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概述
劉香成是著名美籍華人攝影家與媒體管理人,1951出生於香港,劉香成童年時代在母親的老家福州度過,中 國血緣和中國情結成了他認識和理解中國的起點。20世紀60年代劉香成去了香港,在那裡讀完中學。16歲他開始遠渡重洋,在美國完成大學學業,之後就開始他充滿傳奇的傳媒生涯。在《生活》雜誌擔任實習記者期間,他採訪過法國的政界要人,親歷了西班牙、葡萄牙動盪的政局。作為《時代》周刊和美聯社的駐外記者,他走遍了中國、蘇聯、印度、韓國、阿富汗等20世紀後半期幾乎所有的熱點地區。他的攝影集《毛澤東之後的中國》、 《蘇聯的解體》引起了巨大反響,並因此獲得美聯社最佳記者獎、密蘇里大學年度“最佳圖片獎”以及全球新聞界的“奧斯卡”——普利茲“現場新聞攝影獎”。進入21世紀,劉香成完成了從記者到職業經理人的轉型,1997年10月至2000年8月,劉香成就任時代華納集團駐中國首席代表。2000年9月至2005年9月加入新聞集團歷任常務副總栽,高級顧問。
2019年12月29日 “攝影術誕生180周年紀念活動”在現代攝影術發明者達蓋爾的故鄉——法國科梅伊市舉辦,中國多位攝影人獲得“
攝影術誕生180年180人”榮譽稱號。劉香成名列其中。
普利茲獎
對劉香成來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另一個激動人心的“大”故事。
作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攝影記者之一,劉香成用他手裡的相機,記錄過眾多的“大事件”:在印度,
甘地夫人遇刺,種族紛爭頻仍;在斯里蘭卡,宗教戰爭火焰熊熊;在阿富汗,到處都是蘇制坦克、大炮,“我差點被火箭筒轟掉。”而在蘇聯,劉香成又親眼見證了這個龐大國家機器的土崩瓦解。
1990年,劉香成被
美聯社派駐莫斯科。時間迅速滾動到1991年12月25日晚,
克里姆林宮,總統辦公室,劉香成跟著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董事長湯姆·詹森,一路混了進來,他成為全球媒體唯一入場的攝影記者。通過關卡時,克格勃警告劉香成,絕對不許拍照。
此時此刻,戈巴契夫正在發表震驚世界的講話。一個超級大國,即將不復存在。
劉香成在等待機會。他目測距離,悄悄調好相機的光圈、焦距。
演講稿一共4頁,
戈巴契夫讀到了最後一頁。“我將要終止我擔任蘇聯總統這一職位所履行的一切行為……”說完,不知是出於憤怒還是惋惜,戈巴契夫並沒有把講稿平穩地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
電光石火間,劉香成手中的快門“喀嚓”作響。
幾乎同時,“砰”,
克格勃的一記重拳也砸在劉香成後背。
劉香成忙不迭地向盛怒的特工解釋,甚至懇求,自己沒有惡意,只想趕快發稿。
克格勃終於把劉香成推了出去。克里姆林宮鮮艷的紅地毯上,這個抱著相機的記者一路狂奔。
大門外,幾百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正在焦急等待。看到劉香成衝出來,所有人朝他比出中指。“Fuck you!”他們大罵,“這傢伙拿到了獨家新聞!”
