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唐(1921年10月14日——2000年2月12日)，原名宗向，筆名李光裕、吳中佑，遼寧錦州人，原籍河北蘆台。“九·一八”事變後，劉流亡山東、上海、南京，抗戰勝利後入西南聯大，後由北大畢業；曾參加南下工作團，在新華社、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工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紹唐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日期：1921年10月14日
- 逝世日期：2000年2月12日
- 畢業院校：上海市北中學國中部
- 主要成就：《傳記文學》創辦人
- 代表作品：《紅色中國的叛徒》
- 原名：宗向
- 筆名：李光裕、吳中佑
- 原籍：河北蘆台
- 家鄉：遼寧錦州人
個人名片,人生簡歷,
個人名片
1950年由香港至台，曾出版《紅色中國的叛徒》，被美國新聞處譯成16國語言出版。劉紹唐到台後，先後供職於“中國出版社”和“中央黨史會”，與文史界人士多有接觸，有感於“兩岸的文士因為各受其主的關係，許多史實難免不受歪曲”的現狀，於1962年創辦了《傳記文學》。
人生簡歷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夏，畢業於上海市市北中學國中部；七月，抗戰軍興，旋在上海考入時遷南京、為收容東北流亡學生而設之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高中；九月二十日，父親病逝上海，年六十歲；秋，獨自由上海前往南京板橋鎮報到；冬，南京告急，由校長王先青（宇章）率領先後撤至蕪湖、安慶、九江、武漢、長沙，備嘗艱苦。二十七年春，學校在湖南湘鄉縣永豐鎮複課，師生以校為家，課餘任“牆報”編輯，兼畫刊頭、插圖、漫畫，以“她四歲了！”、“那山好比這山高”兩張漫畫聞名全校，後以戰火南移，學校再經廣西、貴州播遷四川，先在重慶上課，繼遷往自流井新校址，課餘以各種筆名向陳紀瀅（寄瀛）主編之“大公報”文藝副刊“戰線”投稿。三十年夏，考入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合組而成、設於雲南昆明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經濟系，課餘仍向文藝刊物投稿，以稿費幫補生活費。三十一年，母親病逝遼寧錦州，年五十八歲。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十五，八月，抗戰勝利，三校紛紛計畫復員平津；九月四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介石）〕任胡適（適之）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未回國前由傅斯年（孟真）代理。三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結束，學生依志願分發三校肄業，計願入北京大學者七百四十三名，劉紹唐名列其中；九月，胡適抵平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十月十日，北大舉行復員後第一次開學典禮，入學後（經濟系主任陳岱孫）曾在圖書館工作，對近代史和民國人物傳記有濃厚興趣。三十七年，在北大大四補修未完之幾個學分，半工半讀，在大學秘書處任兼職職員，在此之前，“自己有機會幹過報人，也曾出過報紙，我的報紙曾擁有不少的讀者”（“紅色中國的叛徒”），同年修畢所有學分，自言：“從西南聯大到北京大學，作者確是一個受過多年自由主義教育的人。”（“紅色中國的叛徒”初版代序“作者的幾點說明”）
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月，北平淪共，旋接到北大“暫予停職”通知，於失業後為求生活，參加“南下工作團”（簡稱“南工團”），由於是時該團“只是一個空架子，幹部正在遴選中，我們已被集中在一個曾為‘帝國主義兵營’的地方體驗生活”，稍後“南下工作”變成“志願參軍”，成為“人民隊伍”一分子，於經過“體驗生活”、“學習”後，編入“南下工作團”先遣工作隊第三小組；四月，於毛澤東（潤之）、朱德（玉階）頒布“渡江命令”之時，隨南下工作團由北平經天津、鄭州、許昌南下，任“新華社第四野戰軍總分社”隨軍記者；五月，於共軍攻占武漢後，調至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簡稱“四野”，司令員林彪（毓容）〕政治部〔主任譚政（舉安）〕宣傳部，任秘書工作；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成立於北京。三十九年，年三十，夏，於對“革命實際”之“失望已忍無可忍”之時，決定“蓄意求去”，自言：“一年多的時間，我有如被嵌在一個不能稍作伸縮的機器裡邊，從理想到現實，從精神到物質，我絕不能主動地去求取，而只是被動地接受配給。我，正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一踏進‘革命實際’，我們都被迫而失去了有關個人的所有。在‘革命實際’中，我看到許多企圖調換工作而遭拒絕的人，許多不滿意配婚而被懲處的人，許多企圖脫離‘革命’而再被‘集中學習’的人，許多溜走而又被抓回，經過一次‘鬥爭大會’便不明下落的人。正因為我知道得太多，我與處理這些工作的支部與首長接觸的機會太多，縱然我自己的失望已忍無可忍，但我從未在行動上、語言上，流露一點久已蓄意求去的跡象。”（“紅色中國的叛徒”），於決心“背叛革命”後，伺機竊取“四野”兩張“軍用護照”，故意布下乘車北上疑陣，然後秘密由漢口出走，乘粵漢鐵路火車經岳陽、韶關南下，再由廣州乘廣九鐵路火車逃離“鐵幕”，安全抵達香港，“我背叛了‘革命’，內心的興奮與愉快是無法描摹的，像經過持續年余的陰雨天，第一次見到陽光”，由於人地生疏，言語不通（所學識之第一句廣州話歇後語為：“扁鼻佬戴眼鏡－－冇得頂”，歷久不忘，意謂沒有鼻樑承著眼鏡，“冇”，沒有也，“冇得頂”，無與倫比之謂也），局處斗室，在斗室中鋪紙，奮筆直書，將一己在共區年余之所見、所思、所聞，陸續寫成六十篇短文；冬，隻身“避秦”來台。
