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學(名詞解釋)

南北學之分，許多朝代因依據不同而內容迥異，一般以學者籍貫、居處來劃分。隨著歷代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區域變化，中國文化學術重心偏於南方。所謂“南學”，是指地域上的南方之學術，明代以後地理方位皆以黃河為界向南，重心在江淮，晚清延至嶺南、湖湘等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南社學
• 重心：在江淮
• 開始時代：自周代始

南學簡介

歷代學術多以地理區域剖分，自周代始，就有東、西、南、北並太學之說，合稱“五學”。南朝宋何之（廬江潛縣人）曾在南郭外聚生徒講學，謂之“南學”。魏晉南北朝時期，重玄學的被稱之為“南學”，重經學的被稱之為“北學”。清國子監也有南、北學之分，以在本監肄業者為“南學”，在外肄業赴學者為“北學。”

尤其至清末，隨著幾千年封建王朝的傾頹，中國近代思想學術界，維新派的政治理論與學術思想已經成為一個歷史時期中國思想界的標誌。辛亥革命前後，以推翻清王朝（北廷）為目的中國人民的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漲。以陳去病、高天梅、柳亞子等同盟會員，仰慕明末幾社、復社人士提倡的民族氣節，以文會友，為推翻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統治，以振興中華為宗旨，成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民族革命旗幟下的大規模革命文化團體——南社。他們都追隨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提倡民主與科學。“操南音不忘本”，是南社的“南”字取義所在。

崛起

清光緒二十九年十月(1903年)，朱梁任、包天笑等若干人，登蘇州郊外獅子山,冒死高舉繪有雄獅猙獰狀的白布幡,吟詩文以招國魂，那是南社先鋒隊激情推出的一出活劇.。1909年11月13日，在蘇州虎丘山塘街明末抗清英雄張國維祠，舉行了南社成立時的第一次雅集，到會者有陳去病、柳亞子、朱梁任、黃賓虹、朱少屏等十七人。他們仰慕明末的幾社、復社人士提倡民族氣節，以文會友，以筆桿為武器，希望能領導中國文壇，開一代風氣，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其後，南社活動中心主要由蘇州轉到上海，並在紹興、瀋陽、廣州、南京和南洋等地相繼成立南社之分社，分別稱越社、遼社、廣南社和淮南社等。社員前後總數達1180人，連同各分社和社友人數將超過3000人，可以說，當時南社囊括了大半箇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

風雲人物

南社成立後，會員中湧現出了辛亥革命吒咤風雲的人物，如陳其美、黃興、于右任、李根源、柳亞子、陳去病、宋教仁、廖仲愷、何香凝等；還有政法、外交界的知名人士，如張志讓、沈鈞儒、戴季陶、邵元沖等；有文學藝術界的高旭、吳梅、黃賓虹、徐枕亞、胡寄塵、沈尹默、曹聚仁、劉半農、范煙橋、魯迅、包天笑、茅盾、周瘦鵑、歐陽予倩等；有宗教界的蘇曼殊（玄瑛）、李叔同（弘一）等；有新聞出版界的著名人士，如姚石子、林白水、蔡守、胡樸安、邵飄萍、成舍我等；有教育界馬敘倫、陳望道、胡蘊、鄭之蕃等；有天文學家高平子和翻譯家周超然、趙景深等；還有在反袁反敵偽鬥爭中犧牲的寧調元、仇亮、范光啟、朱少屏等；還有一些後來變節的，如漢奸汪精衛。南社會員中受吳文化的影響，以江、浙籍的人占為多數，其次為廣東、湖南等。

民國時，中國最高學府的北大文科學者有80℅的都是南方人，其中許多人都與南社人有關。

1923年北京國會選舉總統，南社中有19名社員收賄投票，柳亞子與其他社員義憤反對，社務逐漸停頓。原南社解體後，又有新南社。新南社由柳亞子、葉楚傖、陳望道、邵力子等人組成，曾宣布“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義，提倡民眾文學，而歸結到社會主義的實行。對於婦女問題，勞動問題，更情願加以忠實的研究。”

