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啟動:從國民經濟視角看德國統一》內容簡介：德國統一是經濟史上最曲折、最具戲劇性的轉變之一。關於這一統一進程和政策選擇，兩位德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綜合了大量文獻，呈現出這部結構清晰、論證縝密的作品。它是貼近東德轉型歷程的深度反思，也是從國民經濟學角度分析兩德統一和東德轉型進程的開創性著作。作者歸納了東德體制崩潰的原因，也詳盡地介紹了兩德統一的進程和面臨的問題。東德在轉型國家中是唯一的“轉型”與“統一”交織的事例，作者們令人信服、深入淺出的論述，使非專業讀者也能了解這前所未有的經濟事件；他們對德國激進的改革實踐的總結，也能為那些處在經濟轉型階段的學者和專家提供寶貴的經驗和參照。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冰冷的啟動:從國民經濟視角看德國統一
- 外文名：Kaltstart: Volkswirtschaftliche Aspekte Der Deutschen Vereinigung
- 作者：格琳德•辛恩 漢斯-維爾納•辛恩
- 出版日期：2012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2637659
-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頁數：296頁
- 開本：3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冰冷的啟動:從國民經濟視角看德國統一》編輯推薦：統一與轉型的艱難道路，如何孕育出“德國奇蹟”？反思兩德統一進程與轉型路徑的開創性著作。關於最蠱惑人心的經濟經驗之一——前共產主義經濟整合為市場經濟的一份報告。
作者簡介
作者：（德國）格琳德·辛恩 （德國）漢斯-維爾納·辛恩 譯者：晏揚
格琳德·辛恩（Gerlinde Sinn），德國多特蒙德大學統計學、德國曼海姆大學經濟學講師。
漢斯-維爾納·辛恩（Hans-Werner Sinn），德國慕尼黑大學經濟與公共財政學教授，德國伊福經濟研究所所長，德國聯邦經濟部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其發表的眾多專著與論文在德國甚具影響。
晏揚，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長期從事德國以及歐洲問題研究。現任上海市現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著有《社會市場經濟與德國的統一》，譯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及實踐》、《變革中的世界政治：東西方衝突結束後的國際體系》等。
格琳德·辛恩（Gerlinde Sinn），德國多特蒙德大學統計學、德國曼海姆大學經濟學講師。
漢斯-維爾納·辛恩（Hans-Werner Sinn），德國慕尼黑大學經濟與公共財政學教授，德國伊福經濟研究所所長，德國聯邦經濟部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其發表的眾多專著與論文在德國甚具影響。
晏揚，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德語專業，長期從事德國以及歐洲問題研究。現任上海市現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著有《社會市場經濟與德國的統一》，譯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及實踐》、《變革中的世界政治：東西方衝突結束後的國際體系》等。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迄今為止在這一主題上最好的著作，也是套用經濟學中最有趣和重要的主題。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
《冰冷的啟動》提供了目前對於德國統一最具權威的、經過充分研究的分析。作者對東德的現狀和未來前景做出了清晰的、令人信服的評估。
