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全稱南開大學文學院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是指1942年南開大學在聯合組建西南聯合大學期間，由當時的南開大學文學院創辦的一個研究機構，以擅長田野調查而著名，是南開大學“知中國，服務中國”辦學宗旨的延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南開大學文學院文科研究所邊疆人文研究室
簡介,
簡介
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成立的宗旨是 “以實地調查為途徑，以協助推進邊疆教育為目的”，一方面為當時雲南省石佛鐵路籌備委員會提供社會調查的參考文獻以供修築鐵路使用；另一方面，也是南開大學為戰後能繼續發展南開教育做出的前瞻考慮和初步準備。
抗日戰爭時期，南開大學奉令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輾轉南遷至昆明，聯合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此期間，南開大學借雲南省政府擬修建石屏至佛海鐵路的契機，利用相關調查經費創辦了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以承擔相關調查研究職能，並擴充文學院規模。在此過程中，研究室主辦了刊物《邊疆人文》以刊發相關調查研究的報告和論文。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解散，南開大學返回天津復校，邊疆人文研究室一同遷回天津。1950年後，研究室的部分人員開始各謀出路，天津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時南開大學文學院被撤銷，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工作及其刊物《邊疆人文》的出版正式結束。
2004年，南開學校建校百年暨南開大學建校八十五周年之際，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編輯出版了《聯大歲月與邊疆人文》記錄了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的歷史並收錄了曾發表的多篇論文和回憶文章。
背景
1937年，私立南開大學在八里台的校園被日軍炸毀後，與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輾轉南遷共同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之前，都已經設立了各自的人文和科學科研機構。其中，北京大學下設文科研究所，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下設國情普查研究所，南開大學下設經濟研究所。由於戰爭因素，三校的科研工作一度中斷。1938年，國民政府教育部支持有條件的大學恢復和發展科研機構。1939年6月，三校的研究開始恢復。1939年9月，梅貽琦召開教授會、校務委員會，決定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北大、南開研究院”，支持三校開展研究工作[5]。抗戰期間，雖然南開大學與北大、清華實行聯合辦校，但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體制下，各校原有體制仍被保留，在聘請人員、舉辦科學研究等方面，各校仍然可以按照聯合辦學前的舊章進行安排，以保存各校教學、科研的傳統及其人事力量等。
抗戰前，1929年南開大學雖然已經建立了文學院，但只有外文、歷史、哲學三系，學科陣容單薄，擬議中的文科研究所一直未能建立。因此，南開大學黃鈺生、馮文潛等教授仍然堅持希望在抗戰勝利之日，南開大學復員到天津的時候，帶回一個健全的、教學科研陣容充實的文學院，並且將計畫中的文科研究所付諸實現。因此，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創辦一方面是為當時雲南省石佛鐵路籌備委員會提供社會調查的參考文獻以供修築鐵路使用；另一方面，也是南開大學的領導者為戰後能繼續發展南開教育做出的前瞻考慮和初步準備，承擔著為未來的文科研究所建立鋪路的使命。清華大學在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率先成立了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隨後，南開大學也開始謀劃籌建文科研究機構。
籌建
抗日戰爭進行到四十年代初期，中國東部沿海已經被日軍封鎖，位於西南邊陲的滇緬鐵路、滇越鐵路成為當時中國連線國際的交通要道。因此，雲南省政府決定再修築一條新鐵路，由滇西的石屏通往滇邊的佛海，以連線滇越鐵路。石佛鐵路籌備委員會願意提供經費委託學術單位調查鐵路沿線的社會經濟、民情風俗、語言文化等方面的情況，以供修築鐵路參考與套用。在得知這一情況後，張伯苓立即寫信給其好友、雲南的社會賢達繆雲台得到其協助。在繆雲台的協助下，雲南省政府決定委託南開大學承擔這一任務。
1942年4月28日，雲南省建設廳廳長龔仲鈞致函張伯苓擬委請南開大學擔任石佛鐵路沿線的實地調查研究工作。黃鈺生和馮文潛與雲南當局簽訂了協定，南開大學正式承接了石佛鐵路沿線的調查工作得到3萬元的專款資助。南開大學取得石佛鐵路籌備委員會的信託獲得經費後，便決定藉此契機創辦邊疆人文研究室承擔相關研究工作，在為石佛鐵路的修築做些有益的工作同時，為南開大學創辦一個人文科學的研究機構，開闢人文領域的科研陣地[6]。邊疆人文研究室創建時，規模不大，不足十人，物質條件也十分簡陋，位於西南聯合大學小西門外一個三合院的東廂房三間，與西廂房西南聯大歷史學系雷海宗教授建立的歷史研究所為鄰，研究生的筆墨紙張等雜物及後勤工作均由馮文潛一手操辦。