第二天,全世界大報的頭版頭條,用的都是劉香成拍攝的這張照片———“
戈巴契夫扔稿子”,一個時代結束了。1992年,劉香成榮獲普利茲現場新聞攝影獎,他成為獲得該獎項的唯一華人。
人物評價
劉香成這個名字與普利茲獎聯在了一起,他在1992年摘得美國新聞界的最高獎項;而在攝影圈中,知道劉香成更多的是從《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開始的,儘管他們中很多人僅聞其名沒見其書。在那本攝影集中,當年還很年輕的劉香成,作為當年(1978-1983年)美國主流媒體《時代》周刊和
美聯社常駐中國的
攝影記者,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初時期,記錄了我們在生活中經歷卻沒有發現、走過卻沒有留意的事態與變化;也許因為我們身處其中,一切對我們來說太過尋常。但是,這樣的尋常成為劉香成鏡頭下的主題,而這本攝影集後來成為中國不少媒體攝影記者的必讀書。
《中國日報》著名攝影家
王文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這樣說過:在他從事攝影的事業中,劉香成對他的影響最大。“1978年我們認識時,他還在美聯社任職。那時他的作品就已經按照國際化攝影標準拍攝了。寫實的手法,很深的寓意。比如他拍在天安門廣場,穿軍大衣的小伙子,喝著可口可樂,揭示了美國文化進入了中國。“他的《毛以後的中國》,從中國經濟、政治、文化改革,反映出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馬上就要張開胸懷,沉積的岩漿就要爆發了,具有強烈的震撼力。
“翻看他的《蘇聯的解體》,你會由衷地認可,劉香成的人物拍得真的很好,那些人物和歷史劇烈的變革過程緊緊地膠結凝固在一起,靜默地躺在這本畫冊之中。然而,信手翻閱,所有的歷史和人物又都栩栩如生了,仿佛從來未曾離去。那些沉默的普通人,因這些照片而得以不朽,一張張經典的照片會使生命的能量和情感得以永生。“他給了我很深的影響,讓我從單純的攝影中跳了出來,學會觀察和思考。”關於那本《毛以後的中國》,《
中國青年報》社攝影部的張左先生對書中一張北京人冬儲大白菜的片子印象深刻。他說,其實畫面很簡單,就是一輛解放牌大卡車,還有北京人的幾分錢一斤的大白菜,但老北京看了特親切,因為那就是那時候他們的生活。
記錄歷史
劉香成用鏡頭記錄了歷史,對於過來人來說,是一種回憶,一段生活;對於現代人來說,那意味著一個時代,一種完全不一樣的過去。劉香成的“第三隻眼”。
劉香成說:看了《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你就會感到我的拍攝始終是圍繞著“了解中國”展開的。毛主席的去世對中國是一個轉折點,1978年我來中國工作,這年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開始進行改革。我覺得一個國家,在觀念上稍微動一動,國家就可能發生大的變化。以前我們是一律公有制,後來稍微動了一動,公有制可以和私有制並存,這20年發生的變化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的巨變,世界是公認的。作為攝影師,要告訴後人這個變化是怎么一回事,給後人留下一些視覺的東西。與劉香成聊了很多,他並沒有提到他的工作室,只是在他留給記者關於他那張獲普利茲獎照片的信封上,記者注意到了這樣的字樣:人文的中國(1949-2008)劉香成工作室。
儘管如今劉香成已經放下了手中的相機,但他的腦子裡還有根深的攝影家的思維,他在觀察中國,關注著中國,一個發展中的國度,這一次他選擇的跨度更大,從解放後的中國一直到北京2008——將被全球矚目的中國。2003年《巴黎攝影》雜誌將劉香成列入當今世界上99個有重要影響的攝影人之一,並認為劉香成擅長報導政治新聞,照片“將深刻的中國人的靈魂和西方重視客觀、講究報導的方式方法結合在一起。”
