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城市化拋棄的農村，城市對農民工的殘忍拒絕，造成”回不去的農村，進不去的城市“的現象。“小候鳥”到處飛，全國到處盤徊，大規模的流動人口衍生出來特殊群體。
中國新聞周刊：鄉村的留守孩子 時代的制度孤兒
2005年03月23日 14:31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90年代中後期以來，因父母雙親或單親外出務工，一大批農村未成年子女被留在家裡。現在,他們中正處於義務教育階段的超過7000萬人，與父母分離的平均時間超過5年。
這是中國城鄉二元體系出現鬆動後的一群“制度性孤兒”，他們寂寞的成長曆程，記載著這個國家城市的繁榮和鄉村的貧窮，以及由此產生的孤獨感和是非觀。
作家劉醒龍曾說：“這個世界裡，還有什麼比鄉土更孤獨！”在鄉土，還有什麼比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孩子更孤獨呢？
-本刊記者/曹紅蓓
回不去的和帶不走的
如果父母現在回到我身邊，我想，我會抱住他們大哭一場，什麼也說不出來
“每次都是爸爸媽媽一起給我打電話”
我叫董興婷，今年15歲，讀初二。我是獨生女。
我的爸爸今年36歲，脾氣很好。媽媽33歲，有時脾氣不好，不過對我很好。他們都在北京打工。
爸爸出去四五年了，以前在基建隊刷油漆，油漆對身體不好，他生病後，媽媽就不讓他繼續幹了。去年爸爸在北京郊區承包了20畝葡萄園，媽媽也去了。
爸爸媽媽會打電話到姥姥家，差不多每個月一次，每次五六分鐘。北京那邊的電話費挺貴的，我不敢讓他們多說。他們問奶奶好不好，告訴我在學校不要打架。有時候說，我們還有50多天就回來了，其實也沒回來。
爸媽走的時候留的錢，我省著花。我訂周飯，每周10元錢，每天的飯都一樣：早晨一個饅頭，中午一份米飯，半份菜，晚上半個饅頭。我的零花錢一般每周一兩元，我只是買點速食麵什麼的。這樣我每周最多15元就夠了，剩下的回家交給姥姥，接著做下周的生活費。
這件事我不告訴媽媽，打電話時，我就說我每周花20元。爸爸媽媽兩個人一個月最多收入500～600元，不高。他們說明年還得出去。
如果他們現在回到我身邊，我想，我會抱住他們大哭一場，什麼也說不出來。
“孩子突然長大了，做父母的卻不知道”
我叫徐玉龍，37歲，在北京搞家庭裝修3年了，和我媳婦一起住南三環建材城附近。最近我們接了一個活，在北五環，很遠。那天晚上下班，我換上一身乾淨衣服，坐公車往家趕，車上人多，可是我站的那還蠻鬆快。大概人們嫌我手髒躲我，其實那是塗料，洗不掉。
大概8點半左右，我到了家，看見媳婦沒做飯，反倒坐在床上咧著嘴哭，聽到我進來，哭聲更大了。她說我們小女兒(10歲)從老家打電話來，說姐姐得了大病，讓爸爸媽媽趕快回去救姐姐。我媳婦問怎么回事，小女兒反覆說回來就知道了。再問，才支支吾吾說姐姐下身突然淌出血來，已經兩天了，把姊妹兩人嚇得直哭。當媽的當然明白怎么回事了。
離開家時間太長了，腦子裡想像的孩子還是小時候的樣子。電話常打，可是孩子突然長大了，做父母的都不知道。
這些年，無論在外面受了多少氣，我沒掉過一滴眼淚，可是那天那場面，我卻受不了了。
“夢見爸爸回來了”
我叫張若楠，16周歲。媽媽今年37歲，爸爸40歲。我家養了3年豬，欠了1萬元。我13歲時候爸媽都去城裡打工了。
他們走的那年6月份，學校要交書錢，家裡還剩10塊錢，不夠。我爸沒有手機，我給我媽租房子那家打電話，老沒有人接。我只好去親戚家借錢，那時候正買化肥，家家都沒有錢。最後找對門鄰居借了50塊，還差50塊，心裡很急。