1935年11月在南社的發祥地虎丘，公葬了發起人之一陳去病後，又由柳亞子出面，聯絡部分新、老社員，成立了“南社紀念會”，並吸收了熱心支持者章乃器、蔡元培、劉海粟、鄭逸梅、黃苗子、餘十眉、夏丏尊、朱劍芒、胡道靜、胡子嬰等400名會員參加。

社會活動影響

辛亥革命的爆發，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統治，使中國社會處於轉型時期，在思想文化領域，南社的崛起就標誌著中國第一代近代型知識分子的形成和成長。他們創辦報刊，賦詩作畫，著書立說，鼓吹革命，宣傳民眾，擁護共和，勢如潮湧。會員中有很高聲譽的詩人、作家、戲劇家、書畫金石家、教育家、音樂家、翻譯家、收藏家、法學家和新聞出版界、宗教界、科技界等名流。尤其在數十家報刊中，其創辦人、主持人、編輯和負責撰述重要文稿的南社社員，計有百數十人。

1936年，政治嗅覺敏銳的柳亞子發現：近十年的中國政治，可說是文經武緯，都在南社的籠罩之下了。有一個時期，南京的行政院院長是汪兆銘，代理立法院院長是邵元沖，司法院院長是居覺生、考試院院長是戴季陶、監察院院長是于右任，而中央黨部的秘書長是葉楚傖。另在報界、學界、文壇等領域南社的人之多就更不用提了。

特別是1936年12月到1937年7月，在蘇州發生了舉世矚目的”七君子事件”。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等七人，誓為國家民族求解放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尖銳複雜的鬥爭。此次事件雖不是以南社名義組織的,但文化界救國會中就有很多講氣節的南社成員。後來，蔣介石拉攏南社人物葉楚傖及陳布雷等人，欲誘降“七君子”，遭到了拒絕。為此，宋慶齡親自在蘇州發起和參加了“救國入獄運動”，與新南社社友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嬰等十六人聯名呈文：如愛國有罪，自請入獄。在二十一位著名辯護律師中，首席律師張志讓曾是南社在1909年虎丘成立時到會的十九人之一，針對檢察官說的“因為你們給張學良的電報引起西安事變”問題，他要求法院傳張學良來庭作證，使檢察官瞠目結舌。後來在海內外愛國僑胞及國際人士的呼籲和聲援中，“七君子 ”才被南社元老李根源等出具保狀後獲釋。

1945年,柳亞子作為國民黨左派元老,堅決站在共產黨一邊。毛澤東將自己的《沁園春·雪》寄給柳亞子,柳亞子將其介紹給了人民大眾。1949年為紀念南社成立40周年，在北平舉辦了“南社雅集”，周恩來、葉劍英還參加會議並發表了講話。此為南社最後的活動。

南社重視文化的社會作用，是新文化的前驅，前期主題多為批判清朝統治，傾訴愛國熱情，呼喚民主，譴責專制，風格慷慨豪壯，後期主題轉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徹底，風格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為靡靡之音。但南社人引領的通俗文學“鴛鴦蝴蝶派（也稱禮拜六派）”對當時社會各階層的文化思想影響也不能忽視；南社倡導國學教育與中西文化交流、對婦女問題與勞動問題的研究貢獻也不小；南社的詩跨晚清、民國與共和國三代，可以稱之為中國近代革命史詩；南社的人文思想也更值得研究。

南社文化

1924年,新南社的代表人物 廖仲愷，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並任軍校黨代表。他艱難地籌措軍費所取得的功績,博得了師生們的好評,被譽為“黃埔的慈母”。後來還有一些南社成員,如邵力子、邵元沖、汪兆銘、戴季陶、陶鑄、何香凝、茅盾等在黃埔軍校擔任過主要職務。故南社與黃埔一起榮獲同盟會表彰, 時有“文有南社,武有黃埔”之盛譽。