深刻理解
曾經的經歷更深的理解,在劉香成的作品裡提到最多的是人文,是一種思考,而他的思考在畫面上輕易地傳達。說到《毛以後的中國》,必須提到一個細節,那是1976年,當時劉香成被《生活》雜誌派到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採訪,那天劉香成採訪完法國總理雷蒙·巴爾,劉香成從捷運站出來,在報攤上看到一家報紙整版地登著毛澤東的照片,知道中國出事了。劉香成當即打電話給他的代理人,說想去北京採訪。幸運的是,他得到了機會,代理人表示,《時代》周刊願意派劉香成去中國採訪毛澤東去世的新聞。“我從巴黎飛到香港,當時不用說外國人,連海外華人去北京都很不容易,後來知道北京的情況比較複雜。去不成北京,我就在廣州採訪,到處去拍照片,街上的人胳膊上都戴著黑紗,飯店也在毛主席像上掛上黑紗來悼念毛主席,整個氣氛很沉重,但很平靜。我是用很沉靜的畫面報導了毛澤東去世這個非常不一般的新聞。”劉香成強調說,如果沒有小時候在中國的生活經歷,我也許沒有這樣的判斷。
劉香成的小時候在福建的福州度過,劉香成的父親也是一位報人,是《
星島日報》創史人之一。“在福州念國小時,我是班裡唯一一個因為家庭成分戴不上紅領巾的學生。1960年,村裡的人沒有東西吃,都餓得水腫了,我們也挨餓,但情況好一點,我父親會寄點外匯,我們能到專門的涉外商店買上一點麵粉。如果沒有這些親身經歷,我就不會關心中國下一步該怎么走。”在廣州,劉香成從中國人的臉上讀到了一種境界,他說這是一種無以言狀的表情,你感覺到人們意識到了毛主席去世之後,中國肯定會發生變化,但怎么變他們說不出來。他說:“很多人知道一些也不大知道一些,如果沒有早期在中國經歷過大躍進等事情,以後我在關於中國的報導中會缺少很多感受。”。“在廣州,我覺得人們的面孔跟我以前看到的不一樣了,人們終於把包袱放下來了。人放鬆不放鬆,一部分是身體語言,一部分是臉孔。毛去逝以後象徵著一個時代的開始。我後來花了四年的時間,用一種普遍的東西來說明這個時代。”劉香成決定把這樣的“只能意會無法言傳”的表情用照片記錄。在《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中有一張照片,一個貼滿大字報的牆的前面,一對青年人坐在那兒談戀愛,兩個人的腳碰在一起,這就是當時很中國的東西。他們是兩隻腳交叉,這張照片把當時背景下那代人的情感方式表現出來了。劉香成說:“在政治運動的間隙,只要有一點點可能的空間,人們就希望坐下來享受一點生活的親密。看起來這是很細節的東西,但能說明大問題。我覺得我拍的東西並沒有什麼異常,我是用攝影把生活與那個時代的大環境、大背景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走遍世界
行走改變理解,作為一個攝影師,劉香成的足跡走遍了全世界,他親歷了很多歷史性的時刻,並自然地成為其中一分子。在他最終選擇“暫居”北京前,他的生活和工作一直是在世界行走,而且很多時候他選擇長駐。“我經常在一個國家一呆就是三四年,四五年,春夏秋冬與別人一起過,你會用不同的心態去觀察。那時候,你的家搬過去了,家具也過去了。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生活習慣,還是文化環境,你都會找到不同的空間去吸收和欣賞不同的文化。”。“如果你在一個地方呆上10天半個月,你沒有時間也不可能沉澱下來了解這個國家的文化,行走給我最寶貴的就是讓我能更容易地理解不同的文化。”。“當年我在美國
南加州的美聯社工作,記得我要離開洛杉磯,去駐新德里前,我的美國同事都不理解。當時印度正值甘地夫人被刺,時局很亂。因為是我主動要求離開外派。在暗房裡,我的同事說,劉香成,你瘋了,全美國人都願意來南加州,這裡有陽光沙灘,我們開著敞篷跑車工作,我們還有手機(當時手機並不普及),每天工作拍一兩個任務就完了。一切都那么美好,你為什麼要去那個鬼地方?”
