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十一維空間:物理學家侯伯宇的多維人生
- 作者：趙韋
- 出版日期：2013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24109177
- 外文名：Eleven-dimensional Space
- 出版社：陝西人民出版社
- 頁數：368頁
- 開本：16
- 品牌：陝西人民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名人推薦,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侯伯宇教授是享譽國內外的著名理論物理學家，以他名字命名的“侯氏理論”在國際數學物理界具有重要影響。趙韋編著的這本《十一維空間（物理學家侯伯宇的多維人生）》以侯伯宇教授偉大的科學成就和豐富的精神遺產為線索，以20世紀中國科學家熱愛祖國、追求真理、獻身事業、不計得失的高風亮節為主要展示內容，以鮮活事例集中體現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
作者簡介
趙韋，70後，天秤座，A型血。不戴眼鏡的近視眼，說不了陝西話的陝西人。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矛盾體。不愛笑，話很少。不笑，因為牙齒不好；話少，因為湊合能寫。不合時宜的反潮流分子，“大胖小子”招人喜歡的年代是個瘦子，流行減肥的年代長成了準胖子。只著休閒裝，沒時間休閒；愛穿登山鞋，沒體力登山。從事媒體工作十餘年，高級攝影師，陝西省攝影家協會會員，西安市作家協會會員。我爸說：做人要低調。朋友說：低調的基礎就是隨時都能高調。於是，我用低調的文字書寫高調的故事。
圖書目錄
楔子
家國一個動盪的粒子
名字的來歷
“瓊華”“嵩芸”
上帝的福音
地獄之行
南開求學
名師風範
課外的煩惱
物理與國防
旗正飄飄
打雜總經理
“只適於搞學術”的孩子
少年伯宇的煩惱
“警備司令的公子”
小姨的婚事
初入清華園
最是倉皇辭廟日
留學夢斷
台灣的180天
脈動激情燃燒的歲月
思想裂變
抗美援朝
激情澎湃的日子
“反動軍官”的驚天秘密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螺絲釘”與“個人主義”的矛盾
“反革命小集團”
西北望長安
推開物理學的大門
物理教師的“戀愛定律”
躲不開的小鳥
改變人生走向的研究成果
最年長的考生
導師張宗燧
張先生的西餐
“毛粒子”背後的科學家
恩師之死
“五號院”的遺老遺少
和楊振寧的第一次握手
惜別中科院
聚變侯氏的“定域”與“非定域”守恆
命運轉折點
科學的春天
郭校長的“試驗田”
結交李政道
“侯氏變換”
“意識形態”問題
落選學部委員
李政道的感謝信
薩拉姆的邀請
他鄉遇故知
“上陣”父子兵
“中國博士後”後面的侯
“中國的驕傲”
“滴水之恩湧泉相報”
反差命運的“等式”與“不等式”
老教授的新脾氣
名教授的“聲全息”
站在巨人之間
愛國與誤國
“吾師”與“真理”
冷臉與熱腸
父與子的“戰爭”
敲不開的院士之門
另一扇窗戶——“十一維空間”
“上帝恩賜的最後禮物”
生命無法承受之痛
最後的擁抱
弦斷此曲只應天上有
老莫的《喀秋莎》
放不下的工作
“弦”斷誰人續
生前身後名
附錄理論物理學博士導師侯伯字教授
後記那個時代和那些人
一部非同凡響的科學家傳記
家國一個動盪的粒子
名字的來歷
“瓊華”“嵩芸”
上帝的福音
地獄之行
南開求學
名師風範
課外的煩惱
物理與國防
旗正飄飄
打雜總經理
“只適於搞學術”的孩子
少年伯宇的煩惱
“警備司令的公子”
小姨的婚事
初入清華園
最是倉皇辭廟日
留學夢斷
台灣的180天
脈動激情燃燒的歲月
思想裂變
抗美援朝
激情澎湃的日子
“反動軍官”的驚天秘密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螺絲釘”與“個人主義”的矛盾
“反革命小集團”
西北望長安
推開物理學的大門
物理教師的“戀愛定律”
躲不開的小鳥
改變人生走向的研究成果
最年長的考生
導師張宗燧
張先生的西餐
“毛粒子”背後的科學家
恩師之死
“五號院”的遺老遺少
和楊振寧的第一次握手
惜別中科院
聚變侯氏的“定域”與“非定域”守恆
命運轉折點
科學的春天
郭校長的“試驗田”
結交李政道
“侯氏變換”
“意識形態”問題
落選學部委員
李政道的感謝信
薩拉姆的邀請
他鄉遇故知
“上陣”父子兵
“中國博士後”後面的侯
“中國的驕傲”
“滴水之恩湧泉相報”
反差命運的“等式”與“不等式”
老教授的新脾氣
名教授的“聲全息”
站在巨人之間
愛國與誤國
“吾師”與“真理”
冷臉與熱腸
父與子的“戰爭”
敲不開的院士之門
另一扇窗戶——“十一維空間”
“上帝恩賜的最後禮物”
生命無法承受之痛
最後的擁抱
弦斷此曲只應天上有
老莫的《喀秋莎》
放不下的工作
“弦”斷誰人續
生前身後名
附錄理論物理學博士導師侯伯字教授
後記那個時代和那些人
一部非同凡響的科學家傳記
後記
那個時代和那些人
如果在一年之中可以走過兩次人生，會是令人興奮的體驗還是苦不堪言的遭遇？迷戀穿越小說或穿越劇的“穿粉兒”們也許會選擇前者，而我選擇的答案是後者。
2012年4月至201 3年4月，我幫一位離休老幹部改寫了一部40萬字的自傳，又寫出了這本《十一維空間》。一個70後用一年時間走過兩位30後老人的人生經歷，剩下的只有渾身乏力的虛脫感。
20]2年7月末的一天下午，陝西人民出版社的韋禾毅主任給我打電話，說要為西北大學的侯伯宇教授出一本報告文學，“我第一個就想到了你。”我被他這句話捧昏了頭：“那我試試吧。”“不能試試，就這么定了，明早到我辦公室來詳談。”和韋主任相熟是緣於跟他一個辦公室的屈奇。他倆是西北大學同學，同在出版社工作，又同在一個辦公室里，一正一副都是主任。
12年前，我剛跳槽到陝西人民出版社主管的一家報社工作時，屈奇是報社的總編輯，此後的近七年時間，他一直是我的頂頭上司。在我的工作經歷中，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領導，沒有“之一”。他在文學以及新聞方面的專業素養令我敬重，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對當代社會的見解更讓我欽佩，很大程度上，我的思維方式和寫作方法都深受他的影響，由此而言，他還是我的老師。七年的共事，我們成為極好的朋友，他調回出版社，我時常去找他聊聊，於是認識了韋禾毅。
我如約趕到他們的辦公室，這兩位20世紀80年代西北大學的畢業生，你一言我一語地給我講述侯伯宇當年有著多高的知名度。“我們剛進校，就聽說侯伯宇的名字了，國際知名物理學家。”此時我才知道要寫的是一位被追授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的物理學家，並且時間要求很緊，我開始為昨天昏了頭的決定感到後悔。“搞物理的人，還是先進人物，我恐怕搞不定吧。”不僅如此，要寫的侯伯宇已經於2010年去世，我連這個人都不可能見到。傳記文學，必須是真實的東西呀，人都見不到，怎么寫？
“不是讓你寫物理，也不寫八股文式的先進事跡報告，就是讓你寫一個人的經歷和精神世界，這就是你的長項，跟你在報社時寫其他行業的人有啥區別？”屈奇說這話的時候，我恍然覺得又回到了幾年前在報社工作的場景，遇到不想去採訪的任務，他對我總是這樣的口氣。
“屈奇，要不這書的寫作過程，你就負責跟他對接。”韋禾毅說，他知道屈奇最能降得住我。
“行嘛。”屈奇說。
我知道這事情推不掉了，強裝鎮定對屈奇說：“好吧！有你在身後站著，寫愛因斯坦我都不怕。”沒人會讓我寫老愛，這樣說就是給自己壯壯膽。
屈奇提出要求：不僅是寫出一個先進人物這么簡單，要通過這個人物，展現出中國近百年的社會變遷。“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中國最強的聲音是救國。”他對我說，“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不管從事什麼行業，都有著強烈的救國意識。中國知識分子的入世精神、擔當意識與新的思想、新的境界結合起來，形成一代文化人的共性：愛國、自強、進取。你要寫出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夢想與堅持。”