四十年（一九五一）二月，將前撰之六十篇短文彙刊為“紅色中國的叛徒”〔出版前曾在台北“中華日報”（社長葉明勛）發表，以報導真實可信，文筆清新幽默，見報後轟動一時，美國新聞處特加轉譯；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版，四十五年十二月印行五版〕，卷首冠以“作者的幾點說明”（初版代序），說明共六點，其（四）云：“我自信，這本書的報導，絕無任何誇大意味。我認為唯有這樣，才更能有助於真實地了解共產主義者的所作所為。不然的話，任何過高或過低地估計敵人，都將會使自己的力量蒙受損失。”出版後大受歡迎，並由美國新聞處購得譯文著作權。四十一年下半年，胡適為“紅色中國的叛徒”英譯本撰序，其中提到：“讀者應該記得劉先生筆下所寫的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 ○年間的情形，那一段時期正是中國共產黨用武力征服中國大陸，一般都認為正是他們的‘蜜月時期’，可是年輕人的失望卻已經漸漸的開始了。……本書在開始時所提到的一位角色曾經這樣的說過：‘要想改造一個知識分子是一件終身的工作。’我們這位年輕的作者已經料到了將要發生的事情。他明了紅色的羅網已經從四面八方向他包圍過來，所以他在全面性的‘思想改造運動’，也就是所謂‘洗腦’運動還沒有發動以前，就逃了出來。以後就在一九五二年發生了真正恐怖的‘三反’和‘五反’了。”四十二年三月，出版“紅色中國的叛徒”英文譯本（胡適撰序，賈德超、華爾德·亨利合譯，譯本由美國紐約、波士頓及加拿大三大出版公司同時出版）。四十三年六月，蔣經國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稍後任為國防部“新中國出版社”（社長吳曼君）編輯，曾主編“國魂”月刊；七月，出版“紅色中國的叛徒”泰文譯本（內添大幅精美插畫十餘幅，曼谷印行）；十月，出版“紅色中國的叛徒”阿拉伯文譯本（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版）；同年蔣經國為國防部“青年戰士報”社長唐樹祥夫婦證婚，以介紹人身分在婚禮上致詞，語多詼諧，其後獲時任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簡稱“設考會”）主任委員崔書琴師任為該會編審，後升總幹事，“以屬員身分追隨他工作過幾年”（“永念書琴老師”）。四十四年三月，出版“紅色中國的叛徒”日文譯本（日文譯名為“北京的落日”，又名“新聞記者所見之中國革命”，村石利夫譯，東京“國際文化協會”版）；八月，出版“紅色中國的叛徒”印度 Urdu 文版（印京新德里版，另有四十四年五月印度 Malayalam 文、四十四年九月印度 Hindi 文譯本）；同年出版“紅色中國的叛徒”韓文譯本（韓文譯名為“北京的黃昏”，李相昆譯，韓國首都漢城“中央文化社”版）、“紅色中國的叛徒”德文譯本（德文譯名為“我來自紅色中國”，西德首都波昂版），又“紅色中國的叛徒”尚有葡萄牙文譯本（巴西首都里約熱內盧版），“紅色中國的叛徒”計共譯成十三國、十六種文字，並經聯合國採為數據；同年以此獲蔣中正總統單獨召見，慰勉有加。四十六年七月十日，崔書琴師病逝台北，年五十二歲。四十七年，敬撰“永念書琴老師”一文為悼。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與榆林王愛生在台北結婚〔兩人由查良釗（勉仲）師介紹認識，劉紹唐“是他賞識的學生，因此對他的婚姻大事也特別關心”（王愛生“紀念查良釗先生”）〕，胡適師手書“墨子”魯問篇語“鉤之以愛，揣之以恭”為賀，婚後育一子（嘉明）、一女（嘉文）。
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四十二，二月五日，時值春節，春節期間去向老校長胡適拜年，其“漫談傳記文學”記云：“我很榮幸的有一次和胡先生討論創辦‘傳記文學’雜誌的問題。……我說，胡先生您提倡傳記文學，但是您是以單人匹馬方式來提倡，為何沒有想到辦個刊物來推動呢？假如您三十年前（從寫‘四十自述’算起）辦個月刊，甚至於季刊；如果您太忙，可以請朋友學生協助來辦，那么這三十年來的累積成績一定非常可觀，到現在可以說是傳記文學的一個寶庫；也沒有人再不承認傳記文學這門學問了。當然這是一個假定，胡先生也不可能在七十高齡的時候再創辦刊物。但他對我這一假定很感興趣，他表示很遺憾沒有這樣做。最後我坦白地告訴他，我正在計畫籌辦一個‘傳記文學’月刊。沒想到胡先生的反應，並不是百分之百的贊成，他說這事談何容易，每月需要十幾萬字至幾十萬字，哪裡去找那么多信而有徵的稿子。最後，我了解胡先生年老氣衰（時已患有嚴重心臟病），不復有當年的銳氣了，另一方面他晚年受了乾嘉學派考證癖的影響，不大相信人家寫的東西，他認為每一期十五萬字也好，二十萬字也好，如何能夠使它成為信史？當時我就跟他辯論，我說我有幾個原則（也是我後來“傳記文學”創刊時稿約所定的原則，後詳），可以使它儘可能的成為可信的史料；如果二三十萬字，字字句句都經過‘考據’才發表，那將是永遠不可能的事。胡先生當時點點頭，不過他舉了個例子，他從書架上取下一本刊登‘許世英回憶錄’的期刊，他說：靜仁（許世英字）先生這篇回憶錄，其中就有許多張冠李戴的嚴重錯誤。……他說，你要辦個刊物的話，將來難免有這類錯誤。我並不因為胡先生不熱心幫助的態度而氣餒，我認為胡先生是受了考據癖的影響。”前引“後詳”所指者為“三不主義”：“第一：不登以化名或用筆名所發表的文章，發表時必須署真名。第二：是不刊登當事人健在（自寫回憶錄或自傳除外）的文章與壽慶應酬的詩文。第三：是‘不炒冷飯’，也就是不刊登在其它刊物上發表過的舊文章。”