後晌我中暑了，一個人躺床上休息。做了個夢，夢見爸爸回來了，我很高興。可是我不小心弄翻了一個什麼東西，爸爸就很嚴厲地說我，打我。我哭醒了，發現爸爸沒回來，而且想到我平常真打翻東西的時候，爸爸從來不會嚴厲地說我，更不會打我。我感到特別委屈，就一個人哇哇地哭了。
爸媽走了半年後，我才想通他們不是不要我了。
我家離學校很近，可我總要在學校晃到很晚才走，一個人不想回家。我並不羨慕父母都在村裡的同學，他們將來可能沒有錢接著讀書。我有幾個好朋友，有什麼話都能跟她們說。可只要能和爸爸媽媽在一塊，我寧願沒有朋友。
“想買一個房子在縣城，為了兒子”
我叫馮武勇，32歲，高中畢業，在北京五六年了。我有一個兒子，今年8歲。我現在一個人在北京，本想把老婆帶出來，兒子死活不讓媽媽走，算了，就讓她呆在家裡照顧兒子。
每年暑假，兒子都來北京跟我聚。我陪他看卡通片，帶他去飯館，去這兒那兒玩。他最愛去動物園了，去多少次都不膩。
去年快過春節的時候，我這兒活兒也幹得差不多了，正準備收了款回家，家裡突然來電話說，兒子出事了。他坐人家的機車，淘氣地把身子探到外邊，不知怎么給甩了出來，在地上拖了好遠，差點命都沒了。我一聽顧不上收款趕快坐火車回家。沒有座位，我站一會兒在地上坐一會兒，下火車時起了一嘴燎泡。兒子命大，恢復得很好。我在家請客三天，像他出生那樣當個喜事大辦一場。
我現在最牽掛的就是兒子，家裡池塘多樹多，兒子又頑皮，真不放心。我幾次想讓他媽媽帶他出來，跟我一塊過，可是他不願意來城裡，我也沒辦法。
在北京安家我不敢想，我想的就是將來能在縣城買個房子，讓兒子生活、學習條件都更好一點。至於他的將來，就要靠他自己了。
誰來照顧，誰來關心？ 制度性“孤兒”
【僑報網訊】中國全國婦聯在2013年發布的有關留守兒童報告中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6萬人。可以說，中國長期的城鄉二元體系催生了6000多萬“制度性孤兒”。如今，如何照顧如此龐大的人群，社會和家庭責無傍貸。
“空心”的鄉村
“先放油，等油炸爆了的時候再放土豆絲，再慢慢地調佐料，先放點麻辣鮮、鹽，還有辣椒，還有青椒，就這些，再炒一下就好了。”浩然正在煞有介事地向旁人介紹怎么炒土豆絲，在老家，每周他至少要做兩次菜，有時候是一盤土豆絲，有時候是青椒炒肉。
北京《中國新聞周刊》報導，和爺爺奶奶住在南方小鄉村的小浩然，今年才剛滿12歲，他父母都常年在外打工。每逢周末農活忙，爺爺奶奶常常沒法分身給浩然做午飯，於是奶奶乾脆在年前教會了浩然做幾個簡單的小菜來填飽肚子。
在如今的中國，經常會有一些關愛留守兒童的公益活動。浩然就有機會參加過一個名為“我要去北京——農民工子女夏令營”，這個由中建三局舉辦的活動邀請了四十名孩子，他們的父親或母親是在中國建築工地上打工的農民工。而他們，像小候鳥一樣，匆匆飛來這座父母付出時間和汗水的地方，見到了來自中國各地的留守兒童。
在北京參加夏令營時，面對豐盛的飯菜，調皮的浩然仍時常對志願者軟磨硬泡要吃土豆絲。同齡人喜愛的麥當勞似乎根本無法阻擋浩然對土豆絲的熱情，這種執著逗樂了不少大人。
“和麥當勞相比，你還是更喜歡吃土豆絲嗎？”面對這個問題，浩然給出了肯定的答覆後，眼睛卻望向別處深深的嘆了口氣，這種與年齡極不相稱的狀態讓人心中一緊，“我們家住在村裡面，麥當勞離得很遠，得騎機車去，去一次很費油，土豆絲是蔬菜比麥當勞更有營養。”浩然突然振作精神，笑眯眯地說道。