西北大學宣傳部為我的採訪和資料收集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田明剛部長說：“需要什麼資料、需要採訪誰，我們都全力配合。”他安排部門中的李琛將侯伯宇的檔案資料以及相關資料提供給我，並幫我聯繫西大內的採訪對象。西北大學原副校長劉舜康以及現代物理研究所的老師們都在百忙之中專門騰出時間接受我的採訪，講述了侯伯宇很多事例和生活工作的細節。物理所現任所長姜振益教授還為我提供了一份名單，上面詳細列有侯伯宇親友、同學、同事和學生們的聯繫方式，讓我在其後的採訪工作中有了更為便利的條件。
侯伯宇那兩本厚厚的檔案中，各種“交代材料”、“證明材料”、“個人歷史自傳”占據了一大半，都是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寫下的。那些“自傳”不僅讓我理清了他的生活軌跡，也讓我從那些不斷自我批評的字裡行間看到了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凍的一段生活狀態。
侯伯宇中學時代的好友朱景堯向我講述了他們青年時代的生活，也講述了侯伯宇的暗戀對象李琳，“很漂亮，又是個特別聰明的女孩子，可惜在‘文革’時被逼瘋了。”（本書中，李琳和侯伯宇的初戀女友陳諾為化名，其他人物均為真實姓名）朱景堯說，1948年李琳的家人都去了台灣，只有她獨自留在北京，50年代初，弟弟在她不斷寫信勸說下設法返回大陸，李琳的父母卻因此被台灣當局關進監獄，母親死在獄中。後來開始的“肅反”運動，李琳又因父母在台灣而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她的丈夫在保密的軍工單位工作，被要求要么跟李琳離婚，要么調離，丈夫選擇了調離。“文革”中李琳又無可避免地成為被批鬥的重點，在長期的精神壓力下，她精神失常了。“我是80年代末的時候找到她的，她根本就記不起我了，坐在院子裡也不讓我進家門，她的情況是她丈夫給我說的。”朱景堯唏噓不已，“後來她父親出獄，去美國跟她妹妹一起生活，她丈夫說，直到現在，收到妹妹從美國來的信她都不敢拆開，非得拿到派出所讓人家拆開看一下才拿回來。”
他們的另一位朋友張忠棣“肅反”運動開始後就再也沒有聯繫過，朱景堯先生告訴我，侯伯宇有次在美國訪問參加一個華人聚會，女主持人竟是張忠棣的妹妹。她問侯伯宇是否知道哥哥在哪裡，侯伯宇答應她回國後一定盡力尋找。此後，侯伯宇和朱景堯都多方打探，卻一直沒找到張忠棣的下落。
那些經歷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每個人都身不由己。
另一位重要的採訪人是侯伯宇的小姨李苹如女士，想到她已是86歲高齡，我對採訪不抱希望。屈奇怕我有所懈怠，便陪同我一起前往廣州採訪。結果出乎我的意料，做過多年教師的李苹如女士思維清晰，極善表達，七八十年前的生活細節她依然記得清清楚楚，為了還原當年的情景，甚至為我們唱了當年的軍歌，就是那首被她和侯伯宇兄弟們改詞的“吾們先吃”。
20世紀50年代初，李苹如女士曾跟丈夫張伯權一起在香港從事對國民黨將領的“策反”工作，回廣州定居後，改換姓名過著半隱居的生活。 “李苹如是我的原名，你提到我就用這個名字。”她對我說。對於陌生人她有著習慣性的警惕，絕不讓人到自己家中，兩天的採訪都約在一個茶樓里，並且剛見面的那一個多小時，她說話很少，覺得我們確實是為侯伯宇的事情而來，才打開了話匣子。採訪中我了解到，那個促成侯鏡如與中共重新聯繫上的關鍵人物——侯伯宇的表哥李介入後來以商人身份為掩護，也在香港從事對國民黨將領的“策反”活動。返回內地後，於1955年調任新疆塔城專區百貨公司經理。這讓我感到頗為親切，塔城是我童年生活過的地方，那是個距中蘇邊境線只有十幾公里的偏僻小城，他被調往那裡工作，大概也是出於“隱蔽”的考慮吧。
李苹如對我說，當年姐夫侯鏡如去世前，她趕回北京去醫院看望，告訴姐夫，政府對自己照顧很好，丈夫張伯權半年前已經因病去世。那時病床上的侯鏡如已經虛弱得不能說話，聞聽此言，奮力將右手抬到額頭前，顫巍巍地敬了一個軍禮，一行清淚從眼角滑落……
這是一批為國家做出個人犧牲的老人。
我猶豫了很久才決定採訪侯伯宇的妻子曹淑霞老師。侯先生去世後，曹老師的弟弟曹家奇先生便將她接到天津一起居住，此前曾詢問侯老師的學生，是否能採訪曹老師，他們都持反對意見。曹老師身體狀況不好，學生們擔心再提起往事會刺激到她。我當然知道，對於這位經歷了那么多痛苦的老人，往事重提是件多殘忍的事情，可侯先生與她的故事除了她自己，誰又能清楚地知道呢？無奈之下，我請侯伯文先生幫忙詢問曹先生是否能進行採訪。在北京中關村中科院採訪時，接到了曹先生的電話：“我跟姐姐商量了一下，她說可以聊聊。”我立刻起身趕往天津。
第一次見到曹淑霞女士那天，她的身體狀態不好，我小心翼翼地提了幾個問題，她都是努力地思考十幾秒鐘，然後說：“想不起來了。”我不敢繼續追問，放棄了採訪，只是翻拍了她保存著的電影票票根、婚禮請柬以及一些信件和照片。曹家奇先生送我出門時對我說：“過段時間我們要回西安，那時候你再來採訪。”
第二次見到曹淑霞老師是在她西安的家中，那天她的狀態很好，講述她和侯先生在興慶公園的定情約會時，一直面帶微笑。
走進侯先生的書房，仿佛時間還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書桌、書櫃、沙發都是老舊的款式，連桌上的那台小收錄機都是30年前的產品。書櫃幾乎被清空，只有一層隔斷中擺放著一些泛黃的醫療百科類書籍和一摞80年代的《大眾電影》。老舊的三屜書桌已經磨得掉漆，露出木茬。我問曹老師能不能打開抽屜看一看，她點頭說可以，曹家奇說：“姐夫去世後，我們還沒打開過。”
這位科學家使用過的抽屜里，跟你見過的任何一個抽屜一樣的零亂，小學生用的塑膠尺子和溫度計相伴，吸鐵石上粘著大頭針和鉛筆刀，一塊橡皮泥乾結在空藥瓶上，破損的公共汽車票與硬幣夾雜在鉛筆、原子筆、簽字筆的殘骸之間，而最多的還是那些大小不一的紙片、信封和小本子。我翻檢出幾封楊振寧給他的信件，也找到了李政道給他的感謝信和幾張賀年卡，還有周光召婉拒做他院士推薦人的信件。紙片上大多寫著密密麻麻的公式，一張紙片上，有他勾畫的院士評選程式和各階段的入選人數，旁邊還標註著最終哪些單位評上了幾人。另一張紙片上，寫著“甚感寂寞”的那段文字。我想起採訪時有人曾說，侯伯宇並不在意沒評上院士，看見面前的這些紙片，我知道，他說錯了。
在一個小本子中，我發現了夾在其中的200元人民幣，還發現了一個100多美元的存單。此前的採訪中，侯先生的一位學生告訴我，老師曾對他說，自己背著曹老師攢了點兒私房錢，“不多，就幾百塊”，說的也許就是這些錢吧。
觸摸著侯伯宇用過的書桌，看著那些紙片和信件，我忽然覺得仿佛觸摸到了他的呼吸和脈搏。
我要特別感謝侯伯宇的六弟侯伯文先生。他是位有心人，十多年前，便開始將父母、兄姊們談話時說到的生活經歷記錄下來，據說已有十多萬字。在這本書的採訪和寫作過程中，我們多次見面，每次他都給我講述一些二哥的往事，並且將他記錄下來的部分文字資料拷貝給我。有時，他回想起一些往事也會馬上打來電話給我講述。有了那些豐富而又鮮活的細節，才使得本書中的故事真實生動起來。
2012年7月至10月底，採訪和資料整理工作持續了三個月。收集到與侯伯宇相關的資料30多萬字，整理採訪錄音近20萬字，參看了可能涉及人物的傳記、物理科普類書籍資料、時代背景資料超過200萬字。就是為了還原一個真實的人。那段時間我總在思考，為什麼曾感動了無數人的《哥德巴赫猜想》卻沒有感動侯伯宇以及他的中科院同事們？在熟悉陳景潤生活的人們眼中，“藝術的真實”與“現實的真實”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差距？我要寫出的侯伯宇，該是什麼樣呢？屈奇曾對我說：“要寫出一個真實豐滿的人，不僅要感動無數沒見過他的人，也要感動那些熟悉他的人。你要努力走進一個科學家的世界，還要站在當時的社會壞境中看待和理解那時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三個月中，採訪了幾十位侯伯宇的親友、同事和學生。有人說，他是個不諳世事的書呆子，也有人說，他是事事瞭然於心的明白人；有人說，他訥於言表，也有人說，他語鋒尖銳；有人說，他毫無生活情趣，也有人說，他極其講究生活品質。每個人看到的侯伯宇似乎都不一樣。他所堅守的很多方面和現實社會有著難以化解的衝突，他曾試圖有所改變，卻不能跳出自己行為準則的“牽絆”。在這樣的準則之中，他只能像一個倔強的粒子，固執地沿著自己的軌道運行。當我將他回置於所經歷過的時代之中，他的所有行為和思維方式都有了合理性和邏輯性，那是一個時代造就出的邏輯。
但真正開始寫作時，依然覺得艱難。侯伯文對我說，他曾問二哥，評院士的事情是否需要幫忙，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做些工作，可二哥卻皺起眉頭說：“你不要害我！”這句話時常會出現在我腦海，心中存著這份敬畏，落筆時更加小心翼翼。