二十四日，胡適病逝台北，年七十二歲；六月一日，“傳記文學”雜誌創刊於台北，每月一冊，由前北大校長蔣夢麟（孟鄰）題寫刊名，任發行人（實則集發行人、社長、主編於一身，由邀稿、審稿、校勘、考訂，從不假手他人），撰發刊詞“我們的想法與作法”，強調“傳記文學”不僅是“‘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也必然創了寫傳記、讀傳記、重視傳記文學的新風氣”，同時於創刊伊始之時，“謹愿以‘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兩語而自勉”，創刊號先聲奪人，作者陣容鼎盛，均一時之選，計有：毛子水（準）、蔣復璁（慰堂）、吳相湘（良善）、沈剛伯、陶希聖（匯曾）、梁寒操（均默）、秦德純（紹文）、李朴生（沃齡）、蘇雪林（梅）、鄒文海（景蘇）、戴君仁（靜山）、吳延環、浦薛鳳（逖生）、劉崇鋐（壽民）、張秀亞，出版後獲得國內外學術界、讀書界之喜愛與支持，屬手作式、夫妻檔、自耕農、個體戶之“傳記文學”，創辦初期，篳路藍縷，實行“苦幹實幹，一部六成新的腳踏車，騎著四出奔波，拉稿、跑印刷廠。每逢出刊之日，全家總動員，幫忙封裝雜誌，然後再送郵局。”（吳相湘“創業維艱 期再創新”），以廣交遊，加上人緣甚佳，經常到處拜訪黨國要人邀稿，“猛稿”源源不絕，此後一直視一手創辦之“傳記文學”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蔣永敬語），常言：“有這個雜誌，我的生命才有樂趣。”五十二年九月，黃郛（膺白）夫人沈亦云（景英）首次蒞台，以沈雲龍（耘農）之介，以所撰之“亦云回憶”分期交“傳記文學”按期發表，“她對紹唐兄特別器重，有時竟稱之為‘野史館’館長，乃至徑呼他‘劉館長’而不名”（沈雲龍“‘野史館’與‘後野史亭’），人稱“劉傳記”。五十四年十一月，於全國各界隆重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百年誕辰之時，在“傳記文學”第七卷第五期發表“擴大研究國父生平運動”一文。
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八月，“傳記文學雜誌社”由台北和平東路二段七十六巷四號之一遷往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六十八年遷至信義路二段二三○號“信義華廈”四樓之一自置現址），在此前後於“傳記文學雜誌社”外，加設“傳記文學出版社”，編印：1. “傳記文學叢書”〔為三十二開本，由數萬字至十數萬字不等，截至七十九年（下同）共刊有一百零四部，第一部為劉紹唐等著之“什麼是傳記文學”，2.“傳記文學叢刊”〔為二十四開大本，容納二十萬字以上之著作，共刊有一百四十部，第一部為王雲五（岫廬）之“談往事”〕，3.“傳記文學集刊”〔共四部，其中包括由蔣復璁、梁實秋（治華）主編之“徐志摩全集”（每部六輯），由蔣復璁、薛光前（桂生）主編之“蔣百里全集”（蔣中正題簽，每部六輯）〕，4.“民國史料叢刊”（與吳相湘主編，十六開大本精裝，第一輯共二十二種，三十八冊；以上四大類叢書、叢刊之書目詳載“傳記文學”第七十六卷第二期）。五十六年一月，在“傳記文學”第十卷第一期發表“關於傳記文學叢刊、叢書與集刊”，同月“中華文學協會”成立，為中華學術院〔創辦人兼院長張其昀（曉峰）〕二十分科協會之一，加入為會員；同年中華學術院傳記學研究所成立，任為所長，後兼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董事長張其昀）華岡教授；六月，值“傳記文學”創刊十五周年，張佛千制聯嵌“宗向”及“傳記文學”六字，由臺靜農（伯簡）書之同賀，聯云：“多士所‘宗’，史乘重立‘傳’，高‘文’皆錦繡；一時稱‘向’，言行宜作‘記’，後‘學’有楷模。”九月，出版“崔書琴紀念集”（題張其昀等著，列為“傳記文學叢書”之二十四），卷首冠以以編者名義撰之“崔書琴先生略歷”，內收劉紹唐（用名劉宗向）“永念書琴老師”一文。五十七年十一月，黃季陸（學典）繼羅家倫（志希）為黨史會主任委員，稍後由中國國民黨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調為黨史會纂修〔此據蔣永敬“紹唐先生走了”；卜少夫（潤生）“敬佩劉紹唐的敬業精神”作：“他的老師崔書琴先生推薦他到黨史會工作。”〕，與蔣永敬、李雲漢在黨史會有“三老纂”之稱〔傳主於六十五年秦孝儀（心波）接任黨史會主任委員後申請退休〕。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所編著之“傳記文學與文史新刊”（“傳記文學出版社”版，列為“文史新刊”之一），“文史新刊”（四十開本）第一輯共一百種（包括收購已停辦之“文星叢刊”及其它著作多種），同月在“傳記文學”第十五卷第六期發表“傳記文學與文史新刊”一文。五十九年（一九七○），年五十，九月，在“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三期發表“百期紀念號敬告讀者”，是時喜見“由於‘傳記文學’創刊的影響，社會上對傳記文學已日漸重視，許多讀者開始對人物傳記發生興趣”，認為“百期紀念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我們過去辛勞的紀念，也是未來工作的起點”。
