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貢泉

冀貢泉，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著名的法學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為新中國的法律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冀貢泉 
• 出生地：山西汾陽
• 出生日期：1882
• 逝世日期：1967 

人物生平

冀貢泉(1882—1967)，字育堂，號醴亭，山西汾陽建昌村人。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中秀才。光緒三十年參加學台“徵文”考試，被錄取入山西大學堂。光緒三十一年參加山西省官費留日考試，名列第一。民國2年(1913)，因蔡元培離開教育部，冀回到太原，任山西法政學校校長等職。帝制失敗後，又兼任了山西法政專門學校校長。民國16年(1927)，山西參加了北伐戰爭。冀出任山西司法廳長、國民黨政府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長。民國18年自請裁撤了司法廳，將全體人員編名法院，他自己卻隻身引退，到山西大學教學去了民國21年，冀被任命為山西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冀終於“七七”事變前，以父病為名，辭職歸里。

冀貢泉著論理學

民國26年(1937)秋，日本侵略軍進逼山西，冀攜帶老父、幼子撤至漢口。

1939年赴美國，任《華僑日報》主編。

民國36年(1947)，看到國內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大好形勢，冀懷著迎接新中國誕生的喜悅心情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法律系主任。冀貢泉著述頗豐，著有《倫理學》、《法學通論》、《法律哲理》、《中外條約述要》等。翻譯作品有《羅斯福總統言論集》。

1949年後，歷任中國政法大學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山西省人民代表、省政協委員、省文教委員會主任、省政協副主席等職。曾參加起草《婚姻法》和釋放日本戰俘的工作。

1967年8月，病逝於北京北池子寓所，終年85歲。

其子冀朝鼎、冀朝鑄也為祖國作出了重要貢獻。

原聯合國副秘書長冀朝鑄的父親冀貢泉先生(1882—1967)，1882年出生於我市建昌村，是一位中外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愛國民主人士。解放後曾任中國政法大學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文教委員會主任、省政協副主席(1—3屆)。

冀貢泉舊居

1939年至1947年，冀貢泉先生在美國旅居了8年。他那鮮為人知的經歷，始終同祖國的命運、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緊密聯繫在一起。現記述如下，藉以紀念這位值得尊敬和懷念的愛國者。

奉周恩來派遣赴美工作

冀貢泉赴美國是受周恩來指示而行動的。

1939年，冀貢泉長子冀朝鼎由美歸國。冀朝鼎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獲得洛克菲洛基金會提供的一筆資金，進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此次回國就是為了蒐集資料。當時，冀貢泉在漢口租界開業做律師。父子相見，當然非常高興。沒多時，日軍進逼漢口，冀貢泉一家急忙包了一架水上飛機飛往重慶。周恩來同志原來準備安排冀朝鼎去延安工作，那知冀朝鼎突然得了急性闌尾炎，急忙住院治療，錯過了去延安的機會。周恩來同志改變了決定，召見了冀貢泉和冀朝鼎，要他們去美國，做擴大反法西 斯統一戰線的工作。

據聯合國副秘書長夫人汪向同在《我的丈夫冀朝鑄》一書中披露，當時周恩來同志交給冀家父子的任務有兩點：一是在全球性的反法西斯戰爭期間，促進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壯大；二是促進中美人民友好，並促使美國人民支持中國人民抗日，建立新中國。

冀貢泉很高興地接受了任務，攜夫人張陶然、長子冀朝鼎、四子冀朝理、五子冀朝鑄和女兒冀青離重慶，經昆明、西貢、新加坡、法國，輾轉萬里，於1939年1月初抵達美國紐約。從此，開始了旅居美國的新生活。

擔任《華僑日報》主編

冀貢泉到美國不久，就同在美國的中共地下黨員徐永瑛和唐明照接上了關係，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指示精神，共同創辦了《華僑日報》，由冀貢泉擔任主編。這份報紙成為我黨在美宣傳抗日的重要陣地，在當地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今一些健在的華裔老人提起當年的《華僑日報》，仍記憶猶新，倍感親切。

