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允，明朝人，正德內監。正德十年，上用內臣言，西域僧有所謂活佛者，能知三生及未來事，遂傳旨查永樂年間太監侯顯迎帝師哈立麻事例，特遣司禮太監劉允為使入番，往返以十年為期，以珠琿為幡幢，金寶為法供，內府瑰異，為之一空。至其地，活佛者匿不肯見，劉允及部曲怒甚，以至交兵，番眾（明朝麗江木氏土司）夜襲我營，盡奪所齎珍寶兵械以去，將士戰死過半，劉允單騎逃歸，上已賓天，世宗入繼大統矣。此事頗涉妖妄，雖見國歷史，疑非實錄。
基本介紹
- 所處時代：明朝
- 本名：劉允
- 信仰：道教
- 身份：正德內監
人物生平
劉允，明朝人，正德內監，信仰道教。明朝在皇宮內供奉藏傳佛教造像始於永樂，而在宮城內建寺院則始於武宗。《釋鑒稽古略續集》：“庚辰十五年閏八月，上幸故學士靳責第，時樞在堂上，撫臨嗟悼之，命所從番僧，為誦經薦福。”明武宗著藏傳佛教僧服誦佛經的事，也傳到了藏區，藏文史書中也有記載，藏傳佛教甚至將武宗說成是噶瑪巴的轉世。如《賢者喜宴》中言：“另，法王曲扎嘉措，（（藏文），指噶瑪派第七世黑帽法王——譯者）曾言：‘我的轉世若只有一個噶瑪巴（對黑帽法王的稱呼——譯者），則佛教大事難以承辦，因此要做兩個噶瑪巴。’如所說般，正德皇帝亦是其身之示現（（藏文），有安排、主意等意，舊譯莊嚴，此處應有化身之意——譯者）之一，第八世誕生（指黑帽法王——譯者）和皇帝登基在同一時期。此皇帝亦戴黑帽，自言是噶瑪巴。”[22]第七世噶瑪巴去世之年和明武宗登基均在同一年，即1．506年，而武宗生於1491年，第八世噶瑪巴生於1507年。武宗是第七世噶瑪巴的化身之說是附會之詞，但這個記載也說明了明武宗崇信藏傳佛教之事，也給當時的藏傳佛教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並以活佛轉世來解釋皇帝如此迷戀佛教這一特殊事例。《明史·西域傳》大寶法王條載：“時帝惑近習言，謂烏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國人稱之為活佛，欣然欲見之。”[37]有關活佛的神奇傳言，令武宗大感興趣，遂仿永樂朝故事，派司設監太監劉允前往烏斯藏獻供迎請。這次請活佛之舉，是明武宗崇佛的又一典型事例。劉允之行，當時就遭到了部分朝臣的激烈反對，漢文史書中對此亦是批評有加。劉允此行，聲勢浩大，所攜物品無數。《明實錄》載：“以珠王非為方旙幢，黃金為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內庫黃金為之一匱。敕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導行相續．已至臨清，運船為之阻截……至城[成]都，有司先期除新[所]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直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為十三萬。取百官雜造，遍於公署。日夜不休，居歲余始行。”[38]劉允興師動眾，耗費巨資，自明以來，在迎請藏傳佛教僧人事例中是少有的。劉允僅隨從就達上千人，他又假借皇命，沿途騷擾，索求無度，飛揚跋扈，自然引來了一片激烈的反對聲。大學士梁儲等從明朝對西藏的政策、劉允討鹽引數萬對國家制度的破壞，以及增加地方負擔等為由上書反對，如言：“西番本夷狄之教，邪妄不經，古先聖王之時未聞有此。顧其說流入……侵淫已久，未能遽革。永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特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夷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加賞賚，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39]監察御使徐文化、禮部尚書毛紀等從地方凋敝，不堪再加負擔為由反對迎活佛之舉。