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四月，在“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四期辟“民國人物小傳”專欄，任主編，在“寫在前面”中，刊出撰稿原則八項；六月一日，撰“‘民國大事日誌’編者的說明”（載“傳記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二期）；七月，出版所主編之“民國大事日誌”第一冊〔民國元年至三十年，封面題字恭集國父墨寶，沈雲龍、吳相湘撰序；六十四年出版第二冊（民國三十一年至六十年），七十七年十月出版第三冊（民國六十一年至七十年），八十四年四月續出第四冊（周培敬撰序，民國七十一年至八十年）〕；同年任“中華民國出版界訪問團”團長，率團訪問歐洲、美國，在此之前曾出席“亞太地區出版會議”，多次率團或隨團前往香港參加中文圖書展覽，並每年至港三數次，每次逗留三數天，終日忙於購書、訪友、蒐集史料。六十三年四月，出版與沈葦窗（惠蒼）主編之“平劇史料叢刊”第一輯（收平劇史料“富連成三十年史”、“京劇二百年史”、“清代燕都梨園史料”、“譚鑫培全集”等十二種，精裝十四冊，“傳記文學出版社”影印版）；七月“傳記文學”為紀念創刊十二周年，發起“推薦好書一百種運動”。六十四年四月五日，蔣中正總統病逝台北士林官邸，九日，移靈至“國父紀念館”，三次前往瞻仰遺容；五月九日，梁實秋續弦，與韓菁清在台北“國鼎川菜館”舉行婚禮，柬邀少數親友觀禮，筵僅三席，與夫人前往致賀；六月一日，撰“‘民國人物小傳’編者的說明”（載“傳記文學”第二十六卷第六期），同月出版所主編之“民國人物小傳”第一冊（封面題字恭集國父墨寶，卷首冠以“編者的說明”，第一輯共十二冊，八十八年十月出至第二輯第二十冊），“民國人物小傳”、“民國大事日誌”兩套專書，不啻為研究民國史之左右手；七月十日，應英國“國際傳記中心”之邀，前往美國參加該中心假紐約“華爾道夫旅館”舉行之“國際傳記會議”，在會上作題為“傳記文學十四年來的道路”報告，介紹中國傳記之歷史與傳記文學之興起，以及“傳記文學雜誌社”十四年來之簡要工作概況，其英文稿除在會議上宣讀外，並印發與國際人士參閱（中文原稿載“傳記文學”第二十七卷第二期，題為“傳記文學十四年來的道路－－為參加英國國際傳記中心在紐約舉辦之國際傳記會議而作”），會後旅美學術文化界設宴歡迎，與顧維鈞（少川）、張公權（嘉璈）、程其保（稚秋）、薛光前、董霖（為公）、姚崧齡（仲年）等聚首一堂，訪張大千（爰）於其“環蓽庵”，至聖若望大學（副校長兼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薛光前）參觀訪問，“該校亞洲研究中心出版物委託‘傳記文學’在台總代理，故一面聚餐歡迎，一面舉行座談會”（薛光前“困行憶往”）；十月一日，應國史館（館長黃季陸）之邀，在“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五十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主講“漫談傳記文學”（由紀錄卓遵宏記之紀錄稿收入該中心“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六輯，並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一卷第一期）。
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一月，“傳記文學”由第二十八卷第一期元月號起，別開生面，增闢“每月人物座談會”專欄，逐月邀請該月專題人物之戚友、故舊及其它有關人士與會，共同追憶與論述其生平事跡，包括其家世、家庭、為人、治學、治事、著述、交遊、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及其對社會國家之貢獻與影響等，並特邀一位或數字與該月專題人物有特別關係之戚友或有特別研究之學者為主講人，主講人備有講稿，與會者之發言由紀錄即席紀錄，或自撰講稿，元月號之專題人物為傅斯年，專題座談會之主講人為傅樂成（秀實，伯父斯年），主持人為劉紹唐，與會人士有：毛子水、王世傑（雪艇）、李濟（濟之）、李方桂、屈萬里（翼鵬）、查良釗、陳盤（盤庵）、陳雪屏、張子文、陶英惠；每月專題人物止於第三十一卷第六期，共二十四期，繼傅斯年之後，各期之專題人物依次為：黃郛、張君勱（嘉森）、陳布雷（畏壘）、胡適、胡漢民（展堂）、顧孟余（兆熊）、曾琦（慕韓）、陳果夫（祖燾）、吳鐵城（子增）、蔣廷黻、朱家驊（騮先）、羅家倫、謝壽康（次彭）、段錫朋（書貽）、連橫（雅堂）、陳獨秀（仲甫）、張季鸞（熾章）、宋哲元（明軒）、蔡元培（孑民）、張自忠（藎忱）、張作霖（雨亭）、閻錫山（伯川）、林語堂（刊畢，彙刊為“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專輯”第一、二輯）；四月，在“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四期“蔣總統逝世一周年紀念特輯”發表“三次召見”一短文，略云：“我沒負責過任何行政工作，但在民國四十二年至五十年的八年間，有幸蒙故總統蔣公單獨召見三次之多。第一次是與我的一本報導大陸的書，英譯本在美國出版有關。蔣公除深表嘉許外，並以慈祥的口吻問我：‘你的國文是跟哪一位老師學的？’……一時竟舉不出一位國文老師的姓名以對。記得還是當時坐在蔣公右側的參軍長（編者按：疑為侍衛長）皮宗敢將軍看到我苦思的窘狀，而以其它的話題解了圍。第二次是蔣公指示黨政軍負責人‘保舉人才’（那時還沒有‘青年才俊’的名詞），規定每人每月要保舉一人，我是被業師故崔書琴教授保舉而晉見的。最後一次是蔣公垂詢我對於敵情研究方面的意見，我一邊說，蔣公一邊用紅藍筆記錄要點。”十二月二十一日，“傳記文學”獲行政院新聞局（局長丁懋時）授予首屆“優良雜誌金鼎獎”。六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傳記文學”復獲“國家文藝基金會”（主任委員吳俊才）授予首屆“優良文藝雜誌優等獎”。