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賢明，歷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公共政策所副所長。現為中改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匡賢明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中國
個人簡介,工作項目,個人作品簡析,
個人簡介
名字：匡賢明
性別：男
出生：不詳
時代：現代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祖籍：海南
職業：學者
性別：男
出生：不詳
時代：現代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祖籍：海南
職業：學者
工作項目
近年來，主持並完成省部級課題四項；參與國際課題多項，包括UNDP委託的《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07/08》；
作為主要研究者參與省部級課題多項，包括國家發改委委託的《“十二五”改革研究》、《中國基本公共服務監管體制改革》、《“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研究》；
廣東省委託的《廣東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2009-2020）》、《珠三角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規劃（2009-2020）》；
國家郵政局委託的《郵政保留業務專營業務條例》等。
作為主要研究者參與省部級課題多項，包括國家發改委委託的《“十二五”改革研究》、《中國基本公共服務監管體制改革》、《“十二五”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研究》；
廣東省委託的《廣東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2009-2020）》、《珠三角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規劃（2009-2020）》；
國家郵政局委託的《郵政保留業務專營業務條例》等。
個人作品簡析
古巴改革對中國的啟示意義
作者：匡賢明
對於有30餘年改革開放歷程的中國來說,看看古巴目前推進的改革,似乎沒有太大的興奮感。畢竟,古巴正在發生的改革,都是中國30年前經歷過的。但後來者未必不能對先行者帶來思考。
最近古巴在經濟領域推進較為激進的改革,頗為引人注目。對於有30餘年改革開放歷程的中國來說,看看古巴目前推進的改革,似乎沒有太大的興奮感。畢竟,古巴正在發生的改革,都是中國30年前經歷過的。但後來者未必不能對先行者帶來思考。如果我們回顧1994年古巴開始的改革,這16年來古巴改革的經驗教訓仍然值得深思。目前來看,至少有以下三點:
一是如何看待經過人類長期檢驗的共識?
拋開意識形態因素,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的優劣,早有定論。理論與實踐都證明,市場經濟有各種問題,但相對計畫經濟來說,它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問題在於,為什麼這個經過人類理念與實踐長期檢驗的共同知識,無法在一些地區得到認可,或者這個認可的過程充滿艱辛。古巴正處在從排斥市場經濟轉向逐步接納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古巴改革的全部實質,就是改革計畫經濟模式,回歸市場經濟道路。
對中國來說,雖然經歷了30餘年的改革,但這個道理並沒有成為基本的社會共識。對市場經濟的質疑、否定,屢屢不絕。尤其是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這種思潮更有反潮之勢。以至於國家主要領導人在多個場合反覆強調,“過去30多年中國的發展變化,靠的是改革開放,未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要靠改革開放”；“只有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
二是如何看待改革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位置?
客觀地說,曾經實施過計畫經濟的國家,都存在深刻的結構性矛盾與問題。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但問題在於,如何定位改革在這些轉軌國家中的地位?一種態度是把改革“工具化,功利化、短期化”,在遇到問題時打出改革的旗幟；在問題得到緩解時又中止改革。這一點在古巴尤其明顯。1992年蘇聯解體後,古巴依附於經互會而運行的貿易體系、資源體系瞬間瓦解,古巴喪失了75%的外貿總額、40%的GDP和90%的能源來源,經濟面臨絕境。為此,菲德爾·卡斯楚開始尋找市場化改革之路,改革涉及投資領域、民營經濟發展、金融體制、財稅體制等。這場改革緩解了古巴的危機,使古巴經濟開始復甦。但菲德爾·卡斯楚卻終止了市場化改革,明確宣布市場經濟不在政府考慮之內。客觀地說,這種把改革“工具化,功利化、短期化”的做法,不僅很難解決原有的結構性問題,反而容易導致傳統體制的反彈。另一種態度是把改革作為關係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由此使改革“戰略化、超脫化、長期化”,以此構建改革的動力。回過頭來看古巴改革,勞爾·卡斯楚推進改革的外因是國際金融危機,但內因是古巴經濟成長缺乏動力。因此,古巴這次能否解決傳統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問題,取決於能否放棄改革“工具化,功利化、短期化”的傾向,真正把改革提高到關係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的高度。
在我國,是不是也存在前一種傾向呢?應該說,儘管表現形式不一,但客觀上是存在的。對改革過程中具體問題的探討不是不可以,但要防止對改革方向和改革戰略的否定。而這種思潮在近幾年客觀上存在並且影響到相關的政策決策。從未來發展的客觀需求看,只有把改革“戰略化、超脫化、長期化”,才能抓住發展中所面臨矛盾與問題的實質,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調整和體制創新措施。
三是主動選擇改革還是被動選擇改革?
