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政治

《古代世界的政治》M.I.芬利創作的政治學著作，是他在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所做的講座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主要討論了古代世界的國家、階級與權力的關係，對政治上的一些重要問題也進行了處理。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古代世界的政治
• 外文名稱：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 作者：【英】M.I.芬利
• 首版時間：1983年
• 字數：約90000

內容簡介

在《古代世界的政治》中，芬利討論了古代城邦政治的特點。與他討論奴隸制的著作相同，他把政治置於社會發展的環境中。他強調城邦初期的內部鬥爭主要在窮人與富人之間展開，財富在古代政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分析了羅馬與雅典在政治制度、民眾參與上的異同，指出古代政治缺少大眾傳播媒介，政治權力基於個人能力和財力而非所任官職的特點。他廣泛運用政治學的方法，並且總是把古代政治與近代政治相對照，雖然他並未明確地這樣申明。

他對某些問題的分析，如古代的政治參與、政治意識、領袖與民眾之間的關係等，無疑具有獨到之處。

作品目錄

前言	第三章 政治	第六章 意識形態
第一章 國家、階級與權力	第四章 民眾參與	參考文獻
第二章 權威與庇護	第五章 政治問題與衝突	索引

作品思想

在1983年出版的《古代世界的政治》中，芬利重申了他關於雅典城邦乃面對面社會的觀點。“這些普通公民，那些有文化的、以及那些從專業角度看沒有文化的公民，遠比歷史學家通常認為的有文化得多（在非教育學的意義上）。這些共同體是相對（常常是絕對）小的‘面對面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從孩提時代起就與公共生活建立了連續接觸，因此，考慮到農民、手工業者和店主享有的政治權利的規模，在成長過程中。政治教育的成分比此前和此後的任何社會都要大。

”古代的言論自由，相應地不是討論任何思想的自由，而是在公共場合說話的自由，是參加集體決策討論的自由。對於那些發表某些不受歡迎的、或者人們難以接受的觀點的人，最有效的辦法是放逐或者從人身上加以消滅，這就很好地解釋了雅典人實行陶片放逐法、審判並處死蘇格拉底的問題。議事會、公民大會、陪審法庭等機構在政治參與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正應以此來理解。議事會不是代表機構，“雅典人遵循的不是代表原則，而是輪換原則，所以進一步強化了公民大會的直接民主”，由於議事會由500人組成，且抽籤選舉，極少連任，“在任何一個十年中，30歲以上的公民中，大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曾出任議事會議員，（原則上）服務一整年，而且在該年十分之一的時間裡作為所謂的主席團全面履行職責”。此外，每年有數千人會獲得審理訴訟的經歷，另有成百上千的官員，外加出席公民大會參與辯論和投票，雅典人應當非常了解國家事務，其程度，也許要超過今天許多所謂有教養的公民。所以，在雅典人那裡，不存在所謂的政治冷淡問題。

以面對面的社會為理論基礎，芬利對有關雅典人民領袖的看法進行了清理：他從雅典民主政治的內部運作機制、特別是雅典公民大會的權力、組成、議事程式和決議的通過等方面論證，人民領袖的存在、內部的派別之爭，並作雅典民主制度的痼疾，恰恰是該制度得以運轉的保證，是它的基本特徵，每次出席公民大會的成分可能會有波動，而所有的問題，又都需要在當天的會議中作出決定，“因此，我們不僅要考慮到空間的有限，還要考慮時問有限所產生的握力，特別是對領袖（或者未來的領袖）產生的壓力”。有時雖然聽眾的成分沒有變化，但是出席者的情緒可能會發生戲劇性的改變。