六十七年一月，“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一期繼“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告一段落之後，新辟“民國史事與人物專欄”，使讀者看完每一期雜誌，不僅對該期之“史事與人物”專題有一較全面而翔實之認識，並且等於保存此一段歷史之數據，聘沈雲龍以編輯顧問主其事，是期之主題為“孫中山先生與民國初建”，自撰“主題說明”，沈雲龍為撰專論“孫中山先生與民初政府及其影響”，繼“孫中山先生與民國初建”之後，各期之“史事與人物”專題依次為：“陳炯明叛變與聯俄容共的由來”、“林森、鄒魯、謝持與西山會議”、“台兒莊大捷四十周年紀念”、“鮑羅廷與武漢政權”、“北京搜查俄使館事件”、“北伐統一五十周年紀念”、“八二三炮戰廿周年紀念”、“九一八事變之回顧”、“擴大會議之由來及經過”、“孫中山先生逝世與奉安大典”、“從聯俄容共到絕俄清黨”、“民初國會之淵源及其演進”、“中美關係之回顧與檢討”、“中美關係之回顧與檢討”（續）、“國共商談之歷史教訓”、“五四運動的回顧與評估”、“政治協商會議的面面觀”、“少年中國學會六十周年紀念”、“國民參政會之由來及其成果”、“廣州非常會議與寧粵滬和平會議”、“金門古寧頭大捷三十周年”、“民國初建與南北議和”、“宋教仁與民初國會”、“三個中俄友好同盟條約的歷史教訓”、“舟山勝利回師三十周年”、“韓戰三十周年紀念特輯”、“七七對日抗戰的一筆總帳”，每期自撰“主題說明”，畫龍點睛，使讀者明其來龍去脈；三月三十一日，兄宗晏病逝台灣恆春，年六十歲，靈位安奉於台北松山寺；六月，“傳記文學”第三十二卷第六期發表徐自強撰之“劉宗晏先生事略”；七月，出版“陳納德將軍與中國”〔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著，陳香梅譯〕，在此之前曾重編重排重印陳香梅著作“一千個春天”、“謎”、“半箇中國人”、“陳香梅時間”、“陳香梅通訊”、“陳香梅短篇小說選”、“陳香梅中篇小說選”、“張岳公閒話往事”、“陳納德將軍與我”九種〔尚有“陳納德將軍與飛虎隊”（英文）一書在翻譯中〕。六十八年八月，主持第一次“民國史研究座談會”，致開會詞，主講人李璜，講題為“官方修史與民間修史應該齊頭並進”，發言者有沈雲龍、張玉法、蔣永敬、李雲漢等人。六十九年（一九八○），年六十，三月，主辦“黃膺白（郛）百歲冥誕紀念會”；六月，出版主編之“卜少夫這個人”（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版，列為“遠景新刊”(1)，書末殿以編輯後記“‘不誤正業’的卜二哥”，七十一年十二月出版主編之“卜少夫這個人”續集，列為“遠景新刊”(10)，書末刊有編輯後記“毀譽參半‘卜少夫這個人’”，七十七年六月，八十五年六月續出所主編之“卜少夫這個人”第三、四集，香港“新聞天地社”版，第四集為“掛名”主編，內收劉紹唐“問鼎金氏紀錄”一文）；七月，“傳記文學”第三十七卷第一期發表沈雲龍“變節投降者誰曰不宜編列小傳？”（書簡），對五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副刊馮去疾“不宜為變節投降者立傳”一文（馮文不滿“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三期刊出關志昌“傅抱石小傳”、關國煊“陳望道小傳”），不敢苟同，除於六月十日致函“中副”外，復申大義，認為“民國人物小傳”欄諸位執筆者秉春秋之筆，援正史“貳臣傳”、“逆臣傳”之例，為晚近已故變節投降者立傳，以彰其醜，以昭炯戒，誰曰不宜？（其後“傳記文學”續刊出偽府汪兆銘、溫宗堯、曾仲鳴等小傳，“紅朝”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陳毅、林彪、宋慶齡、葉劍英、鄧小平等小傳）。
七十年（一九八一）八月，欣聞國史館、黨史會、中研院近史所於本月聯合在台北舉辦“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邀請海內外著名歷史學者參加，在“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二期發表“寄望於‘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會’者”一文，誠心“希望經過這次‘討論會’以後，使我們的歷史研究有一新的面貌與新的形象。我們更希望我們的歷史研究與我們的經濟繁榮齊步起飛、齊步現代化”。七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為慶祝“傳記文學”創刊二十周年，假台北“國際學舍”舉辦紀念活動三天，包括舉行創刊二十周年紀念茶會暨出版品，作者原稿及圖片展示會，並舉行“傳記文學與中國近代史”學術討論會三次，討論會由沈雲龍主持，分別邀請梁敬錞（和鈞）、李璜、黃季陸、黎東方、唐德剛、蔣永敬、李雲漢、王聿均、呂實強、許倬雲、李國祁、張玉法、張朋園、陳三井（澤豐）等擔任主講，同月“傳記文學”第四十一卷第一期辟“傳記文學創刊二十周年紀念特輯”，內有唐德剛“‘以一人而敵一國’－－為劉紹唐先生創辦‘傳記文學’二十年而作”一文，盛譽劉紹唐以一個人獨乾（民營）之“傳記文學”，足以匹敵中共傾“全國”之力（官辦）纂修之“文史資料”；九月，在“傳記文學”第四十一卷第三期發表“為‘國恥紀念館’催生”一文。七十二年十月，“新書月刊”創刊（由臺靜農題寫刊名），以創辦人任發行人，在創刊號發表“橋樑·管道·櫥窗－－創刊的幾句話”，指出該刊為“一本以報導新書、評介新書為主要宗旨的期刊”；十二月，在“傳記文學”第四十三卷第六期“編輯後記”發起“寫信記年運動”，其後再發起多次，惜一時積習難返，回響乏人，收效有限，同月中共仿辦“傳記文學”；同年與林適存（南郭）、孫如陵（仲父）、嚴停雲（華嚴）、邱七七（七七）、姚宜瑛、劉靜娟、符兆祥七人，隨由正、副團長陳紀瀅、何家驊（岳騫）率領之“亞洲華文作家協會菲港友好訪問團”出訪菲律賓、香港。七十三年一月十九日，吳夢桂、蘇墱基、江斌玉、羅國瑛（依年齒為序）在台北“安樂園”正式拜劉紹唐為師，四徒弟合送一華燈為入門之禮，由卜少夫作證，“自此以後，文化界、新聞界許許多多人士，見了劉紹唐都喊師父，他自己也不知究竟有多少徒弟”〔卜少夫“一代完人 意猶未盡－－哀悼一位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篤實奉獻者”，蘇墱基“流風遺韻 百世猶新－－追悼師父劉紹唐先生”以四徒弟為：吳夢桂、蘇墱基、周志立、羅國瑛；“一代完人”語出卜夫人徐天白（品玉），意謂卜少夫之“新聞天地”、劉紹唐之“傳記文學”都會及身而止，一代即完〕，台北文化圈流傳王藍（果之）寫之幾句名言：“天上的星辰，恆河的沙，劉紹唐的徒弟，袁暌九的她。”