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匈奴文明
- 外文名：the Culture of the Huns
- 創造者：匈奴人
- 特點：生態文明、遊牧文明
- 分布：中國北方、中亞、歐亞大陸等
- 影響：亞歐草原各遊牧民族社會等
生態文明,現代價值,
生態文明
1、敬重自然的生態意識
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帶有明顯的薩滿教特點。據記載，匈奴人“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有巫者，出兵必占吉凶，敬仰天地日月，有崇拜偶像的習俗。在諸神崇拜中，特別注重天神。認為天神是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間的得失均仰仗於天。如果人的行動能順乎天道，天便會給人賜吉祥。否則，天便要給人降災禍。因此每當行事順利時，便稱之為“天之福”。
自匈奴始，中國北方草原的各個民族把敬重自然的生態意識流傳下來，突厥也是一個崇拜“天”的民族。在突厥文碑銘中，有許多“從天生”、“天所生”的概念。在粟特語中，也有相同的“天”的概念。蒙古人的“長生天”意識更為人所周知。
在所有匈奴的遺址和墓葬中，都有大量以動物為裝飾的器物，這種動物造型是匈奴文化的主要特徵。動物造型是歐亞草原古代民族通用的裝飾題材，分布地域相當廣泛，從中國北方草原地區、蒙古國、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哈薩克斯坦到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國外學者將此命名為“野獸紋”。匈奴自然崇拜，當然離不開大自然賦予的動物，馬、牛、羊、虎、鷹等都是草原上常見的動物，與匈奴的生活密切相關，很容易成為他們的圖騰。祭祀的祖先也與動物圖騰有關，匈奴各部落把草原上生存的動物認為與自己的來源有關，把之作為祖先崇拜。匈奴有把偶像作為祖先、天地、鬼神的化身而予以崇拜。由於特定的生態環境和生活方式，馬、牛、羊、鹿、虎、鳥等動物便成為匈奴的崇拜物，即氏族或部落的標誌物。
匈奴文化的主要內涵為各種質地上的動物造型，這不僅體現了戰國至漢朝中國北方草原地區的生活情景，更能反映當時與日常生活有著密切聯繫的原始宗教——圖騰崇拜的狀況。
匈奴的圖騰文化對後世北方民族的圖騰崇拜有很大影響，動物造型在歷代北方民族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說明圖騰文化為北方草原地區諸民族的文化共性。匈奴人的薩滿教信仰在北方民族中也廣為流傳。在接受佛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信仰之前，阿爾泰語系各民族都曾經信仰過薩滿教，他們繼承匈奴的生態文明，崇拜自然、神靈、圖騰、祖先。
在通古斯語族的許多民族中以及一部分蒙古人中間，還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薩滿教信仰。
2、遊牧文明
《史記·匈奴列傳》說其“即‘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耕田之業’”。《淮南子·原道訓》說“雁門之北狄不穀食”。《鹽鐵論·備胡》亦說“外無田疇之積”。在陰山岩畫中發現的眾多射獵圖、牧馬圖、穹廬氈帳圖，藝術地再現了北方民族的遊牧、狩獵生活場景。公元前127年，衛青率兵北擊匈奴，“得牛羊百餘萬”。公元前124年，衛青擊匈奴右賢王，得“畜產數千百萬”。公元前71年，漢校尉常惠獲其馬、牛、羊、驢、橐駝70餘萬頭。公元89年，竇憲追擊匈奴敗兵於私渠比鞮海， “獲牲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公元134年，“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獲牛羊十餘萬頭”。以上僅就一個地區、一次戰役而言，而且又僅是被獲之數，每次已多至百萬或近百萬，漢代匈奴人與內地邊貿很發達。杜篤在其《邊論》中記曰：“匈奴來請降，帳幔氈裘，積如丘山。”公元135年，“烏恆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輛”。記述了烏恆動掠漢朝與匈奴邊貿商隊的情形，但其所記述的“商賈車牛千餘輛”的情形，說明了當時商貿交易量很可觀。