劉香成說,“這是我的一種選擇,但是在印度讓我增加了對中國的理解。”。“對中國的文化我總是既明白又不明白,其實當你了解一個文化到一定程度時,你就會覺得這裡文化很深,都會有同樣的困惑。我現在對中國還有這樣的困惑。”。“我在印度的時候,感覺到中國比印度窮多了。”記者臉上詫異的表情並沒有逃過劉香成先生的眼睛,他說,每當我說這句話時,幾乎每箇中國人都像你這樣的反應。“我指的是自然條件,印度可耕地那么大,而中國雖然地廣,但只有17%的可耕地,我指的是老天爺給我們的田不多,這樣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中國人很強的生存能力。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很務實,中國人很早的問候語就是“你吃了嗎?”因為吃飯並不是一個很自然的事兒,當然現代的年輕人不會理解。”
“中國人要平穩,要安定,西方人一直生活在富裕的環境下,他們對‘中國人求穩’從字面上可以認識,心情上不能理解。中國人的改革在外國人看來顯得‘保守’,中國人在一項改革推進之前總要在一個地方進行試驗,比如先是在深圳建立特區,接著在沿海地區推開。因為外國人沒有經歷過中國的動盪,沒有那么多的天災人禍。“作為一個外國人,他們會很難理解領導人說的‘今天的局面來之不易’是什麼意思,但我知道什麼叫‘來之不易’”。“我知道如果我一輩子住在中國,我對中國的理解也不會是這個結論。很多的攝影師問我,為什麼你會看到這樣的東西,而我們都看不到,我想行走使我對於不同的文化有更多的視角和理解。而無論是圖片或者文字如果對文化理解不深入的話,它們也就不會很有力量。”
讀出圖片
王文瀾說,在劉香成的照片裡看到了思考,所以可看而更可讀。關於“讀”照片,劉香成有這樣的理解。“如果一張照片只值得你看不值得你讀的話,我就覺得有很大的差別。後者讓你去想問題,我很幸運,從大師們的作品裡學會了怎樣去讀照片。”在《生活》雜誌做實習生的時候,劉香成有幸師從攝影大師米利,“我發現,這個東西是要和生活緊密地扯在一起。生活,就是文化啊、歷史啊、宗教啊、傳統啊、國與國的關係啊等等。這些東西都不是學校里教的。”與米利實習9個月的時間裡,大師與劉香成無所不談,就是沒談過照相要用8的光圈還是用1/125秒的速度。但米利教會了劉香成更寶貴的,劉香成說,“米利有一個習慣,就是把自己喜歡的照片剪下來貼在牆上看,看完再看,看完再看,就會發現問題。這個過程讓我想到了另一個問題,就是你要去創作,常常需要去想問題,需要休閒。”
劉香成堅定地認為,休閒讓人有時間思考,創新需要休閒,需要人們坐下來胡思亂想。在如今人們的心目中,休閒是個很奢侈的詞兒,它意味著有錢有閒,劉香成說,21世紀的中國發展得比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好,在這個情況下,其實中國人還沒有真正的富起來。但休閒並不意味著開跑車,住別墅,度假,擁有各種各樣的奢侈品。沒有錢也可以找到悠閒。中國人求學問、做工作,每一樣事都很用心,但這與坐下來亂想是兩回事兒,中國社會提倡創新,其實創新需要一個很休閒的環境。我經常說到巴黎,在巴黎一個學生如果身上只有5個歐元,他可能也會拿出兩三個歐元,坐在路邊的咖啡館裡喝杯咖啡,坐上一天同別人亂侃;而在中國,每一個人都比我忙。也許是職業的習慣,劉香成補充說,這當然只基於我個人經驗做的一個主觀的判斷。當然劉香成先生也不否認,自己也很忙,“我也忙,但我有時間跟你聊天。”劉香成開玩笑說。一個發達的社會常常會有一個休閒的階級,休閒不一定非要有錢。這就是為什麼窮畫家凡·高要到巴黎,因為在那裡他可以很窮地休閒,很窮地思考,並有一群與他一樣的人。
家庭住所
劉香成和他的四合院,僅憑路名和門牌號,想要順利地找到新聞集團(中國)常務副總裁劉香成的四合院太難了,雖然這個院子的大致方位描述起來很是簡單——在北京的中軸線上,景山和北海中間。顯然劉香成對此早有準備,在約定採訪時間後,他的秘書主動傳來了一張“聯絡圖”。在尋找的過程中,你會發現這張圖絕非多餘,沒有它,尋四合院者很可能迷失在幽深曲折、宛如迷宮的老北京的胡同中。尋找這座四合院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樂趣:走在胡同中,頭頂合攏的綠樹、下棋的街坊老頭、滿耳純正的京腔、路邊雜亂的家什——訪幽探秘的感覺不期而至。這時你看見的才是最迷人最真實的北京。身居高位、工作在風口浪尖上的劉香成,住在這裡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呢?按圖索驥,穿過一條嘈雜的胡同後,終於看到了一扇緊閉的朱紅大門——這就是那座因劉香成而聞名的四合院。從外觀看,這個院子古色古香:青磚、青瓦、飛檐斗拱、朱紅大門、黃銅獅子門環、石鼓門墩,沿著院牆還種了一排竹子。整個院落整潔、高大,院門口清清淨淨,沒有閒人雜物,與周圍的老四合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頗有點鶴立雞群的味道。一個散步路過的胡同居民對我們說:這住著一個美籍華人,有錢著呢!
