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十九世紀三部曲
-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
- 譯者：王章輝 等
- ISBN：9787801735461
- 頁數：1161
- 定價：88元
- 出版社：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 出版時間：2006-5
- 裝幀：海雲書裝
- 開本：16開
- 副標題：《革命的年代1789—1848》
內容介紹,作者介紹,
內容介紹
《十九世紀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帝國的年代1875—1914》）
●基本信息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
出版：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書號：ISBN 7-80173-546-3
版次：2006.5
定價：88元
歸類：歷史·近代史
●這本書在說什麼
◎薦語
了解是寬恕的前提。倘使我們的歷史被人為地遮蔽或篡改，那么這種寬恕就像是無本之木，終究是漂泊無基。了解不是聽“一面理”，而是共同面對，交叉驗證，讓謊言被揭穿，讓真實的歷史浮現於“民主的記憶”之中。——熊培雲
◎書介
《十九世紀三部曲》可以說是“對十九世紀世界歷史的全盤考察”。這裡所謂的“十九世紀”是指“漫長的十九世紀”，也就是大約從1776—1914年。作者用以組織十九世紀的中軸，是資本主義的勝利和轉型——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特有的資本主義。這三部曲是由富有決定性的雙元突破開始：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與法國和美國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資本主義不斷追求經濟成長與全球擴張的帶動下，創造了具有無限潛力的生產制度；後者則在互有關聯的古典政治經濟和功利主義哲學的補充下，建立了資本主義社會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冊——《革命的年代》——便是以這種“雙元革命”的概念為主軸。
雙元革命賦予資本主義經濟十足的信心，進行其全球征服。完成這項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階級——資產階級，而他們所打的旗號，則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現——自由主義的思想方式。這是第二冊——《資本的年代》——的主題。這一冊涵蓋了革命充斥的1848年到大蕭條的19世紀70年代。在這段時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前景和經濟似乎沒有問題，因為他們的實際勝利非常明顯。
可是，資本年代的矛盾卻滲透並支配了帝國的年代（第三冊）。在西方世界，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和平時代，然而，它也造成了一個同樣無與倫比的世界戰爭時代。不論它所展現的外貌如何，在已開發的工業經濟體中，它是一個社會體系穩定的時代。這個時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征服並統治龐大帝國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邊激起反叛和革命的合併力量，這些力量終將吞噬這個時代。自1914年起，世界已籠罩在對全球戰爭的恐懼與事實之下，籠罩在對革命的恐懼（或希望）之下。而這兩種恐懼都是直接根源於帝國年代所表現的歷史形勢。
◎試讀
目錄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第一章 18世紀80年代的世界
第二章 工業革命
第三章 法國大革命
第四章 戰爭
第五章 和平
第六章 革命
第七章 民族主義
……
第十五章 科學
第十六章 結語：邁向1848
資本的年代：1848—1875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
第二章 大繁榮
第三章 統一的世界
第四章 衝突與戰爭
第五章 民族的創建
第六章 民主力量
第七章 失敗者
……
第十五章 藝術
第十六章 結語
帝國的年代：1875—1914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第二章 經濟換檔
第三章 帝國的年代
第四章 民主政治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第六章 揮舞國旗：民族與民族主義
第七章 資產階級的不確定性
……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戰爭
結語
書摘
和解的年代
序
熊培雲
法國大革命時期，聖· 鞠斯特曾經如此詠嘆，“十八世紀應該放進萬神殿”。不過，十九世紀似乎就沒有那樣幸運了。關於這點，霍布斯鮑姆顯然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
如同在《極端的年代》一書中將二十世紀分為“災難時代”、“黃金時代”和“危機時代”一樣，霍布斯鮑姆同樣將這種“歷史三明治”的分期方法運用於十九世紀。於是便有了我們所看到的《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和《帝國的年代》（1875-1914）三部曲。當說，歷史與年代本身並無既定的刻度以供人們翻閱查檢，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每個時代都有著自己鮮活的、大異於其它時代的顯著特徵。正如霍布斯鮑姆解釋自己之所以將1875—1914年這一期間稱為“帝國的年代”，這並不是說在人類歷史上的其他時期里沒有帝國，而是因為在此階段發展出一種“新的帝國主義”，而且，此時正式自封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認為配得上“皇帝”這一稱號的統治者的數量，“在這段時期達到最大值”。