匈奴人驅趕牲畜前來互市時，少則萬餘頭，多則十幾萬頭。公元84年，北單于派一個親王，“驅牛馬萬餘頭號，與漢賈客交易”。漢武帝時，把“互市”當做誘殲匈奴的手段，公元前127年“互市”時，漢朝突然出兵4萬騎，分擊上谷、雲中、代、雁門，“虜三千餘人，獲牛羊百餘萬頭”。可見當時匈奴的畜牧業之發達，草原是畜牧業的基礎，足見草原植被之優良。
匈奴人的遊牧業生產方式為後世幾乎所有亞歐草原遊牧民族所繼承。據記載，突厥人“隨水草遷徙”，所從事的遊牧業生產基本上與匈奴相同。
蒙古人也是如此。匈奴人及其先民所創造的家畜的馴養、改良、雜交等生產技能，如駱駝的馴養、騾的生產等，也被許多遊牧民族所繼承，許多匈奴遊牧文明的要素和成果依然在被諸多遊牧民族傳承和發展著，有些穿越了兩千餘年的歷史霧靄，流轉至今。在後世的氈鄉生活中都不免或隱或顯地再現匈奴的身影。
匈奴在遊牧文明發展史上的先驅者作用
匈奴政權的建立和其統治範圍的擴大，使北方草原各遊牧部落、部族獲得了在相當大範圍里相互交往的必要條件，隨之而來的就是各遊牧部落、部族之間經濟、文化空前規模的交流。在這種經濟、文化的交流中，遊牧文明得到了互相交融，迅速發展。匈奴則成為了這種遊牧文明的當然代表和重要先驅者之一。
在工業文明誕生之前, 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兩大主要文明，人類歷史則主要是這兩大文明的歷史。數千年來，眾多遊牧民族先後生息繁衍在亞歐大陸的廣闊草原上，創造和傳承了光輝燦爛的遊牧文明，推動著世界文明史不斷向前發展。在遊牧文明發展史上，曾經活躍在亞歐草原上數百年的匈奴民族承上啟下，做出巨大貢獻，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世界遊牧文明的先驅者。
公元前209年，匈奴部落首領頭曼單于之子冒頓，殺父自立為單于，在中國北方草原上第一次豎起了遊牧民族政權的旗幟。同時，也在遊牧文明發展史上建立了一座永不磨滅的里程碑。
匈奴遊牧政權的建立，使過去名號不一、互不統屬的諸多遊牧部落、部族聯合在匈奴的旗幟下，形成了在活動地域、人口構成、生產生活形態、社會制度及風俗習慣等方面較為穩定的、族稱統一的匈奴民族，標誌著在亞歐草原上一個空前強大的遊牧民族開始登上世界歷史舞台。匈奴政權建立前，早在舊石器時代，中國北方草原就有人類活動的足跡。中國古史傳說時代，中國北方草原就成為世界遊牧文明的搖籃之一，出現了最早的遊牧人部落——戎、狄、昆夷、獫狁、葷粥、山戎、土方、鬼方等。春秋戰國時期，遊牧部落勢力逐漸強盛起來，他們時大時小，此消彼長，被統稱為“戎狄”，匈奴就是其中之一。及至戰國後期，以匈奴為代表的這些遊牧部落、部族逐漸形成了一定範圍內的社會共同體，為更大規模的統一奠定了基礎。據王國維考證，昆夷、獫狁、葷粥、鬼方等名稱基本上都是對匈奴先民們不同時代的不同稱呼。說明匈奴正是由這些遊牧部落為主幹，不斷吸收其他人口成分而形成的。
匈奴民族的形成，結束了過去北方草原諸多遊牧部落、部族獨立發展的歷史，此前散布於北方草原上的遊牧文明也形成了百川歸海、匯於一處的局面。因此，匈奴人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數千年來北方草原遊牧文明的集大成者。
