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研究》是2014年4月1日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何曉文。
基本介紹
- 書名：卓越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研究
-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276頁
- 開本：16
- 品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 作者：何曉文
- 出版日期：2014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7519527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寫給被壓迫者讀，也是寫給一切有良知的拳雅局教師讀的書。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不僅有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也有被壓迫的學生。教師常常不自覺地扮演了壓迫者的角色。這不是一本一般意義上的學科著作，而是一本關於平等和正義的書，是對處於社會不利處境的人們悲天憫人的關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對待每一個人的生命呼喚與勇氣奉獻，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非常值得一讀。“合作、團結、組織和文化綜合”。保羅·弗萊雷的思想充滿了實踐理性的張力，他認為，作為自由實踐的教育學應該將理論與經驗、歷史與現實、思考與對話、批判與參與緊密結合，其最終目的是強化選擇，改造現實。弗萊雷對成人文盲教育的諸多論述同樣有助於其他領域的思考，更為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教育哲學價值觀和方法論對於當今及以後的教育界認識都是難以迴避的尖銳挑戰。相信弗萊雷的思想會給予教育界及社會人士以有益的思考與啟迪。
這本書寫給被壓迫者，也寫給所有的老師。因為在這個世界上立禁虹不僅存在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也存在被壓迫的學生。
這是一本關於平等和正義的書，是對處於社會不利處境的雅槳凝紙人們悲天憫人的關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對待每一個人的生命呼喚與勇氣奉獻。在書中，你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作者的精神訴求，感受到作者對被壓迫者命運的關懷。有人將這本書稱為被壓迫者的教育聖經，是真正革命的教育學。相信每一個從事旋立頸戰教育工堡糊市作和教育研究的人都會從中得到精神的感動
這是一本關於平等和正義的書，是對處於社會不利處境的雅槳凝紙人們悲天憫人的關注，是平等和尊重地對待每一個人的生命呼喚與勇氣奉獻。在書中，你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作者的精神訴求，感受到作者對被壓迫者命運的關懷。有人將這本書稱為被壓迫者的教育聖經，是真正革命的教育學。相信每一個從事旋立頸戰教育工堡糊市作和教育研究的人都會從中得到精神的感動
作者簡介