而六科給事中葉相、十三道御使周倫等上言質疑番僧的神通，認為是無稽之談，不然讓京城的番僧試之，看能否調節氣候、能否增加國庫的收入、能否以咒詛解決邊疆問題，如果行不通，就應罷之。明朝眾臣的反對理由，一方面仍延續了傳統的排佛言論，大談“夏夷”之別；另一方面又均從國家的經濟、社會穩定來論證迎請活佛的弊端，不能不說其理由是十分充足的。而且劉允大張旗鼓，橫行不法，也給本來就不滿武宗作為的大臣們一個反擊的機會。但是，明武宗只是一心想請來活佛，對劉允的做法根本不加制止，把朝臣們的反對聲當耳旁風，置之不理，使劉允仍然胡作非為，我行我素。明武宗迎請的活佛即噶瑪派的大寶法王，這在禮部尚書毛紀的奏言中十分明確：“頃者烏思藏大寶法王違例差大國師鎖南堅參巴藏卜進貢，蒙不加深究，量減賞賜。本夷觖望，又求全賞，及求五彩佛軸等物，復 具賜給。今有特旨遣人齎送番供，大寶法王一番僧耳，何乃上厪寵遇之隆發此？”噶瑪派是藏傳佛教中最早實行活佛轉世制的宗派，明永樂時曾請噶瑪派第五世黑帽活佛得銀協巴到內地，封為大寶法王，並建立了長期的朝貢關係。明武宗所請活佛應是噶瑪派第八世黑帽活佛彌覺多傑，（1507～1554年）。《明實錄》記載有劉允赴藏迎請的結果，他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士兵千人，行進2個月，到達噶瑪巴駐地。“番僧號佛子者，恐……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人皆怒，欲協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疾走，僅免。”[41]漢文史書的記載重於劉允的鋪張和朝臣的反對，但劉允在藏地的具體經歷及遭遇語焉不詳，藏文史書《賢者喜宴》則詳載有劉允在藏地的活動，可補《明實錄》記載之不足。《賢者喜宴》的“彌覺多傑傳”中載藏曆水猴年（1513年），彌覺多傑首次受到了正德皇帝的賞賜品，有袈裟、茶葉等物。火鼠年底（1516年），噶瑪巴·彌覺多傑到達瀾滄江邊的喀拉哇塘時，據載：“大太監派遣的三位官員，藏地的察妥土官及漢地旅客五百多人抵達，帶來皇上的詔書，大太監的請求文，以及要赴京城等情。復赴噶瑪寺，住於尊者都松欽巴座像前時，聽到都松欽巴的座像說：‘這次不要去漢地。’……（噶瑪巴）到理塘，漢客康竹松獻茶、禮物，多雜佛子疑是漢語‘佛子’的音譯，（‘佛子’是‘西天佛子’的省稱——譯者）前來。獻上皇上的詔書和禮品。”[42]據《明實錄》載，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1515年12月31日），明武宗命劉允前往烏斯藏，次年劉允到達成都，進行準備，《明實錄》說其“居歲余始行”，似應在正德十二年才正式出發，但劉允行程的具體時間史無明載。《賢者喜宴》的記載表明，在正德十一年劉允已前後派了三批人到噶瑪巴處，第一批是劉允在京城動身前派出的，有都綱多傑桑波等人；第二批即上所引三位官員等人；第三批即多雜佛子等人。多雜佛子原是多雜地方的囊索（對地方首領的一種稱呼），前往明朝貢馬，受到武宗的信任，被派為請活佛的使者。《賢者喜宴》的記載為噶瑪巴打下了一個伏筆，即彌覺多傑之所以後來沒有去內地，是由於其前世（即噶瑪巴第一世）之像預言他不宜去內地，將彌覺多傑未能成行一事給予了神秘主義的解釋，也顯示了這件事情必有隱情。從《賢者喜宴》的記述看，劉允也非盲目前往，而且因他的身旁有不少藏地的僧人，使他對噶瑪巴的情況很熟悉，並有計畫地進行迎請活動。對劉允的盛大排場，以及所帶的禮物等，《賢者喜宴》亦有記述，如云：“按皇上的旨意．稱為都太監大臣的下屬、比其他大臣地位尊貴的太監劉允，率四位地位較低的太監。每位太監下屬各有十位軍官，每位軍官各有士兵兩三千人；做供養佛事的上師四人，每位各有漢僧百人為隨從。獻的禮品有各種祭器、餐具等，用各種上等珍寶所作，最差的也是金銀製作的：高級的袈裟、坐墊等有上百箱，茶、絲綢、檀香木等難以計數。加役夫等共七萬多人，被派往迎請。