匈奴遊牧政權的建立和匈奴民族的形成，又使匈奴有足夠的力量去征服周圍更多的遊牧部族。匈奴立國後，冒頓單于東征西討，“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並樓煩、牡羊河南王。”此後，又征服了居於北方的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諸族。公元前2世紀70年代，匈奴右賢王用兵西域、中亞一帶，征服了月氏，“定樓藍、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完成了北方遊牧民族空前的大統一，形成冒頓單于所謂的“ 諸引弓之民，併為一家”的局面，匈奴政權的統治範圍幾乎覆蓋了整個北亞草原。活動在該地域內的各遊牧部落、部族在匈奴政權的統治下，消除了以往彼此之間的壁壘，獲得了在相當大範圍內相互交往的必要條件，在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形成了空前規模的交流。伴隨著這種大規模交流而來的，則是以前各自孤立發展的遊牧文明互相交融，迅速發展，更多的遊牧文明要素和更豐富的遊牧文明成果融入匈奴人的遊牧文明，這樣，匈奴又成為了這種更大範圍、更大規模遊牧文明的當然代表。
匈奴是非常典型的遊牧文明。其社會經濟基礎是遊牧業，即“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匈奴“貴種”諸王“各有分地”，屬民們的遊牧只能在“分地”的範圍內進行。在較為安定可靠的生產生活條件下，匈奴人發展了相當發達的遊牧業。但遊牧經濟的先天不足——脆弱性及產品的單一性，決定了匈奴社會經濟必須輔之以狩獵、產品交換等活動。史籍中記載匈奴“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這反映出狩獵業在匈奴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著一定的位置。同時，匈奴社會中的農業、手工業生產也有所發展。匈奴人的商貿活動則尤為活躍，不僅在匈奴社會內部以及與東胡、西域、中原之間進行，同時還通過西域與中亞、羅馬帝國發生了間接的貿易關係。其中尤以與西域、中原的貿易規模大、重要性突出。
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帶有明顯的薩滿教特點。據記載，匈奴人“五月，大會蘢城, 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有巫者，出兵必占吉凶，敬仰天地日月，有崇拜偶像的習俗。
公元前57年，匈奴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五單于爭立”的內訌。爭奪的結果，匈奴被一分為二，一部分擁戴呼韓邪單于是為南匈奴；一部分則成為郅支單于的屬眾是為北匈奴。後南匈奴呼韓邪對漢稱臣。北匈奴則被漢朝遠征軍陳湯、甘延壽誅滅。公元前44年，北匈奴殘部離開故地西遷，“向西到今天俄屬突厥斯坦去碰碰自己的運氣” 。其勢力從伊犁河畔一直擴張到鹹海草原。這部分匈奴人在巴爾喀什湖以北到鹹海一帶的草原上停留了數百年，直到4世紀，他們進入了歐洲，才又出現在歷史記載中。
4世紀70年代，西遷匈奴的後裔渡過伏爾加河、頓河，征服了阿蘭人，進攻第聶伯河以西的東哥特人，大多數東哥特人屈服於匈人的統治之下，而西哥特人為了躲避匈奴人的進攻，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帝國。匈奴人順利占據了烏拉爾山到喀爾巴阡山之間的廣袤草原之後，又越過喀爾巴阡山，進占了匈牙利平原。441年，匈奴首領阿提拉向東羅馬宣戰，開始了新一輪的征服。
公元453年，匈奴的最後一位大單于約瑟夫·阿提拉不幸病逝。此時，他的匈奴帝國疆域已達到東起裏海、西至波羅的海與萊茵河。阿提拉的病逝使得歐洲匈奴帝國在它最輝煌的時刻突然徹底崩潰。到約瑟夫·阿提拉的兒子鄧直昔克的時代，歐洲匈奴帝國已經徹底無力復國。
6世紀中葉，西遷的匈奴人被來自亞洲的阿瓦爾人打敗，並且被融入阿瓦爾人之中。匈奴人最終退出世界歷史舞台，消失在眾多亞歐民族之中。但是，西遷的匈奴人在自己6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先後把西亞草原、南俄草原、東歐草原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使包括印歐語系遊牧民族在內的諸多遊牧民族成為自己的臣民。結果，在當時的西亞、東歐草原上, 再次形成了與冒頓單于及其以後時代匈奴帝國相同的局面：一方面，各遊牧民族創造和傳承的遊牧文明不斷地融合到匈奴的遊牧文明之中；另一方面，匈奴也把自己的遊牧文明擴展和傳播到了更大範圍。匈奴又一次起到了遊牧文明發展史上承上啟下、匯聚融合、傳承擴散的重要作用。
