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布萊爾從伊頓畢業後考取了公職，到緬甸當了一名帝國警察，在那裡，被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慘生活無時不在刺激著他的良知。看著他們在饑寒交迫中、在任人宰割的被奴役中掙扎，他深深感到“帝國主義是一種暴虐”。身為一名帝國警察，他為此在良心上備受煎熬，遂於1927年辭了職，並在後來寫下了《絞刑》（A Hanging,1931年，此為正式出版年代，下同），《緬甸歲月》（Burmese Days,1934年）和《獵象記》(Shooting an Elephant，1936年)，這些紀實性作品，對帝國主義的罪惡作了無情的揭露。
但是，這一段生活經歷仍使布萊爾內疚不已。為了用行動來表示懺悔，也為了自我教育，他從1928年1月回國時起，就深入到社會最底層，四處漂泊流落。儘管他自幼就體弱多病，但在巴黎、倫敦兩地，他當過洗盤子的雜工，住過貧民窟，並常常混跡在流浪漢和乞丐之中。次年，布萊爾寫下了關於這段經歷的紀實性作品《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年），真切地描述了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民的苦難。正是在為這部作品署名時，布萊爾用了“喬治·歐威爾”這一筆名。某種程度上說，“奧威爾”的出現，開始了布萊爾的新生活。
這時的奧威爾已經把自己深切的情感繫於無產階級的命運上，在思想上也開始傾向社會主義。他不能容忍勞苦大眾在英國處於一種“被忽視的”地位，他曾這樣深情地寫道：“他們才是真正的英國人。”趕巧，在1936年，有一位進步出版商聘請一位屬於“不是受害者自己，而是見證人”的作家，去北部工業區（蘭開郡，約克郡）對工人的窮困狀況作實地調查。被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的奧威爾欣然應聘，歷時數月，通過自己的親眼所見，並參考了包括恩格斯《通往威根碼頭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7年）--其中記述了大量的事實，深切地反映出工業區人民生活的悲慘和世道的黑暗。奧威爾不但據此憤怒地譴責資本主義工業化對人性的摧殘，還主張用社會主義來拯治社會的弊端。
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同年年底，奧威爾與新婚的妻子一同奔赴西班牙，投身於保衛共和政府的光榮戰鬥。奧威爾在前線擔任少尉，喉部曾經受過重傷。他為記述西班牙內戰而寫的《向卡特洛尼亞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年）一書，後來成為關於這場內戰的一個權威性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