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劉官箴
- 別稱：劉銘之
- 字號：字銘之
- 所處時代：中國近代
- 民族族群：漢
- 出生地：貴州興義
- 出生時間：1829年
- 去世時間：1865年
主要貢獻,劉官箴的相關事跡,
主要貢獻
劉官箴（1829～1865年），生於貴州興義，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於鹹豐十（1860）年在北京與英國、法國、俄國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中國這塊大蛋糕，被列強瓜分於盤中的態勢更加顯現，在宗教方面，中國西南地區淪為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勢力範圍。清代鹹豐、同治年間，以黔西南為中心，暴發了聲勢浩大的白旗軍起義，史稱“紅白旗戰爭”，具體時間為1858年至1872年，1864年（同治三年），劉官箴率領興義團練收復興義縣城，戰功卓著，保署安義鎮左營游擊，官階正三品，1865年（清同治四年），劉官箴製造了著名的“興義教案”，阻止了法國天主教勢力滲入黔西南。
劉官箴的相關事跡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於鹹豐十（1860）年在北京與英國、法國、俄國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中國這塊大蛋糕，被列強瓜分於盤中的態勢更加顯現。在宗教方面，中國西南地區淪為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勢力範圍。《北京條約》簽訂當年，法國傳教士胡縛理接替病死的白斯德望擔任貴州天主教主教。胡縛理利用不平等條約，向貴州地方當局施加壓力，恣意橫行，與地方官員分庭抗禮，激起官民憤慨。
1865年（清同治四年），貴州西南地區正值動亂年代，爆發白旗起義，戰爭如火如荼。1865年四月，在貴州天主教主動請纓之下，清廷派遣天主教外事司鐸任國柱、安南（今晴隆縣）知縣張銓、袁浚等前往興義，與興義知府孫清彥商議招撫白旗軍事宜。
任國柱一行來到馬別橋，劉氏家族中的實權人物劉官箴帶部將呂調陽率團阻撓，不但禁止任國柱、張銓、袁浚等人進入興義城，還殺死隨行的天主教徒，震驚朝野的“興義教案”就此發生。
興義教案發生後，司鐸任國柱函告貴州主教胡縛理，胡縛理立即上報法國駐華使館，並上書雲貴總督勞崇光，提出措辭嚴厲的抗議。
興義教案發生僅半年余，當年十二月二十日，黔西南以東的永寧州（治所今關嶺縣）知州尹樹棠支持募役司（今鎮寧縣募役鄉）團首任聚五、永寧州革役羅勝等殺死天主教花江堂傳教士陽通緒及副祭、馬夫各一人，釀成“永寧教案”。後尹樹棠被摘去頂戴，任聚五等被判死刑抵命。貴陽教案、興義教案、永寧教案，是為清代貴州三大教案。
此時的豐大業，正是法國駐華使館翻譯官。為了將法國教會勢力滲入黔西南，在當年潤五月，他就以興義府白旗軍首領請求貴州主教胡縛理作保，願意向清政府投降為由，向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呈遞文書。
當時的清政府，對洋人及洋教干涉內政是不滿的，針對豐大業呈遞的文書，給予駁斥，並致函兵部尚書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命令他們秘密緻函雲貴總督勞崇光等慎重防維，毋為所惑。之後，清政府將署貴州巡撫張亮基所奏胡縛理等法方傳教人員干涉地方軍政的奏報交給法國駐華使臣閱看。對於胡縛理輸理於招撫匪眾之事為非法行為，法國使臣只得認同。
清政府還要求法國使臣致函胡縛理，不能幹預貴州軍務，遇有地方公私事件及現在剿捕事宜，毋令從中干涉，致多棘手。“致多棘手”，一省外國主教即引得中央集權如此難堪，明明白白看出清政府當時對待歐美列強的態度。正因如此，釀成興義教案的劉官箴，結局慘痛。
興義教案發生，胡縛理、豐大業等人代表的外國勢力自然不會善罷甘休，持續向地方官員施壓。雲貴總督勞崇光因青岩教案數年折騰及清政府的對外妥協，對洋人已是心有餘悸，遂同意胡縛理的要求：貴州巡撫張亮基撤職，興義府署知府孫清彥他調，安義鎮左營游擊劉官箴撤職。之後，劉官箴仍恃地方勢力繼續擔任團首，此舉讓雲貴總督勞崇光極為不滿，為免再起外交爭端，密令白旗軍叛將、安義鎮中營游擊馬忠除掉劉官箴。
由於清廷還要倚重劉氏家族，除掉劉官箴的事只能秘密進行。馬忠利用與劉官箴積怨極深的魯布革汛把總張開業、捧乍城守備李鳳才，趁劉官箴巡防盤江防務之機，以吃“全羊宴”為名，將劉官箴誘殺於捧乍城，製造了一個看似仇殺的事件。
清廷深知劉氏家族勢力強大，在與白旗軍戰事正酣之際，這支武裝的動向甚至可以左右戰局。於是，清政府向勞崇光等官員過問：“至於劉鴻魁集團剿賊，何以旋被殺害，究系殺自何人，有無主使，並該員是否實有縱練殺斃教民事？查明據實具奏，不準稍有隱飾。”
勞崇光自然有應對之策，上奏：“遵查劉鴻魁意在邀功，因胡縛理協辦招撫不利於已，起意謀殺教士任國柱未成，適因勒捐激變捧乍人民，致被戕殺。”一場事變，就這樣消散於歷史的激流之中。為穩住劉氏家族勢力，貴州撫部院急報朝廷委劉官箴三弟劉官禮任游擊職，並追封劉官禮“振威將軍”。振威將軍品秩為從一品，僅次於正一品建威將軍。劉氏家族能夠雕刻“九蟒”圖案，就源於此。
縱觀貴州三大教案，均是地方團練團首不滿外國宗教勢力滲入，製造流血事件，採取極端手段進行對抗，其中部分事件還受到各級政府支持。然而，外國勢力打著傳播宗教的外衣，依靠不平等條約飛揚跋扈，挑撥中國人民的民族關係、階級矛盾，甚至染指地方民政、軍政才是根源。
侵略者豐大業之流繼續支持各國宗教勢力在中國各地活動，行著充當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軍師之實。最終死在中國人民的憤怒之中，死在自已的罪惡里，這恐怕是豐大業等在教案中喪命的侵略者所沒有想到的。然而，貴州三大教案處理的結果，不單地方團首劉官箴、任聚五等當事人被謀殺或判處死刑，甚至官至貴州巡撫的張亮基也被以“玩兵侵餉，縱暴殃民”的罪名彈劾革職，貴州提督田興恕更是被革職發配。凡此種種，在證明清政府腐敗無能的同時，折射出國家羸弱、民族危亡的無奈。
如今，任人欺凌的歷史一去不返，中華民族已經崛起，正沿著偉大復興之路前行。包含興義教案在內的歷史不會被忘記，這些歷史讓中國人民銘記屈辱，看清自己的歷史責任；這些曾經的屈辱，鞭策著中國人民奮發圖強，堅定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