“在這樣一個由數千聽眾組成的戶外集會上所進行的贏得投票的辯論，意味著演說，而且是在該詞嚴格的意義上。因此，將雅典的政治領袖稱為‘演說家’是完全準確的。”同時，無論是聽眾還是演說家都知道，當天必須進行表決，而且做出決議，所以“每次演說，每次論證，都必須努力說服現場的聽眾”。雅典的“領袖們沒有任何喘息時間，因為他們的影響只能靠爭取，而且是直接地、立刻地行使，這是不同於代表制民主的直接民主一個必然的後果：他們需要親自領導，他們還必須承受來自反對派的正面攻擊。比這更嚴重的，是他們孤獨地行動著。他們當然有自己的助手，政治家們也會相互結盟。

但是，這些本質上都是人際聯繫，經常改變，在通過某一個甚至一系列具體決議時有效，但缺少由政黨和官僚支持所具有的支撐或者引導效果……關鍵在於沒有近代意義的政府。當時確有職務和官職，但它們中的任何一個在公民大會中都不是經常性的。一個人是一個領袖，完全取決於他個人的，或者說在這個詞字面的意義上，在公民大會中的非官方身份。他是否擁有那個身份，就看公民大會是否會按照他的願望投票。因此，他每提出一個建議，他的地位就要接受一次考驗。”

在這種政治條件下，所有的雅典領袖，無論他們是出身貴族，還是出身平民；無論他們的動機如何，也不管他們是否具有能力；如果他們希望獲得影響，都必然要贏得公民的支持。“所有這一切都引向一個非常簡單的結論，即：人民領袖——我是在中性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是雅典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結構性因素。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如果沒有他們，這個制度根本不能發揮作用。第二，這個詞同樣可以套用到所有領袖身上，無論他們來自哪個階級，持何種觀點。第三，在一個相當寬泛的意義上，對他們個人的評價不應該根據他們的風度或者他們的方法，而應根據他們的成績。”從公元前508年雅典民主建立以來，所有的雅典領袖，都可以說是這樣的政治人物。對於他們，“我們不能採用雙重標準：我們不能在讚揚和欽佩它兩個世紀的成就時，卻否定政治框架設計師和政策制定者的人民領袖，或者是這些領袖通過其發揮作用的公民大會”。在這個意義上，修昔底德所提出的、後來不斷被近代學者重複的謬論：伯里克利以後的雅典政治家均是蠱惑者，雅典的人民總是被蠱惑者們牽著鼻子走，就不攻自破了。

關於奴隸制和雅典帝國對雅典民主的影響，學術界從來就沒有達成一致意見。早在古典時代，希臘人就已經指出，雅典民主政治和雅典帝國有著密切的聯繫。近代以來，隨著認識的加深，人們開始注意到奴隸制的作用。在西方的自由派思想家看來，這兩個弊端和古代民主放在一起，總是讓他們難堪：所以，他們竭盡全力，希望能夠割斷雅典民主和雅典帝國以及奴隸制的聯繫。芬利的答案根本不同。芬利承認，雅典帝國建立之時，確實受到了包括愛琴海中、小亞細亞等地希臘人的歡迎。但這個帝國的強制性質也是從開始就存在的。關於它對雅典民主的影響，芬利指出，首先，雅典通過安置軍事殖民者，解決了相當一部分公民的生計和土地問題。即使僅有1萬人，那也占了雅典公民的四分之一左右；其次，雖然盟邦交納的貢金本身數字並不大，和直接提供海軍戰艦比較，甚至更為經濟，但它讓雅典可以大興土木，而且不會增加雅典有產階級的負擔；它讓雅典始終保持著一支強大的海軍，大量雅典平民通過在海軍中服役，取得補充收入。此外，由於財政充足，雅典得以推進民主制的改革，實行津貼制，保證了雅典公民隊伍內部的和諧。雅典的擴張政策，是促成其社會與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雖然所有這些措施並不是因為雅典帝國的存在產生的，更不是其得以實行的唯一原因，但如果沒有雅典帝國，這些措施可能不會實行。第三，雅典的公民利用政治優勢，在盟邦購買或者占有土地，而且數量巨大。