極言劉紹唐徒弟與袁暌九（應未遲）干女兒之多也，嘗自擬一聯云：“何功何德何能，豈敢當師父；無權無拳無勇，怎能收徒弟。”橫披三個字：“人之患。”又自言為人師唯三難：“一要喝酒不能醉，二要打牌不能贏，三要美女當前弟子服其勞。”七月十四日，假台北“金石文化廣場”舉行“傳記文學創刊廿二周年出版品暨歷史圖片展示會”，恭請黃季陸剪彩；十月，與來自上海，一別三十六年、長期失去聯絡之宗煜弟重聚於香港，在紅磡火車站兄弟幾乎相見不相識（其後復於七十六年十月與弟、弟婦，七十九年十月與弟、弟婦、侄兒，八十三年十一月與弟、弟婦、侄女、侄婿相聚於香港）；十一月二十二日，慶祝銀婚，“傳記文學社”同人敬制水晶膠鎮紙，內嵌胡適當年手書之“墨子”語條幅以祝；同年“國立東北中山中學旅台校友會”印行“國立東北中山中學金禧紀念集”，任主編（其後復主編“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創校六十五周年特刊”），內收劉紹唐“兩張漫畫的故事”一文。七十四年二月，在“傳記文學”第四十四卷第二期發表“‘以一人敵一國’的事情終於發生了！－－本刊為中共仿辦‘傳記文學’雜誌的嚴正聲明”（其後復於第四十六卷第三期發表“為中共仿辦‘傳記文學’再說幾句話”）；九月，“新書月刊”休刊，計共出二十四期。
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六月六日，敬撰“劉懷遠先生伉儷百齡紀念繪像”題識，詞曰：“先父諱銘勛，字懷遠，別號芳來，原籍河北蘆台，弱冠考入郵局，分發遼寧錦州工作。先母王氏，育子女多人，存者僅先兄宗晏（在台病逝）、三弟宗煜暨幼妹淑蘭四人。三弟現居上海，幼妹在錦州，俱已成家。 先父先母均於抗戰期間不幸謝世。最近覓得四十餘年前遺照，彌足珍貴，原照水漬浸蝕，倩人重繪。適逢 先父百齡冥誕之期，特為複製，藉為永久紀念。劉紹唐謹志於台北。一九八六年六月六日”（圖文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九卷第二期封底內頁）；八月十二日中午，與關國煊走訪何世禮於其香港灣仔辦事處，主人以廣東點心招待，由潘仁昌作陪，併合照留念，於淺斟低酌之時，何世禮憶述當年“九一八”往事，雲是夕父親何東（曉生）爵士在北平應“少帥”張學良（漢卿）之邀晚膳，世禮隨往，酒過三巡，秘書匆匆請“少帥”接聽電話，主人連聲“失陪”，去如黃鶴，至席散仍不見其蹤影，更遑論送客，老爵士以其慢客，歸途不停對子破口大罵其上司無禮不已，翌日清晨父子閱報，始驚悉昨夜十時三十分發生“瀋陽事變”，可證馬君武（和）“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哀瀋陽”二首）全屬子虛烏有；十月二日至五日，應邀前往美國，參加伊利諾大學舉辦之“西安事變五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主持人吳天威嘗肄業於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兩人有同窗之誼），在會上作題為“傳記文學刊載有關西安事變之文稿及資料簡介與分析”報告（報告摘要載“傳記文學”第四十九卷第六期），歸途道出紐約，十日，與蕭乾（秉乾）出席由“紐約文藝協會”、“廿世紀史學會”聯合舉行之歡迎餐會，餐會召集人陸鏗（大聲）利用此一機會，充當“和事老”，調解因“紅學論戰”而交惡之唐德剛、夏志清（澄元），兩人均為“傳記文學”之長期作者，結果喜劇收場，杯酒言歡，前嫌盡釋，陸鏗欣然朗聲說：“這一次筆戰的和平解決，主要的原因是夏、唐兩人與劉紹唐及蕭乾都有深厚的友情，並且唐、夏兩位夫人也是很好的朋友，在唐‘內閣’及夏‘內閣’的支持之下，這一和談是必定成功的！”七十六年一月五日，至台北“亞都飯店”參加“恭祝少老重返自由身”晚宴，慶祝卜少夫結束兩屆六年僑選立委（六十九年至七十五年）任滿；二月二十六日，為紀念胡適逝世二十五周年，台北“中國時報”舉辦三場演講會，任第三場主持人（主講人唐德剛）；七月七日，假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新廈舉辦“七七抗戰五十周年暨傳記文學創刊廿五周年紀念歷史圖片展”，與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洪道）、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邵玉銘主持剪彩揭幕，邵玉銘代表新聞局頒贈獎牌一面與“傳記文學雜誌社”，由劉發行人代表接受，是次展出之歷史圖片與歷年史學機構之展品，在內容與重點均不相同，重點偏重於抗戰期間教育、文化、經濟、社會、民俗、後方民眾生活及民間各種活動（軍事大小戰役等圖片不在展覽範圍之內），部分圖片為首次展出，展出前曾公開徵求有關上述抗戰圖片；十月十一日，在香港驚悉“傳記文學”編輯顧問沈雲龍病逝台北，任治喪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薛岳（伯陵）〕；十一月，在“傳記文學”第五十一卷第五期發表“敬悼本刊編輯顧問沈雲龍教授”一文（後收入“沈雲龍先生紀念集”）；同年香港“新亞洲文化基金會”（主席范止安）為宏揚中華文化，出版“新亞洲叢書”，成立編輯顧問委員會，聘卜少夫、劉紹唐、胡菊人（秉文）、徐東濱、何景賢五人為委員，協同擘劃。七十七年三月，與卜幼夫〔原名寶椿，少夫（原名寶源）六弟，四兄寶南（乃夫，筆名無名氏）〕等隨“雜誌協會團”前往韓國訪問；七月，在“傳記文學”第五十三卷第一期發表“敬悼吾師梁漱溟先生”；九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金華英、黃贊臣編之“傳記文學篇目分類索引”，其“編寫說明”(一)云：“本索引收入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八二年台灣傳記文學社出版的‘傳記文學’雜誌一至四十一卷全部篇目。”