這本書的寫作中，最大的困擾便是如何將侯伯宇所從事的研究用通俗的方式寫出來。我曾經向所有採訪過的物理學者詢問，但他們都說，對於非專業的人而言，這些東西很難理解。有一位侯伯宇的學生說：“西大宣傳部曾讓我通俗地寫一點兒侯老師研究領域方面的內容，這太難了。”他遞給我一摞資料，“這是我能寫出的最簡明的說明，你要是能看懂就拿去用吧。”我接過一看，第一頁開始便是天書般的公式，只能放棄嘗試，悻悻地遞還給他。我還得到了一本《侯伯宇文集》，集結著侯先生髮表的所有我看不懂的論文，後記中雖然有些論述性的文字，但同樣夾雜著大量的公式。他的另一位學生說：“侯老師故意把這些文字寫得只有專業的人才能看懂。”
對於採訪過的那些學者，我絲毫不懷疑他們的專業能力，只是他們不習慣用通俗的語言講述自己專業的工作。這讓我想起一句話，“上帝什麼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有這種表達方式。”
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理察·費曼（Richard Feynman）曾在巴西做過一次演講。他舉起一本在巴西公認寫得非常好的物理教科書，“在這本書里，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及實驗結果。隨便把書翻開，指到哪一行，我都可以證明書里包含的不是科學，而只是生吞活剝的背誦而已。”費曼隨手翻開一頁，念道：“摩擦發光：當晶體被撞擊時所發出的光……”他說：“這樣的句子，是否就是科學呢？不！你只不過是用一些字說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有沒有看到過任何學生回家試著做個試驗？我想，他沒有辦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該怎樣做。但如果你寫：‘當你在黑暗中用鉗子打在一塊糖上，你會看到一絲藍色光。其他晶體也有此效應，沒人知道為什麼。這個物理現象被稱為摩擦發光。’那么就會有人試著回家自己做，這就是一次與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經驗。”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離不開科學，更有人說，“沒有物理修養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如果我們看到的物理不僅僅是那些繁難的公式，而是費曼所描述的那種“與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經驗”，會不會有更多的青少年愛上物理，愛上科學？ 我嘗試著用通俗的方式描述侯伯宇的工作，但畢竟對物理的了解過於膚淺，如果有失誤之處，還望讀者予以指正並諒解。其實，我更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物理學家用輕鬆易懂的語言給我們講述物理世界的奧秘。
這是一次困難重重的寫作，寫作過程中，我不斷地將寫好的某段稿子傳給屈奇過目，很多時候，得到的評價是： “能不能再改一下……”被他如此反覆地“折磨”，我嘴上說“好吧”，心裡卻滿是怒火，每次退出和他的連線後，我都會撕開一袋曲奇餅乾，惡狠狠地咬掉幾塊。
在我每天忙於採訪、寫作的那段日子裡，極少有時間陪伴和照顧懷孕的妻子，她卻沒對我說過一句怨言。父母先後入院手術，怕打斷我的工作而瞞著我，陪護的事情都是姐姐哥哥承擔。我要感謝親人們的支持。2012年12月26日，兒子降臨人世，岳母從外地趕回來，幫我們照顧孩子。那段時間，正是我的寫作最為艱難的時候，怎么寫都覺得不好，我決定給自己三天假，陪伴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兒子還沒有名字，妻子說：“你不會等到這本書寫完才有時間起吧？”那三天我絞盡腦汁，最終決定叫他“書暢”，妻子笑了：“你是想讓這本書寫得順暢些是吧？”這純屬巧合！其實，妻子名叫申易，合起來是個“暢”字。
經過六次大改和難以計數的小改之後，這本書終於可以交稿了，我已經用盡所有的力氣。屈奇說：“還不錯，但跟咱們當初想達到的目標還是有點兒差距。”我很清楚他這話說得沒錯，但我還是忍不住又想去吃幾塊餅乾。
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曾寫過一首浪漫的小詩：
To see aworldin a grain of sand， 從一粒沙看見世界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從一朵花知道天宸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yourhand 用一隻手把握無限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用一剎那留住永恆
侯伯宇用畢生精力，希望通過那些看不見的粒子解開自然界的奧秘，如同“從一粒沙看見世界”；我用近一年的時間，希望通過他的經歷了解那個時代，如同“從一朵花知道天宸”。雖然我們所做的事情相差萬里，但我們相同的是，希望“用一剎那留住永恆”。只是，這個過程一點兒也不浪漫。
2013年4月26日
如果在一年之中可以走過兩次人生，會是令人興奮的體驗還是苦不堪言的遭遇？迷戀穿越小說或穿越劇的“穿粉兒”們也許會選擇前者，而我選擇的答案是後者。
2012年4月至201 3年4月，我幫一位離休老幹部改寫了一部40萬字的自傳，又寫出了這本《十一維空間》。一個70後用一年時間走過兩位30後老人的人生經歷，剩下的只有渾身乏力的虛脫感。
20]2年7月末的一天下午，陝西人民出版社的韋禾毅主任給我打電話，說要為西北大學的侯伯宇教授出一本報告文學，“我第一個就想到了你。”我被他這句話捧昏了頭：“那我試試吧。”“不能試試，就這么定了，明早到我辦公室來詳談。”和韋主任相熟是緣於跟他一個辦公室的屈奇。他倆是西北大學同學，同在出版社工作，又同在一個辦公室里，一正一副都是主任。
12年前，我剛跳槽到陝西人民出版社主管的一家報社工作時，屈奇是報社的總編輯，此後的近七年時間，他一直是我的頂頭上司。在我的工作經歷中，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好的領導，沒有“之一”。他在文學以及新聞方面的專業素養令我敬重，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對當代社會的見解更讓我欽佩，很大程度上，我的思維方式和寫作方法都深受他的影響，由此而言，他還是我的老師。七年的共事，我們成為極好的朋友，他調回出版社，我時常去找他聊聊，於是認識了韋禾毅。
我如約趕到他們的辦公室，這兩位20世紀80年代西北大學的畢業生，你一言我一語地給我講述侯伯宇當年有著多高的知名度。“我們剛進校，就聽說侯伯宇的名字了，國際知名物理學家。”此時我才知道要寫的是一位被追授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的物理學家，並且時間要求很緊，我開始為昨天昏了頭的決定感到後悔。“搞物理的人，還是先進人物，我恐怕搞不定吧。”不僅如此，要寫的侯伯宇已經於2010年去世，我連這個人都不可能見到。傳記文學，必須是真實的東西呀，人都見不到，怎么寫？
“不是讓你寫物理，也不寫八股文式的先進事跡報告，就是讓你寫一個人的經歷和精神世界，這就是你的長項，跟你在報社時寫其他行業的人有啥區別？”屈奇說這話的時候，我恍然覺得又回到了幾年前在報社工作的場景，遇到不想去採訪的任務，他對我總是這樣的口氣。
“屈奇，要不這書的寫作過程，你就負責跟他對接。”韋禾毅說，他知道屈奇最能降得住我。
“行嘛。”屈奇說。
我知道這事情推不掉了，強裝鎮定對屈奇說：“好吧！有你在身後站著，寫愛因斯坦我都不怕。”沒人會讓我寫老愛，這樣說就是給自己壯壯膽。
屈奇提出要求：不僅是寫出一個先進人物這么簡單，要通過這個人物，展現出中國近百年的社會變遷。“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中國最強的聲音是救國。”他對我說，“那時候的知識分子不管從事什麼行業，都有著強烈的救國意識。中國知識分子的入世精神、擔當意識與新的思想、新的境界結合起來，形成一代文化人的共性：愛國、自強、進取。你要寫出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夢想與堅持。”
