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建豐碑：班固和<漢書>》是1994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陳其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再建豐碑：班固和《漢書》
-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頁數：286頁
- ISBN：7108007088
- 作者：陳其泰
- 出版日期：1994年11月1日
- 開本：32開
- 品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之一。而後人之所以能夠了解幾千年前的輝煌，文物和口耳相傳的傳說都不是最準確的。而史書則是最好，最準確地了解途徑。一部《漢書》讓後人真正體認到了漢朝的燦爛。而《漢書》的作者班固深刻地留在了人們的記憶里。
作者簡介
陳其泰，男，1939年生，1963年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歷史學碩士。現為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教授。著有《史學與文化傳統》，參加白壽彝教授主編《中國通史》導論卷和秦漢卷的撰寫，並發表有關史學和文化是論文數十篇。
媒體推薦
中華文庫序
在世界的東方，幅員廣大的中國，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燦爛輝煌。中國歷史上的文典精華，博採精湛，這是數千年以來歷史的創造，人民智慧的結
晶。繼承和發揚我們的優秀文化傳統，以中國人民的文明智慧，來培育和啟發後代，這是何等重要和艱巨的工作。
為了弘揚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傳播中國的文化知識，我們編撰了這套《中華文庫》。文庫具有相當的規模，陸續出版。其選題範圍廣泛，包括歷史、文學、哲學、宗教、文化典籍、藝定鑑賞、文化地理、民族生活和偉人生平等方面。各書分別邀請有專門學問的研究工作者撰寫。他們從新的角度來審視傳統文化，用現代的知識進行剖析和介紹，並力求寫得生動活潑，富有文采，使讀者看了既了解傳統的文化精華，又有欣賞的情趣與韻味。
《中華文庫》由有名望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和台北錦繡文化企業合作出版。近年來中國大陸與台灣在圖書出扳方面，有不少合作項目，《中華文庫》則是海峽兩岸出版界最大和最有影響的合作項目之一。通過文庫的編撰和出版，將進一步溝通兩岸人民的思想感情，加強學術交流，促進我們的互相了解。這套書的出版，將為我們兩岸人民架起一座橋樑。
我們也不能忘記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幾千萬華人。通過這套文庫，傳訊祖國兒女的信息，將密切我們之間的聯繫，溝通同胞和鄉親的情誼，使海外的炎黃子孫更多地了解故鄉的歷史、思
想和生活。
人們對未來充滿著信心和希望。在21世紀即將到來之際，我們把這套讀物奉獻給中國和世界人民，願讀者從書中得到一些啟示和幫助!
許力以
1991年仲秋
在世界的東方，幅員廣大的中國，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燦爛輝煌。中國歷史上的文典精華，博採精湛，這是數千年以來歷史的創造，人民智慧的結
晶。繼承和發揚我們的優秀文化傳統，以中國人民的文明智慧，來培育和啟發後代，這是何等重要和艱巨的工作。
為了弘揚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傳播中國的文化知識，我們編撰了這套《中華文庫》。文庫具有相當的規模，陸續出版。其選題範圍廣泛，包括歷史、文學、哲學、宗教、文化典籍、藝定鑑賞、文化地理、民族生活和偉人生平等方面。各書分別邀請有專門學問的研究工作者撰寫。他們從新的角度來審視傳統文化，用現代的知識進行剖析和介紹，並力求寫得生動活潑，富有文采，使讀者看了既了解傳統的文化精華，又有欣賞的情趣與韻味。
《中華文庫》由有名望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和台北錦繡文化企業合作出版。近年來中國大陸與台灣在圖書出扳方面，有不少合作項目，《中華文庫》則是海峽兩岸出版界最大和最有影響的合作項目之一。通過文庫的編撰和出版，將進一步溝通兩岸人民的思想感情，加強學術交流，促進我們的互相了解。這套書的出版，將為我們兩岸人民架起一座橋樑。
我們也不能忘記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幾千萬華人。通過這套文庫，傳訊祖國兒女的信息，將密切我們之間的聯繫，溝通同胞和鄉親的情誼，使海外的炎黃子孫更多地了解故鄉的歷史、思
想和生活。
人們對未來充滿著信心和希望。在21世紀即將到來之際，我們把這套讀物奉獻給中國和世界人民，願讀者從書中得到一些啟示和幫助!