十一月，與卜幼夫等一行五十餘人應行政院新聞局之邀，隨“雜誌界金門前線參觀訪問團”訪問金門前線兩天；十二月，與丁治盤（似庵）、孔德成（達生）、馬樹禮、黃少谷、高信（人言）、陳紀瀅、三毛（陳平）、瘂弦（王慶麟）等九十八人，發起假台北“空軍活動中心”舉行“無名氏創作五十周年、投奔自由五周年紀念酒會”，以及作品與書畫展覽。七十八年二月，參加由陳立夫（祖燕）主持之吳開先（啟人；長婿唐德剛）九秩壽宴。七十九年四月，在“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四期發表“時間是人物小傳的基本結構－－‘民國人物小傳’第十一冊的話”；六月一日，因“西安事變”被幽禁五十四年之張學良，由其老友張群（岳軍）領銜發起（發起人共八十人，劉紹唐名列其中），假台北“圓山大飯店”崑崙廳，公開過九十歲生日，張學良對“傳記文學出版社”趕印“張學良進關秘錄”〔劉心皇（龍圖）輯注，王鐵漢校訂、撰序〕一書作為壽禮，面致謝意，十四日，妹淑蘭病逝遼寧錦州，年六十六歲；十月三十一日（陰曆九月十四日），值七十大慶，史學界友好假中央研究院設滿漢全席為之稱觴祝壽；十二月，王映霞（旭）應胡健中（經亞）、劉紹唐之邀，偕女兒鐘嘉利由上海前往台灣探親、訪友三個月（是年十月“傳記文學出版社”印行“王映霞自傳”，列為“傳記文學叢刊”之一二○，出版前曾在“傳記文學”連載，單行本以胡健中刊於“傳記文學”第五十二卷第四期之“郁達夫與王映霞之悲劇”作為代序）。
八十年（一九九一）一月，在“傳記文學”第五十八卷第一期以李光裕筆名發表“一國兩制有何不可，問題在那一國？”；九月，在“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三期發表“‘金錢外交’與‘金錢歷史’－－‘九一八’日本侵華六十周年紀念有感”；十二月，出版台版“中國新文學史”上、下冊，題司馬長風著，劉紹唐校訂（列為“傳記文學叢刊”之一二六）。八十一年二月，在“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二期發表“打開歷史的黑盒子－－從連載‘陳潔如回憶錄’說起”（翌年六月出版“陳潔如回憶錄全譯本”上、下冊，列為“傳記文學叢刊”之一三○）；七月七日，假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舉行“傳記文學創刊三十周年紀念茶會”、學術演講會（由唐德剛、許倬雲主講）、合訂本暨出版品展示會，在茶會上以主人身分首先致詞，於劉真（白如）、王鐵漢、祝基瀅、卜少夫等嘉賓演講完畢，獲行政院新聞局局長鬍志強贈與刻有賀詞之銀牌一面，由副局長葉天行代表致贈，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暨歷史學系贈送大型玉如意為賀，上刻“文化奇蹟”四字，由文學院院長王壽南（孟元）代表致贈，同日港台友好卜少夫、沈葦窗等一百二十人在台灣“中央日報”刊登大幅廣告聯名致賀。八十二年，與唐德剛、王冀、陳三井應聘為電視紀錄片“世紀行過－－張學良傳”顧問（王念慈、郭冠英製作，郭冠英撰稿，“大好傳播公司”出品）。八十三年二月，在“傳記文學”第六十四卷第二期發表“不容青史盡成灰－－從‘大溪檔案’說到‘石叟叢書’”〔“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乃于右任（伯循）之名句（作於四十六年春，為題民元舊照七絕之首兩句，第三、四句為：“低回海上成功宴，萬里江山酒一杯。”檔案、叢書乃有關蔣中正、陳誠（辭修）之檔案、史料，陳誠晚年別署石叟〕；三月，復在第六十四卷第三期發表“‘大溪檔案’與‘石叟叢書’應移交中央研究院”；十月十八日（陰曆九月十四日），徒弟吳夢桂、蘇墱基、江斌玉、羅國瑛、周志立、嚴長庚、嚴長壽、李錫奇、顧重光、陳薇、王瑩、薛少奇等三十六人發起祝賀吾師“傳記文學”之父劉紹唐華誕暨“傳記文學”發行三十三年紀念餐會，餐會假“利苑餐廳”舉行，偕夫人欣然赴會。八十四年一月，在“傳記文學”第六十六卷第一期發表“私藏等於銷毀 發表才是保存－－再為‘不容青史盡成灰’進一解”；九月一日至三日，“慶祝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兩岸學術研討會”假台北“中央研究院學人活動中心”舉行，參加者有來自海峽兩岸及海外學者章開沅、蔡德金、楊天石、楊奎松、張憲文、陳三井、劉鳳翰、閻沁恆、呂實強、王壽南、宋曦（旭軒）、吳天威等二百餘人，研討會由張玉法、張哲郎主持，大會安排由“傳記文學雜誌社”招待閉幕晚宴。
八十五年（一九九六）七月二日，與陸鏗、張佛千、唐德剛南下，訪星雲大師於高雄佛光山，十八日，獲得“國家文藝特別貢獻獎”，以表揚其對民國史之貢獻，由副總統兼行政院院長連戰（永平）頒獎，並面致賀忱，獎詞上書：“劉紹唐先生本名宗向，學擅經濟，功在文史，創辦傳記文學歷卅四年而不輟，都四百餘期，為文學開新路，為史家覓素材。凡所報導，皆真人真事，可以補史書之不足，可以匡傳言之訛誤，著有什麼是傳記文學、不容青史盡成灰，明其職志，見其胸襟，編有民國人物小傳、民國大事日誌，並出版叢書、叢刊三百餘種，皆民國以來珍貴之史料，風行宇內，世所共欽，年逾七秩，猶宏其毅，矢其志，坐擁書海，鑽於斯，研於斯，始終為中國現代文史拓其領域，聚其珍寶，戮力不懈，貢獻良多，用頒獎詞，藉表崇敬。”致謝詞時有感而發，說：“這是遲來的榮譽，是一種肯定，也是一種平反。”（引案：湯海鴻“劉紹唐獲國家文藝特別貢獻獎”記云：“因為六、七年之前，劉紹唐已獲推薦列名為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獎，可是就在發表前夕，卻因某要員一句‘傳記文學多年來為匪張目’、‘主持人思想大有問題’，而使他從得獎名單中臨時除去。