保羅·弗萊雷是20世紀批判教育理論與實踐方面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哲學家。1994年至199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辦的國際刊物《教育展望》以四期特刊的形式，介紹了從孔子、亞里士多德到當代的100位具有國際影響的教育家，弗萊雷是其中四位在世的教育家之一，被譽為“活著時就成為傳奇”的人物。他也曾被美洲和歐洲29所大學授予名譽學位並在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中獲得過榮譽和獎勵。他是自赫爾巴特、杜威以來，教育理論史的“第三次革命”的開創者和實施者，畢生致力於教育實踐和教育理論的研究，一生筆耕不輟，著述頗豐。主要著作有：《教育：自由的實踐》、《自由文化行動》、《發展中的教育學——幾內亞比索信札》、《教育政治學》、《解放教育學》、《掃盲：識字與識世》、《學會質疑：解放教育學》、《城市教育學》、《希望教育學：回望被壓迫者教育學》、《作為文化工作者的教師：致那些敢於教書的人的信》、《自由教育學：倫理、民主和公民膽識》等
圖書目錄
譯者序/1
修訂版前言/22
紀念版前言/57
紀念版引言/59
前言/79
序言/85
第1章/1
第2章/33
第3章/51
第4章/93
人名索引/156
主題索引
修訂版前言/22
紀念版前言/57
紀念版引言/59
前言/79
序言/85
第1章/1
第2章/33
第3章/51
第4章/93
人名索引/156
主題索引
序言
前言
近年來，巴西教育家保羅·弗萊雷的思想和作品被從巴西的東北：部傳遍到整個美洲大陸，不僅在教育領域，而且在爭取國家發展的整個鬥爭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當被剝奪了應有權利的拉美大眾從過去的冷漠中驚醒過來，並熱切地作為主體參與到國家的發展之中的時候，保羅-弗萊雷提出了一整套教育文盲的方法，不同尋常地促進了這一過程的發展。事實上，在學習讀和寫的過程中，那些獲得了新的自我意識並開始批判性地看待自己的社會處境的人，常常會主動採取行動，去改造那個剝奪了他們參與機會的社會。教育再次成為一種顛覆性的力量。
在這個國家（指美國——譯者注），我們正逐步認識到保羅·弗萊雷的工作，但目前，我們主要是從他對第三世界成人文盲教育的貢獻這一角度來考慮他的工作。但是，如果仔細考慮一下，我們就會發現，他的教育哲學以及他的方法論對我們和對那些被剝奪了應有權利的拉美人同樣重要。他們爭取成為自由主體並參與社會改造的鬥爭，在很多方面不僅與這個國家裡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國人的鬥爭，而且與美國中產階級青年的鬥爭是相似的。發生在發展中世界的這場鬥爭所具有的尖銳性和劇烈程度，也許會為我們在面對自己的處境時提供新的見解、新的模式和新的希望。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被壓迫者教育學》英語版的出版意義非凡。
保羅·弗萊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對他周圍的被壓迫者所遭受的極端困苦和磨難的創造性思考和敏感意識。弗萊雷1921年出生於累西腓市。這是第三世界裡條件最為貧窮和不發達的地區之一。他出生後不久就不得不直接體驗那種艱難的生活。隨著1929年出現在美國的經濟危機開始波及巴西，弗萊雷的那箇中產永盛階級家庭日暮窮途的穩定愉祖歡性蕩然無存，他發現自己與別的“人間的不幸者”一樣處在悲慘的處境之中。這對他的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他已開始嘗到飢餓帶來的痛苦折磨，並開始在學業上落後於其他人，因為飢餓使他無精打采；這也使他在十一歲的時候就發誓要終身與飢餓作鬥爭，而其他孩子未必就知道他當時所遭受的苦難是什麼滋味。
他從小就過著窮人的生活，這也使他發現了他所說的被剝奪了應有權利者身上的“沉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他開始明白，他們的無知和冷漠是整個經濟、社會和政治統治局面的直接產物——是家長式統治的直接產物——他們都是其受害者。他們不是被鼓勵或訓練來認識和應對他們這個世界裡的具體現實，而是被“湮沒”在一種實際上不可能出現批判性意識和反應的狀態之中。他也逐漸清楚地認識到，整個教育系統是維護這種沉默文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面對如此真實存在的這一問題，弗萊雷把注意力轉向教育領域，並開始投身教育工作。在以後的歲月里，他潛心研究和反思，在教育哲學方面形成了某種全新的和創造性的理論。他從為創造新世界而直接投身於解放人的鬥爭的具體情況出發，四處借鑑種種不同境遇和持不同哲學立場的人的思想和經驗：用他的話來說，他鑽研“薩特和穆尼耶，埃里奇·弗羅姆和路易斯·阿爾蒂塞，奧爾特加·加塞和毛澤東，馬丁·路德·金和謝·格瓦拉，烏納穆諾和馬庫斯”。他用這些人的遠：見卓識來造就一種真正屬於自己，並且能對拉美的具體現實產生影響的教育觀點。
