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中國兵團

早在89年前，此地已出現過中國人與俄國人組成的軍隊，聯合對抗沙俄政權的戰爭。歷史資料顯示，“中國兵團”是一支很早期就參與俄國革命的軍事力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十月革命中國兵團
• 外文名：The October revolution China Corps
• 歷史背景：十月革命後，俄國因發生內戰
• 組成：中國人與俄國人組成的軍隊
• 地點：俄國

兵團介紹

俄國作家筆下的兵團

俄國傳記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在1923年寫作的短篇故事中，專門提到中國人參與俄國大革命。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大量在俄國遠東地區的中國人被帶到歐洲地區，作為俄國國內嚴重勞工短缺的人力補充。1917年後，不少中國人參加了紅軍，為俄國的革命事業作出貢獻。 其中最著名的是一支由中國人組成保衛隊，隸屬早期蘇維埃政府的秘密警察機構契卡（Cheka），奉調到彼得格勒擔保護列寧。這支保衛隊由蘇維埃紅軍亞克將軍(Iona Yakir)領導。列寧衛士之一的瀋陽人李富清，在1924年列寧逝世時，更是以軍校學員身份為列寧守靈。

中國政府的派遣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段祺瑞政府於1917年初宣布參加英法等協約國作戰，並派出相當可觀的一支部隊到東線參戰，同時還派出成千上萬勞工到俄國。這些部隊和勞工實際上沒有投入戰鬥，而是替沙皇軍隊挖戰壕，或在後方工廠做工。

十月革命後，俄國因發生內戰，秩序混亂，交通不暢。中國參戰部隊和勞工無法撤回國內，處境十分艱難。經北洋政府反覆交涉，蘇俄政府同意滯留在俄國各地的中國參戰人員分批乘火車經西伯利亞回國。

1918年7月底，這批中國部隊乘車到達車裡亞賓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間的特羅伊茨克。此時蘇俄紅軍正在這一帶同白軍高爾察克部杜托夫匪幫及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展開激戰。列車因鐵路被破壞無法繼續行駛。中國軍人和勞工準備步行，經哈薩克斯坦草原後沿著18世紀土爾扈特蒙古人返回祖國的路線回到新疆。最後，大隊人馬行軍兩天兩夜後到達別洛茨克鎮。當時紅軍和白軍雙方都想利用中國人為他們作戰。白軍派出代表要求中國軍隊進攻紅軍，否則便被當成敵軍予以消滅。紅軍指揮員瓦·康·布柳赫爾則派黨代表尼·卡希林帶著一批共產黨員到中國人中進行宣傳，他們希望這些農民出身的中國士兵能站到革命者一邊，為推翻剝削制度而鬥爭。中國軍隊被說服了，在張福榮（音譯）的帶領下毅然參加了紅軍。

組建“中國軍團”

為了避免被擁有優勢兵力的敵軍消滅，保存有生力量，布柳赫爾指揮紅軍往西北方向突圍到卡馬河畔與紅軍主力會合。8月5日拂曉，戰鬥開始。8月16日，紅軍強行到達托博爾河、錫姆河、濟利姆河（均為鄂畢河支流）三江匯合地區。追擊的白軍也趕到這裡。他們想利用這塊口袋形的地形把這支中俄混合部隊消滅。布柳赫爾和張福榮指揮紅軍（1800多中國人）與白衛軍在這裡血戰了四天四夜。8月19日夜間，敵人渡過托博爾河對伊爾內克希村發動進攻，企圖攻占這個據點，阻止正在渡河的紅軍後繼部隊，並將他們截為兩段後各個擊破。千鈞一髮之際，布柳赫爾命令張福榮帶領兩個連的中國紅軍對敵人實行反衝擊。他們端著刺刀，每人背一把馬刀作短距離躍進，在離敵二三十步遠的地方，突然發動猛烈衝鋒。這支部隊在國內屬北洋軍嫡系精銳之師，士兵年齡都在20—25歲之間，訓練有素，出國前又經過挑選，戰鬥力強，尤其擅長肉搏格鬥。中國軍人把白軍打得措手不及，把他們趕過了托博爾河。紅軍從容渡過濟利姆河。這支8000多人的隊伍一路上還打過無數硬仗惡仗，遠征1500俄里，於9月12日在昆古爾地區與紅軍正規軍烏拉爾第五師會合。9月14日，布柳赫爾把這次具有傳奇色彩的行軍電告列寧。其中特別提到了中國軍人的英勇頑強。1918年9月30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們聽取了南烏拉爾中俄混合部隊英雄事跡的專題報告。由於張福榮領導的中國軍人戰績突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斯維爾德洛夫對其進行了嘉獎。會議決定將俄羅斯烏拉爾—伏爾加地區加入紅軍的各支中國國際志願隊編組成“中國軍團”，集中由布柳赫爾指揮，張福榮任軍團長。列寧和斯維爾德洛夫親自簽署命令，托洛茨基（時任紅軍總司令）於1918年10月12日代表俄共（布）中央前往昆古爾把軍旗授予張福榮。

