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蕙孫（1909 ～1996），原名厚滋，字佩韋。室名雙燕廬、水心草堂、莫愁精舍，1909 年7月出生，江蘇鎮江人。劉鶚之孫，羅振玉之外孫。民盟成員，中國文化史專家、教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蕙孫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 性別：男
劉蕙孫（1909 ～1996），原名厚滋，字佩韋，室名雙燕廬、水心草堂、莫愁精舍，1909 年7月出生，江蘇鎮江人。祖父為清末著名社會活動家、收藏家、甲骨文發現人之一、《老殘遊記》作者劉鶚。父親是劉鶚四子劉大紳，母親是羅振玉長女羅孝則。兒時曾隨羅振玉、王國維、劉大紳等寓居日本、上海、天津、北平。1929～1931年留學日本長崎高等商業學校。1931年回國後，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研究生，師從著名金石學專家馬衡教授。畢業後在顧頡剛領導下任北平研究院歷史所編輯，曾任冀察古蹟考察團團長。後任私立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講師、副教授，輔仁大學史學系講師，燕京大學國學系講師，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1951 年來閩工作，歷任福建師院史地系副教授、歷史系教授，福建師大歷史系教授、碩士生導師、系學術委員會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曾兼任中國孔子基金會理事、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中國《周易》研究會顧問，福建北京大學校友會名譽會長、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等。出版有《中國文化史稿》、《中國文化史述》、《劉蕙孫論學文集》、《劉蕙孫周易講義》、《鐵雲先生年譜長編》、《鐵雲詩存》、《老殘遊記補篇》等十餘部專著，發表論文130餘篇。《中國文化史稿》獲福建省第二屆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1996 年3月逝世。
劉蕙孫教授學術傳略
劉蕙孫，譜名厚滋，字佩韋，祖籍江蘇鎮江。1909年7月出生於北京。是晚清《老殘遊記》小說的作者劉鶚的嫡孫，甲骨文研究的開創者、近代學術大師羅振玉的外孫。辛亥革命後，劉蕙孫與父母一起隨外祖父羅振玉寓居日本京都。其間，羅振玉以學者的身份得到了京都大學的關照。當時，日本學術界最著名的一些東方學教授，如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鈴木虎雄等人，經常到羅家，與羅振玉、王國維等人討論學術問題。因劉蕙孫是羅的外孫，且天資聰穎，為長輩所珍愛，所以也常常靜靜地坐在外祖父的身旁。雖然年紀尚小，聽不懂所討論的學術問題，但是那種恬靜嚴肅的學術氛圍，已在他幼小的心靈深處留下了最初的印象。據他後來回憶說：教他學會第一句日本語“早安”的人，就是當時常到羅家旁聽學習，後來成為京都大學總長的羽田亨教授。
1915年，他由日本回國，仍隨住外祖父家。沒有直接上國小，而先由羅振玉教認了一些字，讀了二、三行的《三字經》，算是開了蒙。後則由其母親自教讀《三字經》、《大學》、《中庸》等。因不能理解其涵義，索然寡味。晚間，兄弟多人在燈下聽其母說彈詞，進而又偷閒閱讀了部分家藏的古代小說等，不知不覺，興趣倍增。10歲那年，羅家先後請了兩位教書先生課讀。次年，羅振玉又親自請回了一位擅長桐城古文的安定先生，教他作文。經過一段系統、嚴格的訓練之後，他的文章，大有長進，獲益終身。
1924年，劉蕙孫就讀於天津同文書院。各科成績，均名列前茅。日本退還部分庚子賠款後，天津同文書院改名為中日學院，成了留日學生的預備學校。其間，尚住在羅家。每晚燈下又常與表弟羅繼祖討論經史，互勉互勵。外祖父羅振玉，亦時時抽空來講說，點撥指教。1929年，劉蕙孫由該學院保送到日本長崎高等商業學校留學，學習商業金融。不久，因中日關係日趨緊張，遂輟學回國。1931年，考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研究生，師從著名的金石學專家馬衡教授，專攻金石考古之學，從而對甲骨、鐘鼎及各種古器物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根基。後又得到了沈兼士、胡適、劉半農、熊十力等著名學者的各種形式的指教。1935年，研究生學習畢業後，由沈兼士先生介紹，任北平研究院歷史所編輯，在著名史學家顧頡剛先生的領導下，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其間，因精通日文，日本漢學家來北平訪問顧頡剛先生，交流學術，就多由他擔任翻譯。久而久之，不僅學識大為開闊，而且也與日本漢學界建立了比較頻繁的學術聯繫。