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塞求通是戊戌變法(1898年)前後我國維新派思想家關於報紙作用的一種重要認識，有多種表達法。1896年，梁啓超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首先提出這一說法。他認為：“覘國之強弱，則於其通塞而已。血脈不通則病，學術不通則陋。”“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他總結泰西新聞事業的經驗，認為：“閱報愈多者其人愈智;報館愈多者其國愈強。曰，惟通之故。”而當時的中國，“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因此，報紙的作用就是“去塞”。
所謂“求通”，含兩層意思，一是通上下，一是通內外。這些認識在其他維新派思想家那裡也有表述。嚴復1897年創辦《國聞報》，在《〈國聞報〉緣起》中說：“《國聞報》何為而設也?曰：將以求通焉耳。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一曰通中外之故。”汪康年1898年在《論設立〈時務日報〉宗旨》中說：“嗚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頑固，有如吾國者乎?”日報之制，“能通訊息，聯氣類，宣上德，達下情。內之情形暴之外，外之情形告之內。”吳恆煒1897年在《〈知新報〉緣起》中推理道：報者，“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我國的研究者認為，戊戌變法前後維新派思想家關於報紙“通”的作用認識，以及“通”對社會發展重要意義的論證，是有相當見識的，已有現代傳播學的某些思想萌芽。但他們沒有把“通”看作報紙本身的職責體現，而是把“通”當作一種工具使用，因而又無意中使報紙“通”的作用局限在較為狹窄的政治範圍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