許力以
1991年仲秋
圖書目錄
中華文庫序
合作出版中華文庫緣起
編輯說明
作者序
引言：修史風波
第一章 家世和家學
第二章 潛心著史
第三章 創立新的構史體系
第四章 對抗神學濁流
第五章 一代興亡的歷史畫卷
第六章 宏富的蘊涵 嚴密的體例
第七章 進步史識和時代印記
第八章 學術文化的瑰寶
第九章 在歷史長河中
主要參考書目
合作出版中華文庫緣起
編輯說明
作者序
引言：修史風波
第一章 家世和家學
第二章 潛心著史
第三章 創立新的構史體系
第四章 對抗神學濁流
第五章 一代興亡的歷史畫卷
第六章 宏富的蘊涵 嚴密的體例
第七章 進步史識和時代印記
第八章 學術文化的瑰寶
第九章 在歷史長河中
主要參考書目
文摘
書摘
從《史記》著成至班固撰成《漢書》之前，相距百餘年間，卻形成了高峰之後的低谷時期，撰寫歷史的工作陷入了困境。這是因為，司馬遷所形成的格局，竟然變成後人撰史的桎梏。由於被司馬遷的巨大成功所吸引，這百餘年間，先後有17位學者從事《史記》的續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兩位，一位是褚少孫，另一位就是班固的父親班彪。
褚少孫為西漢元帝、成帝間博士，在他所補的《史記·三王世家》中這樣敘述他補作的動機：我有幸以文學進身為侍郎，平常好讀《太史公書》。在列傳中講到，《三王世家》中武帝封的詔令極有文采，但又讀不到他們的家世事跡。於是我便從知情的老輩人那裡找到封的詔書，並且編排他們的事跡寫成這篇文字。現今《史記》中褚少孫補作的還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龜策列傳》等，大多是補記司馬遷所未及見到或未曾記載的史實。
饒有興趣的是，班固記載了蜀郡守文翁的事跡，作為文景時期整肅吏治收到良好效果的典型人物。文翁原籍是廬江郡舒縣(今安徽廬江縣西南)人。他當過郡縣吏，因通《春秋經》，被察舉，景帝時任蜀郡守，成為中原先進文化大力推行者。在此之前，蜀地邊遠，文化低下，風俗落後。文翁決定通過提倡教育，來改變這種情況，於是，他從郡縣選拔了十幾個資質聰明的小吏，親自召集起來加以鼓勵，把他們派到京師，有的向五經博士學習經學，有的學習刑法律令。文翁儘量節約本郡費用，省出錢來購買布匹等一類蜀土特產讓上計官吏帶給京師的博士老師，請他們費心教育培養。經過幾年時間，這批學生都學有所成，回蜀後，文翁安排他們擔任郡中各部門的正職，此後又陸續向朝廷薦舉，有的人後來官至郡守、刺史。
文翁重視教育的又一措施，是在成都城內興建本郡的學校，從各縣招收子弟前來學習，免除他們的徭役，成績優秀的選拔作郡縣吏員，其餘的擔任孝悌、力田一類鄉官。文翁還經常讓學生到衙門見習處理事務。他到各縣督察，更從諸生中挑選一批學習與品行優良者隨行，讓他們向民眾宣讀政令，在縣衙門進進出出。各縣官吏百姓見了都認為這些年輕學生很榮耀，幾年以後，各縣父老都爭著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郡中上學，富人家甚至不惜為此花費錢財。於是當地求學、受教、改變風俗的風氣大盛，蜀郡派到京師的學生比一向文化發達的齊魯地區還要多。由於文翁重視文化教育獲得如此顯著的成效，到漢武帝時，便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州郡設立學校的制度。這生動地說明：文景時期中原地區有了良好的吏治風氣而產生了像文翁這樣出色的地方官，確實做到了政治上比較清明；又因為他辦事得力，使得原來落後的邊遠地方反過來在教育上走到全國的前頭，推動中原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這些史實，今天讀起來也仍然使人感到愉快。此後，巴蜀一再出現了司馬相如、揚雄這樣傑出的文學家，至班固的時代，巴蜀地區重視文化教育的風氣更為濃厚。所以文翁受到當地百姓久遠的紀念，他的事跡也列於《漢書·循吏傳》之首。