和浩然一樣，在很多城市家長眼裡，留守兒童因為很早就能自立，也常常被冠上了“懂事”的名頭。面對父母的離開，夏令營幾乎所有的孩子都十分誠懇的說，他們非常希望父母能在身邊，但是他們也從來沒有怪過自己的父母。
或許他們知道，有些事情是父母沒法改變的。
中國留守兒童的統計口徑、最新數據，目前尚無官方說法，被普遍引用的是全國婦聯在2013年發布的有關留守兒童報告中的統計數據：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102.6萬人，這個數字占農村兒童37.7%，其中79.7%由祖輩親屬撫養，13%的孩子被託付給親戚朋友，7.3%為不確定或無人監護。
人民網稱， 父母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打工，又因為經濟能力、戶籍門檻、入學障礙不能拖兒帶女，又不能常常回老家看望子女，骨肉分離就成了一出出悲劇產生的現實土壤。
這樣一群孩子，他們的父母已經不在或者因為種種原因 “生而不養”、長期離開，更加上一些重大疾病的困擾，讓這些孩子失去了原本的庇護，遭遇到了超越他們年齡所應承受的痛楚。
從2004年開始，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中國農村留守人口”研究團隊持續關注勞動力流動與農村留守人口問題。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葉敬忠認為，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農村留守家庭的產生，其根本在於以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和商品化為主導的發展模式對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空間產生的巨大擠壓，是以農村家庭幸福為代價來汲取鄉村資源、實現現代化經濟成長的必然結果。
葉敬忠分析，在農民多元的生計方式遭遇現代化和商品化時，留給他們的選擇已經不多了，除了外出務工掙錢，沒有其他選擇。
“我們長期以來遵循的發展路徑是‘一切發展以經濟成長為目標’，這一路徑的表現是城市化、工業化和商業化。比如，過去鄉村可以通過互惠、鄰里互助完成某些事務，現在基本都已經商業化。另外，強調城市化和工業化，當然就需要把更多人從農村抽離出來，加入到現代化進程，比如，很多城市房地產飽和，就鼓勵在外打工者用十幾年甚至畢生的積蓄到城鎮購買住房，因此造成了鄉村的凋敝、衰敗以及迅速的空心化。”葉敬忠說。
在葉敬忠看來，目前鄉村留守兒童生活在一個沒有年輕人、沒有活力的村莊裡，他們的生活和心理狀況可想而知。
無助的老師
“我最擔心的是6000萬名留守兒童中的205萬名獨居兒童。他們隨時可能發生不可挽回的悲劇。”公益組織北京歌路營總幹事杜爽說。北京歌路營常年在一線對留守兒童和寄宿生進行心理干預服務，杜爽是中國心理學會註冊心理諮詢師，有著18年青少年心理工作經驗。
北京《中國青年報》報導，“留守兒童的心理狀態普遍非常差。”杜爽說，“這個龐大群體對於心理諮詢的普遍性剛需得不到滿足，簡單說原因就是，政府沒有經驗和好的解決方案，社會體系不足以支撐，學校和教育行政部門有很多苦衷，家庭身不由己。”
不過，在歌路營的實踐中，杜爽也認識到，除了留守兒童的心理問題需要關注，“鄉村教師這個群體，本身就非常需要關懷”。
在工作和生活中，鄉村教師面臨著各式各樣的壓力，“當我們試圖通過他們去影響孩子，把一些心理工作、社會工作的方法教給他們時，往往很不順利，他們會認為自己是無能為力的”。