西北大學宣傳部為我的採訪和資料收集工作提供了大力支持，田明剛部長說：“需要什麼資料、需要採訪誰，我們都全力配合。”他安排部門中的李琛將侯伯宇的檔案資料以及相關資料提供給我，並幫我聯繫西大內的採訪對象。西北大學原副校長劉舜康以及現代物理研究所的老師們都在百忙之中專門騰出時間接受我的採訪，講述了侯伯宇很多事例和生活工作的細節。物理所現任所長姜振益教授還為我提供了一份名單，上面詳細列有侯伯宇親友、同學、同事和學生們的聯繫方式，讓我在其後的採訪工作中有了更為便利的條件。
侯伯宇那兩本厚厚的檔案中，各種“交代材料”、“證明材料”、“個人歷史自傳”占據了一大半，都是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寫下的。那些“自傳”不僅讓我理清了他的生活軌跡，也讓我從那些不斷自我批評的字裡行間看到了他戰戰兢兢、如履薄凍的一段生活狀態。
侯伯宇中學時代的好友朱景堯向我講述了他們青年時代的生活，也講述了侯伯宇的暗戀對象李琳，“很漂亮，又是個特別聰明的女孩子，可惜在‘文革’時被逼瘋了。”（本書中，李琳和侯伯宇的初戀女友陳諾為化名，其他人物均為真實姓名）朱景堯說，1948年李琳的家人都去了台灣，只有她獨自留在北京，50年代初，弟弟在她不斷寫信勸說下設法返回大陸，李琳的父母卻因此被台灣當局關進監獄，母親死在獄中。後來開始的“肅反”運動，李琳又因父母在台灣而被列為重點審查對象，她的丈夫在保密的軍工單位工作，被要求要么跟李琳離婚，要么調離，丈夫選擇了調離。“文革”中李琳又無可避免地成為被批鬥的重點，在長期的精神壓力下，她精神失常了。“我是80年代末的時候找到她的，她根本就記不起我了，坐在院子裡也不讓我進家門，她的情況是她丈夫給我說的。”朱景堯唏噓不已，“後來她父親出獄，去美國跟她妹妹一起生活，她丈夫說，直到現在，收到妹妹從美國來的信她都不敢拆開，非得拿到派出所讓人家拆開看一下才拿回來。”
他們的另一位朋友張忠棣“肅反”運動開始後就再也沒有聯繫過，朱景堯先生告訴我，侯伯宇有次在美國訪問參加一個華人聚會，女主持人竟是張忠棣的妹妹。她問侯伯宇是否知道哥哥在哪裡，侯伯宇答應她回國後一定盡力尋找。此後，侯伯宇和朱景堯都多方打探，卻一直沒找到張忠棣的下落。
那些經歷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每個人都身不由己。
另一位重要的採訪人是侯伯宇的小姨李苹如女士，想到她已是86歲高齡，我對採訪不抱希望。屈奇怕我有所懈怠，便陪同我一起前往廣州採訪。結果出乎我的意料，做過多年教師的李苹如女士思維清晰，極善表達，七八十年前的生活細節她依然記得清清楚楚，為了還原當年的情景，甚至為我們唱了當年的軍歌，就是那首被她和侯伯宇兄弟們改詞的“吾們先吃”。
20世紀50年代初，李苹如女士曾跟丈夫張伯權一起在香港從事對國民黨將領的“策反”工作，回廣州定居後，改換姓名過著半隱居的生活。 “李苹如是我的原名，你提到我就用這個名字。”她對我說。對於陌生人她有著習慣性的警惕，絕不讓人到自己家中，兩天的採訪都約在一個茶樓里，並且剛見面的那一個多小時，她說話很少，覺得我們確實是為侯伯宇的事情而來，才打開了話匣子。採訪中我了解到，那個促成侯鏡如與中共重新聯繫上的關鍵人物——侯伯宇的表哥李介入後來以商人身份為掩護，也在香港從事對國民黨將領的“策反”活動。返回內地後，於1955年調任新疆塔城專區百貨公司經理。這讓我感到頗為親切，塔城是我童年生活過的地方，那是個距中蘇邊境線只有十幾公里的偏僻小城，他被調往那裡工作，大概也是出於“隱蔽”的考慮吧。
李苹如對我說，當年姐夫侯鏡如去世前，她趕回北京去醫院看望，告訴姐夫，政府對自己照顧很好，丈夫張伯權半年前已經因病去世。那時病床上的侯鏡如已經虛弱得不能說話，聞聽此言，奮力將右手抬到額頭前，顫巍巍地敬了一個軍禮，一行清淚從眼角滑落……
這是一批為國家做出個人犧牲的老人。
我猶豫了很久才決定採訪侯伯宇的妻子曹淑霞老師。侯先生去世後，曹老師的弟弟曹家奇先生便將她接到天津一起居住，此前曾詢問侯老師的學生，是否能採訪曹老師，他們都持反對意見。曹老師身體狀況不好，學生們擔心再提起往事會刺激到她。我當然知道，對於這位經歷了那么多痛苦的老人，往事重提是件多殘忍的事情，可侯先生與她的故事除了她自己，誰又能清楚地知道呢？無奈之下，我請侯伯文先生幫忙詢問曹先生是否能進行採訪。在北京中關村中科院採訪時，接到了曹先生的電話：“我跟姐姐商量了一下，她說可以聊聊。”我立刻起身趕往天津。
第一次見到曹淑霞女士那天，她的身體狀態不好，我小心翼翼地提了幾個問題，她都是努力地思考十幾秒鐘，然後說：“想不起來了。”我不敢繼續追問，放棄了採訪，只是翻拍了她保存著的電影票票根、婚禮請柬以及一些信件和照片。曹家奇先生送我出門時對我說：“過段時間我們要回西安，那時候你再來採訪。”
第二次見到曹淑霞老師是在她西安的家中，那天她的狀態很好，講述她和侯先生在興慶公園的定情約會時，一直面帶微笑。
走進侯先生的書房，仿佛時間還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書桌、書櫃、沙發都是老舊的款式，連桌上的那台小收錄機都是30年前的產品。書櫃幾乎被清空，只有一層隔斷中擺放著一些泛黃的醫療百科類書籍和一摞80年代的《大眾電影》。老舊的三屜書桌已經磨得掉漆，露出木茬。我問曹老師能不能打開抽屜看一看，她點頭說可以，曹家奇說：“姐夫去世後，我們還沒打開過。”
這位科學家使用過的抽屜里，跟你見過的任何一個抽屜一樣的零亂，小學生用的塑膠尺子和溫度計相伴，吸鐵石上粘著大頭針和鉛筆刀，一塊橡皮泥乾結在空藥瓶上，破損的公共汽車票與硬幣夾雜在鉛筆、原子筆、簽字筆的殘骸之間，而最多的還是那些大小不一的紙片、信封和小本子。我翻檢出幾封楊振寧給他的信件，也找到了李政道給他的感謝信和幾張賀年卡，還有周光召婉拒做他院士推薦人的信件。紙片上大多寫著密密麻麻的公式，一張紙片上，有他勾畫的院士評選程式和各階段的入選人數，旁邊還標註著最終哪些單位評上了幾人。另一張紙片上，寫著“甚感寂寞”的那段文字。我想起採訪時有人曾說，侯伯宇並不在意沒評上院士，看見面前的這些紙片，我知道，他說錯了。
在一個小本子中，我發現了夾在其中的200元人民幣，還發現了一個100多美元的存單。此前的採訪中，侯先生的一位學生告訴我，老師曾對他說，自己背著曹老師攢了點兒私房錢，“不多，就幾百塊”，說的也許就是這些錢吧。
觸摸著侯伯宇用過的書桌，看著那些紙片和信件，我忽然覺得仿佛觸摸到了他的呼吸和脈搏。
我要特別感謝侯伯宇的六弟侯伯文先生。他是位有心人，十多年前，便開始將父母、兄姊們談話時說到的生活經歷記錄下來，據說已有十多萬字。在這本書的採訪和寫作過程中，我們多次見面，每次他都給我講述一些二哥的往事，並且將他記錄下來的部分文字資料拷貝給我。有時，他回想起一些往事也會馬上打來電話給我講述。有了那些豐富而又鮮活的細節，才使得本書中的故事真實生動起來。
2012年7月至10月底，採訪和資料整理工作持續了三個月。收集到與侯伯宇相關的資料30多萬字，整理採訪錄音近20萬字，參看了可能涉及人物的傳記、物理科普類書籍資料、時代背景資料超過200萬字。就是為了還原一個真實的人。那段時間我總在思考，為什麼曾感動了無數人的《哥德巴赫猜想》卻沒有感動侯伯宇以及他的中科院同事們？在熟悉陳景潤生活的人們眼中，“藝術的真實”與“現實的真實”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差距？我要寫出的侯伯宇，該是什麼樣呢？屈奇曾對我說：“要寫出一個真實豐滿的人，不僅要感動無數沒見過他的人，也要感動那些熟悉他的人。你要努力走進一個科學家的世界，還要站在當時的社會壞境中看待和理解那時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三個月中，採訪了幾十位侯伯宇的親友、同事和學生。有人說，他是個不諳世事的書呆子，也有人說，他是事事瞭然於心的明白人；有人說，他訥於言表，也有人說，他語鋒尖銳；有人說，他毫無生活情趣，也有人說，他極其講究生活品質。每個人看到的侯伯宇似乎都不一樣。他所堅守的很多方面和現實社會有著難以化解的衝突，他曾試圖有所改變，卻不能跳出自己行為準則的“牽絆”。在這樣的準則之中，他只能像一個倔強的粒子，固執地沿著自己的軌道運行。當我將他回置於所經歷過的時代之中，他的所有行為和思維方式都有了合理性和邏輯性，那是一個時代造就出的邏輯。
但真正開始寫作時，依然覺得艱難。侯伯文對我說，他曾問二哥，評院士的事情是否需要幫忙，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做些工作，可二哥卻皺起眉頭說：“你不要害我！”這句話時常會出現在我腦海，心中存著這份敬畏，落筆時更加小心翼翼。