宋代著名的文學家蘇軾講得更為具體而生動。有人曾向他請教：“像先生您學識這么淵博，能學到嗎?”蘇軾回答說：“能。要說我的淵博，是從《漢書》學來的。《漢書》中包含有治理政事、人物成敗、地理知識、天文曆法、官制、軍事邊防、經濟生產等方面內容，我有意識地分幾次通讀，每通讀一遍專鑽研一個方面，等幾遍都通讀完了，便各個方面都精通。達到了這一地步之後，對於錯綜複雜的各種學問和知識，不論從哪個角度受到考驗，我都能應對自如，感到根底雄厚，具有一種不可阻擋的豪邁氣概。”蘇軾對《漢書》的深刻體會，很受明代學者楊慎、虞舜治的重視，常常引用來教人們讀書。
可見，《漢書》內容的宏富滋養了不少傑出學者。蘇軾所著重的，主要也指《漢書》反映社會生活的廣泛性。從現代眼光來看，比較重要的包括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本紀和列傳部分，有對於社會生活各層面的大量記載，譬如有關邊防、學術以至婚姻家庭等。
二、有目的地選錄了西漢一代賢材對於社會各方面問題的重要論議，可稱含英咀華，具有思想哲理、史學和文學上多方面的價值。
三、十志，即包括豐富的典章學術知識，也反映出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
關於二、三兩項，需要留在末兩章探討，這裡先就第一項加以論述。
跟上述人物敢於違抗世俗，或者不畏權貴、甘冒身禍、仗義直言的高尚品格相對照，班固在《匡張孔馬傳》中寫了一批追求利祿、貪婪庸俗的高官，給以無情的鞭撻。其中，匡衡、張禹、孔光三人都在西漢後期因通儒家經典而致身丞相，馬宮在王莽時任大司徒四。班固以他們為典型，揭示出獨尊儒術以後出現的嚴重社會問題，儒學成為向上爬的途徑，因此造成一批只會背誦經典、對國家毫無責任心的人物，他們身居高位而只圖保住富貴利祿。因此班固在傳末憤慨地議論說：匡衡、張禹等人“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知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活畫出這種人口誦經書、外表道貌岸然、專以阿諛奉承為能事的醜態。
匡衡是元帝時丞相，曾多次上書，都屬於泛論災異的應景文章，他畏懼掌握大權的宦官石顯，唯恐得罪了他，“不敢失其意”。他身為丞相，還冒收四百頃地的田租。事情被發現時，正值成帝即位，石顯及其依附者倒霉，於是匡衡被人奏劾罷官。
張禹是成帝時丞相，他的行為尤其惡劣。當時王鳳擅權，張禹身居相位卻無所匡建，屢次上書辭職規避，懼怕招來身禍。張禹外表謹厚，骨子裡卻是貪婪、縱樂。平時聚斂財富，占田四百頃，都是涇河、渭河兩岸土質肥沃、灌溉便利的上等田。他生活奢靡，身居大宅，後院陳列樂隊、舞女。張禹慣於使用兩面手法，對待弟子也是如此。少府戴崇、大司空彭宣都是他的弟子。彭宣為人恭儉守禮，張禹對他表面器重而內心疏遠，每次來看望老師，張禹只在前廳接待，以講論經義相敷衍。戴崇則喜愛飲酒玩樂，張禹打內心喜歡他，每次來，張禹便帶到後堂飲酒，侍女陪伴，演戲奏樂，直至夜晚才散。傳中還特別記載張禹生病時，趨成帝前來探病，請託將女婿從邊郡內調，並為小兒子求職，將這個滿口經義的丞相內心中自私齷齪的實質揭露得淋漓盡致。
孔光在哀帝時任丞相，平帝時任大司徒。王莽擅權，便拿這個享有威信的舊相、名儒做手中的工具，每欲壓倒、陷害對手，王莽本人不直接出面，而先草好奏書，指使孔光向王太后上奏，藉此將妨礙他奪權的人一一除掉。馬宮在孔光之後任大司徒，也是王莽手中的傀儡。王莽稱帝後，便將這個傀儡任命為太子師傅。
班固刻劃上述利祿之儒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認識價值，使我們真切地了解獨尊儒術之後身登高位的是一些什麼人物。與此有密切聯繫的是，班固在《儒林傳》中指出，漢儒傳經的流弊，在於乖離經義，搞支離破碎的解說，“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這樣任意附會、憑空臆說，必然引人誤入歧途。所以用百餘萬言來解釋一部經典的煩瑣箋注，早就被歷史淘汰，毫不可惜。班固作為一個儒家學者，卻能把闡發儒學的真諦，繼承早期儒家的本色，與利慾薰心的俗儒及專搞煩瑣箋注的陋儒區分得很清楚。