1959年，他在累西腓大學所做的博士論文中首次表述了他對教育哲學的想法。他的這些想法在他後來在該大學任職歷史和教育哲學教授時，以及他在累西腓市所進行的整個教育的早期實驗中都有所見。他提出的方法在整個巴西東北部的掃盲運動中被天主教人士及其他人廣泛使用，他的方法被認為對舊秩序構成了嚴重威脅，因此1964年軍事政變後，弗萊雷即被監禁。七十天后，他被釋放，並被逼離開巴西，弗萊雷流亡智利，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智利農業改革院工作了五年，從事成人教育項目工作。之後，他擔任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顧問，並與多個在農村和城市地區開展新的教育實驗的團體緊密合作。他目前是日內瓦國際教派理事會教育事務辦公室的特別顧問。
弗萊雷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寫過多篇文章，他的第一本書《作為自由實踐的教育》於1967年在巴西出版。他的最後一本也是最完整的書——《被壓迫者教育學》——是他第一部在這個國家出版的作品。
在這篇簡介中，要試圖用幾段話來概述作者用很多章節來表達的內容，這將毫無意義。這會構成對他豐富、深刻、複雜的思想的冒犯。但或許幾句見證的話在此有一席之地——這是我個人的證言，說明我為什麼會覺得與保羅·弗萊雷的思想進行對話是一種令人興奮不已的歷程。儘管我已對今天學術界的大量思想作品的抽象性和缺乏獨創性感到忍無可忍，但我還是對置於完全歷史背景下的反思過程感到興奮，這種反思貫穿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全過程，因此它代表著一種理論與實踐（praxis）的新的結合。當堂堂君子保羅·弗萊雷成為重新發現知識分子的人性化使命的化身時，當他成為展示打破公認的種種限制並為全新的將來開闢道路的思想力量的化身時，我深感振奮。
弗萊雷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的行動是基於這樣一個基本的構想：即人的本體使命（他如是說）就是要成為一個對世界作出反應並改造世界的主體，而且這樣做有可能會進一步帶來種種新的更完整、更豐富的集體和個體生活。他所說的世界不是一個靜態的和封閉的秩序，即人必須接受並且必須適應的已知現實，而是一個有待努力解決的問題。這個世界是人用來創造歷史的材料，這是人在克服在任何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都在變得非人性化的東西，並敢於建立全新質的東西的過程中要承擔的使命。對弗萊雷來說，目前實現這一使命的手段來自於我們西方世界的先進技術，但是迫使我們否定現行的秩序並且說明歷史並沒有終結的社會憧憬，主要來自於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難和鬥爭。
與此相伴的是弗萊雷的信念（現以廣闊的經驗背景為支柱），即無論一個人有多么無知，也不論一個人被“沉默文化”淹沒得有多深，他都可以通過與別人的對話接觸來批判性地看待這個世界。如果個人在這種接觸中掌握了合適的工具，他就能逐步感知個人和社會現實及其中的矛盾，可以意識到他自己對這一現實的認識，並且可以批判性地去對待這一現實。在這一過程中，那種陳舊的、家長式的師生關係得到了改變。一個農民可以比一個外來的“教師”更有效地幫助他的鄰居促進這一過程。“人通過世界這箇中介來教育彼此。”
隨著這一切的發生，文字便產生了新的力量。文字不再是抽象概念，也不再是魔法，而是人在命名周圍的事物的過程中藉以發現自已並發掘潛力的手段。正如弗萊雷所說，每個人又重新贏得了說出自己的話，也即命名世界的權利。