——Michael C. Burda，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
《冰冷的啟動》提供了目前對於德國統一最具權威的、經過充分研究的分析。作者對東德的現狀和未來前景做出了清晰的、令人信服的評估。
——Michael C. Burda，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名人推薦
迄今為止在這個主題上最好的著作，也是套用經濟學中最有趣和重要的主題。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
《冰冷的啟動》提供了目前對於德國統一最具權威的、經過充分研究的分析。作者對東德的現狀和未來前景做出了清晰的、令人信服的評估。
——Michael C.Burda，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經濟學家》（The Economist）
《冰冷的啟動》提供了目前對於德國統一最具權威的、經過充分研究的分析。作者對東德的現狀和未來前景做出了清晰的、令人信服的評估。
——Michael C.Burda，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副教授
圖書目錄
德文第一版序言
德文第二版序言
英文第一版序言（摘譯）
中文版序言
導言：德國統一中的東德轉型——關於公平、效率、穩定與代價的反思（朱小平）
第一章 命與統一
第二章 德國與世界
第三章 新貨幣
第四章 私有化
第五章 促使經濟成長的戰略
第六章 跋
附錄一：東西德的統計對比（1989,統一之前）
附錄二：東西德的土地價值（1989）
附錄三：利潤最大化與油灰——陶土假設
譯者的話
德文第二版序言
英文第一版序言（摘譯）
中文版序言
導言：德國統一中的東德轉型——關於公平、效率、穩定與代價的反思（朱小平）
第一章 命與統一
第二章 德國與世界
第三章 新貨幣
第四章 私有化
第五章 促使經濟成長的戰略
第六章 跋
附錄一：東西德的統計對比（1989,統一之前）
附錄二：東西德的土地價值（1989）
附錄三：利潤最大化與油灰——陶土假設
譯者的話
序言
德文版第一版序言
1989年11月9日，一首歌從布蘭登堡大門傳播開來：“Auf der Mauer, auf der Lauer sitzt’ne kleine Wanze/Seht euch mal die Wanze an, wie die Wanze tanzen kann/Auf der Mauer…”（“在那牆上，在那瞭望台上，坐著一隻小臭蟲/看那臭蟲啊，多么能舞！在那牆上…”）。這首兒歌的播放象徵著數十年的壓抑、焦慮和緊張的終結。突然間，曾經分隔兩德的那堵牆令人驚奇地被打破了。感受是複雜交混的——喜悅與氣憤、希望與憎恨相互糾結。喜悅的是打破了屏障，氣憤的是壓迫者和偽善者曾為該牆是“抵禦資本主義的強大堡壘”而喝彩，曾為東德是自由和繁榮的根據地而歡呼。希望的是更好的未來，憎恨的是那些撒謊者利用錯誤的數據粉飾其失誤，以及邊防士兵喜歡使無辜的西部訪客捲入由政治局病態心理發出的最新計謀。
我們中的一位曾目睹了東德當局驟然興建柏林圍牆的情景，那是1961年8月12日，他才13歲。那天早上他還很興奮地騎車穿過布蘭登堡門到東邊，而下午返回時卻驚奇地發現那條通道被帶刺的鐵絲網和士兵隔絕了！今天這一切皆成歷史。在那幾個月里，數以千計的“啄牆鳥”使布蘭登堡門那一帶環繞著單調的鐵錘聲，他們把“強大的壁壘”變成了凝固的巨型紀念品——現在那堵牆已經不在了。
德國的政策制定者迅速地利用了這意外出現的機遇。科爾——根舍政府以大膽的外交舉措，僅在柏林圍牆被攻占十一個月後，就成功地完成了德國的統一。當歷史打開那扇大門之時，德國人一路向前——迅速而果斷。
民族主義的歡欣並不是德國沖向統一的一個特徵。美國史學家戈登·克雷格曾為瑪格麗特·柴契爾以滲透德國靈魂為目的而建立的一個委員會工作過，他已經公開警告過提防復活的沙文主義和萌芽的自大狂。但是，事實證明這樣的擔憂是毫無根據的。統一慶典是適度的，慎重而清醒，並非興高采烈。
統一帶來的情感問題——如果的確有的話——也是別處所不曾見到的、原本可能引發有力的重建政策的愛國主義。有些人對東邊的窮親戚反應猶豫，對那些伸出的求援之手的反應是，緊張地保護他們的錢袋。有些人則輕易地忘記了他們自己成功的幸運環境，自大而錯誤地把東邊親戚的貧窮歸咎於智力的差異而非體制的差別。然而，大多數人的行為好象是整個事情與己無關，而且自欺欺人地認為德國統一決不會擾亂他們平靜的步履。