當時冀貢泉全家生活相當艱難，冀貢泉在《華僑日報》的收入很微薄，不足維持生計。據冀朝理和冀朝輔(志楓)介紹，他們的母親張陶然女土擅長繪畫，曾通過賣畫獲得一些收入，用於補充家庭開支。冀朝鑄夫人汪向同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當時的生活：“一家五口，在紐約曼哈頓東城下區第十二街租了一套公寓，每月房租35美元。小小的朝鑄看到破舊的公寓樓里，蟑螂螂滿地爬，牆上的白灰一塊一塊地往下掉，驚奇地說：“誰說美國很富，美國窮得很啊！”

加入美國戰爭情報署

1941年12月8日(當地時間7日)，日寇飛機偷襲珍珠港，從而爆發了太平洋戰爭。美國海軍受到重創，急於要了解亞洲、特別是日本的情況，於是聘請曾經留學日本、目前又在反法西斯陣營工作的冀貢泉，到美國戰爭情報署(OWI)太平洋司工作，主要從事反法西斯宣傳。唐明照也在其中兼職。據汪向同說，冀貢泉在戰爭情報署一直工作到1947年(當年，他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法律系主任)。

後來，美國戰爭情報署和戰略服務署(OSS)合併為美國中央情報局。

培養、教育子女報效祖國

在美國，冀貢泉工作任務繁重，生活擔子也不輕，但他在異國他鄉仍注意培養和教育子女千萬不可數典忘祖，而要利用機會多多學習知識本領，日後回國服務。他本身熱愛祖國、剛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對子女更是無聲的示範。

長子冀朝鼎生於1903年。13歲考入清華學校，2l歲赴美留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24歲(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次他同父親再次赴美，在美國共產黨中央中國局的美共《工人日報》工作。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全心身投入革命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珍珠港事件”爆發以後，他返回祖國，進入國統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四子冀朝理愛好文藝，到美國以後，在家人的鼓勵下，積極參加抗日文藝活動，曾同著名的演員、美國東西文化協會董事王瑩合演英語話劇《放下你的鞭子》等革命劇目，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

五子冀朝鑄到紐約後，父母立即送他到八年制學校念書，畢業後考入一所有名的私立中學，而後又考入哈佛大學。他選讀化學系，就是父親指示的。冀貢泉對他說：“山西產煤，你要學化學，將來回國好為開發煤炭能源服務。”冀朝鑄自小受父親影響，憂國憂民，以振興中華為己任，只要是對國家對人民有利的事情，他都是勇往直前，義無反顧。1949年春，冀朝鑄加入美國共產黨，邁開了追求光明和真理的步伐。接著，他去美共馬列學院上課，又參加了中共外圍組織讀書會，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知識，為日後回國服務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韓戰爆發後，他主動放棄享受獎學金繼續深造的機會，毅然向校方提出退學申請，返回魂牽夢繞的祖國，踏上新的革命征程。

人物軼事

冀貢泉與魯迅

——心靈的交流

1959年11月，時任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冀貢泉和其子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副主席、中國銀行副董事長冀朝鼎出席了全國政協的一個晚會。在這裡，他見到了魯迅先生的遺孀許廣平。他們談起了魯迅。談起當年與魯迅先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時的交往。冀貢泉先生回憶他和魯迅先生在教育部時，是“同司同室”，“同司”是社會教育司，當時由夏曾佑任司長；同室則是兩人在社教司一間大統屋內辟出一單間同桌辦公。許廣平見到魯迅先生當年的“老同事”，感慨萬端，遂請其“寫些回憶錄作紀念”。冀貢泉先生“慨然俯允”。回去後夜不能寐，回想當年與先生在一起的歲月，心緒萬千，寫成《我對魯迅壯年的幾點印象》一文。