這本書的寫作中，最大的困擾便是如何將侯伯宇所從事的研究用通俗的方式寫出來。我曾經向所有採訪過的物理學者詢問，但他們都說，對於非專業的人而言，這些東西很難理解。有一位侯伯宇的學生說：“西大宣傳部曾讓我通俗地寫一點兒侯老師研究領域方面的內容，這太難了。”他遞給我一摞資料，“這是我能寫出的最簡明的說明，你要是能看懂就拿去用吧。”我接過一看，第一頁開始便是天書般的公式，只能放棄嘗試，悻悻地遞還給他。我還得到了一本《侯伯宇文集》，集結著侯先生髮表的所有我看不懂的論文，後記中雖然有些論述性的文字，但同樣夾雜著大量的公式。他的另一位學生說：“侯老師故意把這些文字寫得只有專業的人才能看懂。”
對於採訪過的那些學者，我絲毫不懷疑他們的專業能力，只是他們不習慣用通俗的語言講述自己專業的工作。這讓我想起一句話，“上帝什麼都知道，但是不知道有這種表達方式。”
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理察·費曼（Richard Feynman）曾在巴西做過一次演講。他舉起一本在巴西公認寫得非常好的物理教科書，“在這本書里，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及實驗結果。隨便把書翻開，指到哪一行，我都可以證明書里包含的不是科學，而只是生吞活剝的背誦而已。”費曼隨手翻開一頁，念道：“摩擦發光：當晶體被撞擊時所發出的光……”他說：“這樣的句子，是否就是科學呢？不！你只不過是用一些字說出另一些字的意思而已。有沒有看到過任何學生回家試著做個試驗？我想，他沒有辦法做，他根本不知道該怎樣做。但如果你寫：‘當你在黑暗中用鉗子打在一塊糖上，你會看到一絲藍色光。其他晶體也有此效應，沒人知道為什麼。這個物理現象被稱為摩擦發光。’那么就會有人試著回家自己做，這就是一次與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經驗。”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離不開科學，更有人說，“沒有物理修養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如果我們看到的物理不僅僅是那些繁難的公式，而是費曼所描述的那種“與大自然相遇的美妙經驗”，會不會有更多的青少年愛上物理，愛上科學？ 我嘗試著用通俗的方式描述侯伯宇的工作，但畢竟對物理的了解過於膚淺，如果有失誤之處，還望讀者予以指正並諒解。其實，我更希望有一天能看到物理學家用輕鬆易懂的語言給我們講述物理世界的奧秘。
這是一次困難重重的寫作，寫作過程中，我不斷地將寫好的某段稿子傳給屈奇過目，很多時候，得到的評價是： “能不能再改一下……”被他如此反覆地“折磨”，我嘴上說“好吧”，心裡卻滿是怒火，每次退出和他的連線後，我都會撕開一袋曲奇餅乾，惡狠狠地咬掉幾塊。
在我每天忙於採訪、寫作的那段日子裡，極少有時間陪伴和照顧懷孕的妻子，她卻沒對我說過一句怨言。父母先後入院手術，怕打斷我的工作而瞞著我，陪護的事情都是姐姐哥哥承擔。我要感謝親人們的支持。2012年12月26日，兒子降臨人世，岳母從外地趕回來，幫我們照顧孩子。那段時間，正是我的寫作最為艱難的時候，怎么寫都覺得不好，我決定給自己三天假，陪伴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兒子還沒有名字，妻子說：“你不會等到這本書寫完才有時間起吧？”那三天我絞盡腦汁，最終決定叫他“書暢”，妻子笑了：“你是想讓這本書寫得順暢些是吧？”這純屬巧合！其實，妻子名叫申易，合起來是個“暢”字。
經過六次大改和難以計數的小改之後，這本書終於可以交稿了，我已經用盡所有的力氣。屈奇說：“還不錯，但跟咱們當初想達到的目標還是有點兒差距。”我很清楚他這話說得沒錯，但我還是忍不住又想去吃幾塊餅乾。
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曾寫過一首浪漫的小詩：
To see aworldin a grain of sand， 從一粒沙看見世界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從一朵花知道天宸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yourhand 用一隻手把握無限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用一剎那留住永恆
侯伯宇用畢生精力，希望通過那些看不見的粒子解開自然界的奧秘，如同“從一粒沙看見世界”；我用近一年的時間，希望通過他的經歷了解那個時代，如同“從一朵花知道天宸”。雖然我們所做的事情相差萬里，但我們相同的是，希望“用一剎那留住永恆”。只是，這個過程一點兒也不浪漫。
2013年4月26日
序言
謝謝你翻開這本書！也許你是因為侯伯宇的名字而來，也許是因為書名有點兒科幻色彩而來，也許只是百無聊賴地信手一翻，但無論因為什麼，我都要感謝你！
我相信在沒有讀完這本書之前，大多數人並不知道本書的主角侯伯宇是誰，他是乾什麼的，他有怎樣的經歷。
不知道侯伯宇並不奇怪。屈指算算，科學家中你能叫出名字的又有幾位呢？我敢打一百塊錢的賭，絕大多數人說不出高錕、崔琦、朱棣文、丁肇中是乾什麼的，雖然他們的研究成果足以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比如：高錕先生當年提出了“光纖通信”理論，如今網友們坐在電腦前享受寬頻服務的便利才得以成為現實，但這並不能讓人們像關註明星一樣關心科學家的人生。我無意褒貶人們的趣味與偏好，也無意為這些偉大的科學家們鳴冤叫屈，甚至我認為，如果希望侯伯宇和成龍一樣家喻戶曉，就如同期望在月球上開火鍋店一樣缺乏民眾基礎。從某種程度上說，許多科學家辛勤工作取得的科研成果，只是方便了我們更便捷地滿足那些並不太高級的趣味與偏好的需求，而我們對那些創造了便捷的人卻並不在意——高錕先生的“光纖通信”便是例證之一。很多科學家終其一生都默默無聞，但他們依然在科研探索的道路上痛苦並快樂著，這是他們的宿命。
其實，寫這本書之前，我跟你一樣，沒聽說過侯伯宇的名字。我還必須承認，此前我對其他的科學家也同樣毫無興趣，這種迴避的態度源於曾看過的一些科學家生平傳記類的文章，那種“制式”的寫法，讓我一度誤認為科學研究、發明創造是“枯燥”、“無趣”與“苦不堪言”的代名詞，是“屌絲”、“呆子”們的智力遊戲。當我半推半就地接下了這本書的寫作任務，用將近一年的時間去了解侯伯宇、了解他周圍的那些科學家後才發現，原來，科學家的世界有著如此令人著迷的魅力。於是我才恍然大悟，並非科學和科學家無趣，而是寫科學家的那些文字實在乏味，導致我們對科學家的想像被引入了多么不靠譜的方向。
話題好像跑偏了，我們還是說說本書的主角侯伯宇吧。
侯伯宇是西北大學的教授，是一位在理論物理學界名聲響亮的人物。他曾與三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有過愉快的長期合作，並且與其中兩位——楊振寧和李政道保持著長達數十年的友誼。他受楊振寧邀請赴美交流期間，發表了被國際物理學界稱為“侯氏變換”的研究成果，他還協助李政道先生創立了CUSP隊考試（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畫），促成建立中國的博士後制度的工作。他曾是西北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發表了200多篇論文，與數十位國際一流的物理學家有過良好的合作交流，在國際、國內物理學界有著極高的聲望。
但這不是他的全部。
有人說，他是個除了工作沒什麼愛好的人，這似乎很符合我們慣常對科學家性格的想像，卻同樣不是他的真面目，這只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四維空間”表象。在現代物理學家眼中，我們的世界並非只是由長、寬、高三個維度再加時間維度組成，而是一個奇妙的蜷縮在一起的十一維空間。本書名為《十一維空間》，並非僅僅因為那是侯伯宇最終的研究領域，而是為了表述這位科學家的多維人生空間。從某種程度上說，侯伯宇就如同一個蜷曲著的十一維空間，他將自己柔腸寸斷的內心世界緊緊地包裹起來，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只會拚命工作的倔強老頭，一副看似不近人情的冷麵，而忽略了他的極為豐富而複雜的多面人生。然而那些被壓在內心的過往，總是對他的言行施加著影響，在強大的外力作用下，內心最深處的空間會瞬間打開，釋放出驚人的力量，又迅速“塌縮”回原來的狀態。我所做的就是抓住他打開內心的那些瞬間，走進他的世界。這是一次重新發現的過程。
其實，每個人的內心又何嘗不是一個十一維空間呢？
我想，還有人會問，侯伯宇從事的物理工作到底是研究什麼的？