在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南社與黃埔軍校前後一文一武，對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進程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它雖創立於蘇州，但活動於全國和海外，一個40年沒有固定地址的組織卻活動卓絕，值得稱奇。

南學研究

南社文化涉及到文學、教育、新聞、歷史、戲曲、音樂、宗教、書畫、法律、科技和軍事等領域，涵蓋面很廣。南社不單純是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它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出現，這本身就觸發人們思考一種社會歷史文化現象出現的背後動因。但過去學術界對它的評價和定位不夠，認為它不屬於新文化，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便被摒棄在現代文化視野以外，將其劃分到古典文化範疇，對這一段塵封近一百年歷史的挖掘認識不夠，特別是沒有看到它對後來的新文化運動所獨具的承前啟後的意義，這與南社在當時所產生的社會影響與它現在所處的歷史地位是不相匹配的。

近年來，北京、上海、江蘇、雲南、廣東、香港等地方和一些高等院校，先後成立了不少南社研究機構。專家學者們以超越時代的目光，客觀地、綜合地研究其進步性和局限性，發掘、保護這一文化遺產，拓寬研究領域，已將與南社有關的一切歷史和文化，尤其是那些文化人的活動蹤跡與學術列入了研究範圍，作為一門人文學科，稱之為“南社學”，簡稱“南學”。這是中國文化中又一張讓海內外人矚目的名片。

近代文化變革

盧文芸（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光明日報

今年的5月31日，南社紀念館在上海金山南社後期人物姚石子的故居落成開展，第二屆南社學金山論壇同時在這裡召開。這不能不說是南社研究界籌劃已久的一件盛事。

回首創立於1909年的南社，人們比較容易記起的恐怕還是那位與毛澤東有多年詩文交往的柳亞子，至於其他的人和事，與我們已遠隔了一個世紀的雲煙，今人能夠記起來的就不多了。而在學術界，學人們對南社了解的雖然不少，但對南社的誤解也較常見。例如，南社通常僅被當作一個文學社團來看待，而實際上，它是社會各領域知識分子結合而成的一個進步文化團體，古典文學形式只不過是其聯誼的手段。正如南社成員高旭所說：南社成員雖“借南社以為溝通之具”，但除了以文會友外，更主要的是借南社互通聲氣，鼓動革命。南社成員陸丹林在一篇回憶錄中也有類似的表白。又如，由於前期南社與辛亥革命的密切關係，人們對南社的譽揚就多強調其政治功績，而對於南社成員堅守的古典文學形式則多有批評。其實，如果考慮到當時的歷史情境，我們可以發現，南社對於中國近代文化的變革，對於中華古文明在近代的轉型與發展，也是作出了巨大貢獻的，並且在很多領域留下了相當豐富的文化遺產，而這些長期以來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關注。