大部分農村中國小老師沒有接受過專業的心理訓練，給老師們進行相關培訓時，老師們希望的就是得到一個好方法，在遇到孩子的各種問題時，最好說兩句就管用，但是做學生心理工作最需要的就是時間和耐心。
心理輔導工作的專業性非常高，培訓成本高、時間長。而大多數來自城市的心理工作者和農村孩子的交流又存在很多障礙，“能起到的效果也有限”。
在杜爽的調研中，絕大多數農村沒有心理諮詢老師。即便設有心理諮詢室，門常常也是鎖著的。況且，“老師本身的心理健康狀況也令人擔憂”。
在一次農村調研中，晚上熄燈之前杜爽聽到樓下傳來“啪”的一聲，接著一個二三年級的小女孩哭著跑了上來。原來，她的熱水瓶摔碎了。生活老師的第一反應是去清理現場，之後也沒再過問小女孩。“我對此也表示理解，畢竟一個生活老師管著一百多學生，她首先考慮的是不要讓碎片傷到其他人。”
杜爽來到小女孩的宿舍，發現她還在哭泣，杜爽詢問她：“是受傷了嗎？”小女孩搖頭。“是擔心晚上沒有熱水用嗎？”小女孩仍舊搖頭。“你在擔心什麼呢？”杜爽繼續問。
終於，小女孩說出了她的擔心，“害怕媽媽回去打我。”杜爽繼續安慰她，並在之後建議學校致電小女孩母親，不用對她太過苛責。
“農村的老師往往沒有能力和水平去處理學生的心理問題，甚至忽略這些心理問題。”杜爽介紹，在調研中她曾經詢問寄宿制老師，“孩子在心理上有什麼需求？”很多老師回答：“沒什麼需求。”若有孩子出現心理問題，老師普遍認為，“無非就是想家，哄哄就好了，過一段時間就好了”。
“農村的老師也是無助的。”杜爽說，在很多農村學校中，老師除了正常的教學工作，還有多少時間步行幾小時前往孩子們的家？按常規方法培養一個合格的心理諮詢師，成本很高，農村學校往往無力承擔。
失職的監護人
基金會中心網培訓中心執行主任范艷春認為，一些留守兒童身上發生的極端案例，最根本的原因是家庭功能喪失，服務留守兒童不能繞開“家庭”這個核心問題。
葉敬忠認為，政府的職責應該是創造條件，讓學校和社區有能力承擔更多的責任。
從家庭層面看，首先要加強對外出務工人員的宣傳。父母對孩子的關心肯定超過任何人，但是他們未必能夠完全認識到，孩子不只需要父母為其提供必要的經濟條件，更需要父母的溫暖，哪怕是日常的噓寒問暖。有的父母甚至對自己的孩子說，“我出來掙錢不都是為了你嗎？”，“你在家不愁吃不愁穿，還想怎么樣？”
葉敬忠建議，應當鼓勵家庭做好外出後對孩子的安排，比如由老人或親朋照顧。對於外出的父母，務工單位可以允許並鼓勵他們時不時回家，假如能再提供一些支持，會更好。對留守人群來說，最重要的是家庭。
對於地方村幹部、學校等，怎么讓他們更多去關心留守兒童，也可能涉及業績考核和工作方式等管理機制。
“調研過程中，曾有老師說，‘我們也希望能關心這些孩子，但是平時的績效考核都集中在考試成績等方面，這些事情最終只能靠教師的認識和覺悟’。”葉敬忠說。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和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認為，在一些留守兒童發生的極端案例中，一些失職監護人的責任同樣不容忽視，“對於未成年人的監護權更多的是一種責任，不是一種可以隨便放棄的權利，沒有能力履行監護責任的情況有，但是有監護能力不去盡職盡責，依據現有法律制度，是可以追究行政、民事甚至刑事責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