南烏拉爾中俄紅軍混合部隊與昆古爾地區紅軍會師後被編入第三集團軍。這時俄羅斯東部，尤其是彼爾姆—昆古爾地區軍事形勢依然十分嚴峻，高爾察克白軍和捷克斯洛伐克叛軍一刻不停地向莫斯科方向進犯。列寧發出了“一切為了東線”的號召。“中國軍團”參加了粉碎高爾察克的軍事行動。1919年10月中旬，布柳赫爾、張福榮指揮“中國軍團”和其他幾個旅的蘇俄紅軍長途奔襲托博爾斯克市，高爾察克逃回鄂木斯克。11月14日，紅軍解放了鄂木斯克，高爾察克逃到後貝加爾地區。在這次戰鬥中，“中國軍團”損失較大，張福榮也受傷，後經幾個月治療返回部隊。

粉碎高爾察克後，“中國軍團”被編入布柳赫爾任師長的第51師，1920年6月初配合紅軍南方方面軍、西南方面軍對波蘭白軍展開反攻，順利進軍華沙。為了挽救波蘭白軍，英美帝國主義又支持“黑色男爵”弗蘭格爾將軍和鄧尼金將軍在短時期內建立起一支裝備精良的軍隊，從克里米亞半島出發，準備在頓河和庫班登入，往北移到西南方面軍後方實施進攻。紅軍南方方面軍人數太少，抵擋不住白軍的進攻。俄共（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調51師回援。“中國軍團”隨51師在阿波斯托洛沃車站下車，飛速奔向卡霍夫卡登入場，接替正在同弗蘭格爾部激戰損失慘重的拉脫維亞師和第52步兵師。從8月12日到10月12日兩個月，51師頑強擋住了弗蘭格爾白軍幾倍兵力的進攻，“中國軍團”的戰士們表現得異常英勇。這場戰鬥是俄國戰場上第一次出現坦克和裝甲車。

“中國軍團”戰士勇敢地爬上坦克，把手榴彈塞進坦克內，然後與之同歸於盡。10月14日，紅軍援兵趕到，51師轉入反攻，殲滅了竄入卡霍夫卡登入場地區的弗蘭格爾部。

不久，波蘭當局因軍事失利被迫同蘇俄簽訂和約，西南戰事停止。革命政府把進攻波蘭白軍的軍隊調到克里米亞前線，配合51師全殲弗蘭格爾白軍，解放克里米亞半島。連線克里米亞半島和頓河流域庫班草原之間的地段叫彼列科普地峽，寬僅11公里，東面是錫瓦什湖，西面是通往黑海的卡爾基尼特灣。為了阻止紅軍進攻，弗蘭格爾白軍在這裡修有堅固的工事。

10月31日，51師強攻失利，沖在最前面的“中國軍團”傷亡400多人。布柳赫爾命令張福榮把“中國軍團”、伊凡洛夫把俄紅軍456團6連後撤7—8公里，暫時停止攻擊。雙方對峙了幾天以後，紅軍重新發動了進攻。11月7日深夜，“中國軍團”全體戰士與65、52師部分旅團士兵冒著零下15攝氏度的嚴寒，涉水強渡錫瓦什湖，穿插到壁壘陣地後面。經過3個多小時的秘密涉渡，紅軍大部分戰士登上了壁壘陣地後的利托夫斯基半島。敵人發現後，拚命反撲，企圖將“中國軍團”消滅掉。“中國軍團”和其他蘇俄紅軍與比自己多十幾倍的敵人激戰四天四夜，白軍全線崩潰。

11月12日，紅軍占領克里米亞半島最南端的塞瓦斯托波爾市。紅軍入城時，“中國軍團”戰士雖然走在最後，但工人和市民們仍然把鮮花撒在他們頭上，人們驚異地注視著這支由個子矮小的東方人組成的隊伍。大家高呼“烏拉！”把戰士們抬起來，拋起來。遺憾的是，在解放克里米亞半島的戰鬥中，“中國軍團”犧牲了一半以上的戰士，張福榮本人身中七彈，但僥倖活了下來。

餘下的“中國軍團”後來有的加入了蘇聯國籍，有的回國了，部分人還參加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工作。由於“中國軍團”戰功卓著，1927年蘇聯政府在彼列科普鎮修建了一座紀念碑，藉以表彰他們的英雄事跡（類似的紀念碑，提比里西也有一座）。1961年中蘇關係惡化，紀念碑被搗毀。

中國人保衛列寧

值得一提的是，在內戰期間還有許多其他旅俄華工也參與了保衛十月革命成果的行動。他們當中許多人除參與後勤工作外，還有相當一批人加入了正規軍。據蘇聯學者統計，1919年在蘇俄紅軍、游擊隊及契卡（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行為非常委員會）中服務的華人達4萬人；而以後在所有紅軍部隊中，由中國人組建的部隊不少於3個團、5個營及7個獨立連，人數大約有5萬多人。