當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參與此種教育體驗，他就會逐漸獲得一種新的自我意識，產生一種全新的尊嚴感，並且能激發出一種全新的希望。在上了幾堂課以後，農民經常會驚人地把這些發現表達出來：“我現在認識到了，我是一個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我們原來是瞎子，而現在我們睜開了眼睛。”“在這之前，文字對我毫無意義，而現在文字對我說話，我也可以讓文字說話了。”“我們從今後再也不會是合作農場裡的沉重負擔了。”當這一切發生在學習閱讀的過程之中時，人就會發現他們是文化的創造者，而且他們的整個工作可以是充滿創造性的。“我工作，並通過工作改造世界。”隨著那些被完全排擠在社會邊緣的人得到如此翻天覆地的改變，他們再也不會願意只充當客體，只會被動地應對發生在他們周圍的變化。他們更有可能決定投身於變革社會結構的鬥爭，因為這些社會結構到如今只為那些壓迫他們的人提供方便。正因為如此，一位研究國家發展的優秀巴西學生最近聲稱，在人民之中開展這種形式的教育工作，代表了社會變革和發展的新因素，“是第三世界嶄新的行為手段，藉助這一手段，第三世界可以擺脫傳統的社會結構並進入現代世界。”
初看起來，保羅·弗萊雷在拉丁美洲教文盲的方法似乎屬於一個不同的世界，有別於這個國家裡我們自己所處的世界。當然，主張要把這套方法照搬到這裡來是荒謬的。但兩種不同的情況所具有的某些相似之處是不容忽視的。我們這個技術先進的社會在迅速地使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變成客體，並在巧妙地把我們塑造成迎合這種社會制度的邏輯的那種人。就已發生的實際程度來說，我們也是在慢慢地被淹沒在一種新的“文化沉默”之中。
自相矛盾的是，同樣的技術在給我們帶來這種局面的同時，也造就了一種對所發生之事的新感受。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新的媒體以及對舊的權威觀念的侵蝕，為針對這種新束縛的敏銳意識開闢了道路。年輕人認為，他們要說出自己的話的權利被剝奪了，很少有事情會比贏回這種權利更重要。而且，他們還意識到，今天的教育體系——從幼稚園到大學——是他們的敵人。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中立的教育過程。教育要么充當使年輕一代融入現行制度的必然結果並使他們與之不相背離的手段，要么就變成“自由的實踐”，也即人藉以批判性地和創造性地對待現實並發現如何參與改造世界的途徑。要形成一種能促進這一過程的教育方法，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社會內部的緊張和衝突。但這種方法也可以有助於形成一種新人，並且在西方歷史上標誌著新時代的開始。對於那些致力於這一使命並且在尋找可供實驗的思想和手段的人而言，保羅·弗萊雷的思想在今後的歲月里一定會作出重要的貢獻。
理查得·肖爾
近年來，巴西教育家保羅·弗萊雷的思想和作品被從巴西的東北：部傳遍到整個美洲大陸，不僅在教育領域，而且在爭取國家發展的整個鬥爭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當被剝奪了應有權利的拉美大眾從過去的冷漠中驚醒過來，並熱切地作為主體參與到國家的發展之中的時候，保羅-弗萊雷提出了一整套教育文盲的方法，不同尋常地促進了這一過程的發展。事實上，在學習讀和寫的過程中，那些獲得了新的自我意識並開始批判性地看待自己的社會處境的人，常常會主動採取行動，去改造那個剝奪了他們參與機會的社會。教育再次成為一種顛覆性的力量。
在這個國家（指美國——譯者注），我們正逐步認識到保羅·弗萊雷的工作，但目前，我們主要是從他對第三世界成人文盲教育的貢獻這一角度來考慮他的工作。但是，如果仔細考慮一下，我們就會發現，他的教育哲學以及他的方法論對我們和對那些被剝奪了應有權利的拉美人同樣重要。他們爭取成為自由主體並參與社會改造的鬥爭，在很多方面不僅與這個國家裡黑人和墨西哥裔美國人的鬥爭，而且與美國中產階級青年的鬥爭是相似的。發生在發展中世界的這場鬥爭所具有的尖銳性和劇烈程度，也許會為我們在面對自己的處境時提供新的見解、新的模式和新的希望。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被壓迫者教育學》英語版的出版意義非凡。