這是個技術含量很高的超級問題，如果讓我對此做出全面、準確的回答，就相當於讓我在三米跳板上做出309B，那可是難度係數達到4.8的最高難動作，目前全世界只有一個人能做出來，但那個人不是我。我只能用難度係數連0.00048都無法達到的方式向你略述什麼是理論物理，好在本書並不是講學術，這樣的難度係數足夠幫助我們理解侯伯宇所從事的工作了。
侯伯宇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從事物理研究，那時最前沿的研究方向是“粒子物理”。那時候的物理學家們認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物質都是由幾種或者是一種微小到用肉眼無法看到的基本粒子構成，他們要做的就是找到這些粒子，並搞清楚它們是怎樣運動的，以及這樣的運動方式會造成什麼結果，最終使世界呈現出我們見到的這般模樣。中學時，我們就學過分子、組成分子的原子，以及組成原子的電子、質子和中子，科學家們認為還可以再這樣細分下去，直至找到最終的那個粒子。但他們沮喪地發現，他們找到的粒子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甚至達到了300多種。
問題是，物理學家們怎樣才能發現那些看不見的粒子呢？
很多人腦海中浮現出的物理學家的形象也許會是這樣的——頭髮凌亂，有些神經質的老男人，穿著白大褂站在一檯布滿了按鈕、手柄和儀表的龐大儀器前，口中念念有詞地扳下手柄按下按鈕，幾道刺眼的閃電之後誕生了一個奇蹟——好萊塢電影中，科學家往往都是這種未來戰士的形象，雖然有些概念化，但大致的情形也不錯。物理學家們操縱著比電影中更為龐大的價值幾十億美元的儀器，發現了前面所說的那300多種粒子的存在。
不過，並不是所有物理學家都是這樣工作，這種“未來戰士”式的工作方式被稱為“實驗物理”。還有另一種稱為“理論物理”的研究方式，依靠複雜嚴謹的數學計算，推算出那些看不見的粒子，並且用數學公式描述它的大小和運動方式。侯伯宇便是用這種方式進行物理研究，很顯然，這種工作方式比實驗物理省錢得多，幾張紙一支筆就可以進行，看上去就像個鄉村會計。不要因為這種工作方式過於“簡陋”就小看理論物理，在物理研究中，“未來戰士”和“鄉村會計”必須相互驗證，缺一不可。
侯伯宇人生的最後幾年，他的研究方向從粒子物理轉向了超弦理論，這是目前物理學界中最前沿的領域。超弦理論完全顛覆了以前物理學界普遍認為的物質是由粒子組成的觀念，認為那些以前被當作粒子的微小物質其實是不斷振動著的“弦”，之所以表現出不同的狀態，只是因為振動方式不同而已。 超弦理論向我們描述了一個更為奇妙的世界——這個世界並不是你所感知的長、寬、高再加時間的四維空間，而有著超出你想像的更多空間——多達二十六維。只不過，多出的這些空間，你看不見，其中十五維被“壓實了”，剩下的十一維空間中，有四維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立體空間，另外七維蜷曲在一個極小的複雜空間內——大約為1毫米的兩千五百四十萬億億億分之一的空間，我們根本無法覺察到這么小的尺度，科學家們也沒法解釋為什麼它們非得把自己搞成那樣。這些蜷曲的空間維只有在極高的能量狀態下才能打開，而且打開後也不能穩定，仍會坍塌成原來的那種狀態，只剩下我們所感受到的三個空間維和一個時間維。
大多數時候，我們確實難以分清說出驚世駭俗言論的那個人到底是瘋子還是科學家。即便在物理學界，這種理論也並非人人都能接受，當這一理論剛剛出現的時候，包括侯伯宇在內的絕大多數物理學家都曾經認為，這只是個不能為實驗結果所證實的假說，一度對其抱有懷疑態度。
雖然“超弦理論”以及由它發展而來的“M理論”看上去如此不可理喻，但它們還是成為目前國際物理學界最熱門、最主流的研究方向，世界上眾多頂級物理學家都在從事著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大約在2000年，侯伯宇也由最初的懷疑，轉變為對“M理論”的關注，並發現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方向，最終投入對它的研究工作。他認為如果攻下這一研究課題，將會突破困擾物理學界多年的發展瓶頸，物理學可能由此而發生一次重大的飛越。
其實，侯伯宇也曾經名噪一時。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科學界在一次偉大的變革中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托轉型時代的福，不少過去鮮為人知的科學家突然成為社會知名人士，比如華羅庚、陳景潤就像今天許多明星一樣引人注目。侯伯宇在那個年代，也聲名遠揚，被新華社以《中國的驕傲》為題進行報導，即便物理圈外的很多人也知道這位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但後來，他覺得那種“戴高帽”的宣傳方式，往往在熟悉的人中成為笑談，甚至為同行所忌憚造成工作上的不便，因而開始拒絕媒體的採訪，主動地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之外。再後來，隨著“科學的春天”逐漸遠去，媒體也漸漸少了對科學家的報導，侯伯宇徹底將自己隱身於我們看不見的“多維空間”之中，以至於我這個在西安媒體圈內摸爬滾打了十多年的“訊息靈通”人士，此前也沒聽說過他的名字和事跡。
在一次次翻閱了那些已經發黃的檔案後，在大量採訪熟悉他的親友之後，我甚至深感不安——儘管我們有忽略老實人的習慣，但侯伯宇卻是絕對不應忽略的。
侯伯宇的中學同學叢林先生住在天津，他告訴我居住的小區位置，卻不說樓層和房間號，80多歲的老人剛做完心臟手術，執意要親自下樓來接我。這位傳媒界老前輩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第一批新聞記者，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20世紀80年代他創辦的雜誌《八小時以外》創下國內最高發行量。“你們要寫侯伯宇，太好了！這樣的人早就該寫了。”他緊緊拉著我的手向家中走去，似乎害怕一鬆手我便會跑開再不回來。
客廳的桌子上碼著一摞新舊不一的書，足有一尺多高。老先生用力將它們推到我面前：“我們重慶南開同學會有個內部刊物，刊登同學們的回憶文章或現在的近況，十幾年了，出了這么多本，你拿回去作為參考資料。我覺得可能有用的地方都做了標記，你找起來會方便些。”我拿起最上面的一本，隨手翻開，裡面多處都折著書角，折角的頁面內，一些字句下用紅筆藍筆畫著波浪線。我合上書頁，手壓在那摞書上對他說：“您放心，這些書我一定保護好，用完後馬上給您寄回來。”他伸手壓在我的手背上：“孩子，你聽我說，這些書不用還。我已經80多歲了，還能有幾個年頭呢？我把它們送給你，希望你能寫好那個時代，寫好南開中學、寫好侯伯宇，這些書才真的發揮出了最大的作用。”
侯伯宇的另一位中學同學朱景堯住在成都，也是一位新聞界的老前輩，他講述了和侯伯宇一起經歷過的顛沛流離的中學時代以及在政治風雲中飄搖不定的青年時代。“你們這一代人趕上好時候了，我們這代人經歷的，一定不要在你們這一代人身上再發生呀。”他說。
在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的朱重遠先生是侯伯宇的“同門師弟”，1963年兩人一起考上了張宗燧先生的研究生。“我們考入中科院後，第二年就開始搞‘四清’運動，就被下放到吉林的農村去搞‘四清’工作。”朱先生對我說，“一年後回來，我們一起參加建立層子模型的工作，只有大半年時間吧，工作剛完成就開始‘文革’，那以後就搞批判、搞運動，那時候連看書都可能被批判，誰還敢搞研究呢。老侯在中科院工作了十年，真正能搞研究的時間加起來也就是剛進去的那一年多。”他端起碩大的搪瓷缸喝了口茶，補上一句， “我們也一樣。”講述往事的過程中，朱先生時常會發出陣陣爽朗的笑聲，可我覺得那笑聲後面，是一絲苦澀和無奈。朱先生曾擔任過中科院理論物理所副所長，在國內外理論物理學界有著極高聲望，和他的師兄一樣，他也至今未能入選中科院院士，其中的原因他閉口不談。
還有更多我採訪過的侯伯宇當年的同事、合作者，他們講述的那些侯伯宇所經歷的往事，都是他們一同經歷過的，那是一段沉甸甸的歷史。一份責任感在我心中越來越重，我知道，這本書不僅是為侯伯宇而寫，要寫的是一代人的過往，是一代中國科學家所走過的心路歷程。
我們似乎已經進入了“全面科學”的時代，連洗髮水都是各種“因子”、“分子”的成分。科學越來越值錢，身邊的“科學”也越來越多，沒幾天就能出現一個新的“科學名詞”，有人殫精竭慮編出些似是而非的偽科學概念，不過是為了讓普通的玩意兒戴上“高科技”的高帽，能賣出個高價錢。