他一向反共，而且當時已解嚴，因此他對這樣的結果覺得‘莫名其妙’，曾對我們這班朋友戲言‘煮熟的鴨子飛了’，心中卻不無耿耿。”），最後希望青年朋友“要有決心，要有勇氣，花三十年、四十年時間去從事一種工作，社會才會更有進步”。八十六年一月，以編輯顧問身分專程前往香港，參加“開放”雜誌〔前身為七十六年一月創刊之“解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冉茂華）〕創刊十周年酒會，親題條幅以示激勵：“過去十年走得很辛苦，還有更多的十年要走。”六月二十八日，於香港九七回歸前夕，偕夫人一游港、澳，港、澳乃夫人初游之地，到台灣五十年，第一次離開寶島；七月初，飛返台北，十七日，假台北“中正紀念堂”一樓演講廳舉行“民國史長城－－傳記文學創刊三十五周年紀念茶會”，在“中正紀念堂”懷恩藝廊舉行“七七抗戰六十周年歷史圖片展覽”，參加茶會者有吳大猷、陳立夫、劉真、梁肅戎、楊西崑（宿佛）、葉明勛（夏風）、馬樹禮、卜少夫、卜乃夫、范止安、張玉法、陶英惠等數百人，賀客盈門，圖片展覽會場布置有一長達數丈之巨型盧溝橋，兩端置有放大為丈余之荷槍實彈、守護“盧溝曉月”碑亭之兩位戰士之巨幅照片，圖片展覽由“傳記文學”獨家主辦，在揭幕禮上作題為“從一國兩制看一國兩史”講話，展品經放大裝裱者達六百餘幅，展期七天，參觀者絡繹不絕，香港“新亞洲文化基金會”主席范止安題詞以祝，詞曰：“獨創千秋業，一人敵一國；多少民國事，盡在傳記中。”八十七年五月上旬，與余紀忠、葉明勛、高玉樹（宗適）等十一人發起於五月二十九日（陰曆五月初四日）假台北“亞都大飯店”宴會廳祝賀卜少夫九秩華誕，三十一日，前往夏威夷，參加六月一日張學良於其九十八歲生日在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會”之證道；六月，楚戈題詞祝賀“傳記文學”創刊三十六周年：“歷史是過去了的事，使過去了的事永遠也不會過去的是‘傳記文學’。”；十月二十二日，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舉行“傳記文學”計算機光碟版（C.D.）發表會〔為便於隨身攜帶、隨時閱讀、隨處研究，斥巨資製成之光碟版，全套十一片，其中一片為檢索資料之用，自五十一年六月（創刊號）至八十七年六月（第七十二卷第六期）止，為期三十六年，即合訂本七十二卷（除第一卷為七冊外，其餘各卷每卷六冊），單行本四百三十三冊，共收文章一萬五千餘篇，字數逾億〕，純民營之“傳記文學”在台灣學術界與國史館、黨史會、中研院近史所鼎足而四，素有“野史館”之雅稱；十二月二十四日（陰曆十一月初六日）晚，與王愛生於平安夜在“同慶樓”設宴祝賀卜少夫出院之喜（八日卜因昨晚酒後跌倒，引致右股骨折裂，入“宏恩醫院”接受手術），舉杯時說：“今天是我太太的生日！”三十日，踵府祝賀楊西崑師八七大壽；同年接受心血管擴張手術。
八十八年（一九九九）一月，在“傳記文學”第七十四卷第一期發表“舊話重提賀新年”，所重提之三件“舊話”為：(一)公元紀年不可簡略書寫，(二)公元民國大清乾支應並重，(三)寫信要加注年月日；三月二十日，與卜少夫等至台北“美國文化中心”為王昭藩之“多元藝術畫展”剪彩，同月在“傳記文學”第七十四卷第三期“編輯後記”發表“本刊向文壇三位老作家致哀致歉”〔三位老作家為冰心（謝婉瑩）、錢鐘書（默存）、蕭乾〕，陪同應邀訪台之季羨林（希逋）師參加台灣法鼓人文社會學院舉辦之“人文關懷與社會實踐系列學術研討會”，在此之前，“傳記文學”由第七十三卷第五期起連載季師之“牛棚雜憶”（復由第七十五卷第二期起連載季師之“留德十年”），是時經“榮民總醫院”醫生診治，發現長有肝腫瘤，以病者年事已高，不建議施以較劇之化療，改以中醫長期醫治，同月最後一次前往香港，參加“國立東北中山中山學校友會”假港島北角“城市花園酒店”舉行之聚會，參加者有來自美國、台灣、大陸三地之校友五十餘人；六月，入“書田醫院”接受攝護腺手術、左眼白內障手術；七月上旬，因急性心肌梗塞倒於浴室，急送至“榮總”開刀，幸及時救回，惟一小部分心肌已壞，十四日，出院回家靜養，“退出江湖”，不再豪飲，謝絕一切應酬，病中仍每期親自審閱稿件，並有言：“要出版到四十周年紀念！”九月，台灣發生前所未有之“九二一”大地震，災情慘不忍睹，捐出新台幣一百萬元交“中國時報”轉賑災部門賑濟災民。八十九年（二○○○）一月二十四日，復因腹水，入住“三軍總醫院”，在病榻上仍對“傳記文學”編務多所指示；二月十日下午四時，終因病不治去世，享年八十歲，夫人王愛生、子嘉明隨侍在側，臨終前猶殷殷囑咐家人要把“傳記文學”繼續辦下去，同日所主編之“傳記文學”第七十六卷第二期，亦為最後一期出版，半生獨力主編之四百五十三期“傳記文學”從未脫期或合刊，又能保持高水平，堪稱無與倫比！二十一日，獲總統李登輝明令褒揚，令云：“傳記文學雜誌社發行人劉紹唐，性行豪邁，篤學善文。戰後畢業於國立北京大學，潛心人物傳記史料研究。來台後歷任記者、編輯、總編輯、兼任教授、中國文化學院傳記學研究所所長。民國五十一年創辦傳記文學月刊，斬棘披荊，備嘗艱苦，操持勤奮，卓然有成。嗣復實施口述歷史計畫，舉辦人物專題座談會，保存當代歷史，典藏日富，為時所重。廣延博學鴻儒，主持編纂民國史料叢刊、民國大事日誌、民國人物小傳三叢書，嘉惠士林，蜚聲兩岸。綜其生平，為國家存信史，為古人留偉跡，殫精竭慮，建樹功深。茲聞溘逝，曷勝軫悼，應予明令褒揚，以彰懋績。”二十三日上午八時，在台北“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行家祭，九時，舉行公祭，參加者數百人，由卜少夫、梁肅戎、馬英九致悼詞，禮畢遺體移往“第二殯儀館”火化，骨灰安放鬆山寺；八月十八日，行政院新聞局假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頒發“新聞雜誌金鼎獎”，授予“傳記文學社”前社長劉紹唐“特別貢獻獎”，由劉夫人王愛生代表領獎；十月，王愛生將“傳記文學社”轉讓與成舍我（平）女兒嘉玲、露茜接辦，“傳記文學社”之全部書籍、光碟、雜誌由成家姊妹繼續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