保羅·弗萊雷的思想反映了他對他周圍的被壓迫者所遭受的極端困苦和磨難的創造性思考和敏感意識。弗萊雷1921年出生於累西腓市。這是第三世界裡條件最為貧窮和不發達的地區之一。他出生後不久就不得不直接體驗那種艱難的生活。隨著1929年出現在美國的經濟危機開始波及巴西，弗萊雷的那箇中產永盛階級家庭日暮窮途的穩定愉祖歡性蕩然無存，他發現自己與別的“人間的不幸者”一樣處在悲慘的處境之中。這對他的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為他已開始嘗到飢餓帶來的痛苦折磨，並開始在學業上落後於其他人，因為飢餓使他無精打采；這也使他在十一歲的時候就發誓要終身與飢餓作鬥爭，而其他孩子未必就知道他當時所遭受的苦難是什麼滋味。
他從小就過著窮人的生活，這也使他發現了他所說的被剝奪了應有權利者身上的“沉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他開始明白，他們的無知和冷漠是整個經濟、社會和政治統治局面的直接產物——是家長式統治的直接產物——他們都是其受害者。他們不是被鼓勵或訓練來認識和應對他們這個世界裡的具體現實，而是被“湮沒”在一種實際上不可能出現批判性意識和反應的狀態之中。他也逐漸清楚地認識到，整個教育系統是維護這種沉默文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面對如此真實存在的這一問題，弗萊雷把注意力轉向教育領域，並開始投身教育工作。在以後的歲月里，他潛心研究和反思，在教育哲學方面形成了某種全新的和創造性的理論。他從為創造新世界而直接投身於解放人的鬥爭的具體情況出發，四處借鑑種種不同境遇和持不同哲學立場的人的思想和經驗：用他的話來說，他鑽研“薩特和穆尼耶，埃里奇·弗羅姆和路易斯·阿爾蒂塞，奧爾特加·加塞和毛澤東，馬丁·路德·金和謝·格瓦拉，烏納穆諾和馬庫斯”。他用這些人的遠：見卓識來造就一種真正屬於自己，並且能對拉美的具體現實產生影響的教育觀點。
1959年，他在累西腓大學所做的博士論文中首次表述了他對教育哲學的想法。他的這些想法在他後來在該大學任職歷史和教育哲學教授時，以及他在累西腓市所進行的整個教育的早期實驗中都有所見。他提出的方法在整個巴西東北部的掃盲運動中被天主教人士及其他人廣泛使用，他的方法被認為對舊秩序構成了嚴重威脅，因此1964年軍事政變後，弗萊雷即被監禁。七十天后，他被釋放，並被逼離開巴西，弗萊雷流亡智利，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智利農業改革院工作了五年，從事成人教育項目工作。之後，他擔任哈佛大學教育學院的顧問，並與多個在農村和城市地區開展新的教育實驗的團體緊密合作。他目前是日內瓦國際教派理事會教育事務辦公室的特別顧問。
弗萊雷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寫過多篇文章，他的第一本書《作為自由實踐的教育》於1967年在巴西出版。他的最後一本也是最完整的書——《被壓迫者教育學》——是他第一部在這個國家出版的作品。
在這篇簡介中，要試圖用幾段話來概述作者用很多章節來表達的內容，這將毫無意義。這會構成對他豐富、深刻、複雜的思想的冒犯。但或許幾句見證的話在此有一席之地——這是我個人的證言，說明我為什麼會覺得與保羅·弗萊雷的思想進行對話是一種令人興奮不已的歷程。儘管我已對今天學術界的大量思想作品的抽象性和缺乏獨創性感到忍無可忍，但我還是對置於完全歷史背景下的反思過程感到興奮，這種反思貫穿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全過程，因此它代表著一種理論與實踐（praxis）的新的結合。當堂堂君子保羅·弗萊雷成為重新發現知識分子的人性化使命的化身時，當他成為展示打破公認的種種限制並為全新的將來開闢道路的思想力量的化身時，我深感振奮。