1942年6月，在黃鈺生、馮文潛等人積極籌劃下，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正式成立並制定了《南開大學文學院邊疆人文研究室章程》，章程規定邊疆人文研究室以邊疆人文為工作範圍，以實地調查為途徑，以協助推進邊疆教育為目的。研究室設主任一人，主持研究和調查工作，由校長於院長所推薦的教員中聘任[9]。經舉薦，1942年8月1日，張伯苓聘請畢業於南開大學、曾留學德國的陶雲逵為南開大學歷史人類學教授兼邊疆人文研究室主任。
發展
1942年5月，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正式成立後，陶雲逵為研究室主任，主持研究室全面業務工作，把研究室分為邊疆語言、人類學（包括社會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人文地理和邊疆教育四個工作組[8]。南開大學創辦邊疆人文研究室的時候，人員大都來自聯大的有關院系：研究室的創辦人黃鈺生是原南開大學的秘書長兼任西南聯大師範學院院長，馮文潛是南開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陶雲逵任邊疆人文研究室主任兼任西南聯大社會學系教授。7月6日，西南聯大畢業生黎宗獻、黎國彬為聘為研究室調查員。8月，邢公畹加入研究室工作。不久，羅常培推薦其研究生高華年加入邊疆人文研究室。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的規模日漸擴充，但專職研究人員始終不多，馮文潛掛名任職，但承擔研究室的後勤等雜物工作。
1943年，黎國彬在車裡（今西雙版納）調查時，被政府軍隊當做漢奸逮捕，險遭槍決，後來經多方營救，才從牢獄中獲釋。12月30日，陶雲逵突染回歸熱致敗血症，轉年1月26日，病逝於雲南大學醫院[8]。陶去世後，南開大學擬聘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研究員芮逸夫任邊疆人文研究室負責人，芮因病未就任，馮文潛擔任邊疆人文研究室負責人。1944至1945年，南開大學獲得兩個赴法國深造的名額，擬派遣邊疆人文研究室的黎國彬前往，但黎表示願繼續從事相關研究，拒絕了赴法深造的機會。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解散，南開與北大、清華各自返回天津、北平復校。除袁家驊隨北大返回北京以外，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大部分研究員隨南開大學從昆明遷回天津。南開大學復員後，邊疆人文研究室附設於文學院，無獨立機構建制，馮文潛為負責人，因經費限制，開展的研究工作不多。1947年，邊疆人文研究室編印了《邊疆人文》第四卷，刊載了部分學術論文。
解散
1950年，天津高等學校院系調整開始，邊疆人文研究室名義仍存，但部分研究人員已經逐漸各謀出路、各奔東西，其中多位研究員日後成為中國語言學界的學術名家。1950年，當時已在南開大學任副教授的高華年受原南開大學副校長、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邀請，到嶺南大學任研究員繼續研究，日後成為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馮文潛對邊疆人文研究的熱度仍然不減，在南開校園內舉辦過“邊疆人文”的文物展覽，但依然不能挽救院系調整大背景下研究室的頹勢。
1952年暑假後，南開大學取消學院建制，南開大學文學院被撤銷，文學院內的中文系、歷史兩系各自清點財物分家[3]。從此，邊疆人文研究室和期刊《邊疆人文》也正式宣告結束。
後續
邊疆人文研究室解散後，出版的期刊、論文等相關資料被保存於南開大學的歷史系、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館。1953年，邢公畹赴莫斯科東方學院、莫斯科大學任教，回國後回到南開大學任中文系教授，文革中曾遭遇批判，曾擔任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黎國彬繼續留在南開大學，轉入歷史系任教，日後擔任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黎宗獻在天津市第一中學教授歷史，後調入天津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人口經濟學。
2018年5月，為紀念國立西南聯大建校八十周年，南開大學博物館舉辦了以“衣冠流徙，詩書粲然”為主題的館藏國立西南聯大民族調查文書資料展，展出了邊疆人文研究室大批文書資料，包括官方檔案、石佛鐵路沿線民族調查資料、川康地區民族調查資料、中緬邊界地區民族調查資料以及部分考察時期收集的邊疆民族的實物資料，如十環剪刀、鎏金石佛等。
調查與研究
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創辦者黃鈺生、馮文潛兩人對年輕人非常器重和信賴，敢於使用。因此，研究室的研究人員的平均年齡不足三十歲，均為中、青年學者。研究室的規模不大，包括陶雲逵、黎國彬、邢公畹、高華年、黎宗獻、賴才澄等人。邊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雲逵把研究室分為邊疆語言、人類學（包括社會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人文地理和邊疆教育四組。