這對我們今天在反思儒學演進的歷史時候，如何做到把歷史上以經邦濟世、弘揚儒學真義的正直儒家人物，與口稱仁義而一心投機鑽營的偽道學，及慣於瑣屑餖飣、不明世務的章句小儒區分開來，作辯證的具體分析，使之互不掩蓋、互不混淆，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地理志》末尾部分，是綜論各地區的物產和習俗，在分析各個地區地理條件對民俗的影響方面很有特色，故被當代地理學者稱譽為：“可視為現代區劃地理的雛形。”《史記·貨殖列傳》在記載各地區物產時，已論及各地環境與民俗的關係。至成帝時，劉向對各個區域作過概述，同時，丞相張禹委託屬官朱贛歸納各地區風俗。班固依據上述材料加以補充，整理成文。他參照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舊名，分述秦、魏、周、韓、鄭、陳、趙、燕、齊、魯、宋、衛、楚、吳、粵(越)各地區的概況。我們可以舉出以下的例子：班固論述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地區，由於地勢迫近強悍的少數民族，所以形成“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騎射為先”的勇武習氣。漢朝以來，六郡子弟中，選出充任皇帝衛隊(即羽林、期門兵)，他們在作戰中立功，不少人上升為名將。班固又論及河西四郡，由於保衛邊塞的需要，地方長官把練兵習戰作為頭等大事，“順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這是說，由於防守邊境的緊迫形勢，這裡的官吏與百姓時有一起飲酒行禮的機會，嚴峻的環境反而促使這裡官吏與民眾有較多的交流，所以風氣比內地還要好。班固的這些論述，都與其他篇章相印證並加以深化，因而歷經漫長歲月而不失其光彩。
總的來說，《地理志》顯示出開闊的視野，提供了豐富翔實可靠的記載。只有在國力強盛的時代，才有可能產生這樣出色的著作，因而被譽為“集當時全國性地理著術的大成，加以發揚光大。”它記載的特點和方法，為後來的正史地理志視為典範，而後出的地理志，除地名和數目字有所增添外，在體例上絕少超過它。《隋書·經籍志》即這樣評淪說，《漢書·地理志》的價值可與《禹貢》、《職方》相比擬，“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認為後代的一些記載，從眼界、學識或記載的內容說，都無法跟《地理志》相比。
……
從《史記》著成至班固撰成《漢書》之前，相距百餘年間，卻形成了高峰之後的低谷時期，撰寫歷史的工作陷入了困境。這是因為，司馬遷所形成的格局，竟然變成後人撰史的桎梏。由於被司馬遷的巨大成功所吸引，這百餘年間，先後有17位學者從事《史記》的續作。其中最著名的有兩位，一位是褚少孫，另一位就是班固的父親班彪。
褚少孫為西漢元帝、成帝間博士，在他所補的《史記·三王世家》中這樣敘述他補作的動機：我有幸以文學進身為侍郎，平常好讀《太史公書》。在列傳中講到，《三王世家》中武帝封的詔令極有文采，但又讀不到他們的家世事跡。於是我便從知情的老輩人那裡找到封的詔書，並且編排他們的事跡寫成這篇文字。現今《史記》中褚少孫補作的還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外戚世家》、《田叔列傳》、《滑稽列傳》、《龜策列傳》等，大多是補記司馬遷所未及見到或未曾記載的史實。
饒有興趣的是，班固記載了蜀郡守文翁的事跡，作為文景時期整肅吏治收到良好效果的典型人物。文翁原籍是廬江郡舒縣(今安徽廬江縣西南)人。他當過郡縣吏，因通《春秋經》，被察舉，景帝時任蜀郡守，成為中原先進文化大力推行者。在此之前，蜀地邊遠，文化低下，風俗落後。文翁決定通過提倡教育，來改變這種情況，於是，他從郡縣選拔了十幾個資質聰明的小吏，親自召集起來加以鼓勵，把他們派到京師，有的向五經博士學習經學，有的學習刑法律令。文翁儘量節約本郡費用，省出錢來購買布匹等一類蜀土特產讓上計官吏帶給京師的博士老師，請他們費心教育培養。經過幾年時間，這批學生都學有所成，回蜀後，文翁安排他們擔任郡中各部門的正職，此後又陸續向朝廷薦舉，有的人後來官至郡守、刺史。