然而，這種“歷史三明治”的分割，並不妨礙我們從中找出一些共性。今天，尤其是站在過去兩個世紀的廢墟與遺產之上，當我們重新回顧歷史上的“革命”、“資本”以及“帝國”之所作所為，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主宰近現代歷史宏大敘事的幽靈都不約而同地遵循著一種擴張的邏輯。人類歷史上群體性的多災多難，其中絕大部分都來自人類相殘。從本質上說，即是因為無節制的擴張所造就。就像湯因比當年評論斯巴達的衰敗與滅亡時所說，斯巴達在征服世界時同樣被自己的征服行為本身所征服，為被征服者吞滅。如果我們把被征服者當作環境的一部分，可以說，斯巴達的滅亡是因為對環境的過度索取所致，以致終於淹沒於環境之中。我們同樣可以援引為例還有羅馬帝國，擴張加速了它的崩潰。與之相對應的是位於義大利內陸的那個山頂上的國家——聖馬利諾。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的人民，至今享有足可以令人尊敬的幸福自由。幾年前，當我遊歷其間，感覺自己到了一個政治意義上的世外桃源。
一將功成萬骨枯。面對歷史的血雨腥風，我們不得不感嘆霍布斯的那句名言：“人對人是狼”。人類文明史，不過是一部關乎狼戰的野蠻史。而一個帝國的勝出，就是在弱肉強食的狼群之中進化出一個首領。無論是十字軍東征，還是殖民時代以來歐美列強覬覦全球的擴張，都為此寫下了堅實的註腳。如1900年的《杜利先生的行學》里德國皇帝所說，“當你們置身中國人當中……要記住你們是基督教的先鋒，並用你們的槍尖戳穿你們所見到的每一個可恨的不信基督教者，讓他了解我們西方文明的意義……而如果你們偶爾順便撿到一點土地，絕不要讓法國人或俄國入把它搶去。”在此意義上，無論是宗教，還是主權，不過是滿足人性擴張的工具。今天我們講必須馴服不寬容的宗教或凌駕於樸素人權之上的主權，使之不再出來害人，歸根到底，就是要在解放人的同時，馴服人們蘊藏於工具之中的某種侵略性。
若干年前，筆者曾就“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做了一個區分。如果我們以圓為例，白色恐怖從中央（圓心）到底層（圓周），因此是個半徑問題，然而，紅色恐怖是從底層（圓周）到中央（圓心），在革命改變方向後，繼而從中央（圓心）再到底層（圓周），是個直徑問題。換句話說，革命一旦失控，背離初衷，同樣彰顯其擴張本性。這也是為什麼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以前是個堅定的死刑廢除者，甚至願為此主張拂袖而去，然而，當革命的馬車衝出了原有的跑道，斷頭台豎起，無數曾經擁護革命的才子佳人也不得不摔倒在巴黎的斜陽血泊之中，甚至羅伯斯庇爾本人也不能倖免。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看到無數以自救為目的的革命，從底層發起，席捲全國。然而，當革命如火如荼或難以為繼時，必然誕生出一個“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目標，革命因此變成一種沒有節制的擴張。正是深受這種擴張邏輯之害，我們今天在總結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時，要著重強調消極自由乃是一切自由的根基。倘若我不希罕你的自由，你便不能強行加之於我。
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同樣具有自我複製與擴張的能力，所謂“錢生錢”，講的也是這個道理。在資本面前，每個人都是生意的對象。且不說鴉片戰爭是因為當年的“日不落帝國”在為資本擴張尋找出路，即使今天我們平素里所見到的推銷語錄如“將冰櫃推銷給愛斯基摩人”同樣見證了資本之無孔不入。二十一世紀，當各種網路與傳播技術在“地球村”里攻城略地，徹底“改變了地球的面貌”（韋爾特）時，資本的擴張已經從血肉橫飛的戰場轉移到了一張張談判桌上。所以，當世界各地的商業領袖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談笑風生時，在地球的另一角，一些以弱勢群體代言人自居的社會人士早已成群結隊，要力挽世界於資本狂瀾之中。
複製與擴張無所不在，文明的衝突實際上就是自我複製的衝突。從本質上講，這種自我複製既可以形成文明，也可以毀滅文明。筆者在巴黎大學做論文，受霍布斯的啟發，曾將以上諸種擴張批評為“人對人是病毒”，藉此闡述人類無節制的擴張必將導致自我毀滅。
“病毒式複製（擴張）”只有行為，而不關乎生命的任何意義，其存在只是複製自己，摧毀宿主，然後玉石俱焚，歸於寂靜。慶幸的是，與這種自我毀滅式的“病毒式複製”相對應的是，我們發現“細胞式複製”。區別於前者的是，“細胞式複製”是基於生命體形成與繁衍的一種成長。如果說“病毒式複製”注重於一種橫向的行為，追求的是一時一勢的輝煌，並最終走向毀滅，那么“細胞式複製”注重的則是縱向的生命本身。前者是無節制的，只圖一時快意殺心的擴張，而後者蓬勃而內斂的，是在一定的秩序下獲得生命並繁衍生命，其所追求的是一個文明的源遠流長。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啟蒙運動，就不難發現，啟蒙運動之所以最終釀成悲劇，正是因為人類的思想行為衝出了應有的邊界並最終與暴力合流，如陳獨秀所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當美好的願景遮蔽一切，當啟蒙的光明變成了令人失明的萬丈火光，當全知全能的“萬有理性”開始強施於人，我們所見證的正是這種擴張邏輯，其惡果如伏爾泰所說，“人人手持心中的聖旗，滿面紅光走向罪惡”。