毫無疑問，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人民將從統一中受益，假如給予他們無情的市場動力，而且併入西德的社會體制的話。甚至最嚴重的政策錯誤也不會阻止這一點。不過，西部人不會主張用犧牲他們自己的利益來證明與其東部同胞的團結。在統一那年所實現的稅收增長甚至還不及當年的經濟成長；對1949年後被沒收的財產進行“實物歸還”，將讓西德的前主人獲得一筆橫財，但會阻止東德的經濟成長；託管局——新的歸還信託機構——正在以饋贈的價格傾銷國家財產；聯邦銀行要求他們為進入市場經濟付出高昂代價。不是柏林，而是萊茵河畔的一座小城波恩變成了國家首都。總而言之，西德所作所為就象一個破產託管人，它被迫同意破產企業工人的救濟計畫，但實際上它寧願讓他們自生自滅。戈登·克雷格真的不需要擔憂——不曾出現過任何沙文主義，甚至沒有愛國主義。
東部同胞想在一夜間擁有西部的工資。這當然可以理解，但是這是不切實際的。在統一之年工資增加兩位數，到1993年小時工資接近日本，這都與繼續存在的東德經濟不相容。不顧對就業造成的慘重影響，才可能推行這樣的工資增長，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德國的這場分配鬥爭有多么危險。每個人都在盡力為自己攫取儘可能多的利益，而且“魔鬼拿那最後的”是甚囂塵上的態度。本應指向重構的精力，被消磨在爭鬥新體制里的個人起點上。
分配鬥爭仍然喧鬧不已，而且經濟成長只有微弱的信號。當然有一些樂天派勇敢地堅持認為，他們能在隧道口見到光明，但是，經濟數據卻傳達了完全不同的信息。毋庸置疑，在所有工業國家的歷史中，沒有比東德更惡劣的蕭條，而且，目前的投資水平遠低於預期。聯邦銀行前總裁卡爾-奧托·珀爾和託管局前主席德特勒夫·羅韋德爾都使用“災難”一詞來形容東德的情形——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很明顯，東德的經濟引擎不能平穩啟動。在汽車最終開動之前，尤其是當天氣特別壞時，寒冷的引擎停止運轉多次；沒有人對此表示出一絲的驚奇。而且，強力啟動從來沒有平穩地發動起來。不過，啟動問題的程度遠遠超出任何人的預期，也遠遠超出根據西德政客的承諾所能預料的。
以我們的觀點，統一在國內政策方面的處理遠不及外交政策方面成功。1600萬曾逃脫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只是發現他們陷入了另一個極權主義體制，他們當然應該得到比破產管理和社會計畫更多的東西。目前經濟政策的失誤與錯失良機已經不乏災難，如果聽任這些政策繼續下去，它們將會對德國的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威脅。
這些思慮是我們撰寫本書的動機。我們想儘可能客觀地考察經濟問題和統一的政治抉擇，而不否認個人所承擔的義務。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在學院的象牙塔里當然比在喧囂的政府辦公室里容易辦到。我們並非沒有意識到政治家們不得不在各種約束下運作；但是，我們不受這樣的約束，而這正是我們的基本優勢。讀者一定能判斷出我們是否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點。
本書最重要的部分是第四、五章，這其中設計出了一項“邁向經濟成長的社會契約”。如果引進該契約，相信它能夠停止分配之爭，並加速共產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該契約的核心是，把重點從要素價格扭轉到初始秉賦。勞資雙方同意凍結工資水平，而且，作為對工資凍結的補償，工人可以分享原來屬於國家的財產股份。我們認為，這種社會契約將對共產黨財產的最終安排有一個公平合理的結果，而且它還會使東德經濟比在當前的經濟政策下更為迅速增長。