芬利選擇了一個例子說明問題：公元前415年雅典發生濱神案件，部分涉案人員的財，把被沒收和拍賣。其中一個叫奧伊奧尼亞斯的雅典人在盟邦所占土地的價值達到813塔蘭特。而這塊地產的價值，超過了所知道的雅典歷史上最大的地產的規模。所以，“雅典公民個人，絕大多數來自社會和經濟光譜的上層，在那些既無殖民地、也無軍事殖民者的盟邦土地上獲得了“地產”。“正是在私人而非國家發財方面，土地在雅典帝國中發揮了主要作用。”而在希臘城邦制度下，土地乃最重要、最珍貴的財產。第四，雅典人通過非經濟的手段，利用自己對愛琴海的控制，實際上控制了海上：貿易，特別是希臘城邦的穀物、原材料進口，或者強令盟邦將貨物運到雅典轉口。所以，雅典財政間接從帝國得到了好處。

關於奴隸制問題，芬利反對進行具體數字的估算，認為在資料稀少的情況下，勉強進行具體估算，不過是玩數字遊戲，說明不了問題。他不客氣地指出：即使德摩斯提尼時代雅典真的只有兩萬奴隸，那也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概念，因為平均每個成年男性公民擁有一個奴隸。對於斯塔爾估計的奴隸僅占總人口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因此並非該社會關鍵因素的說法，芬利從比較的角度予以批駁：在內戰前美國南部的蓄奴州中，奴隸總數不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幾乎四分之三的自由南方人是農民，不直接擁有奴隸，典型的南方人是小農，並非奴隸占有者。但南方各州為保存奴隸制不惜發動脫離聯邦的戰爭的做法表明，奴隸制絕對是南方社會中一個關鍵性的因素。

所以，他更加願意利用功能分析方法，具體分析奴隸制在希臘社會中的作用。他強調說，在評價有關奴隸制的各種問題時，我們常常受到意識形態、道德倫理等非歷史因素的影響，具體到希臘人，“我們譴責奴隸制，我們為希臘人感到難堪，因為我們如此欽佩他們。因此，我們或者傾向於低估奴隸制在他們生活中的作用，或者完全忽略它，希望它能悄悄地消失。”但是，如果我們能拋開道德的、思想的和政治的壓力，“我們會毫不猶豫地得出結論：奴隸制是希臘文明中的一個基本因素。”而芬利發現，在希臘，最早實行古典奴隸制的地區，恰恰也是最早產生民主政治的城邦，是個人自由發展程度最高的城邦。“更直接地說，那些個人自由得到最高程度表達的城邦，也是那種物化奴隸制繁榮的城邦。眾所周知，希臘人既發現了個人自由理念，也發現T自由得以在其中實現的制度框架……總之，希臘歷史的一個方面，是自由和奴隸制攜手並進。”可惜芬利僅僅提出了結淪，無論是在他關於奴隸制的論文中，還是在後來的其他論著中，都不曾進一步闡述他的論點。

作品影響

芬利所著的《古代世界的政治》是專門史研究的範例。這也是認識古代社會特別是羅馬社會特徵的著作。

該作研究古代社會幾對主要階級的經濟地位，以及他們總體的經濟狀況。例如主人與奴隸、地主與農民，以及國家與經濟、秩序與身分、城鎮與鄉村。從這些專門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當代西方史學所探討的問題已向縱深發展。諸領域多層次的分析研究的結合，無疑推動了整個通史的研究，也有助於實質性問題的解決。

作者簡介

芬利本出生於美國，初名芬克爾斯坦因，1946年才改名芬利。他幼年時即表現出過人的天賦，12歲進入大學．大學畢業時剛滿15周歲，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法律和古代史，曾師從當時美國著名古史學家威斯特爾曼，畢業後曾任職於法蘭克福研究所，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直接參與了當時人類學家博阿斯組織的反對納粹獨裁和種族主義、支持學術和教育自由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在美國的俄國援助部工作。戰後因30年代的經歷遭遇麥卡錫主義迫害，還因此被羅傑斯大學解職，憤而與妻子攜手出走英倫，任教於劍橋大學，直到1986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