在辛亥革命時期，南社毫無疑問是當時進步文化革新思潮的產物，事實上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前驅先路，是從清末改良派的維新思想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之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陳萬維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書中就明確指出，辛亥革命中包括南社在內的文化革新思潮對新文化運動具有重要意義，“五四前期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思想觀念，基本上在清末民初已被提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力量，不僅原屬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且與辛亥革命的革命知識分子基本上為同一世代”。前期南社成員在參與政治革命的同時，也在倡導並進行著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並且為中國現代新文化中諸如文學、藝術、學術、新聞各方面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儘管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相比，它的思想和文學的革命性創新相對來說是有局限的，溫和的。例如，南社這一代人並不像新文化運動那一代人那么激烈地反傳統，但他們已將傳統儒學經典與君主制度下的政治倫理相剝離，使之轉化為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時代的召喚、革命的需要，也使他們在宣傳革命、啟蒙大眾的過程中，對文學文體革命進行了有益的嘗試。他們已經在報刊上大量使用白話文，提高了戲劇與小說的地位，並且成為現代戲劇與小說的創作先鋒。南社中有些人，後來也是新文化運動的參與者，如沈尹默就是新詩的最初嘗試者之一。南社人還是第一代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很多人是新聞、出版、教育、法政、工商等現代知識分子職業的第一批開創者和成功者。所以，在新文化諸子出現之前，南社人也曾是一代青年仰望的文化英雄。正如顧頡剛所說：“那時革命的文學團體，是陳去病和柳亞子所領導的南社，……使得我們作中學生的仰望之若神仙，我的同學葉紹鈞就在這報上抄下了許多心愛的詩詞，作為自己創作的模範。”當然，作為新文化的前驅，南社人在文化轉型中無可避免地要比新文化運動諸子更早地觸碰到傳統文化兼容現代文明的底線，由於舊文化的底色更重一些，因而思想解放的程度也就顯得更謹慎一些。而更具意義的是，南社人在文化的守成與創新上面臨的兩難困境及痛苦經歷也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前鑒，新文化運動正是通過對這一代人的揚棄來實現他們在文學革命與思想解放諸方面的突圍的。就此而言，我們對南社一代人的歷史作用與地位也就值得重新評估，儘量客觀地凸顯其價值。

即便是對於南社備受詬病的文化保守風格，我們亦當歷史地看，而不可輕率地一筆抹殺。當年南社的命題——在努力促進民族現代化的同時，懷著國魂喪失的隱憂，致力於保存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增進民族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這依然是今天面臨全球化與文明衝突共存的我們不能拋棄的命題。他們在文化革新上的“局限”，與他們在傳承並且發展民族文化遺產上的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可以視為一枚硬幣同時具有的兩面。事實上，南社人對傳統文化的開掘和發展，曾為清末困難重重的資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動力，也使中國近代文化在不斷變革的同時，仍然為今天的人們留下了可以守望的心靈故鄉。他們的努力及由此為我們留下的文化財富是如此豐富而廣泛，囊括了精神與物質各個方面，包括了思想文化與人格修養、藝術形式與審美追求等方面的研究與實踐。例如，南社人表現出的厚重的傳統人格，向世人呈現出的從狂生、名士到愛國主義者的諸多形象，都是幾千年中國文化的凝結。又如，除了擁有眾多的國學大師外，南社人從詩文詞曲、琴棋書畫、金石篆刻甚至於醫卜星相、花木盆景、辟穀養生，但凡國粹人才無所不具，無奇不有；對各種中國藝術，他們在全面總結、充分繼承中，又以開放的胸襟借鑑與融匯西學，從而有新的創造，新的發展，為中國文化開出新局面。再如，南社人大多熱衷收藏古玩字畫、宋元鉛槧，無寶不珍，還對多處文化遺址進行了發掘、搶救與保護、宣傳。柳亞子、姚石子、高燮都是著名藏書家。姚氏後人將姚氏五萬冊藏書捐獻國家時，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撰文嘉獎，有“四部門目悉備，精校名槧，燦然溢目”的評價。

還應該提到的是，南社以它遍布國內各個行業的1000餘名社員和相關的刊物，構成了類似梁啓超所說的“學者社會”中的一個巨型的學者社區。鬆散的、輕鬆自由的聯誼關係構成的獨立的學者社會，本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在現代學院體制下消逝的傳統之一。中國近代西式教育體系建立之後，部分傳統文化內容，諸如詩詞、書畫、篆刻等，很大程度上被學院教育拒斥。而南社及其成員，以及他們所依存所聯繫的文化圈，通過家傳、師承、社團等學院外的民間形式，繼續傳承這些民族文化之脈。此外南社人在圖書館、地方志等方面也作出諸多貢獻，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文史館工作過，是現代方誌和現代圖書館事業的開拓者。憶及這些，怎能不讓人為之感到敬佩和欣慰？

總之，南社與南社人，尤其是它對中國近代文化變革和發展所做出的貢獻，需要我們重新加以梳理。第二屆南社學金山論壇的成功舉辦，為人們重新評估與重新認識南社與南社人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