侯伯宇的六弟侯伯文對我說，他曾經問過哥哥：“你研究的這些東西什麼時候能套用？”侯伯宇沉吟片刻：“可能兩百年後吧。”這句話讓我感動，總有一些人，他們活著不是為了眼前的苟且，他們有夢想，那夢想不是“夢回唐朝”，也不是“錦衣玉食”，而是未來、是遠方——這，也許才是我們應該有的中國夢吧。
記得那天結束了對叢林先生的採訪，背著那摞厚厚的資料告別時，我說：“我一定會盡全力寫出一個真實的候伯宇，寫出你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堅持和信念。”老先生再次拉住我的手，緊緊地握著，另一隻手在我手背上輕輕地拍打，低聲說：“好……好……好！”
必須說明的是，2010年10月，80歲高齡的侯伯宇先生已因病去世，他生前所從事的可能改變物理學面貌的研究工作也因此未能完成。而他也因多年來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以及取得的突出成就，於2012年被追授為“全國創先爭優優秀共產黨員”，這正是我受命寫這本書的原因。
這本書從侯伯宇的童年開始寫起，也許有人會覺得，寫一位物理學家花費這樣的筆墨繞的圈子似乎有些遠。但我認為，一個人童年開始所受的親職教育，以及學校和社會環境影響的綜合力是形成一個人性格的重要因素。侯伯宇和與他同齡的那一代科學家正在凋零，他們曾有著一份共同的堅守與夢想——為國家強盛而甘受艱辛。他們所做的一切努力，不僅為自己，更為這個國家。我希望通過描述侯伯宇的一生，重現那一代人所經歷的時代，以及那個時代造就出的那一批人的性格特點。更重要的是與其相參照，我們這一代人是否能將那份堅持與夢想更好地傳承下去。
沒錯，這是一本模範人物的傳記，不過，你不必擔心會看到一個內容空洞的“高大全”式的英模人物故事，在這個已經被添加劑搞得滿是疑惑的年代，我決定盡最大可能寫出一個不含添加劑的“純天然”的人，我相信，沒有“添加劑”的產品，不僅“營養”足夠豐富，“保質期”也會更長久些。
我很欣慰自己寫下了這樣一本書，記錄下了科學界曾有過這樣一批中國人。我無法確定會有多少人翻開這本書，所以我必須感謝現在打開這本書的你，哪怕只有你一個人記住了他們，這一代中國科學家就不會消失在歷史的陰影里。
謹以此書獻給我不曾謀面卻最為熟悉的侯伯宇先生，以及那一代中國科學家。
我相信在沒有讀完這本書之前，大多數人並不知道本書的主角侯伯宇是誰，他是乾什麼的，他有怎樣的經歷。
不知道侯伯宇並不奇怪。屈指算算，科學家中你能叫出名字的又有幾位呢？我敢打一百塊錢的賭，絕大多數人說不出高錕、崔琦、朱棣文、丁肇中是乾什麼的，雖然他們的研究成果足以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比如：高錕先生當年提出了“光纖通信”理論，如今網友們坐在電腦前享受寬頻服務的便利才得以成為現實，但這並不能讓人們像關註明星一樣關心科學家的人生。我無意褒貶人們的趣味與偏好，也無意為這些偉大的科學家們鳴冤叫屈，甚至我認為，如果希望侯伯宇和成龍一樣家喻戶曉，就如同期望在月球上開火鍋店一樣缺乏民眾基礎。從某種程度上說，許多科學家辛勤工作取得的科研成果，只是方便了我們更便捷地滿足那些並不太高級的趣味與偏好的需求，而我們對那些創造了便捷的人卻並不在意——高錕先生的“光纖通信”便是例證之一。很多科學家終其一生都默默無聞，但他們依然在科研探索的道路上痛苦並快樂著，這是他們的宿命。
其實，寫這本書之前，我跟你一樣，沒聽說過侯伯宇的名字。我還必須承認，此前我對其他的科學家也同樣毫無興趣，這種迴避的態度源於曾看過的一些科學家生平傳記類的文章，那種“制式”的寫法，讓我一度誤認為科學研究、發明創造是“枯燥”、“無趣”與“苦不堪言”的代名詞，是“屌絲”、“呆子”們的智力遊戲。當我半推半就地接下了這本書的寫作任務，用將近一年的時間去了解侯伯宇、了解他周圍的那些科學家後才發現，原來，科學家的世界有著如此令人著迷的魅力。於是我才恍然大悟，並非科學和科學家無趣，而是寫科學家的那些文字實在乏味，導致我們對科學家的想像被引入了多么不靠譜的方向。
話題好像跑偏了，我們還是說說本書的主角侯伯宇吧。
侯伯宇是西北大學的教授，是一位在理論物理學界名聲響亮的人物。他曾與三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有過愉快的長期合作，並且與其中兩位——楊振寧和李政道保持著長達數十年的友誼。他受楊振寧邀請赴美交流期間，發表了被國際物理學界稱為“侯氏變換”的研究成果，他還協助李政道先生創立了CUSP隊考試（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畫），促成建立中國的博士後制度的工作。他曾是西北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發表了200多篇論文，與數十位國際一流的物理學家有過良好的合作交流，在國際、國內物理學界有著極高的聲望。
但這不是他的全部。
有人說，他是個除了工作沒什麼愛好的人，這似乎很符合我們慣常對科學家性格的想像，卻同樣不是他的真面目，這只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四維空間”表象。在現代物理學家眼中，我們的世界並非只是由長、寬、高三個維度再加時間維度組成，而是一個奇妙的蜷縮在一起的十一維空間。本書名為《十一維空間》，並非僅僅因為那是侯伯宇最終的研究領域，而是為了表述這位科學家的多維人生空間。從某種程度上說，侯伯宇就如同一個蜷曲著的十一維空間，他將自己柔腸寸斷的內心世界緊緊地包裹起來，人們看到的是一個只會拚命工作的倔強老頭，一副看似不近人情的冷麵，而忽略了他的極為豐富而複雜的多面人生。然而那些被壓在內心的過往，總是對他的言行施加著影響，在強大的外力作用下，內心最深處的空間會瞬間打開，釋放出驚人的力量，又迅速“塌縮”回原來的狀態。我所做的就是抓住他打開內心的那些瞬間，走進他的世界。這是一次重新發現的過程。
其實，每個人的內心又何嘗不是一個十一維空間呢？
我想，還有人會問，侯伯宇從事的物理工作到底是研究什麼的？
這是個技術含量很高的超級問題，如果讓我對此做出全面、準確的回答，就相當於讓我在三米跳板上做出309B，那可是難度係數達到4.8的最高難動作，目前全世界只有一個人能做出來，但那個人不是我。我只能用難度係數連0.00048都無法達到的方式向你略述什麼是理論物理，好在本書並不是講學術，這樣的難度係數足夠幫助我們理解侯伯宇所從事的工作了。
侯伯宇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從事物理研究，那時最前沿的研究方向是“粒子物理”。那時候的物理學家們認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物質都是由幾種或者是一種微小到用肉眼無法看到的基本粒子構成，他們要做的就是找到這些粒子，並搞清楚它們是怎樣運動的，以及這樣的運動方式會造成什麼結果，最終使世界呈現出我們見到的這般模樣。中學時，我們就學過分子、組成分子的原子，以及組成原子的電子、質子和中子，科學家們認為還可以再這樣細分下去，直至找到最終的那個粒子。但他們沮喪地發現，他們找到的粒子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甚至達到了300多種。
問題是，物理學家們怎樣才能發現那些看不見的粒子呢？
很多人腦海中浮現出的物理學家的形象也許會是這樣的——頭髮凌亂，有些神經質的老男人，穿著白大褂站在一檯布滿了按鈕、手柄和儀表的龐大儀器前，口中念念有詞地扳下手柄按下按鈕，幾道刺眼的閃電之後誕生了一個奇蹟——好萊塢電影中，科學家往往都是這種未來戰士的形象，雖然有些概念化，但大致的情形也不錯。物理學家們操縱著比電影中更為龐大的價值幾十億美元的儀器，發現了前面所說的那300多種粒子的存在。
不過，並不是所有物理學家都是這樣工作，這種“未來戰士”式的工作方式被稱為“實驗物理”。還有另一種稱為“理論物理”的研究方式，依靠複雜嚴謹的數學計算，推算出那些看不見的粒子，並且用數學公式描述它的大小和運動方式。侯伯宇便是用這種方式進行物理研究，很顯然，這種工作方式比實驗物理省錢得多，幾張紙一支筆就可以進行，看上去就像個鄉村會計。不要因為這種工作方式過於“簡陋”就小看理論物理，在物理研究中，“未來戰士”和“鄉村會計”必須相互驗證，缺一不可。
侯伯宇人生的最後幾年，他的研究方向從粒子物理轉向了超弦理論，這是目前物理學界中最前沿的領域。超弦理論完全顛覆了以前物理學界普遍認為的物質是由粒子組成的觀念，認為那些以前被當作粒子的微小物質其實是不斷振動著的“弦”，之所以表現出不同的狀態，只是因為振動方式不同而已。 超弦理論向我們描述了一個更為奇妙的世界——這個世界並不是你所感知的長、寬、高再加時間的四維空間，而有著超出你想像的更多空間——多達二十六維。只不過，多出的這些空間，你看不見，其中十五維被“壓實了”，剩下的十一維空間中，有四維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立體空間，另外七維蜷曲在一個極小的複雜空間內——大約為1毫米的兩千五百四十萬億億億分之一的空間，我們根本無法覺察到這么小的尺度，科學家們也沒法解釋為什麼它們非得把自己搞成那樣。這些蜷曲的空間維只有在極高的能量狀態下才能打開，而且打開後也不能穩定，仍會坍塌成原來的那種狀態，只剩下我們所感受到的三個空間維和一個時間維。
