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銅術

冶銅術的興起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時期。古代文獻有不少關於禹鑄九鼎的傳說,從近年來考古發掘看,夏代已能熔鑄青銅。居住在今河南濮陽的昆吾族,就是以制陶、鑄銅著稱的一個部落。把鑄銅和制陶聯繫在一起,表明冶銅術確是在制陶技術發展的基礎上興起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冶銅術
  • 興起新石器時代晚期
  • 基礎:制陶技術
  • 對象: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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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冶銅術

起源

先秦時代的冶金  金屬的冶煉、加工和金屬工具的使用,是人類從蒙昧到文明的轉折點。組成華夏族的炎黃、東夷和苗蠻等族都有關於冶金的遠古傳說。迄今所知資料表明,中國的冶金技術是中華民族的獨立創造,而不是從西方、北方傳入的。甘肅東鄉出土有約5000年前的青銅刀。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的時代最早的一件青銅器,為單范鑄成。這件青銅刀屬於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文化層經碳十四年代測定約在公元前3280年至公元前2740年之間,是迄今中國發現最早的青銅器。青銅器的出現對於社會進步意義重大,常常被認為是進入文明時代的標誌之一。然而,青銅器在中國發展的進程比較遲緩。考古資料證實,直到龍山時代,人們才逐漸掌握了青銅冶煉技術。已發現的冶煉遺址規模都不大,青銅製品數量不多,器型也只是鏡子、小刀、錐子等形狀簡單的日常用具,尚未發現青銅容器。龍山時代的青銅器並未如玉禮器那樣成為劃時代的標誌性器物,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很有限,直到約公元前21世紀的夏文化時期,中國歷史才真正進入到了青銅時代。河南登封、山西夏縣等處出上銅容器殘片和銅鏃,表明夏代已進入青銅時代。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的早商青銅器有銅鏃、銅鑿、銅鈴等小件工具與器物,並且有銅爵數件,說明當時青銅冶鑄技術已具一定水平。
中國最早的青銅器-銅刀中國最早的青銅器-銅刀
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銅爵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銅爵

商周時代

商代中期,青銅鑄造技術進一步發展,以鄭州二里崗為代表,已有爵、斝、鼎、盉等成組禮器。1974年鄭州張寨出土的方鼎兩件,一重62.25公斤,另一重84.25公斤,已是相當大型的銅鑄件,經檢驗為鉛青銅鑄成,含鉛17%,錫3.6%,熔銅設備是用內外塗抹草拌泥的大口陶尊和陶缸。 盤庚遷殷後,以安陽殷墟為中心,鑄銅技術臻於鼎盛。瑰麗壯偉的后母戊大鼎(司母戊大鼎)是典型代表。它重達832.84公斤,是上古最重的青銅鑄件,投入銅料上千公斤。能夠成功地熔鑄這樣的大型器物,說明殷代手工業生產具有較大規模。 出土和傳世的殷商青銅器數以萬計,主要是禮、樂、兵、車四大類。這些精巧的青銅製品,具有根高的歷史的、學術的、藝術的價值,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古代希臘多用失蠟法製作藝術鑄件。經過認真細緻的考察,在現已鑑定的商和西周銅器中,並未發現使用失蠟法的確證,就是湖南寧鄉出土的著名的四羊方尊也是用陶范鑄造的。從單范到雙面范又發展到用多件范、芯組合成複合鑄范,進而採用分鑄法,這是陶范鑄造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序列。有些商周青銅器之所以能獲得複雜的形狀,關鍵在使用了分鑄法,或先鑄器身再在器上合范鑄出附屬檔案(如器把、獸頭等),或先鑄好附屬檔案,再鑲嵌在陶范內與器身一起鑄作成器,工藝構思十分巧妙。冶鑄業是商代最重要的手工業部門,近年來遼寧喀左、江西清江等地都發現了商代青銅器。在這個基礎上。西周青銅鑄造又有所發展,王室、各諸侯國以至貴族都擁有鑄造作坊,出土銅器的地點比商代更加廣泛,如甘肅凌源、江蘇丹徒、安徽屯溪等處均有發現,數量上也遠超過前代。西周前期銅器形制多直接繼承殷商風格,其後有較明顯的改變,花紋趨於簡易、流暢,器壁漸成輕巧,具有質樸、實用的特點。
后母戊大鼎后母戊大鼎
四羊方尊四羊方尊