南社百年

於今而言，文人結社仿佛是一個久遠的傳說一般，只在史籍鉤沉與章回小說中留下一些依稀的碎影，比如東林黨，比如幾社、復社——而離當下最近的，則是南社。

今年是南社的百年誕辰，一百年前的1909年歲末，陳去病、高旭和柳亞子以同盟會會員為骨幹發起成立的南社，是中國近代史上愛國知識分子最集中、成員社會職業面最廣、參加人數最多的社團組織——這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社團，其成員被認為囊括當時“中國半數的知識精英”，不僅包括毛澤東的詩友柳亞子，更有辛亥革命的幹將、國民黨元老、共產黨精英，也有文壇領袖、書畫巨匠，如于右任、魯迅、李叔同、蘇曼殊、黃賓虹、林庚白、馬君武等。“今人紀念南社不僅是‘發思古之幽情’，更是一次堅守文化遺產的盛舉。”江蘇省社科聯副主席沈立人在前不久的南社百年研討會上說。

南社所延續的“幾復風流”並非文人雅士的雅好流風，而是“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猛士氣概，南社風流中有一種文化風骨在傳承，這樣的精神不僅對當下知識分子如何自處提供了一次反思與反省的鏡鑒，更是一種需要汲取的精神資源。

認識起點：以天下為己任的志士風骨

“最需要各位幫我澄清的是，南社絕不是一個飲酒作詩的文學團體，它和中國近現代史息息相關，更是囊括了當時最優秀的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和其在歷史上的作用值得更深入地研究。”南社第二任社長姚石子之子、南社紀念館發起人姚昆田前天在上海文史館所做的南社百年紀念講座上反覆強調這一觀點。

值清末中國社會巨變之際，南社立意便在“革命”二字——在南社醞釀階段，南社創始人陳去病與高旭等人游虎丘，陳去病說：“南社組織之原因，根於皖、淅事敗，同志星散，故欲借文字以促進革命之實力。”1909年11月13日，南社正式成立於蘇州虎丘張國維祠，除三位發起人，最初的成員還包括黃賓虹﹑蔡守等，其後社員達1180餘人，加上分社成員，總數達兩三千人。當時，南京臨時政府已在和袁世凱“議和”，柳亞子等以上海《天鐸報》為據點，撰文和南京臨時政府機關報《民立報》論戰，主張北伐，徹底推翻清朝政府。

南社文化研究院院長、蘇州大學博士生導師羅時進認為，講南社，不能不講到南社成立之前陳去病主持的神交社，神交社具有強烈的繼承復社、幾社精神，再現“幾復風流”的政治傾向。“我們應清楚地知道，在明末清初民族主義精神高漲時期，‘幾復風流’不是文人雅士的雅好流風，而是‘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猛士氣概！”這實際上正是南社的精神基礎，陳去病在《南社雅集小啟》中曾有“彼南枝乎，殆生機其來復乎”的呼喚。南社的成立就是與北方滿清統治相對抗、“反對北庭”。陳去病的“彼南枝”語出古詩十九首“冀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同樣也是一種“南”情抒發。“南”字不僅是“江南”，在揭示一種精神祈向時，還揭示出一種文化祈向。

羅時進說，明末復社的虎丘大會是有巨大影響的，在南社創始人眼中，虎丘不是一處名勝，而是一個政治標誌和文化符號，而虎丘山下山塘街的張公祠，因明末蘇州巡撫張國維抗清兵敗後投水殉國的悲壯事跡，也同樣成為特定時代的政治和文化的風標了。南社選擇在蘇州張公祠進行第一次雅集，在文人流風的“形”中，內涵著民族氣節同心相應的“神”，“南社首次雅集就是向世人宣示，他們將以明末民族英雄為榜樣，承擔歷史賦予的責任——這是我們認識南社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