大多數時候，我們確實難以分清說出驚世駭俗言論的那個人到底是瘋子還是科學家。即便在物理學界，這種理論也並非人人都能接受，當這一理論剛剛出現的時候，包括侯伯宇在內的絕大多數物理學家都曾經認為，這只是個不能為實驗結果所證實的假說，一度對其抱有懷疑態度。
雖然“超弦理論”以及由它發展而來的“M理論”看上去如此不可理喻，但它們還是成為目前國際物理學界最熱門、最主流的研究方向，世界上眾多頂級物理學家都在從事著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大約在2000年，侯伯宇也由最初的懷疑，轉變為對“M理論”的關注，並發現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方向，最終投入對它的研究工作。他認為如果攻下這一研究課題，將會突破困擾物理學界多年的發展瓶頸，物理學可能由此而發生一次重大的飛越。
其實，侯伯宇也曾經名噪一時。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科學界在一次偉大的變革中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托轉型時代的福，不少過去鮮為人知的科學家突然成為社會知名人士，比如華羅庚、陳景潤就像今天許多明星一樣引人注目。侯伯宇在那個年代，也聲名遠揚，被新華社以《中國的驕傲》為題進行報導，即便物理圈外的很多人也知道這位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但後來，他覺得那種“戴高帽”的宣傳方式，往往在熟悉的人中成為笑談，甚至為同行所忌憚造成工作上的不便，因而開始拒絕媒體的採訪，主動地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之外。再後來，隨著“科學的春天”逐漸遠去，媒體也漸漸少了對科學家的報導，侯伯宇徹底將自己隱身於我們看不見的“多維空間”之中，以至於我這個在西安媒體圈內摸爬滾打了十多年的“訊息靈通”人士，此前也沒聽說過他的名字和事跡。
在一次次翻閱了那些已經發黃的檔案後，在大量採訪熟悉他的親友之後，我甚至深感不安——儘管我們有忽略老實人的習慣，但侯伯宇卻是絕對不應忽略的。
侯伯宇的中學同學叢林先生住在天津，他告訴我居住的小區位置，卻不說樓層和房間號，80多歲的老人剛做完心臟手術，執意要親自下樓來接我。這位傳媒界老前輩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第一批新聞記者，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20世紀80年代他創辦的雜誌《八小時以外》創下國內最高發行量。“你們要寫侯伯宇，太好了！這樣的人早就該寫了。”他緊緊拉著我的手向家中走去，似乎害怕一鬆手我便會跑開再不回來。
客廳的桌子上碼著一摞新舊不一的書，足有一尺多高。老先生用力將它們推到我面前：“我們重慶南開同學會有個內部刊物，刊登同學們的回憶文章或現在的近況，十幾年了，出了這么多本，你拿回去作為參考資料。我覺得可能有用的地方都做了標記，你找起來會方便些。”我拿起最上面的一本，隨手翻開，裡面多處都折著書角，折角的頁面內，一些字句下用紅筆藍筆畫著波浪線。我合上書頁，手壓在那摞書上對他說：“您放心，這些書我一定保護好，用完後馬上給您寄回來。”他伸手壓在我的手背上：“孩子，你聽我說，這些書不用還。我已經80多歲了，還能有幾個年頭呢？我把它們送給你，希望你能寫好那個時代，寫好南開中學、寫好侯伯宇，這些書才真的發揮出了最大的作用。”
侯伯宇的另一位中學同學朱景堯住在成都，也是一位新聞界的老前輩，他講述了和侯伯宇一起經歷過的顛沛流離的中學時代以及在政治風雲中飄搖不定的青年時代。“你們這一代人趕上好時候了，我們這代人經歷的，一定不要在你們這一代人身上再發生呀。”他說。
在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的朱重遠先生是侯伯宇的“同門師弟”，1963年兩人一起考上了張宗燧先生的研究生。“我們考入中科院後，第二年就開始搞‘四清’運動，就被下放到吉林的農村去搞‘四清’工作。”朱先生對我說，“一年後回來，我們一起參加建立層子模型的工作，只有大半年時間吧，工作剛完成就開始‘文革’，那以後就搞批判、搞運動，那時候連看書都可能被批判，誰還敢搞研究呢。老侯在中科院工作了十年，真正能搞研究的時間加起來也就是剛進去的那一年多。”他端起碩大的搪瓷缸喝了口茶，補上一句， “我們也一樣。”講述往事的過程中，朱先生時常會發出陣陣爽朗的笑聲，可我覺得那笑聲後面，是一絲苦澀和無奈。朱先生曾擔任過中科院理論物理所副所長，在國內外理論物理學界有著極高聲望，和他的師兄一樣，他也至今未能入選中科院院士，其中的原因他閉口不談。
還有更多我採訪過的侯伯宇當年的同事、合作者，他們講述的那些侯伯宇所經歷的往事，都是他們一同經歷過的，那是一段沉甸甸的歷史。一份責任感在我心中越來越重，我知道，這本書不僅是為侯伯宇而寫，要寫的是一代人的過往，是一代中國科學家所走過的心路歷程。
我們似乎已經進入了“全面科學”的時代，連洗髮水都是各種“因子”、“分子”的成分。科學越來越值錢，身邊的“科學”也越來越多，沒幾天就能出現一個新的“科學名詞”，有人殫精竭慮編出些似是而非的偽科學概念，不過是為了讓普通的玩意兒戴上“高科技”的高帽，能賣出個高價錢。
侯伯宇的六弟侯伯文對我說，他曾經問過哥哥：“你研究的這些東西什麼時候能套用？”侯伯宇沉吟片刻：“可能兩百年後吧。”這句話讓我感動，總有一些人，他們活著不是為了眼前的苟且，他們有夢想，那夢想不是“夢回唐朝”，也不是“錦衣玉食”，而是未來、是遠方——這，也許才是我們應該有的中國夢吧。
記得那天結束了對叢林先生的採訪，背著那摞厚厚的資料告別時，我說：“我一定會盡全力寫出一個真實的候伯宇，寫出你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堅持和信念。”老先生再次拉住我的手，緊緊地握著，另一隻手在我手背上輕輕地拍打，低聲說：“好……好……好！”
必須說明的是，2010年10月，80歲高齡的侯伯宇先生已因病去世，他生前所從事的可能改變物理學面貌的研究工作也因此未能完成。而他也因多年來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以及取得的突出成就，於2012年被追授為“全國創先爭優優秀共產黨員”，這正是我受命寫這本書的原因。
這本書從侯伯宇的童年開始寫起，也許有人會覺得，寫一位物理學家花費這樣的筆墨繞的圈子似乎有些遠。但我認為，一個人童年開始所受的親職教育，以及學校和社會環境影響的綜合力是形成一個人性格的重要因素。侯伯宇和與他同齡的那一代科學家正在凋零，他們曾有著一份共同的堅守與夢想——為國家強盛而甘受艱辛。他們所做的一切努力，不僅為自己，更為這個國家。我希望通過描述侯伯宇的一生，重現那一代人所經歷的時代，以及那個時代造就出的那一批人的性格特點。更重要的是與其相參照，我們這一代人是否能將那份堅持與夢想更好地傳承下去。
沒錯，這是一本模範人物的傳記，不過，你不必擔心會看到一個內容空洞的“高大全”式的英模人物故事，在這個已經被添加劑搞得滿是疑惑的年代，我決定盡最大可能寫出一個不含添加劑的“純天然”的人，我相信，沒有“添加劑”的產品，不僅“營養”足夠豐富，“保質期”也會更長久些。
我很欣慰自己寫下了這樣一本書，記錄下了科學界曾有過這樣一批中國人。我無法確定會有多少人翻開這本書，所以我必須感謝現在打開這本書的你，哪怕只有你一個人記住了他們，這一代中國科學家就不會消失在歷史的陰影里。
謹以此書獻給我不曾謀面卻最為熟悉的侯伯宇先生，以及那一代中國科學家。
名人推薦
伯宇先生是國內著名的物理學家、教育家，他一生致力於數學物理研究，在場論拓撲性質研究、二維可積場研究、規範場理論、共形場統計模型、量子群等領域做出很出色的創新工作。他勤奮萬分，以研究物理為自己人生理想。同時。他為祖國的人才培養做出了傑出貢獻。他的去世……是祖國物理事業的重大損失，我更是失去了一位多年的良友。
——李政道
——李政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