從這方面說，今天我們反思啟蒙運動，並不是反對啟蒙所帶來的光明，而是反對這種打著強制烙印的“光明擴張”，反對“以光明的名義縱火”，反對啟蒙運動所滋生的這種“真理在手”的“擴張理性”。當國民的思想被這種強力光明掏空，當“擴張理性”開始上升為國家信仰，這可憐的人類因此注定要被再次推上災難的邊緣。事實上，發生在二十世紀慘絕人寰的兩次世界大戰，便是“光明起火”所致。
一切正如霍布斯鮑姆所說，“假如1913年前歐洲中產階級分子提到‘大災難’這個字眼，幾乎一定是與少數幾個創痛事件有關，與他們漫長但大致平靜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數創痛事件有關。但是，1914年以後，我們可以大致肯定地說：即使是對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災禍的人而言，‘大災難’這個字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然而，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改寫了人們關於災難的定義。“克勞斯在他批判性的時事劇中，將第一次世界大戰稱為‘人類文明的末日’”。（霍布斯鮑姆）同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整個地球都燃燒起來。在崇拜強力的擴張邏輯下，啟蒙之光終於變成了席捲全球的雄雄戰火。
西哲說，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是“人會製造和使用工具”。但是，會製造和使用工具，並不足說明人類何以會保持進步。人類之所以會進步，是因為人類有一種“洗心革面”的精神與勇氣，在於人不但會製造和使用工具，還會順應時勢更換工具。從這個角度來說，啟蒙運動不但沒有終結，而且永遠不會終結，啟蒙將與人類同在。而所謂啟蒙，就是在自由交流的基礎上，讓有思想的人更有思想，讓有力量的人更有力量，就是要不斷地製造工具，並在必要的時候更換工具，使人類保持一種持之以恆的進步。
筆者以為，衡量人類進步有兩個關鍵性的價值，其一是自由，其二是合作，而合作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對自由設定界限。二者缺一不可。略知科技人類學的人知道，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類的自由，但是科技的發展並不必然意味著人類進步。就像伊索寓言中的舌頭，科技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也可能是最壞的東西。任何一項重大發明，如果沒有與此相關的人類在心智理性與制度建設上的成長，那些沉睡在科技之中的罪惡最終會甦醒，並以前所未有的蠻力製造並放大人類所遭受的苦難。當工具可以毀滅它創造者時，創造者變成了弱者，正是在此背景下，人類和解因此變成了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群體自救。
二十世紀人們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正是意識到了人發明了工具，同時受到了工具的奴役。當然，這種工具同樣包羅一切主義與社會契約。人們批評烏托邦運動及各種主義所帶來的惡果，實際是上將自己從工具理性中解放出來。
1904年，凱恩斯說，“民主政治尚在測試之中，但是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招致恥辱。”然而十年後，當民主與極端民族主義合而為一，國家權利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吞滅曾經授予它權利的人，悲劇就在所難免了。當主權變成難以馴服的猛獸，當國家這人類的工具超出了工具的範疇轉而成為人的主人，於是便有了義大利農婦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快逃，祖國來了。”
自《物種起源》刊印以來，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受到了廣泛的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更讓一些個人、團體甚至國家爛熟於胸、入骨入髓。然而，早在1902年，克魯泡特金便發表《互助論》一文，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把“生存競爭”看作是進化的主要因素，認定“互助”是生物的本能，“互助法則”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在內的進化法則。對於以上兩種理論，今天我們若以平常心視之，不妨把它們當作互補的兩翼：從達爾文的進化觀出發，人要解放自己，要超拔於環境，要懂得如何自我實現，自立自強；從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觀出發，人更要懂得合作，懂得共存共生。換言之，前者解決的是個體自由與自我實現的問題，而後者解決的是人類整體性生存的問題。前者給後者以力量，後者給前者以保障。
在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發表近一個世紀後的1998年，戈巴契夫在《20世紀的精神教訓》一書中提到全人類的共生主義：“我們的共同家園是這個世界本身，我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如果說某一個地區只想著自己繁榮昌盛，而身邊的整個世界都是饑荒的話，它的繁榮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國家，想要成為強國，而周邊的國家都變成窮困匱乏的地區，也是不可能的。無論你願不願意，我們的命運總是息息相關的。