歷史功績：和中國同盟會做犄角

姚昆田前天在南社百年紀念講座中展示了他潛心尋訪收藏的同盟會中國大陸的分會會長名單，而結果讓人大吃一驚，所有的負責人都是南社社員。南社的創始人之一高旭更是身攜孫中山的圖章，客觀上成了孫中山在國內的聯絡人。“孫中山在民國成立前唯一的一次秘密來到上海是1906年7月20日，當天，在黃浦江中的一艘法國郵輪上，他接見的不是別人，而正是南社的領導人們——高旭、朱少屏、陳陶遺和柳亞子。”姚昆田說。

柳亞子曾說：“我們發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國同盟會做犄角的。”多年來研究南社的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中國近代文學會副會長黃霖認為，事實確是如此，南社成立後，與同盟會的革命運動積極配合，在報刊上發表大量的揭露清朝反動統治、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詩文。一些同盟會高層領導也紛紛加入了南社，如黃興、宋教仁、陳其美，以及江蘇、上海、安徽、山東、陝西等省區的同盟會會長或主盟人都加入了南社。當武昌起義爆發時，許多南社成員積極投入，上海、江蘇、浙江、湖南、廣東等地紛紛獨立，都與南社社員有密切的關係。如上海的光復，主要領導就是南社社員陳其美。他曾親自率領商團及敢死隊進攻清軍，甚至深入虎穴，攻破了江南製造局這個清軍的最後堡壘。

南社成員不僅舞文弄墨，並且拋頭顱灑熱血，據統計，南社成員中為了革命殺身成仁的知名人士就有23位之多，與眾不同的是，這些烈士在當時都是赫赫有名的進步知識分子——宋教仁、廖仲愷、朱少萍……而這些名字，無不見證了這個社團與中國近現代進程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

“在辛亥革命中，一些南社社員如周實、阮式等被捕犧牲。但辛亥革命最後終於取得了勝利，推翻了中國2000年封建帝制，為中國實現民主共和，改變貧困落後挨打的局面，走向繁榮富強，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南社的最重要的歷史功績，就是與這場偉大的鬥爭聯繫在一起的。”黃霖說。

在其後的討伐袁世凱復辟君主專制的鬥爭中，南社社員宋教仁拒絕袁氏的收買被袁世凱派人刺殺於上海後，終於爆發了“二次革命”。南社社員立即投入討袁鬥爭。當時，黃興在南京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陳去病出任討袁軍總司令部秘書，陳其美在上海任討袁軍總司令等，還有更多的南社社員拿起筆桿子，為討袁鬥爭吶喊助威。

重新評價：分化後的南社須整體把握

南社的第一任社長柳亞子曾說，南社是文壇怪物；又說，一部南社史真不知從何寫起。

新文化運動之後，尤其是1920年代以後，南社內部的分化愈烈，爭論不斷，相當部分的人對新的形勢不理解，有的消沉，有的保守，有的投靠軍閥，成為政客，為反動勢力效勞，甚至成為漢奸，如汪精衛等人。黃霖在分析南社內部的分化後認為，當時南社的核心力量，儘管有時會有一些徬徨與動搖，但總體上能與時俱進。

在多年的找尋過程中，姚昆田發現南社成員的組成精彩紛呈，“很多年來，我們對於南社的認識都集中在柳亞子一個人的身上，柳亞子當然對南社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南社的成員經歷太多太精彩了，對南社的評論必須從整體上來把握。”姚昆田說。

南社成員中最多的是辦報的和興辦教育的，前者開輿論之先，客觀上也成為了進步思潮的宣傳者；後者辦學，尤其是近代中國女子學校的創立者，大多是南社人所為。和普通的社團不同，南社成員大多出自世家，家境殷實，因此，南社的活動經費都是社員自己籌措，在辦報和辦學校上既出錢又出力者眾多。“新聞界的成舍我、曹聚仁當年都是南社人，在南社成員中，新聞人有330人，而且這些人不只是一般的記者，而是主編，既辦報又自己寫文章。辦教育的更多，有350人，比如馬君武，當時身兼三個大學的校長。”姚昆田一一歷數。