春秋戰國時代

到了春秋時期,特別是春秋中葉以後,由於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封建制開始取代奴隸制,表現於青銅冶鑄技術也有重大的變化,即從原先較為單一的范鑄技術轉變為綜合運用渾鑄、鑄接、失蠟法、鑄焊(錫焊、銅焊),紅銅鑲嵌、錯金銀等多種金屬技術的新工藝系統,代表性產品有曾侯乙大型編鐘群和青銅尊、盤等。就製作方式來說,先鑄附屬檔案後鑄器身的分鑄形式有很大發展,成為主流。這種方法利於分工合作,因而有較高的生產率,器件的結合也較為牢固,是適合於社會生產的要求的。同時,在器形、紋飾方面有不少新的變化,突破了殷商西周的傳統格局,如新鄭彝器就突出地表現了這種特點,到戰國時期更發展了印模、疊鑄等批量生產技術,不少器物壁薄輕巧,質樸無華,更為實用。隨著生產發展和經驗積累,這一時期有關青銅冶鑄的文獻紀述明顯增多。《考工記》除記載“攻金之工”六種及其具體分工以外,又詳述編鐘部位名稱、尺度比例、熔鑄銅器時的火色變化和“六齊”合金配比。後者被譽為世界最早見於文字記載的合金配製法則,實物檢驗表明,這一法則是具有科學性和客觀實在性的。又如《荀子·強國篇》以“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為獲得優質鑄件的四大工藝要素;《呂氏春秋·別類篇》提出“金柔錫柔,合二柔以為剛”的觀點,都是人們通過長期實踐對青銅冶鑄技術具有規律性認識的反映。
曾侯乙編鐘曾侯乙編鐘
秦始皇兵馬俑出土的銅車馬秦始皇兵馬俑出土的銅車馬

冶鐵術的產生

在冶銅術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冶鐵術逐步在冶銅業內部產生了。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鐵刃銅鉞的出土,是近年來考古發掘和冶金史的重大發現。經有關單位反覆鑑定,證實鐵刃是用含鎳較多的天然的隕鐵經加熱鍛打成形後,嵌在陶范內,和銅鉞本體在澆注時鑄接在一起的。它說明,我國至遲在公元前十三四世紀就已發現和使用了天然鐵。詩《秦風》:“駟孔阜”,《逸周書·王會解》:“玄鉞”,郭沫若曾釋為“鐵”和鐵質(鐵刃)武器。將這些文獻記載和實物相印證,對探索冶鐵術在我國的發生、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從目前考古發掘所得實物資料看,最早的鐵器出自甘肅、湖南、江蘇等地,年代為春秋晚期。湖南長沙出有鋼劍。江蘇六合程橋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的鐵條和鐵塊,經檢驗,鐵條由塊煉鐵鍛打成形,鐵塊是白口鐵鑄成的。這說明熟鐵和生鐵在我國大體上出現於同一歷史時期。歐洲在公元十四世紀才使用生鐵,在這以前,冶鐵業主要地以塊煉鐵為原料,鋼是由塊煉鐵滲碳獲得的。而我國冶鐵技術則從一開始就有著自己的發展特點。生鐵的早期出現與廣泛套用,是我國冶鐵術的重大成就,影響極為深遠。 春秋晚期的鐵器多是小件的刀、錐、臿、削等工具、農具。到了戰同時期,隨著生產關係的變革,冶鐵業迅速發展起來。《管子·地數篇》載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零九,可見人們對鐵礦資源的重視和了解程度。管仲相齊時“官山海”,已對鐵的開採、生產實行管理,臨淄東周冶鐵遺址面積達十數萬平方米。戰國中期以後,鐵器的使用已遍及當時的七國疆域,農具有犁、鋤、臿、鏟、鐮,手工工具有斧、鑿、錐、削等。鐵器取代銅、石、木、蚌器成為主要的生產工具,標誌著社會生產力有了劃時代的發展,也是戰國經濟繁榮、出現百家爭鳴的興盛局面的物質基礎。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對鐵器需要量的增長,戰國已用鐵范大批鑄作農具、手工工具和車具。鐵工具的廣泛使用也使戰國青銅器出現新的面貌,輝縣趙固墓等處出土的水陸攻戰銅鑒等器物,花紋刻劃極為精細,不是鋼鐵工具很難辦到。這個時期的錯金銀器鎏金器件也比春秋時期大為增多。另一方面,很多戰國銅器壁薄、素麵,表現了鑄銅技術的提高,並進一步向商品生產方向發展,產品有銅鏡等。
商代的鐵刃銅鉞商代的鐵刃銅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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