慢踏入成熟階段。
宋代重文抑武的統治方針為經筵制度的發展開闢了新的天地。北宋的皇帝均重視經筵。宋太祖在尚未統一全國之時，就常常召飽學之士入宮講讀。宋太宗“自開寶以後好讀書，嘗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不僅自己喜歡讀書，還時常勸宰相等官員研讀經史。更是數次赴國子監聽講，召儒臣入講之舉更是屢見不鮮，此外還正式任命呂文仲為侍講。真宗設立翰林侍講、侍讀學士官職，將經筵制度推向制度化。其後的諸帝大多於繼位初即開經筵，經筵講學逐步成為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北宋經筵制度無論在職官體系還是運作流程上與前代相比均有較大程度的完善。職官體系日趨制度化、規範化。北宋經筵構建了一套相對完備的職官體系，設定了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崇政殿說書等一系列講讀官職，並規定了其相應的班秩、俸祿、職掌，等等。雖屢有變更，但始終向著制度化、規範化的方向前進。經筵制度亦成為皇權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形成了較為嚴格的經筵運行機制。經筵的開講時間、結束時間、講讀內容及方法、管理機構，甚至連教材的編寫都有了較為明確的準則規範。
與宋代相比，明清時期的經筵官地位呈明顯下降趨勢。整個明代，官員地位低下，被喜怒無常的皇帝杖責也是他們的家常便飯。這決定了明代經筵中的君臣關係無法做到真正意義上的師生關係。在宋元時代士大夫一直倡導的“坐講”，在明代幾乎成為奢望。清代諸帝並不像明代皇帝那樣荒唐任性，在經筵中，他們能夠做到尊重講官。儘管如此，清代的經筵官已絕非“師儒”的角色。清朝皇權極度高漲，滿族皇帝確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關係，士大夫的獨立人格與尊嚴幾乎被抹殺。在這種政治背景下，清代的經筵官已沒有了宋代講官的個性，他們甚至也不再追求所謂的師道尊嚴。
經筵制度到了明清雖說漸趨成熟，但逐漸儀式化，在帝王教育中由主導地位淪為次要地位。比如，宋代開經筵很頻繁。每月經筵開講的具體時間，或雙日講讀，甚至每日開講。明代規定每月逢二開經筵。這樣，每月只講三次，寒暑還要免講。而且，明代皇帝多為性情古怪之人，常常因沉迷宴樂或其他事務而臨時停開經筵。清代規定的開經筵次數較明代更少，清代規定每歲春二月和秋八月各舉經筵一次。即便是規定一年兩次，很多時候都無法做到。
明清以來不僅是在制度上還是在具體實施中，經筵次數較宋代大為減少。如此，其他的教學形式必然應運而生。日講的出現就是對經筵的一個有效的補充。“日講”，顧名思義，就是每日講讀的意思。明清以來，除日講之外，還存在其他的帝王教學方式。明隆慶六年，出現了“午講”儀。進呈講義也是君主教育的一種方式。講義進呈只是在非經筵時期作為皇帝學習的輔助形式偶爾出現。
日講、午講、進呈講義諸多教學形式在君主教育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勢必排擠了經筵這種課堂形式。如果將明代的每月三次的經筵稱為月講，那么到了清代，經筵只能是皇帝每年就學的開學典禮了。經筵在君德成就中已很難發揮重要作用。這與宋代程頤“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