柳亞子在十多年後總結南社時曾稱：“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政治文化，可說是文經武緯，都是南社的‘勢力範圍’。”事實上，除了黃興、宋教仁是南社成員，國民黨內的高官汪精衛、戴季陶、于右任、葉楚傖以及文化大家李叔同、茅盾、蘇曼殊、黃賓虹、沈尹默、白蕉等都是南社中人。

“作為南社靈魂的柳亞子，堅決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五四以贊成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和科學，後來也擁護白話文和新文學。1923年，他與葉楚傖及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邵力子、陳望道等人發起成立了‘新南社’，《新南社發起宣言》就說：‘南社裡的一部分人，斷不願為時代落伍者。’”黃霖認為，南社的社員，大多數是文人。那些即使後來成為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的人物，也往往是從文人出身的，所以他們的貢獻，除了直接投身於當時的政治、軍事鬥爭之外，主要還是在文化方面。“南社的主要作家往往鐘情於舊體詩詞，以此為正宗，有的因此而頑固地反對新文學。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南社中也有一些人積極從西方的文學中吸取有益的東西，給文壇吹進了一股新風。如高旭就很早主張‘鼓吹歐潮’，反對盲目復古。正是受西風的影響，馬君武、蘇曼殊等翻譯了不少膾炙人口的詩歌。後來出現了新詩，沈尹默也是最初一批嘗試寫新詩中的一個。南社社員又積極提倡戲劇改革，陳去病、柳亞子等人在上海創刊了最早的戲劇雜誌《二十世紀大舞台》，曾孝谷、李叔同等改編並演出的《黑奴籲天錄》，是中

國最早的話劇，成為中國新戲劇運動的開端。

跨越局限：反思知識分子如何自處

不可否認的是，在1950年代以後的相當長時期內，南社在歷史、文學史上所受的重視不夠，茅盾、阿英對此都曾表示過意見。過去有人曾認為辛亥革命和與之相伴隨的南社革命不徹底；南社中許多文人作風過於傳統，受到過新文化界的批評；民國後不少南社成員又在國民黨政府內任職。

“南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被人看不起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天石說，建國後受“左”傾思想影響，認為南社和國民黨關係密切，是資產階級的團體，眾多清規戒律導致改革開放前的南社研究非常尷尬。他寫的一本南社研究著作，1964年就安排出版，結果到了1982年才獲出版。

羅時進教授則認為，現在對南社的研究不應受到當初的那種局限，百年間，南社研究自南社人自己開始，其後有盛衰消長，但一條線綿延不斷，這條線可以稱為“南社學”，“研究南社學，就是向20世紀初的一批文化英雄致敬，南社人在20世紀初以文字播弄時代風潮，抗清反袁，未必非常成功，但他們愛我們的民族，那樣勇敢無畏；南社人從民族存亡的高度存國粹，振國魂，其目的與效果未必一致，但其‘夫國而無學，國將立亡’的深痛剴切之感，那樣振聾發聵；他們的那種發自內心的愛國、愛地方的精神資源，文化資源，是我們最應該守護和繼承的。”

一些觀點認為，今天的文士風骨已成為一種稀有現象，一些經濟學家遭受公眾空前的質疑，大學校長、教授視抄襲如常事，社會對知識分子的崇敬漸漸煙消雲散，而對老派文人的懷念卻與日俱增，那些獨立於利益之外，為國家與生民吶喊的聲音成了懷舊的主題，而南社無疑更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人文資源。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曾景忠認為，本著對歷史負責，為現實服務的原則，在當下轉型期的中國，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南社的這一精神十分值得當代知識分子發揚和借鑑。

“今人紀念南社不僅是‘發思古之幽情’，更是一次堅守文化遺產的盛舉。”南社成員沈龍聖之子沈立人認為，紀念南社，更讓人反思的是當下知識分子該如何自處，這是個永久的課題。

南社成員何香凝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