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言制度

內容簡介

王言制度是文書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古時代文書行政研究的題中之義。自秦始皇建皇帝號，改“命”曰“制”、“令”曰“詔”，經西漢的發展完善後，王言形成制書、詔書、策書（冊書）、戒敕四種較為規整的御用文書體制（文體），歷漢魏而不移。北魏的王言之制承繼魏晉，其文體亦與之同。作為皇帝御用文書，制書、詔書、冊書、敕書四者具有書式、行用場合、行政機能之差異。以行政機能而言，制書、詔書與敕書皆可在官僚系統中流通並發揮政令效力，如頒行法令、處理政務，而冊書則與前三者存在較大差異，最直接的體現有兩點：其一，冊書作為禮儀性皇帝文書，不需要官僚署位；其二，冊書的生成必須以冊命制書或冊命詔書為前提。據書式而言，制書行用“制詔御史”（西漢）、“制詔三公”（東漢魏晉），詔書行用“制詔某官某”式，冊書行用“皇帝咨某官某”式等。北魏制書的書式，管窺所及，見於史載的制書（詔書）式既有“制詔”式亦有“門下”式，這是南北朝時期王言生成與出納程式發生變革之後的政治現象。除了以上四種文書體之外，還存在一種文書——璽書。璽書雖然屬於詔書體的分支，因具有獨立的公文書式與行用方式，所以本文將其列為一類文書體，並進行討論。

制書、詔書等四種王言，既然是北魏皇帝的命令文書，則必以皇帝的名義發出，但皇帝並不一定要親自草擬，故而皇帝設立草詔機構，以協助完成王言製作。拓跋珪建魏之初已經效法魏晉制度，設立中書省“綰司王言”。太武帝至獻文帝時內侍省成為王言草擬、出納的主要機構，中書省雖有草詔權，卻主要體現在“職典文詞”。職是之故，在北魏皇帝親擬詔書之外出現複合式草詔機構。孝文帝前期，馮太后臨朝時開始恢復中書省的部分草詔權，但並未跳脫出前朝構造。至孝文帝廢內侍省，中書省的草詔權才回歸到到兩晉時的軌道上。即便中書省恢復了制度內的草詔權，卻非穩定不移，在孝明帝時期，具有內侍性質的門下省一度侵奪中書草詔權，形成草詔、出納合二為一的政治現象。確切而言，自胡太后返政後門下省參與到草詔環節，至高澄任中書監而將草詔權扳回中書省，這一段時期的草詔權基本處於游移狀態。這或許與皇帝權力的式微不無關聯。作為皇帝的秘書機構，無論中書省還是內侍省，抑或一度掌草詔的門下省，其草詔權來源一則在政治運作層面受制於皇帝，或隨皇帝意志而調整，二則在政治機理層面受制於拓跋氏的內侍傳統。

草詔權是王言生成地核心，其所指與歸屬，決定了王言地生成機制與操作原理。除了皇帝是當然地草詔者外，在北魏地制度設定中，中書省是法定草詔機構，並受旨草詔、構成王言生成機制地一種。中書省草詔是王言生成地重要渠道，卻非唯一渠道，因為王言地生成機制並不只有草詔行為這一種，還包括由上行文書轉化為王言地生成機制。根據北魏王言地生成機制與程式，本文將皇帝親擬詔書（或制書）、中書省（或內侍機構）草擬詔書（或制書）這兩種方式生成地皇帝文書目為“第一品王言”；將官僚機構奏書、臣僚表疏啟（上行文書）所引發地皇帝詔答——“詔曰（云云）”、“詔可（制可）”目為“第二品王言”。《魏書》所載皇帝文書在皇帝親詔、中書草詔方面並無明確劃分，所以對第一品王言地考察主要基於兩點原則：一，史料明確稱“親詔”或皇帝草詔者，劃為第一品王言地第一種；二，史料明確稱某某官草詔者，劃為第一品王言地第二種。若不滿足二者，如見於史載地“制曰：云云”或“詔曰：云云”，是歸入第一品王言亦或第二品王言地範疇，尚無判定標準，只能依據內容與語境作出判斷。第三章所探討地草詔者與草詔機構，是第一品王言生成機制地運作媒介。由皇帝批答奏書或表疏啟而產生詔書或制書地程式，構成第二品王言地生成模式，這一模式有兩套系統：一，官僚機構（尚書省）上奏書，皇帝詔答“可”（或“詔曰：云云”），奏書署位與皇帝詔答是王言由生成、執行到調整、再執行地兩個關鍵環節，二者支撐著第二品王言生成到出納地程式；二，臣僚上表疏啟，皇帝詔答。在第二品王言生成地模式中，兩套系統雖然相互獨立，但絕非完全隔絕，二者溝通地關節點在皇帝，確切地說是引導文書流通地詔。當皇帝下詔“付外詳議”，將臣僚地表疏啟轉入官僚機構中時，第一個系統地王言生成程式便被啟動。無論是第一品王言還是第二品王言，最頂端地裁決者皆是皇帝，皇帝之下還有一套輔助草詔或答詔地秘書機構（中書省、門下省），所以即便是在第二品王言生成程式中，草詔機構也會參與其中。在王言生成系統中，無論是作為命令文書地制書或詔書，還是作為草詔者地皇帝或中書省（內侍省），皆構成王言制度地不同面向，並在同一政治行為中發揮相應地功能，共同將皇帝、皇帝——臣僚兩種意志轉換為國家意志或國家政策、制度。

北魏王言制度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

圖書目錄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