法國有句諺語，“了解即寬恕”（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儘管這句話並不完全為霍布斯鮑姆所接受，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了解是寬恕的前提。倘使我們的歷史被人為地遮蔽或篡改，那么這種寬恕就像是無本之木，終究是漂泊無基。正是這個原因，我們看到了法、德兩國共辦ARTE電視頻道，共同梳理民族記憶的重要意義。了解不是聽“一面理”，而是共同面對，交叉驗證，讓謊言被揭穿，讓真實的歷史浮現於“民主的記憶”之中。
援此而論，亞洲國家的和解，既要基於偉大政治家的宏圖遠略，同時也需要各國政府與民間一起，拋棄成見，共同修正各國的“一面理歷史”。梳理記憶，不是無謂地糾纏於歷史的細枝末節，而是為了更好地面向未來。就像今天，當我們透過歷史的煙塵回望過往的兩個世紀，仿佛參加一場別開生面的告別。我們要告別的就是那種只爭自由卻不爭合作的歷史。
筆者相信，二十一世紀將是人類和解的世紀，人類文明將從野蠻的競爭走向各持底線的合作。個體獨立是為了群體和諧，猶如民族獨立也是為了人類和解。如果說二十世紀人類解決了獨立問題，二十一世紀將著重解決全人類合作的問題。正是在此基礎上，歐盟建設、主權讓渡、全球治理、國際法等概念能夠如此牽動人心。
當然，我所謂人類和解，同樣包括與自然的和解。今天，我們重新回到了“自然人”或“生態人”的概念來重新思考人的意義。寫作此序，正值北京沙土肆虐之際，京城的媒體陸續用“滿城盡帶黃金甲”來形容這場沙塵暴。早在一千多年以前，黃巢曾經以菊花為詩，直抒胸中無限抱負。而今天，當我們看到北京的天空“下土”，看到“夜降30萬噸浮塵，人均二十公斤”時，方明白“滿城盡帶黃金甲”另有情趣。大風起兮沙飛揚，誰曾料想，可以豪言“我花開後百花殺”者，如今已不是手持朴刀棍棒的“叛民”，而是那些溫遜的、日日任憑我們踩踏的沙土。透過這場“沙土起義”，仔細想來，我們人類要和解的東西委實太多，而二十一世紀的當務之急，這個世界是否會好，更取決於我們關於人類持久自由與幸福的態度。
●誰在說
艾瑞克·霍布斯邦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是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師。霍氏是英國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歲加入共產黨後，迄今未曾脫離。霍氏現居倫敦。
霍氏的研究時期以19世紀為主，並延伸及17、18和20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大陸，廣至拉丁美洲。除專業領域外，霍氏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歷史學、社會學理論文章，以及藝術、文化批評等。他在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堪居當代史家的頂尖之流，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而其巨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大眾。如《新左派評論》著名編輯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個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者，提倡實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將波希米亞、土匪強盜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生活寫成優美哀怨的動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豐，先後計有14部以上專著問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匪徒》、《民族與民族主義》、《原始的叛亂》、《爵士風情》等書。
作者介紹
艾瑞克·霍布斯邦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是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師。霍氏是英國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歲加入共產黨後，迄今未曾脫離。霍氏現居倫敦。
霍氏的研究時期以19世紀為主，並延伸及17、18和20世紀；研究的地區則從英國、歐洲大陸，廣至拉丁美洲。除專業領域外，霍氏也經常撰寫當代政治、社會評論、歷史學、社會學理論文章，以及藝術、文化批評等。他在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和世界史範疇中的研究成果，堪居當代史家的頂尖之流，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而其巨觀通暢的寫作風格，更將敘述史學的魅力擴及大眾。如《新左派評論》著名編輯安德生所言：霍氏是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現實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個腳踏實地的唯物主義者，提倡實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將波希米亞、土匪強盜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生活寫成優美哀怨的動人故事。
霍氏著作甚豐，先後計有14部以上專著問世，包括：《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匪徒》、《民族與民族主義》、《原始的叛亂》、《爵士風情》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