危機是推進改革的一個重要外因,但危機倒逼的改革,往往是被動式的改革。只有清醒認識到自身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與問題,認識到自己與外部世界的差距,才會選擇主動改革。對於古巴來說,16年前危機導向下的被動改革收效甚微,他們錯過了這16年中世界市場擴大、技術發展的紅利。從目前勞爾·卡斯楚推進改革的決心看,這次古巴選擇的是主動改革,且有破釜沉舟的態勢。這奠定了古巴改革的一個重要基礎。
對於我國來說,危機導向式的改革,其邊際效用正在遞減,主動改革的動力卻有弱化的風險。要推進主動改革,前提是發現自己的不足,謙虛地承認自己的缺點。如果堅持自己的發展模式最好、自己的發展道路最優秀,那么談主動改革無異於刻舟求劍。然而當前我們一個危險的信號就是,在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問題時,不承認問題,反而堅持自己沒有錯。例如,以政府主導的經濟成長為例,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十二五”規劃中,仍然突出強調投資、強調項目、強調土地開發,並沒有真正認識到這種增長方式可能帶來的內生矛盾。在社會發展方面,以宜黃事件為例,從結果和常識看,地方政府肯定有失職之處。但地方政府調查的結果卻宣稱,“相關拆遷資料齊全,手續完備,程式合法,全程沒有出現違法違規行為”。以這種姿態對待問題,怎么可能主動反思當前的拆遷制度呢?怎么可能選擇主動改革呢?再過五年、十年,暴力拆遷還會繼續上演,結果只會積累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
“十二五”是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這一點各方都有共識。“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從古巴的改革歷程看,如今我們要真正推進“十二五”改革,迫切需要在三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要虛心接受經過檢驗的人類文明成果,要把市場經濟的精神真正融入經濟發展的每個環節；第二,要防止改革“工具化,功利化、短期化”的傾向；第三,要謙虛地承認自己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正視發展中的矛盾,選擇主動式改革。
作者：匡賢明
對於有30餘年改革開放歷程的中國來說,看看古巴目前推進的改革,似乎沒有太大的興奮感。畢竟,古巴正在發生的改革,都是中國30年前經歷過的。但後來者未必不能對先行者帶來思考。
最近古巴在經濟領域推進較為激進的改革,頗為引人注目。對於有30餘年改革開放歷程的中國來說,看看古巴目前推進的改革,似乎沒有太大的興奮感。畢竟,古巴正在發生的改革,都是中國30年前經歷過的。但後來者未必不能對先行者帶來思考。如果我們回顧1994年古巴開始的改革,這16年來古巴改革的經驗教訓仍然值得深思。目前來看,至少有以下三點:
一是如何看待經過人類長期檢驗的共識?
拋開意識形態因素,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的優劣,早有定論。理論與實踐都證明,市場經濟有各種問題,但相對計畫經濟來說,它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問題在於,為什麼這個經過人類理念與實踐長期檢驗的共同知識,無法在一些地區得到認可,或者這個認可的過程充滿艱辛。古巴正處在從排斥市場經濟轉向逐步接納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古巴改革的全部實質,就是改革計畫經濟模式,回歸市場經濟道路。
對中國來說,雖然經歷了30餘年的改革,但這個道理並沒有成為基本的社會共識。對市場經濟的質疑、否定,屢屢不絕。尤其是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這種思潮更有反潮之勢。以至於國家主要領導人在多個場合反覆強調,“過去30多年中國的發展變化,靠的是改革開放,未來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然要靠改革開放”；“只有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
二是如何看待改革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位置?