1937年初，由顧頡剛先生提議，他出任冀察古蹟考察團團長，組織開展冀察田野考古工作。“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北平研究院被迫南遷昆明，冀察古蹟考察團亦自行解散，成員各奔東西，他則滯留北京。從上述劉蕙孫的家庭出身，拜師求學及早期任職等經歷來看，真可謂是宗緣碩學，受業名師。諸此為他日後的教學與科研活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勢。抗戰時期，他開始轉入教育界工作。至建國前，先後任私立北平中國大學國學系講師、副教授，輔仁大學史學系講師，燕京大學國文系講師，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等。其間共開設主講了“中國文學史”、“中國通史”、“文學概論”、“作詩法”“陶（淵明）、謝（靈運）詩研究”、“《周禮·考工記》研究”、“金石學”、“佛典文學”、“外國漢學研究”、“日語”等課程。
建國後，他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1951年，又由顧頡剛先生間接推薦，來到福建工作。歷任福建師範學院史地系副教授，歷史系教授。1963年，赴上海華東社會主義學院進修，系統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用他自己的話說：“碰上千年難逢的好機會，學習了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哲學和地下考古、民族調查等。”其間，又先後開設了“中國通史”、“世界近現代史”、“歷史教材與教法”、“高中歷史教材研究”、“考古學”、“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元史”、“明清史”、“中國上古史”、“史料學基礎知識”、“中國文化史”、“中國歷史文選”等課程。
1966年，“文革”開始，他同全國大多數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一樣，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和迫害。十年動亂的後期，他被下放到校圖書館“勞動”。其間，主要致力於保護館藏歷史文獻資料參與編撰了一批很有學術價值的館藏文獻目錄，如：《我國南海諸島資料聯合目錄》、《台灣、琉球資料聯合目錄》以及碑刻拓片的卡片式目錄等。
1978年，落實政策，歸隊回到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重新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他異常珍惜這一機會，全身心地投入，桑榆暮景，為霞滿天。又先後為本科生和研究生們開設了“史料學”、“先秦史”、“古文字學”、“目錄學”、“中國古代思想史”、“日本史概要”、“先秦史籍研讀”、“金石學研究”、“中國文化史研究”、“歷史文獻學”、“石刻研究”等課程，同時擔任了碩士生導師，中國古代史研究室主任、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和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併兼任中國孔子基金會理事、中日關係史學會理事、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中國《周易》研究會顧問等職。
1987年，退休寬閒。雖然身不在職，同樣教澤宏施，獎掖後生。1989年至1990年，再次受聘為福州大學兼職教授，為日本國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講授中國文化史等課程。先後又兼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福建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福建省考古、博物、錢幣、地名、哲學史、詩詞、歷史、地方史等學會的顧問。
劉蕙孫教授從教五十多年，親承其教澤的各類學生數以萬計。他共開設過30多門的課，足見其知識涵蓋面之廣。凡是有機會諦聽過他講課的人，無不為他的學識廣博、講述生動而嘖嘖稱道。晚年，高度近視，幾近失明。雖堅持上課，但無法板書，偶爾為之，只能在鼻尖幾乎貼著黑板的情況下完成。然所書之字，往往一行疊著一行，難以辨清。因此，他晚年上課，以講授為主。常常是低沉的帶著江蘇口音，半閉著眼睛，慢慢點頭吟誦著一段段的《周易》、《左傳》、《史記》、《說文解字》等有關內容，其記憶力之強，令人驚嘆，人多譽為“活卡片”。尤其是講授“先秦史”、“古文字學”、“史料學”、“中國文化史”等課程，更是如數家珍，滔滔不絕，且時有詼諧幽默之語，使學生們能在不知不覺中感悟受益，成了學生最歡迎的老師之一。