弗萊雷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的行動是基於這樣一個基本的構想：即人的本體使命（他如是說）就是要成為一個對世界作出反應並改造世界的主體，而且這樣做有可能會進一步帶來種種新的更完整、更豐富的集體和個體生活。他所說的世界不是一個靜態的和封閉的秩序，即人必須接受並且必須適應的已知現實，而是一個有待努力解決的問題。這個世界是人用來創造歷史的材料，這是人在克服在任何特定的時間和地點都在變得非人性化的東西，並敢於建立全新質的東西的過程中要承擔的使命。對弗萊雷來說，目前實現這一使命的手段來自於我們西方世界的先進技術，但是迫使我們否定現行的秩序並且說明歷史並沒有終結的社會憧憬，主要來自於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難和鬥爭。
與此相伴的是弗萊雷的信念（現以廣闊的經驗背景為支柱），即無論一個人有多么無知，也不論一個人被“沉默文化”淹沒得有多深，他都可以通過與別人的對話接觸來批判性地看待這個世界。如果個人在這種接觸中掌握了合適的工具，他就能逐步感知個人和社會現實及其中的矛盾，可以意識到他自己對這一現實的認識，並且可以批判性地去對待這一現實。在這一過程中，那種陳舊的、家長式的師生關係得到了改變。一個農民可以比一個外來的“教師”更有效地幫助他的鄰居促進這一過程。“人通過世界這箇中介來教育彼此。”
隨著這一切的發生，文字便產生了新的力量。文字不再是抽象概念，也不再是魔法，而是人在命名周圍的事物的過程中藉以發現自已並發掘潛力的手段。正如弗萊雷所說，每個人又重新贏得了說出自己的話，也即命名世界的權利。
當一個目不識丁的農民參與此種教育體驗，他就會逐漸獲得一種新的自我意識，產生一種全新的尊嚴感，並且能激發出一種全新的希望。在上了幾堂課以後，農民經常會驚人地把這些發現表達出來：“我現在認識到了，我是一個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我們原來是瞎子，而現在我們睜開了眼睛。”“在這之前，文字對我毫無意義，而現在文字對我說話，我也可以讓文字說話了。”“我們從今後再也不會是合作農場裡的沉重負擔了。”當這一切發生在學習閱讀的過程之中時，人就會發現他們是文化的創造者，而且他們的整個工作可以是充滿創造性的。“我工作，並通過工作改造世界。”隨著那些被完全排擠在社會邊緣的人得到如此翻天覆地的改變，他們再也不會願意只充當客體，只會被動地應對發生在他們周圍的變化。他們更有可能決定投身於變革社會結構的鬥爭，因為這些社會結構到如今只為那些壓迫他們的人提供方便。正因為如此，一位研究國家發展的優秀巴西學生最近聲稱，在人民之中開展這種形式的教育工作，代表了社會變革和發展的新因素，“是第三世界嶄新的行為手段，藉助這一手段，第三世界可以擺脫傳統的社會結構並進入現代世界。”
初看起來，保羅·弗萊雷在拉丁美洲教文盲的方法似乎屬於一個不同的世界，有別於這個國家裡我們自己所處的世界。當然，主張要把這套方法照搬到這裡來是荒謬的。但兩種不同的情況所具有的某些相似之處是不容忽視的。我們這個技術先進的社會在迅速地使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變成客體，並在巧妙地把我們塑造成迎合這種社會制度的邏輯的那種人。就已發生的實際程度來說，我們也是在慢慢地被淹沒在一種新的“文化沉默”之中。
自相矛盾的是，同樣的技術在給我們帶來這種局面的同時，也造就了一種對所發生之事的新感受。特別是在年輕人當中，新的媒體以及對舊的權威觀念的侵蝕，為針對這種新束縛的敏銳意識開闢了道路。年輕人認為，他們要說出自己的話的權利被剝奪了，很少有事情會比贏回這種權利更重要。而且，他們還意識到，今天的教育體系——從幼稚園到大學——是他們的敵人。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中立的教育過程。教育要么充當使年輕一代融入現行制度的必然結果並使他們與之不相背離的手段，要么就變成“自由的實踐”，也即人藉以批判性地和創造性地對待現實並發現如何參與改造世界的途徑。要形成一種能促進這一過程的教育方法，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社會內部的緊張和衝突。但這種方法也可以有助於形成一種新人，並且在西方歷史上標誌著新時代的開始。對於那些致力於這一使命並且在尋找可供實驗的思想和手段的人而言，保羅·弗萊雷的思想在今後的歲月里一定會作出重要的貢獻。
理查得·肖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