萌發撰寫本書的想法是1990年在美國，當時我們在斯坦福和普林斯頓從事客座研究。我們在那裡平靜地工作，遠離歐洲事件的壓力，但仍有傳真聯繫。我們被邀往斯坦福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和普林斯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作關於德國統一問題的講座，我們的工作因而得到了進一步的鼓勵。我們亦受到過密西根大學和國會預算辦公室以及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邀請。後來，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由保羅·J·J·威爾芬斯組織的一個討論會上，我們提交了一份長篇探討論文（辛恩1990）。本書就是這篇論文的擴充和發展。
在美國期間，我們逐漸意識到，那裡對德國統一問題十分關注。我們欣喜而驚奇地發現，這種關注伴隨著極大的同情，當然，常常還伴隨著讚許和欽佩。戰後第一次，在過去法西斯留下的消極形象上，德國增添了新的形象。東德革命已經變成了一份道德資產，我們從中所獲得的利益遠超過統一的成本。我們感謝我們的主人，他們不僅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而且還使我們看到了統一的這一面。
我們要感謝德國經濟部學術諮詢委員會的同事，我們中的一位和他們一起準備了四份關於德國統一的報告（學術諮詢委員會 1989，1990，1991a，1991b）。這些報告的成果在本書中得以體現，但是所表達的觀點出自我們自己，而不是諮詢委員會。
大學同事和各部門、研究團體的政治家和專家所提出的建議，都十分有用，他們向我們提供了相關出版物的參考資料和數據。我們尤其要感謝于爾根·貝歇爾、彼得·伯恩霍爾茨、克努特·博爾夏特、埃德溫·馮·伯芬特爾、米夏埃爾·布爾達、多麗絲·科內爾森、奧爾布里希·代德克、呂迪格爾·德恩布施、維爾納·弗蘭多費爾、沃爾夫岡·弗蘭茨、里夏德·弗倫施、彼得·弗里德里希、米夏埃爾·豐克、弗蘭茨·格雷爾斯、丹尼爾·格羅斯、弗里德里希·哈夫納、阿爾貝特·希爾施曼、呂茲·霍夫曼、克里斯蒂娜和格哈德·伊林、奧特瑪·伊辛、諾貝特·克洛滕、賴納·柯尼希、漢斯·默勒、于爾根·穆勒、曼弗雷德·諾伊曼（紐倫堡），曼弗雷德·J·M·諾伊曼（波恩），沃爾夫岡·尼爾豪斯、阿洛伊斯·奧伯豪澤爾、安德烈亞斯·波爾科夫斯基、沃爾夫拉姆·里希特、阿爾布雷希特·里切爾、德特勒夫·卡斯滕·羅韋德、保羅·薩繆爾森、卡爾漢斯·紹爾恩海默、溫弗里德·施馬爾、京特·朔爾茨、布魯諾·舍恩菲爾德、喬治·舒爾茨、馬蒂亞斯·許爾格斯、沃爾夫岡·賽弗特、霍斯特·西伯特、奧拉夫·西瓦特、胡貝特·特邁耶爾、克里斯蒂安·蒂曼以及聯邦統計局和聯邦勞工局的各位同事。
我們特別要致謝的是慕尼黑的研究助理。在籌備和蒐集數據與史料時，龍尼·舍布、馬塞爾·圖姆和阿爾方斯·魏歇里德有時不得不做調查，他們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去做這一切。英格麗德·武特小心細緻地多次列印了手稿。
必須提示的是統計附錄里的數據，尤其是與東德有關的數據。這些錯誤不能歸咎於幫助我們的人。我們承擔全部責任。
當驗正德文版校樣之際，傳來了莫斯科政變的訊息。現在，那裡也要邁出向市場經濟方向的第一步。我們與所有那些將能參與到真正改革中去的人們一道分享快樂。
本書獻給我們的孩子。雖然他們可能太小，並不能完全理解所發生的一切，但是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學會珍惜歐洲新的自由往來，希望他們一直能意識到他們對與之一起分享重要歷史的鄰人們的責任。
格琳德·辛恩
漢斯—維爾納·辛恩
1991年8月於慕尼黑
1989年11月9日，一首歌從布蘭登堡大門傳播開來：“Auf der Mauer, auf der Lauer sitzt’ne kleine Wanze/Seht euch mal die Wanze an, wie die Wanze tanzen kann/Auf der Mauer…”（“在那牆上，在那瞭望台上，坐著一隻小臭蟲/看那臭蟲啊，多么能舞！在那牆上…”）。這首兒歌的播放象徵著數十年的壓抑、焦慮和緊張的終結。突然間，曾經分隔兩德的那堵牆令人驚奇地被打破了。感受是複雜交混的——喜悅與氣憤、希望與憎恨相互糾結。喜悅的是打破了屏障，氣憤的是壓迫者和偽善者曾為該牆是“抵禦資本主義的強大堡壘”而喝彩，曾為東德是自由和繁榮的根據地而歡呼。希望的是更好的未來，憎恨的是那些撒謊者利用錯誤的數據粉飾其失誤，以及邊防士兵喜歡使無辜的西部訪客捲入由政治局病態心理發出的最新計謀。