文翁重視教育的又一措施，是在成都城內興建本郡的學校，從各縣招收子弟前來學習，免除他們的徭役，成績優秀的選拔作郡縣吏員，其餘的擔任孝悌、力田一類鄉官。文翁還經常讓學生到衙門見習處理事務。他到各縣督察，更從諸生中挑選一批學習與品行優良者隨行，讓他們向民眾宣讀政令，在縣衙門進進出出。各縣官吏百姓見了都認為這些年輕學生很榮耀，幾年以後，各縣父老都爭著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郡中上學，富人家甚至不惜為此花費錢財。於是當地求學、受教、改變風俗的風氣大盛，蜀郡派到京師的學生比一向文化發達的齊魯地區還要多。由於文翁重視文化教育獲得如此顯著的成效，到漢武帝時，便下令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州郡設立學校的制度。這生動地說明：文景時期中原地區有了良好的吏治風氣而產生了像文翁這樣出色的地方官，確實做到了政治上比較清明；又因為他辦事得力，使得原來落後的邊遠地方反過來在教育上走到全國的前頭，推動中原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這些史實，今天讀起來也仍然使人感到愉快。此後，巴蜀一再出現了司馬相如、揚雄這樣傑出的文學家，至班固的時代，巴蜀地區重視文化教育的風氣更為濃厚。所以文翁受到當地百姓久遠的紀念，他的事跡也列於《漢書·循吏傳》之首。
宋代著名的文學家蘇軾講得更為具體而生動。有人曾向他請教：“像先生您學識這么淵博，能學到嗎?”蘇軾回答說：“能。要說我的淵博，是從《漢書》學來的。《漢書》中包含有治理政事、人物成敗、地理知識、天文曆法、官制、軍事邊防、經濟生產等方面內容，我有意識地分幾次通讀，每通讀一遍專鑽研一個方面，等幾遍都通讀完了，便各個方面都精通。達到了這一地步之後，對於錯綜複雜的各種學問和知識，不論從哪個角度受到考驗，我都能應對自如，感到根底雄厚，具有一種不可阻擋的豪邁氣概。”蘇軾對《漢書》的深刻體會，很受明代學者楊慎、虞舜治的重視，常常引用來教人們讀書。
可見，《漢書》內容的宏富滋養了不少傑出學者。蘇軾所著重的，主要也指《漢書》反映社會生活的廣泛性。從現代眼光來看，比較重要的包括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本紀和列傳部分，有對於社會生活各層面的大量記載，譬如有關邊防、學術以至婚姻家庭等。
二、有目的地選錄了西漢一代賢材對於社會各方面問題的重要論議，可稱含英咀華，具有思想哲理、史學和文學上多方面的價值。
三、十志，即包括豐富的典章學術知識，也反映出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
關於二、三兩項，需要留在末兩章探討，這裡先就第一項加以論述。
跟上述人物敢於違抗世俗，或者不畏權貴、甘冒身禍、仗義直言的高尚品格相對照，班固在《匡張孔馬傳》中寫了一批追求利祿、貪婪庸俗的高官，給以無情的鞭撻。其中，匡衡、張禹、孔光三人都在西漢後期因通儒家經典而致身丞相，馬宮在王莽時任大司徒四。班固以他們為典型，揭示出獨尊儒術以後出現的嚴重社會問題，儒學成為向上爬的途徑，因此造成一批只會背誦經典、對國家毫無責任心的人物，他們身居高位而只圖保住富貴利祿。因此班固在傳末憤慨地議論說：匡衡、張禹等人“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知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活畫出這種人口誦經書、外表道貌岸然、專以阿諛奉承為能事的醜態。
匡衡是元帝時丞相，曾多次上書，都屬於泛論災異的應景文章，他畏懼掌握大權的宦官石顯，唯恐得罪了他，“不敢失其意”。他身為丞相，還冒收四百頃地的田租。事情被發現時，正值成帝即位，石顯及其依附者倒霉，於是匡衡被人奏劾罷官。