進了頭道門,迎面竟是三尊真人大小的塑像。這三尊塑像非仙非佛,乃是穿著蹩腳的西裝的民工。“
民工是中國這一階段的特殊現象,過一段時間就沒有了,我看這一組塑像比較有意思就買下放在院子裡。”劉香成說。頭道門與二道門(垂花門)之間距離很窄,兩道門之間是傭人居住的倒座房。在右手的小間裡,赫然掛著一幅周總理紡線的油畫,非常顯眼。進了二道門之後,門一關,外面旅遊者的喧譁一下子就被禁止了,院子裡只有若隱若現的音樂和幾聲蟬鳴。
四合院圍起來的四面牆就有這個功能:隔音效果極好。面前是一個整潔的小院子,粗磨花崗岩鋪就的地面,兩棵鬱鬱蔥蔥的石榴樹據說已經生長90年了,樹上掛滿了石榴,朝著陽光的石榴已經紅了。四四方方的院子裡,陰影中有一把休閒椅,上面睡著一隻貓,我們來了,貓只是動了一下耳朵,就繼續酣睡。院子左手的角落裡還有一個籠子,裡面睡著一隻兔子。天空中不時有鴿子掠過,影子在地面一晃而過。隱約的現代音樂從正房裡傳出來,正房前面也有五個民工雕塑,或蹲或站。劉香成的這座四合院屬於四合院中最簡單的,整個院落大概有450多平方米,房間占了350平方米左右,其餘的100平方米就是眼前的這個小院兒。
兩側廂房的門窗都敞開著,站在院子裡往屋裡看,最醒目的就是每個房子裡的大幅照片或者油畫,粗粗看去就會發覺,照片、油畫的主題和風格都非常獨特。右手的廂房是一體的餐廳、廚房,牆壁左邊的黑白照片應該是大躍進時的人民公社景象,右邊的照片則是戈巴契夫時代的蘇聯,全都出自劉先生之手。也許你還不知道,在大學畢業後,作為美國《時代周刊》和美聯社駐外通訊員攝影記者,劉香成曾走遍全球幾乎所有出現新聞熱點的國家,1982年,他出版了攝影集《毛以後的中國》,這本攝影集在世界各地引起了極大反響;10年後,也就是1992年,他再次出版攝影集——《蘇聯的解體》。1989年,劉香成獲得美聯社最佳記者獎及密蘇里大學年度“美國最佳圖片獎”;1992年,因報導前蘇聯的解體,劉香成與同事們分享普利茲新聞獎“現場新聞攝影獎”,這是全球新聞界奧斯卡。
劉香成1951年出生於香港,隨後在母親的老家——福州度過了一段短暫的童年,1960年回到香港;他在美國接受了大學教育,畢業於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大學畢業後,劉香成開始了他充滿傳奇色彩的記者生涯。也許是具有雙重文化背景的緣故,劉香成使四合院的每個細節都布滿了中西合壁的痕跡——廚房屋頂改造成美國加州式的透明頂棚;餐廳里有一個樓梯直通地下室,地下室裡面放著儲存美酒的格子;臥室的右手有一個全木的桑拿浴房。混合風格不僅局限於院落建築,在廚房你會看到帶著厚重笨拙的銅合葉的中國古典家具,也能看到現代的鋼架椅子;在書房你會看到最新式的電腦放在古舊的桌子上。雖則混合,但每個房間裡都簡潔到極至,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見到煩瑣豪華就煩。”劉香成說。這顯然是新聞職業習慣帶來的影響。這時一位金髮碧眼的女士進來,請我們喝冰水,這位女士的神情、話語完全是四合院感覺:平和,恬淡,從容。她是劉香成的夫人。正房正對著垂花門,客廳就在正房裡,從視窗向外望去,綠樹掩映,那幾個民工塑像在陽光下顯得分外生動。客廳里最醒目的是靠牆壁擺放著的一張床,那張床雕龍畫鳳,非常闊大。床的上方掛著一張文革風格的油畫,通紅的底色,工農兵三位一體,神情堅毅,但是在畫的左上方卻有WTO三個醒目的字母,那是一張現代畫。
