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利剛(澳新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

劉利剛，澳新銀行(ANZ)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在經濟領域發表了很多的點評文章，在很多網站均可看到。對中國經濟形勢發表了獨到的見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利剛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職業：澳新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
• 畢業院校：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 主要成就：在經濟領域發表了很多的點評文章

簡介

劉利剛，現任澳新銀行(ANZ)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主管大中華區巨觀經濟、匯率和策略研究。曾經任職於香港金管局、亞洲發展銀行學院、世界銀行和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

成就

劉利剛在經濟領域發表了很多的點評文章，在很多網站均可看到。

央行收縮貨幣政策旨在治理通脹

2011年，中國的貨幣政策取向實際上早已趨於收縮，特別是央行將開始使用“差別準備金率”取代“信貸總量控制”。但如果貨幣政策收縮過度，將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硬著陸。因此，如何有效控制通脹，同時又避免經濟硬著陸的風險，是2011年最值得我們關注的焦點問題。

目前看來，中國經濟表現還是相當亮麗的，預期2010年經濟成長將超過兩位數，超過去年年初制訂的經濟成長目標。其中，國內消費對GDP的貢獻較為穩定，投資對GDP的貢獻仍為40%，淨出口對GDP的貢獻已轉為正，這些都顯示出中國經濟重新回歸到“內外需雙向驅動”的經濟成長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中國經濟對全球經濟的貢獻占到全球增長率約30%，G7的貢獻率相比之下還不到10%，從中顯示出新興市場國家已經成為當今全球經濟成長的主要引擎。另外從中國經濟規模來看，按名義GDP和購買力均衡價計算，2010年末中國經濟總量分別為美國經濟的39.8%和68.6%，這兩個數字在2008年時分別為31.4%和57.2%。

中國經濟之所以會表現良好，主要是由於為了應對戰後最為嚴重的全球經濟危機，中國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這對助推經濟強勁增長影響深遠，但也帶來了通脹和房價飆升等“副產品”。例如，眼下中國的CPI已創下兩年來新高，通脹似乎還未見頂。隨著通脹預期更加顯著，通脹治理也變得更加複雜。此外，資產價格也出現了快速上漲，如2010年度70個大中城市房價指數平均上漲約10%，其峰值超過上輪的周期高點。CPI上漲和資產價格快速上升，均反映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將面臨較為嚴峻的“擠泡沫”壓力，因為物價從上漲到下跌需經歷幾年時間才能真正完成，這意味著貨幣政策的緊縮才剛剛開始。澳新銀行的研究模型顯示，如果中國要想完成4%的全年通脹目標，今年貨幣供應量增速應控制在10%以內，這一增速或許會導致中國經濟面臨“硬著陸”的風險。

確實，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已經趨於緊縮，其中最顯著的信號是今年央行將使用“差別準備金率”，其核心是將根據各商業銀行的信貸情況來區別實施存款準備金率，以控制銀行的信貸節奏，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在制訂好全年信貸規模目標後再分配給商業銀行。從這個角度分析，與信貸總量控制相比，差別準備金率無疑是貨幣政策的主要創新工具，因為它考慮了經濟成長的實際情況，而非以“一刀切”的信貸管理政策來引導商業銀行的放貸行為。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在做到有效抑制通脹的同時又能避免經濟硬著陸的風險。在筆者看來，儘管央行需要進行嚴格的貨幣緊縮，但貨幣緊縮必須有序展開，緊縮的步驟仍需保持漸進且可控，當務之急是要實現有序的利率正常化。因為，利率回到歷史平均水平，將促使房價穩步下調。

同時，發展資本市場可以解決這一兩難問題。在信貸緊縮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中國應加快資本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發展，為企業和地方政府融資提供一個較大的“蓄水池”，股市的健康發展很大程度上可以解決企業融資面臨的實際困難，特別是國際板的建立將有效連通境內資本與跨國企業。其實，銀行也可以利用股市來解決其資本充足率不足的問題。允許資本市場吸納目前過多的流動性，也可以解決企業面臨從銀行獲得貸款難的問題。在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的前提下，還要著力推進利率自由化進程。同時，一個活躍的資本市場，有利於減弱人們對房地產市場的過度關注，而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更能起到使房地產市場逐漸降溫的政策效果。

鑒於上述分析，筆者對2011年中國經濟成長前景仍然保持謹慎樂觀，並不擔心中國經濟可能會出現明顯的失速，真正的風險仍集中在通脹治理方面。基於上述判斷，筆者認為，中國央行在2011年至少要加息3至4次，並可能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人民幣匯率仍將維持此前的漸進升值步伐，估計全年人民幣升值幅度約為5%至6%。