我們中的一位曾目睹了東德當局驟然興建柏林圍牆的情景，那是1961年8月12日，他才13歲。那天早上他還很興奮地騎車穿過布蘭登堡門到東邊，而下午返回時卻驚奇地發現那條通道被帶刺的鐵絲網和士兵隔絕了！今天這一切皆成歷史。在那幾個月里，數以千計的“啄牆鳥”使布蘭登堡門那一帶環繞著單調的鐵錘聲，他們把“強大的壁壘”變成了凝固的巨型紀念品——現在那堵牆已經不在了。
德國的政策制定者迅速地利用了這意外出現的機遇。科爾——根舍政府以大膽的外交舉措，僅在柏林圍牆被攻占十一個月後，就成功地完成了德國的統一。當歷史打開那扇大門之時，德國人一路向前——迅速而果斷。
民族主義的歡欣並不是德國沖向統一的一個特徵。美國史學家戈登·克雷格曾為瑪格麗特·柴契爾以滲透德國靈魂為目的而建立的一個委員會工作過，他已經公開警告過提防復活的沙文主義和萌芽的自大狂。但是，事實證明這樣的擔憂是毫無根據的。統一慶典是適度的，慎重而清醒，並非興高采烈。
統一帶來的情感問題——如果的確有的話——也是別處所不曾見到的、原本可能引發有力的重建政策的愛國主義。有些人對東邊的窮親戚反應猶豫，對那些伸出的求援之手的反應是，緊張地保護他們的錢袋。有些人則輕易地忘記了他們自己成功的幸運環境，自大而錯誤地把東邊親戚的貧窮歸咎於智力的差異而非體制的差別。然而，大多數人的行為好象是整個事情與己無關，而且自欺欺人地認為德國統一決不會擾亂他們平靜的步履。
毫無疑問，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人民將從統一中受益，假如給予他們無情的市場動力，而且併入西德的社會體制的話。甚至最嚴重的政策錯誤也不會阻止這一點。不過，西部人不會主張用犧牲他們自己的利益來證明與其東部同胞的團結。在統一那年所實現的稅收增長甚至還不及當年的經濟成長；對1949年後被沒收的財產進行“實物歸還”，將讓西德的前主人獲得一筆橫財，但會阻止東德的經濟成長；託管局——新的歸還信託機構——正在以饋贈的價格傾銷國家財產；聯邦銀行要求他們為進入市場經濟付出高昂代價。不是柏林，而是萊茵河畔的一座小城波恩變成了國家首都。總而言之，西德所作所為就象一個破產託管人，它被迫同意破產企業工人的救濟計畫，但實際上它寧願讓他們自生自滅。戈登·克雷格真的不需要擔憂——不曾出現過任何沙文主義，甚至沒有愛國主義。
東部同胞想在一夜間擁有西部的工資。這當然可以理解，但是這是不切實際的。在統一之年工資增加兩位數，到1993年小時工資接近日本，這都與繼續存在的東德經濟不相容。不顧對就業造成的慘重影響，才可能推行這樣的工資增長，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德國的這場分配鬥爭有多么危險。每個人都在盡力為自己攫取儘可能多的利益，而且“魔鬼拿那最後的”是甚囂塵上的態度。本應指向重構的精力，被消磨在爭鬥新體制里的個人起點上。
分配鬥爭仍然喧鬧不已，而且經濟成長只有微弱的信號。當然有一些樂天派勇敢地堅持認為，他們能在隧道口見到光明，但是，經濟數據卻傳達了完全不同的信息。毋庸置疑，在所有工業國家的歷史中，沒有比東德更惡劣的蕭條，而且，目前的投資水平遠低於預期。聯邦銀行前總裁卡爾-奧托·珀爾和託管局前主席德特勒夫·羅韋德爾都使用“災難”一詞來形容東德的情形——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很明顯，東德的經濟引擎不能平穩啟動。在汽車最終開動之前，尤其是當天氣特別壞時，寒冷的引擎停止運轉多次；沒有人對此表示出一絲的驚奇。而且，強力啟動從來沒有平穩地發動起來。不過，啟動問題的程度遠遠超出任何人的預期，也遠遠超出根據西德政客的承諾所能預料的。
以我們的觀點，統一在國內政策方面的處理遠不及外交政策方面成功。1600萬曾逃脫法西斯主義的人們，只是發現他們陷入了另一個極權主義體制，他們當然應該得到比破產管理和社會計畫更多的東西。目前經濟政策的失誤與錯失良機已經不乏災難，如果聽任這些政策繼續下去，它們將會對德國的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威脅。
這些思慮是我們撰寫本書的動機。我們想儘可能客觀地考察經濟問題和統一的政治抉擇，而不否認個人所承擔的義務。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在學院的象牙塔里當然比在喧囂的政府辦公室里容易辦到。我們並非沒有意識到政治家們不得不在各種約束下運作；但是，我們不受這樣的約束，而這正是我們的基本優勢。讀者一定能判斷出我們是否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點。