在蘇俄內戰險惡艱難的歲月中，參加保衛蘇維埃政權的中國志願者英勇、正直、忠誠的精神品質給他們的俄國戰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29步兵師戰士、後來成為蘇聯元帥的戈利科夫在1918年10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我們的戰士中有許多關於中國同志的談話。大家知道，他們愛護武器，任何時候也不離身……中國人的紀律性很強，他們無條件遵守營、連乃至排、班的任何規則。”還有許多參加過國內戰爭的蘇聯紅軍老戰士在回憶自己的中國戰友時，也都稱讚他們在戰鬥的最危險時刻“總是沖在最前面”，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

中國戰士的英勇與忠誠，使他們得到了蘇俄各級政府和黨組織的無限信任，他們不但在一般紅軍部隊中受到信任，而且被收進契卡和公安部門，參加反特和肅反工作。1919年初，在列寧身邊當警衛的200多名戰士中，就有李富清等70多名中國人。

在蘇俄國內戰爭期間受到上級首長和蘇俄各級政府表彰的中國志願者不計其數。比較著名的是任輔臣領導的第三軍第29步兵師第225中國團，曾被授予“紅鷹團”的稱號。蘇俄報刊稱它是“我們戰線最頑強的部隊”和“最可信賴的部隊”。

在1918年11—12月為爭奪維亞車站的著名的韋爾霍圖爾斯克戰役中，任輔臣不幸犧牲。列寧對此事件高度重視，蘇維埃政府特別派遣一個班的戰士將任輔臣的妻子張含光及子女接到莫斯科。1919年底列寧專門接見了母子四人，稱讚任輔臣是一位卓越的指揮員和優秀的布爾什維克，同時高度評價中國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

據學者李永昌指出，早在1917年11月25日，由阿拉巴耶夫斯克、納傑什烏金、彼爾姆等地區華工組成的“中國團”誕生。全團兩千多人。任輔臣任團長，第一營營長張清簫，河北保定人，沉默寡言卻會俄語；第二營營長桑來朝，山東人，知書達理卻精通武術；第三營營長潘白川，是出色的機槍手。

資料顯示，除了任輔臣外，蘇聯紅軍中的有許多優秀的中國人指揮員，如孫富元（曾任莫斯科第21步兵團中國營營長）、單清河（任彼得格勒中國國際支隊政治委員）、申欽賀（華人特別部隊司令部政治委員）。更有成千上萬英勇作戰、不怕犧牲的旅俄華人紅軍戰士。

目前舉行聯合軍演的車裡亞賓斯克，在1918年，也出現過中國人為俄國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壯烈場景。據環球時報的報導，1918年7月底，一批中國到歐洲參戰的中國軍人和勞工，乘火車回中國時，火車在車裡亞賓斯克州的特羅伊茨克無法前行。

此時蘇俄紅軍正在這一帶同白軍高爾察克部杜托夫匪幫及捷克斯洛伐克軍隊展開激戰。中國軍人和勞工毅然參加紅軍，由列寧、斯維爾德洛夫親自簽署命令組建“中國軍團”。這個“中國軍團”在車裡亞賓斯克州所在的烏拉爾地區，為俄國革命事業血戰。

1918年9月1日《烏拉爾工人報》就曾報導，在我們戰線上作戰的中國團，以其堅強和極端堅韌不拔的品質而著稱，他們曾奪取彼爾姆城，血戰阿拉塔伊，後又多次將敵軍擊潰在都拉河和上都拉一帶。光他們繳獲的機槍就可以裝備一個師了。中國團是我們戰線上最好的紅軍部隊。

墓地

韓丹星說，其實除韓廣鄉外，據統計，在俄國革命爆發之後和隨即開始的國內戰爭中，在紅軍國際部隊中有5萬餘名華人官兵浴血奮戰在異國土地上，創造了無數悲壯感人的英雄事跡，而所有的中國志願人員都無一例外地珍惜自己的民族榮譽。中國國際部隊的武器肯定比不上正規紅軍的精良，但他們打起仗來常常是幾十個人獨抗數倍於己的敵人。

蘇聯人民並沒有忘記這些捨生忘死的中國人。1920年列寧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在戰爭中犧牲的“伏龍芝中國獨立團”團長任輔臣遺孀和子女時，曾高度評價中國官兵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稱任輔臣為“傑出的指揮員和真正的布爾什維克”。

在莫斯科紅場上，列寧墓後的克里姆林宮紅牆上安放著朱可夫元帥、高爾基、加加林及其他前蘇聯名人的骨灰。然而，在紅牆下邊還有一排墓碑，其中有兩位為“十月革命”捐軀的中國人——“張”和“王”的墓。1918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勝利一周年那天，列寧親自為安葬在克里姆林宮牆下的陣亡將士紀念碑揭幕。在一塊單獨的墓碑上，人們用俄文刻上了“張”和“王”二字。在俄羅斯廣袤的大地上，從彼得格勒、羅斯托夫、頓河草原、基輔、直到茫茫無際的西伯利亞，到處都安葬著中國國際主義戰士的“無名烈士墓”、“友誼墓”。

韓丹星說，人們至今還不知道大部分犧牲的中國華工的名字，但是列寧記住了他們，俄羅斯人民記住了他們。正如莫斯科二戰無名烈士墓上所鑄刻的“無名烈士，永垂不朽”幾個字一樣，歷史會永遠記住無數個“張”和“王”在異國他鄉的奉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