張禹是成帝時丞相，他的行為尤其惡劣。當時王鳳擅權，張禹身居相位卻無所匡建，屢次上書辭職規避，懼怕招來身禍。張禹外表謹厚，骨子裡卻是貪婪、縱樂。平時聚斂財富，占田四百頃，都是涇河、渭河兩岸土質肥沃、灌溉便利的上等田。他生活奢靡，身居大宅，後院陳列樂隊、舞女。張禹慣於使用兩面手法，對待弟子也是如此。少府戴崇、大司空彭宣都是他的弟子。彭宣為人恭儉守禮，張禹對他表面器重而內心疏遠，每次來看望老師，張禹只在前廳接待，以講論經義相敷衍。戴崇則喜愛飲酒玩樂，張禹打內心喜歡他，每次來，張禹便帶到後堂飲酒，侍女陪伴，演戲奏樂，直至夜晚才散。傳中還特別記載張禹生病時，趨成帝前來探病，請託將女婿從邊郡內調，並為小兒子求職，將這個滿口經義的丞相內心中自私齷齪的實質揭露得淋漓盡致。
孔光在哀帝時任丞相，平帝時任大司徒。王莽擅權，便拿這個享有威信的舊相、名儒做手中的工具，每欲壓倒、陷害對手，王莽本人不直接出面，而先草好奏書，指使孔光向王太后上奏，藉此將妨礙他奪權的人一一除掉。馬宮在孔光之後任大司徒，也是王莽手中的傀儡。王莽稱帝後，便將這個傀儡任命為太子師傅。
班固刻劃上述利祿之儒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認識價值，使我們真切地了解獨尊儒術之後身登高位的是一些什麼人物。與此有密切聯繫的是，班固在《儒林傳》中指出，漢儒傳經的流弊，在於乖離經義，搞支離破碎的解說，“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這樣任意附會、憑空臆說，必然引人誤入歧途。所以用百餘萬言來解釋一部經典的煩瑣箋注，早就被歷史淘汰，毫不可惜。班固作為一個儒家學者，卻能把闡發儒學的真諦，繼承早期儒家的本色，與利慾薰心的俗儒及專搞煩瑣箋注的陋儒區分得很清楚。這對我們今天在反思儒學演進的歷史時候，如何做到把歷史上以經邦濟世、弘揚儒學真義的正直儒家人物，與口稱仁義而一心投機鑽營的偽道學，及慣於瑣屑餖飣、不明世務的章句小儒區分開來，作辯證的具體分析，使之互不掩蓋、互不混淆，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地理志》末尾部分，是綜論各地區的物產和習俗，在分析各個地區地理條件對民俗的影響方面很有特色，故被當代地理學者稱譽為：“可視為現代區劃地理的雛形。”《史記·貨殖列傳》在記載各地區物產時，已論及各地環境與民俗的關係。至成帝時，劉向對各個區域作過概述，同時，丞相張禹委託屬官朱贛歸納各地區風俗。班固依據上述材料加以補充，整理成文。他參照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舊名，分述秦、魏、周、韓、鄭、陳、趙、燕、齊、魯、宋、衛、楚、吳、粵(越)各地區的概況。我們可以舉出以下的例子：班固論述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地區，由於地勢迫近強悍的少數民族，所以形成“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騎射為先”的勇武習氣。漢朝以來，六郡子弟中，選出充任皇帝衛隊(即羽林、期門兵)，他們在作戰中立功，不少人上升為名將。班固又論及河西四郡，由於保衛邊塞的需要，地方長官把練兵習戰作為頭等大事，“順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這是說，由於防守邊境的緊迫形勢，這裡的官吏與百姓時有一起飲酒行禮的機會，嚴峻的環境反而促使這裡官吏與民眾有較多的交流，所以風氣比內地還要好。班固的這些論述，都與其他篇章相印證並加以深化，因而歷經漫長歲月而不失其光彩。
總的來說，《地理志》顯示出開闊的視野，提供了豐富翔實可靠的記載。只有在國力強盛的時代，才有可能產生這樣出色的著作，因而被譽為“集當時全國性地理著術的大成，加以發揚光大。”它記載的特點和方法，為後來的正史地理志視為典範，而後出的地理志，除地名和數目字有所增添外，在體例上絕少超過它。《隋書·經籍志》即這樣評淪說，《漢書·地理志》的價值可與《禹貢》、《職方》相比擬，“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認為後代的一些記載，從眼界、學識或記載的內容說，都無法跟《地理志》相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