本書最重要的部分是第四、五章，這其中設計出了一項“邁向經濟成長的社會契約”。如果引進該契約，相信它能夠停止分配之爭，並加速共產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該契約的核心是，把重點從要素價格扭轉到初始秉賦。勞資雙方同意凍結工資水平，而且，作為對工資凍結的補償，工人可以分享原來屬於國家的財產股份。我們認為，這種社會契約將對共產黨財產的最終安排有一個公平合理的結果，而且它還會使東德經濟比在當前的經濟政策下更為迅速增長。
萌發撰寫本書的想法是1990年在美國，當時我們在斯坦福和普林斯頓從事客座研究。我們在那裡平靜地工作，遠離歐洲事件的壓力，但仍有傳真聯繫。我們被邀往斯坦福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和普林斯頓的伍德羅·威爾遜學院作關於德國統一問題的講座，我們的工作因而得到了進一步的鼓勵。我們亦受到過密西根大學和國會預算辦公室以及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邀請。後來，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由保羅·J·J·威爾芬斯組織的一個討論會上，我們提交了一份長篇探討論文（辛恩1990）。本書就是這篇論文的擴充和發展。
在美國期間，我們逐漸意識到，那裡對德國統一問題十分關注。我們欣喜而驚奇地發現，這種關注伴隨著極大的同情，當然，常常還伴隨著讚許和欽佩。戰後第一次，在過去法西斯留下的消極形象上，德國增添了新的形象。東德革命已經變成了一份道德資產，我們從中所獲得的利益遠超過統一的成本。我們感謝我們的主人，他們不僅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而且還使我們看到了統一的這一面。
我們要感謝德國經濟部學術諮詢委員會的同事，我們中的一位和他們一起準備了四份關於德國統一的報告（學術諮詢委員會 1989，1990，1991a，1991b）。這些報告的成果在本書中得以體現，但是所表達的觀點出自我們自己，而不是諮詢委員會。
大學同事和各部門、研究團體的政治家和專家所提出的建議，都十分有用，他們向我們提供了相關出版物的參考資料和數據。我們尤其要感謝于爾根·貝歇爾、彼得·伯恩霍爾茨、克努特·博爾夏特、埃德溫·馮·伯芬特爾、米夏埃爾·布爾達、多麗絲·科內爾森、奧爾布里希·代德克、呂迪格爾·德恩布施、維爾納·弗蘭多費爾、沃爾夫岡·弗蘭茨、里夏德·弗倫施、彼得·弗里德里希、米夏埃爾·豐克、弗蘭茨·格雷爾斯、丹尼爾·格羅斯、弗里德里希·哈夫納、阿爾貝特·希爾施曼、呂茲·霍夫曼、克里斯蒂娜和格哈德·伊林、奧特瑪·伊辛、諾貝特·克洛滕、賴納·柯尼希、漢斯·默勒、于爾根·穆勒、曼弗雷德·諾伊曼（紐倫堡），曼弗雷德·J·M·諾伊曼（波恩），沃爾夫岡·尼爾豪斯、阿洛伊斯·奧伯豪澤爾、安德烈亞斯·波爾科夫斯基、沃爾夫拉姆·里希特、阿爾布雷希特·里切爾、德特勒夫·卡斯滕·羅韋德、保羅·薩繆爾森、卡爾漢斯·紹爾恩海默、溫弗里德·施馬爾、京特·朔爾茨、布魯諾·舍恩菲爾德、喬治·舒爾茨、馬蒂亞斯·許爾格斯、沃爾夫岡·賽弗特、霍斯特·西伯特、奧拉夫·西瓦特、胡貝特·特邁耶爾、克里斯蒂安·蒂曼以及聯邦統計局和聯邦勞工局的各位同事。
我們特別要致謝的是慕尼黑的研究助理。在籌備和蒐集數據與史料時，龍尼·舍布、馬塞爾·圖姆和阿爾方斯·魏歇里德有時不得不做調查，他們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去做這一切。英格麗德·武特小心細緻地多次列印了手稿。
必須提示的是統計附錄里的數據，尤其是與東德有關的數據。這些錯誤不能歸咎於幫助我們的人。我們承擔全部責任。
當驗正德文版校樣之際，傳來了莫斯科政變的訊息。現在，那裡也要邁出向市場經濟方向的第一步。我們與所有那些將能參與到真正改革中去的人們一道分享快樂。
本書獻給我們的孩子。雖然他們可能太小，並不能完全理解所發生的一切，但是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學會珍惜歐洲新的自由往來，希望他們一直能意識到他們對與之一起分享重要歷史的鄰人們的責任。
格琳德·辛恩
漢斯—維爾納·辛恩
1991年8月於慕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