調查活動
在1940年代的邊疆人文研究機構中，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以調查工作見長，研究室的調查人員遍歷了雲南全境[8]。研究室的調查隊伍從昆明出發，經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紅河而下，對紅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納蘇等兄弟民族的語言、民俗、社會經濟、地理等進行了調查。關於社會、經濟、民俗、地理方面的調查主要由陶雲逵與黎國彬、黎宗獻負責；語言方面的調查由邢公畹與高華年擔負。1947年12月，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在主辦的《邊疆人文》上刊登了《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調查工作表》，記載了邊疆人文研究室1942年至1945年期間的調查情況如下：
1942年6至8月，邢公畹作為負責人，調查貴州惠水仲家語言、雲南羅平仲家語言。7至10月，黎國彬作為負責人，調查雲南元江擺夷之地理環境、阿卡之分布與遷移傳說；陶雲逵作為負責人，調查雲南新平魯魁山納蘇語之社會組織與宗教、新平大寨黑夷之圖騰制度；高華年作為負責人，調查新平六呂河窩尼語言、青魁山納蘇語言與文字 ；黎宗獻作為負責人，考查新平揚武集市之漢夷互市以研究漢夷關係[4]。1943年1至7月，邢公畹作為負責人調查漠沙花腰擺夷語言、元江水擺夷語言、元江三碼頭紅儸倮語言。1至11月，黎國彬作為負責人，調查車裡茶葉與各部族之關係。8至11月，袁家驊作為負責人，調查峨山窩尼語言；高華年作為負責人，調查峨山化念青苗語言。1945年7至9月，高華年作為負責人，調查路南白倮倮語言。
研究成果
邊疆人文研究室調查研究成果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石佛鐵路提供所需的資料，另一部分是在雲南新平、元江及羅平等地的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
受石佛鐵路委託的資料以雲南石佛鐵路籌委會與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名義輯印，主要有：《石佛沿線少數民族語言分布狀況圖表》《鐵路員工套用的語言手冊》和《石佛鐵路沿線社會經濟調查報告》等。邊疆人文研究室對雲南石佛鐵路沿線的實地調查長達10個多月，是中國第一次對西南邊疆地區開展的首次大規模、長時間的綜合考察，並取得了豐碩的調查研究成果，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8]。張伯苓校長評價調查研究報告“內容詳實，蔚為大觀”。
在雲南新平、元江及羅平等地的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有黎國彬獨著的《紅河上游擺夷地理環境的調查》《元江擺夷及其地理環境》《車裡、佛海茶葉與各部族經濟關係的調查》；陶雲逵、黎宗獻合著的《楊武壩街子漢夷互市的調查》《楊武壩漢土胡市之研究》《納蘇宗教與巫術的調查》；邢公畹獨著的《羅平仲家語言調查》《遠洋寨仲歌記音》《雲南撒尼與阿細人的體質》，以及高華年獨著的《黑夷語法》《魯魁山倮倮的巫術》《新平窩尼語言研究》《魯魁山納蘇語言與文字》。陶雲逵獨著的《魯魁山納蘇之社會組織與宗教》。
1942年，高華年發表論文《昆明黑彝語研究》，全文共分借詞、語法、音系、辭彙四部分，其中借詞一章堪稱經典。
學術期刊
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主辦了學術刊物《邊疆人文》以刊發研究室的調查研究成果，共累計發行了4卷19期。因當時印刷困難，期刊採用油印印刷。《邊疆人文》分為甲、乙兩種：甲種是語言人類學專刊，乙種是綜合性的雙月刊。甲種專刊先後出了三集，第一集是邢公畹的《遠羊寨仲歌記音》，第二集、三集是高華年的《黑夷語法》、《黑夷語中漢語借詞的研究》。乙種綜合性期刊出了三卷，共十六期，出到第三卷三、四期合刊的時候，抗日戰爭結束，南開大學復員天津，邊疆人文研究室也隨之返回天津。1950年院系調整，南開大學文學院撤銷，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工作及其刊物《邊疆人文》的出版，繼續了一個短暫時期後便告結束。除學術出版物外，邢公畹還發表了小說《紅河之月》，勾畫了邊疆社會的人文風貌。
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所出版的刊物在其解散後由南開大學圖書館館藏，但由於大部分資料屬油印且含有大量少數民族使用的字元，因此部分資料已經難以辨認。雖然如此，但其的學術價值及史料價值依然存在，其內容涉及自然人文環境、少數民族文化概況及人們日常起居、西南邊疆民族語言文化、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等，是研究中國西南邊疆政治、經濟、文化的有力史料。
2004年，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編輯出版了《聯大歲月與邊疆人文》時，在歷史系庫房中找到了曾在歷史系庫房的角落裡找到了《邊疆人文物品清單》，整理收錄了關於邊疆人文研究室的回憶文章和曾發表的多篇論文[4]。目前，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有《邊疆人文》舊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