快樂生活
尋找生活的平衡點,劉香成對四合院的喜愛由來已久,但買這個四合院卻純屬巧合。這個院子的原主人是前國民黨的一個將軍,他的奶媽就一直住在這裡。一位朋友聽說他喜歡四合院,就告訴他有這么個所在。他過來看後一見鐘情,毫不猶豫地就買了下來。1996年院子到手,劉香成馬上就著手進行了改造。因為四合院建成的年代久遠,有很多不適合現代生活的地方,比如水壓、電壓、衛生等等改造,劉香成就任時代華納集團駐中國首席代表,完成了從記者到職業經理人的轉型;2000年9月,劉香成加入新聞集團,出任新聞集團(中國)常務副總裁,負責企業傳播,全面協調公司在華的政府關係和媒體關係。同時出任新聞集團全資子公司——
星空傳媒集團資深副總裁。這座院落價值不菲,用這筆錢在北京買一座豪華別墅綽綽有餘,但劉香成說:別墅太多了,哪裡比得上四合院呢?這是傳統文化,是歷史文物。再說,這座四合院剛好坐落在北京的中軸線上,前門、天安門、故宮、景山、北海都在這條線上,古代稱為龍脈。劉香成還告訴我們,這附近的建築都已經列入了文物保護名單,四周幾乎就沒有高過三層的樓。 經過改造,別墅能擔當的功能這個四合院已經完全能夠實現,沒有任何不方便之處。
51歲的劉香成如今神情平和、笑容滿面,幾乎可以用安詳來形容,滿頭的白髮使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些。經過幾十年在世界各地的奔走之後,他坐在這座四合院的樹蔭下,疼愛地抱起那隻貓喃喃自語時,很容易令人聯想起“功成身退”這個詞,聯想到四合院所體現的人生態度:內斂,閒適,與世無爭。其實這樣的時刻對劉香成來說仍然是一種奢侈的享受。雖然他不必再像從前那樣做刀尖之舞——他曾親身見證了兩伊戰爭、阿富汗戰爭、印度錫克教與印度教的衝突、斯里蘭卡泰米爾猛虎組織與政府之間的戰爭等,但他的身份注定了他仍然將拼搏在名利場中,商場之驚心動魄並不亞於戰場。劉香成說,自己住在四合院可以說是隱居,但絕非避世,他是要在四合院裡尋找“接觸點”——工作與生活之間的“接觸點”,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接觸點”,這個接觸點就是平衡點,槓桿的兩頭要平衡,否則人生就不豐滿。每到周末閒暇,劉香成就去北海或者景山散步,走在昔日皇家的園林中,跟黃城根下的鄰里相互招呼,相處融洽。混同在人群中,大家很快就不再以功利來衡量對方,而是以一個自然人的心態進行交往,這個時候微笑和真誠才是最重要的。從本質上來講,劉香成更像一個藝術家,他始終沒有忽視心靈的充盈。也許正因為擁有這樣的心態,才造就了劉香成躋身本世紀全球頂級新聞人行列的成就。
劉香成說自己很有可能在這個四合院裡頤養天年,不過對於劉香成來說,頤養天年並不等於蝸居不動,在法國海邊他還有一套別墅,想來退休後劉香成的生活仍將是飛來飛去,從一個家到另一個家,請來民族樂隊演奏中國古典音樂,請來野孩子等樂隊演奏現代音樂。院子夠大,可以坐60多人。在這樣的院落里看著樹的影子漸漸地生長,一天的消失幾乎是難以察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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