客觀地說,曾經實施過計畫經濟的國家,都存在深刻的結構性矛盾與問題。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但問題在於,如何定位改革在這些轉軌國家中的地位?一種態度是把改革“工具化,功利化、短期化”,在遇到問題時打出改革的旗幟；在問題得到緩解時又中止改革。這一點在古巴尤其明顯。1992年蘇聯解體後,古巴依附於經互會而運行的貿易體系、資源體系瞬間瓦解,古巴喪失了75%的外貿總額、40%的GDP和90%的能源來源,經濟面臨絕境。為此,菲德爾·卡斯楚開始尋找市場化改革之路,改革涉及投資領域、民營經濟發展、金融體制、財稅體制等。這場改革緩解了古巴的危機,使古巴經濟開始復甦。但菲德爾·卡斯楚卻終止了市場化改革,明確宣布市場經濟不在政府考慮之內。客觀地說,這種把改革“工具化,功利化、短期化”的做法,不僅很難解決原有的結構性問題,反而容易導致傳統體制的反彈。另一種態度是把改革作為關係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由此使改革“戰略化、超脫化、長期化”,以此構建改革的動力。回過頭來看古巴改革,勞爾·卡斯楚推進改革的外因是國際金融危機,但內因是古巴經濟成長缺乏動力。因此,古巴這次能否解決傳統經濟成長和社會發展問題,取決於能否放棄改革“工具化,功利化、短期化”的傾向,真正把改革提高到關係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的高度。
在我國,是不是也存在前一種傾向呢?應該說,儘管表現形式不一,但客觀上是存在的。對改革過程中具體問題的探討不是不可以,但要防止對改革方向和改革戰略的否定。而這種思潮在近幾年客觀上存在並且影響到相關的政策決策。從未來發展的客觀需求看,只有把改革“戰略化、超脫化、長期化”,才能抓住發展中所面臨矛盾與問題的實質,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調整和體制創新措施。
三是主動選擇改革還是被動選擇改革?
危機是推進改革的一個重要外因,但危機倒逼的改革,往往是被動式的改革。只有清醒認識到自身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矛盾與問題,認識到自己與外部世界的差距,才會選擇主動改革。對於古巴來說,16年前危機導向下的被動改革收效甚微,他們錯過了這16年中世界市場擴大、技術發展的紅利。從目前勞爾·卡斯楚推進改革的決心看,這次古巴選擇的是主動改革,且有破釜沉舟的態勢。這奠定了古巴改革的一個重要基礎。
對於我國來說,危機導向式的改革,其邊際效用正在遞減,主動改革的動力卻有弱化的風險。要推進主動改革,前提是發現自己的不足,謙虛地承認自己的缺點。如果堅持自己的發展模式最好、自己的發展道路最優秀,那么談主動改革無異於刻舟求劍。然而當前我們一個危險的信號就是,在經濟社會發展出現問題時,不承認問題,反而堅持自己沒有錯。例如,以政府主導的經濟成長為例,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十二五”規劃中,仍然突出強調投資、強調項目、強調土地開發,並沒有真正認識到這種增長方式可能帶來的內生矛盾。在社會發展方面,以宜黃事件為例,從結果和常識看,地方政府肯定有失職之處。但地方政府調查的結果卻宣稱,“相關拆遷資料齊全,手續完備,程式合法,全程沒有出現違法違規行為”。以這種姿態對待問題,怎么可能主動反思當前的拆遷制度呢?怎么可能選擇主動改革呢?再過五年、十年,暴力拆遷還會繼續上演,結果只會積累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
“十二五”是我國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這一點各方都有共識。“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從古巴的改革歷程看,如今我們要真正推進“十二五”改革,迫切需要在三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要虛心接受經過檢驗的人類文明成果,要把市場經濟的精神真正融入經濟發展的每個環節；第二,要防止改革“工具化,功利化、短期化”的傾向；第三,要謙虛地承認自己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正視發展中的矛盾,選擇主動式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