人們常說：治學者不一定教學，但教學者，一定要治學。因為“教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強也”。綜觀劉蕙孫教授的一生，正是在數十年教學的過程中，博覽群書，潛心研討，遍涉了考古、金石、歷史、文學、哲學、文化學、經濟學以及部分自然科學等範疇，取得了海內外矚目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先秦史、金石考古、古文字學、《周易》及太谷學派研究等方面，造詣最深。他在自編的《劉蕙孫學術論著目錄提要》“寫在前面”的話中，曾這樣寫道：“我一生基本以教書為業，除去為朋友代課教過3個月中學外，其它均在大專院校誤人子弟。在舊社會，要吃飯就得多教書，多開課，故而拉得很廣，文、史、哲、經濟都有沾邊。這樣當然不能深入，為有條件的專家學者所不取。但有弊必有利，因為牽涉面廣，就有機會互相印證，因彼及此，往往也看到專家所看不到的問題。在教課中，往往有一得之愚，也就把它寫成文字。一年寫幾篇，幾十年也就湊了不少。雖不一定對，但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雖多謙遜之辭，然亦有切其實際者。他的一生，共撰寫出版了10餘部專著，發表了130多篇論文。不啻勤奮多產，而且確實有著自己的特色。其學術建樹，可主要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先秦史和古文字學的研究
他擅長利用甲骨文和金石學的材料治史證史。如《<尚書·堯典>別疏》一文，從古文字學的角度，分析闡明了《尚書·堯典》中之“九族”、“百姓”、“萬邦”，是中國氏族社會的組織結構。“姓”是母系氏族公社，每十“姓”組成一個軍事組織“族”等。其《洪水真象問題之探索》一文，亦採用了古文字學中的資料，考證了中國上古時期的洪水就是指山洪爆發。《司徒、舌司 土與司社——與日本神戶大學文學院院長伊藤道智教授商榷》一文，根據甲骨文，考定了商周司徒之官，最初僅是掌管公社事務的官，而不是管理土地的官。《宗周和成周》一文，則提出“成”字在古文字中，是由一把斧頭和一個據點所合成。成周的“成”字，當是“武裝的根據地”之義。羅振玉所解釋的甲骨文“城”字，當為“垣”字之誤。1984年，該文在《人文雜誌》上發後，被當年的《中國史學年鑑》評為：“一篇具有獨特見解的傑作”
二、學術思想史的研究
首先，他對於《周易》的研究，既承家傳，更有創穫。他自己說過：“從二十歲開始，與《周易》接觸，距今已六十多年雖不是專攻，也從未放棄過，或多或少，總有一些體會。”實際上，他的《周易》研究成果，多發前人所未發，成一家之言。自1943年，他在《中德學志》發表了第一篇專門研《易》的論文——《易學象數別論初衍》後，至今共有10餘篇的專論問世。特別是繼承其父劉大紳先生未竟殘稿《姑妄言之》而續成的《周易曲成》一書，有著完全不同於其他研《易》者的解《易》方法。該書側重於《周易》“蒙以養正”的作用，提出讀《易》之方，“首當辨先後天”，應該用王弼“得義忘象，得象忘言”的辦法去探尋其本義，卦象爻辭，密切結合，相互發明，以達到“曲成萬物而不遺”，的目的。另有《<周易·序卦傳>爻象變化規律之試繹》一文，仍以就言尋象，就象求意，曲成求其規律的方法，將兩千多年以來一直是個謎的《周易》序卦次第問題貫通了。這是《周易》研究史上一大突破，引起了學術界的極大關注。
其次，對於清代太谷學派的研究，因為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太谷學派的高足，所以他童而習聞，趨庭所得。又數十年蒐集、研讀學派遺書，對太谷之學頗多發明。在所撰《清嘉、道、鹹間民間思想的暗流——周太谷與太谷學派》和《孔於之言性與天道——關於清代太谷學派對儒家聖功學說闡發的初步探討》等一系列的論文中，率先提出了：太谷學派的思想是清代後期儒家思想在民間的一股暗流；太谷學派的“聖功”學說，就是儒家的“孝悌忠恕仁義”之類，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性”與“天道”；太谷學派把解決身心性命“內聖”之學，富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之中，是辯證地結合了儒家所講求的“內聖”與“外王”的關係；以及太谷學派把佛、道諸家以出世了生死的消極主張，變成了入世為人類服務的積極主張等觀點，均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同行的高度評價和關注。他的有關研究成果，填補了太谷學派研究領域的諸多空白。
三、中外關係史方面的研究
他主要從事中日、中琉的歷史關係研究，尤其是在後者。六個年代初，他即帶領徐恭生、李茂忠等人，組織調查了福州倉山白泉庵琉球墓群，並將調研的結果，親自執筆撰寫了《福州南郊白泉庵琉球墓碑勘查初記》，為後來中琉歷史文化交流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八十年代後期，作為首批中國大陸的訪問學者，應邀赴沖繩學術交流。又先後撰寫發表了《中國與琉球的交往開始應遠在明代以前》、《從遠古到貢使時期中國大陸居民與琉球群島居民之間交往痕跡的探討》以及《在元代琉球群島部落政權和中國發生貢使關係的一個旁證——關於沖繩浦添市博物館所藏的“元押”》等論文，分別從福建仙遊發現的琉球古文字石刻和沖繩的“門中制度”以及“元押”等名物入手考證，推斷中琉民間的交往可以上溯到中國的南北朝，甚至更早至秦朝時期，從而大大拓寬了中琉歷史關係研究者的視野。