紮營時，役夫們將自己的衣服如馬馱子般擺放而住，形成如圍牆般的兩圈；其內用黑綢緞據《格西曲扎藏語辭典》，是指房屋的圓頂（常作望樓用——譯者），裡面住外圍的士卒，如此士卒（住的帳幕）共有外中內三層；再往裡以鐵黑色綢緞扎四方形幕，裡面依次住管事、軍官、大臣等，凡貨物上有五層高或三層高的帳幕，從帳幕的上面可取酥油、肉、飲料等；在所有帳幕的中央，用鐵黑色綢緞扎了多層幕，其中間是劉允本人的有頂飾的大帳，在大帳內的上方依次擺放供桌等，以及獻予（噶瑪巴）的禮品封誥、箱子等，大帳的中間有寬敞的金座．上鋪高級墊子，他本人仰臥其上，有五十位童子常在旁演奏樂器，表演歌舞。十多位他的膳食員輪流將各類飲品斟入許多個用珍寶製作的小碗中，未有間斷。在他的周圍和圍繞大帳外側常有近千名士卒輪流守護，在他寶座的正前方，站立有諸大臣，聽候他的調遣。”[43]從《賢者喜宴》的眾多細節描述看，劉允不僅特別講排場，而且他本人一直過著奢侈的生活。另外，《賢者喜宴》說，劉允的隨從共有7萬人，這恐怕是傳聞之誤，按《明實錄》劉允的隨從有上千人，再加雜役，也就是數千人。《賢者喜宴》對劉允和彌覺多傑見面時的情形也有記載，茲摘譯如下：“（噶瑪巴）因見迎請來的這位大臣是位信奉道教（原文作‘苯教’，譯者按：藏文史書中往往將漢地的道教稱為苯教）的，不信仰佛教，並預知若不聽邀請，則有以軍隊設法迎請的打算。當時漢大臣雖帶去了七萬多人馬，但對藏人並不傷害，（噶瑪巴）遂前往熱崗，因皇上降旨，（噶瑪巴）在營地按慣例，（疑是漢文“慣例”的音譯——譯者）施長短茶會，大臣（應是指劉允）亦分別獻邀請文書，但（噶瑪巴）並未同意前往。（劉允）遂設法，詢問與藏人關係相熟者，得知需要管家恩波扎西桑勾協助。（劉允）以財物誘騙管家，並許諾能讓（噶瑪巴）前往內地則可封管家為國公，並囑託說如果無論怎樣也不啟程，則要將所有供品作為抵押而保管，未許諾之前不做奉獻。在（噶瑪巴）座前，大臣（劉允）首先拜見，他自己所獻的禮巾一項就有無數個。第二天獻上皇上的敕書等物，（噶瑪巴）對皇上的敕書按慣例承許、迎接而受之。之後每天依次獻諸大臣、皇后、太子、其他皇子、諸供養上師等的信函、供品，現今（指作者當時——譯者）大供養法會中的銀燈、許多銀瓔珞、銀香爐、蓮花盤、金銀曼扎等大部分即為當時的禮品。當雙方首次剛一見面時，天空中出現日月相遇，日月中的一個掉落地上的景象，（噶瑪巴）說去的緣起不順，而且還見到大悲觀世音說皇上的壽命已盡，於是沒有說要啟程。甲東巴、索爾芒哇、林土司、久莫國師、丹瑪赤本等進行商議，噶瑪巴同意此次不願前往，年時合適之時要前往；接受所獻的禮品，並做回贈等事；給皇上寫信，讓兩位小臣作為迎請使者留在藏地，其他人回去，這樣也不會受到（皇上）的懲罰，做出了有益於供施雙方的決定。尊者本人對（劉允）說：‘這次我出行的緣起不順，但你也不會遭到懲罰的。’大臣（指劉允—譯者）得到的秘報是有把握迎請，當下想迎請以顧情面，並因福分之力減少等故，沒有聽從，並很生氣，將重要的禮品拿走還揚言要消滅所有藏地，之後返回營帳。管家亦說要做短程送行而往劉允處，諸國師說我們不隨漢人攪事，而來到上方。大臣和管家商議，準備強行將尊者迎請到內地，但國師們秘密將尊者請到了上方，皇上的各種禮品沒有交給（噶瑪巴），大臣（劉允）往下方時，沿途所有的資具誰得到就被誰拿走了，所有軍隊差夫逃散。（噶瑪巴）看見日月墮地之時正是皇上升天之日，一位信奉道教的皇帝登基，對佛法做了很大的損害，太監（劉允）因都太監求情，保住了性命，但被貶為管理園圃者。”[44]顯見，《賢者喜宴》的記載十分詳盡，可補《明實錄》之不足。劉允與噶瑪巴相處不融洽，他的飛揚跋扈，以及興師動眾而來，令噶瑪派上層不安。劉允甚至與管家勾結想用武力強行帶走噶瑪巴，這更令噶瑪巴及手下的人心生不滿。上引《賢者喜宴》的資料中說，噶瑪，巴觀察劉允，認為此人不信佛法而信苯教，這顯然是噶瑪巴對劉允不信任的一種表達。從《賢者喜宴》的記述看，噶瑪巴拒絕前往內地，主要理由是認為時機不成熟。當時的噶瑪巴才9歲，尚未成年，才剛開始學習佛法，民間和教內雖稱其靈異，但畢竟年幼，根本不適宜去為皇帝傳法。而劉允卻不顧噶瑪巴年幼，不做變通，只一心想完成皇命，自然雙方談不攏。劉允之行，不僅勞民傷財，而且他任性而為，對民族關係產生了不利因素，可謂成事木足敗事有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