中國或將“輸出”通脹

澳新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總監劉利剛表示，2011年1月PPI顯著上升表明中國仍然面臨著較為嚴峻的成本上升壓力，未來這種壓力可能繼續存在甚至增加。第一，由於生產要素價格被長期壓制，中國將面臨新一輪的土地、水、電等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這將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第二，中國面臨著大面積的工資和房租上升壓力，這將最終影響終端產品的價格。

劉利剛認為，考慮到以上這些因素，“中國製造”的成本將在未來數年內快速提高，因此“中國製造”將不再享受成本優勢，與此前中國“吸收”世界通脹的情形不同，中國將對世界“輸出”通脹。

中國房產稅難降高房價

各方熱議的房地產稅已經箭在弦上。2011年1月16日，上海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召開，上海市市長韓正提到2011年主要任務是將按照國家部署做好房產稅改革試點各項準備工作。

此前，另一個可能的試點城市重慶也在近期提出將開始徵收房地產稅的各項準備工作。討論多年的房地產稅，真的開始準備落地了。

與此同時，上海重慶兩地也紛紛傳出了關於房地產稅的各種版本，其中流傳最多的版本是，上海將對新增商品房進行徵收，徵收標準將為人均70平米以上。重慶市長黃奇帆則明確表示，存量房和新增房都需要徵收房地產稅。而關於稅率的說法也不一而足，從0.5%至1%的各檔稅率，均曾被各媒體提及。

市場對於房地產稅的效果仍然是見仁見智，有觀點認為，房地產稅對市場的影響將是致命的，也有人提出，房地產稅將不會對市場造成顯著的影響，甚至有觀點認為，房地產稅出台後，由於靴子落地，房價將大幅飆升。

不管各方論點如何，房地產稅徵收的大方向看似已經明確，而且徵收對象也已經基本明確，即高檔商品房和“二套及以上住房”等存在所謂投資傾向的住房。這樣的徵收範圍是大致合理的，因為如果按照房屋總值進行徵收，很多城市家庭將很可能無力承受高額的房地產稅。然而，按照“二套即以上”的標準進行徵收，房地產稅的徵收仍將面臨非常嚴峻的執行難問題，這樣的問題，相信政府相關部門已經對此進行了相關考慮。

筆者要提出的問題是，房地產稅這樣一個涉及納稅人利益的稅種的提出，是否已經經過詳細的政策考量，按照一般的公共政策制訂過程，一項公共政策的提出，應該包括政策的提出、制訂、試點、實施和反饋等各個過程，同時，政策的制訂也需要考慮政策目標等各方面的要素。

在房地產稅政策的制訂過程中，大多數人似乎只在報紙等媒體上隱約聽說過這樣一個稅種的存在，卻從未有任何一個部門明確提出制訂房地產稅，即使到目前為止，房地產稅似乎快要在上海和重慶落地，但卻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或者幾個部門明確將承擔該項政策的實施，上海重慶等地千篇一律地表示將“按照有關部署”。一項如此重要政策的提出，卻沒有明確的制訂流程和制訂方，沒有廣泛的公眾參與，與此前相關法規的衝突等現實問題如何解決，也沒有相關的說法，不得不說這讓人多少有點匪夷所思。

同時，在制定房地產稅的政策時，也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政策目標，這也將成為房地產稅未來前行的一個隱憂。多數人將房地產稅作為打壓房價上升的手段，殊不知房價上升可能存在其自身上升的軌跡和規律，一項政策是否能有效打壓房價，仍然有待考量。但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管理普通民眾的政策預期，其結果也將造成政策執行的困難。筆者認為，房地產稅的實施，其目的應該是調節和規範社會所得，並為政府創造長期穩定的財政收入，把降低房價的重任放在房地產稅身上，是在有些強人所難。

沒有稅收，就沒有代表權（No taxation, no representation）。與房地產稅相關的另一個關鍵問題是，納稅人之所以主動繳納稅收，是因為其可以參與到與自己相關的各項公共事務的討論和制訂中去。既然將房地產稅定位為“稅收”，政府就需要考慮納稅人的利益和代表權問題，否則，稅收的實施也會遇到相應的問題，未來的政策反饋也肯定存在偏差（bias）。

中國央行不得不更積極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澳新銀行(ANZ)2012年8月10日表示，今日晚些時候中國央行可能宣布下調存款準備金率50個基點，因為貿易疲軟、信貸需求不振。

該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劉利剛稱，本周一系列疲軟經濟數據暗示，到目前為止，中國近期的寬鬆貨幣政策並不充足。展望未來，中國央行將不得不更積極下調存款準備金率。

他指出，今年三季度應該有兩次下調存準金率的動作，每次幅度在50個基點，以刺激經濟成長。

劉利剛補充道，“鑒於中國對商品需求情況，短期內區域內商品表現將相當低迷。我們不會很快看到商品價格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