四、文學和文化史方面文史兼治，是老一代學者的優良傳統。早在三十年代末，他任教於北平中國大學時，就專門講授過文學史的課程。其間撰寫出版的《中國文學史鈔》一書，曾蜚聲文壇一時。六十年代，又陸續發表《名園憶舊——<紅樓夢>的榮國府與寧國府》、《<西遊記>的歷史背景》等文。八十年代，編撰出版了《鐵雲詩存標註》和《鐵雲先生年譜長編》，為學術界全方位研究劉鶚及其《老殘遊記》，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史料。九十年代，又相繼出版了《中國文化史稿》、《老殘遊記補篇》、《老殘遊記外篇》、《我與老殘遊記補篇》等著作。其《中國文化史稿》，自成體系，涉及面廣，以通史的體例，上溯原始社會，下迄明清時期，舉凡歷代的科學技術、政治制度、社會生活、學術思想、宗教信仰、文學史學；書畫藝術，以至中華傳統文化與域外文化的融匯，衝突與交流等，均作出了明晰、生動的敘述和探討。不少地方，獨具見解。評論界普遍認為：“此書是建國以來第一部系統的中國文化通史，也可以說是百年來繼柳詒徵教授《中國文化史》的第二部力作。”世界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收到贈書後，對該書也作了很高的評價；該書於1994年榮獲了福建省第二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老殘遊記補篇》，文筆神似原著，續寫非常成功，亦深得文學評論界的稱譽。
上述以外，劉蕙孫教授還精於書法與篆刻，甲骨、金文、隸篆、楷書、行書，無不上筆，風格別具。學術研究之餘，尤興趣吟詩填詞，涵養性情。自編詩集，凡數百首。詩作自然天成，重在真情，有太谷學人之遺風。
1996年2月8日晚，劉蕙孫教授在伏案工作之時，突發腦溢血，溘然昏睡在案前的坐椅上，經多方搶救，醫治無效，終於1996年3月20日，乘鶴西歸，與世長辭。文星殞落，梁摧棟折，海內外學界，為之震悼。張岱年教授唁函云：劉蕙孫教授學識淵博，著作宏富，對於文史之學有重要貢獻。方期壽臻期頤，今遽爾病逝，實為學術界一大損失。”德國漢學家屈漢斯教授唁函稱：“劉老師不僅在學術上是一位真正的榜樣，而且他的慈祥和寬容在今天的世界裡也是難得和可貴的。劉老師對社會和學術的貢獻太多了，……如今，他離開了我們，使我和國外的漢學界傷心。”日本學者樽本照雄教授的悼文曰：“劉蕙孫先生在《老殘遊記》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無論哪一項都極其重要，都為這一領域研究者所不可或缺。他的研究成果跨越了國界，不僅對中國，而且也對我們日本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諸此，的確是代表了海內外學界的心聲。
劉蕙孫教授晚年常語：自古人生最大的苦惱，就是消逝的悲哀。孔子總是聖人了，而《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為了解決生死大事，佛出四門，提倡“涅槃”；道士修煉，力求長生；而太谷學派則繼承儒家“內聖外王”之學，將解決身心性命的功行，寓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宣揚“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具體的修身方法，則是以“立功、立言、立德”為法門，“希賢、希聖、希天”為主旨，最終達到“祈天永命”的境界。這是一種藉助他人的思想懷念作為人類生命永存的修養形式和追求。換句話說，人生在世就要為社會為民眾做些有益的事情，使人們念念不忘。當其命盡之後，由於人們的懷念和景仰，而久存於宇宙間的獨特性就會凝聚更堅固，也就是人們所說活在人們的心中了。
劉蕙孫教授雖未正式拜從過太谷學派，但一生之行事，則無不以太谷學派的思想為圭臬。他的一生，儘管屯塞之日多而寬舒之時少，甚至在“文革”中深受迫害，卻依然能處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他謙和儒雅，安貧樂道，從教近六十年，春風化雨，桃李成林。他視學術研究為安身立命之樂土，學而不厭，立言弘博，老之將至，持志彌堅。八十高齡之後，目力幾近失明，仍舊兀兀窮年，著述不輟，依靠弟子轉抄或口述筆錄，又創作了150多萬字的論著，同時還主持承擔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太谷學派與<周易>》研究工作，親自帶領弟子赴江蘇等地，考察太谷學派的活動遺蹟，收輯有關文獻和口碑資料。此中之信念、毅義與甘苦，不言而喻矣!所以，他的一生，應當說實現了自己所追求的太谷學派的人生目標。
一代學人，山高水長!
（作者系福建師大圖書館館長、研究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