現代價值
匈奴
匈奴文明的當代價值
1、為人類留下了一個在現代社會前較好的草原生態環境
中國北方良好的草原環境對於中國，甚至全球的意義我們還未曾完全揭示出來。
匈奴所居住的地方最適宜的經濟形式就是遊牧生產方式。西漢元帝時，熟悉邊防事務的大臣郎中侯應就指出：“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意即陰山和河套一帶是匈奴民族依山（陰山）靠水（黃河）在此生息繁衍、獵牧為生的“苑囿”和“治作弓矢”的軍事手工業基地。
匈奴駐牧時期的中國北方，全都覆蓋著茂密的原始森林，間或有疏林荊棘分布，西起今自治區極西的阿拉善盟額濟納旗居延地區，巴丹吉林沙漠南部的合黎山、北大山、龍首山，包括今甘肅省境內的祁連山（及焉支山），騰格里沙漠東端的賀蘭山，河套以北的狼山，以及烏拉山、大青山，直到大興安嶺西南的山地丘陵區，到處森林蔽野，禽獸出沒，被匈奴遊獵民當成製造穹廬、氈車、弓矢、鞍勒的原料取給基地而射獵遊牧其間。魏晉南北朝時期，大夏國國王赫赫勃勃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建都，城名為統萬，在今烏審旗南境，那時的統萬， “土苞上壤，地跨勝形”。
赫赫勃勃曾在北游契吳（在今烏審旗北境），讚嘆說：“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馬嶺已北，大河已南，未之有也。”據北宋沈括的《使遼圖抄》記載，在唐、宋之前，內蒙古科爾沁草原，到處都是“木植甚茂”。拉施得在其《史集》中記載：成吉思汗的前七世祖土敦蔑年之妻莫納倫夫人， “她的馬和牲畜多得無法計算，她常坐在山頭上，看到從她所坐的山頂直到山麓大河邊滿是牲畜，遍地牲畜時”，她才意識到其行政管理畜到齊了。否則她就念叨：“牲畜全聚攏來!”並命令人們去找畜群。
700多年前，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西征，路過鄂爾多斯高原時，為這裡的碧草茵茵的旖旎風光所陶醉，忘情地說，我看這個地方很美，死後就把我埋到這裡吧。遼金之際，嚴羽的《塞下曲》描繪了黃河河套西北部風光：“渺渺雲沙散橐駝，西風黃葉渡黃河。羌人半醉葡萄熟，寒雁初肥苜蓿多。”與嚴羽齊名的嚴仁也寫了一首《塞下曲》：“漠漠孤城落照間，黃榆白葦滿山關。千隻羌地笛連雲起，知是胡兒牧馬還。”
宋代詩人歐陽修、金代詩人趙秉文都曾以詩讚美過科爾沁草原的壯麗景色。元代詩人周伯琦讚揚河套地區“朔方戎馬最，趨牧萬群肥”。明初僧人楚琦有詠塞北草原的詩作數首，對當時的漠北漠南的描寫說明當時的生態環境。如《當山即事》：“水草頻移徒，烹庖稱有無。肉多惟飼犬，人少只防狐。白毳千縑蝶，清尊一味酥。豪家足羊馬，不羨水田租。”在明代，錢遜的《胡人醉歸曲》：“更深宴罷穹廬雪，亂擁旌旄馬上歸。”描寫別有風味；于謙《塞上即景》中的“炕頭熾炭燒黃鼠，馬上彎弓射白狼”及“坐聽鳴笳送夕陽”；李夢陽《雲中曲》中的“黑帽健兒黃貉裘，匹馬追奔紫塞頭”，“白登山寒低朔雲，野馬黃羊各一群”；謝榛《漠北詞》中的“石頭敲火灸黃羊，胡女低歌酪漿。醉殺群胡不知夜，鷂兒嶺下月如霜”；李攀龍《觀獵》中的“胡鷹掣镟北風回，草盡平原使馬開”等。
直到公元13世紀，明、清時期，內蒙古赤峰一帶是一片松林草原地帶，克什克騰旗， “傍多松…及佳山水”，這裡“甚似江南，樹林蓊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尺”。據《經棚圖志》記載，當時， “森林滋潤，草綠而肥”。1705年康熙皇帝北巡漠南，記曰：“前巡行塞外，見牲畜瀰漫山谷間，歷行八日，猶絡繹不絕。”清代詩人也詩曰：“牛羊自散千屯雪，草木青回萬灶煙。” “群牧牛羊量論谷，諸蕃廬帳到如廛。”17世紀上半葉，清太宗皇太極曾經在科爾沁左翼前旗到張家口一帶設定了不少牧場，被稱之為“長林豐草”。甘肅省民勤縣的白海地區在13世紀時水草豐美、湖光粼粼，而今湖水卻已經枯涸見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