文章發表在《光明日報·東風》上，這是一篇回憶魯迅北京教育部時期的重要文獻。文中，冀貢泉談到他對“魯迅壯年”深刻的印象：“他整天看書，不把時間浪費在閒談上。”、“不苟言，不苟笑。”、他愛提“人定勝天”這句話、“他對民主的態度，是非常熱烈的。”、“他的生活勤勞樸素”……在冀貢泉心目中的魯迅，是“直、諒、多聞的益友”，是“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的君子。”

1963年6月16日，冀貢泉先生在回憶自已82年間的生活歷程的時候，也說到自己和魯迅先生的這段交往：“‘辛亥革命’那年，從日本回到上海，南京臨時政府已經成立，我給教育部的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提了個建議，他要我到南京（時在1912年，在教育部擔任了一名部員）。接識了周樹人先生（魯迅先生是1912年2月在教育部任職的）。後轉北京仍任部員。他也到了北京，他也是留日本學生，我們時相過從，認為知已。魯迅日記有三處提及我，我很受他的影響。常認為工作開始的時候，遇到這樣的朋友，是一生的大幸。”冀回憶魯迅當年“根本不喜歡同人們攀談，除非有公事要商量。”、但兩人“同桌辦公”。“恰好我們倆人都喜歡讀書，我們每天對面坐下來各讀各的書。記得好象他是經常讀的一本西文書（德文，他在日本學醫，懂德文），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

從魯迅先生的日記可知，1913年4月27日，魯迅等“同人”曾在“勸業場”小有天飯店“公宴冀公貢泉”，那大概是為冀返歸故里餞行的。可以說，兩人交往的時間也就是一年多一些。而就是這一年，兩人卻結下了終生的友情。以至在50年後，仍使年過八旬的冀貢泉感慨不已，讓他的夫人張陶然女士把這段歷史記下來，把他對魯迅先生的敬仰記下來。

倆人在教育部供職時期，因思想一致，相處是非常和睦和友好的，據魯迅日記記載，“冀先生曾介紹一些同鄉赴京報考知事”，魯迅欣然為其作保。冀貢泉作律師也是魯迅出面保結的。同事期間，時在教育部任職的魯迅、冀貢泉、許壽裳、齊壽山等人經常相邀到酒店喝酒。議論國是，尋求真理。先生雖為紹興人氏，而獨喜喝汾酒。冀貢泉多次特地把魯迅所喜歡品嘗的山西名特產杏花村汾酒贈送給他。

當時他們所在的社教司第一科分管北洋政府的文化藝術工作，雖然軍閥統治無意文化建設，但魯迅和他的一些同事還是辦了許多令後人感懷的文化建樹：制定注音字母、舉辦兒童藝展、查禁不良小說、倡導美育、考察新劇、籌建歷史博物館和京師圖書館（今日北京圖書館）等，都凝聚著魯迅的心血，也不無冀貢泉的參於。比如向全國各地調查徵集展品和圖書，山西官書的調京等，都有冀的相助之勞。

冀貢泉先生返回家鄉後，先後任省政法專門學校教務長、校長。和魯迅先生經常往來，相交甚好。1915年，冀貢泉到了北京，曾在“泰豐樓”招飲魯迅等人。兩日後，魯迅往冀下榻的“高升店”回訪不遇。冀貢泉轉任山西大學法科學長，往北京聘請教員時也總是抓緊時間，同魯迅先生見面。《魯迅日記》還記載了1916年7月21日原教育部同仁魯迅、許壽裳、齊壽山等“共燕”冀貢泉於京城“益昌”飯莊等。反映了當時冀與魯迅先生的交往確是非常密切的。

冀先生在回顧往事的時候說到，有一次在北京見到魯迅先生，先生開玩笑地對他說：“你還是辦政法學校，造就公、侯、伯、子、男吧。”冀先生說：“這正是洪憲在醞釀的時候，他接近蔡孑民先生知道訊息，我深深地記住了這兩句帶諷刺的話。”抗日戰爭時期，他在美國以筆作槍，宣傳國內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的偉大業績，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製造皖南事變的真相，為建立國際抗日統一戰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建國以後，冀貢泉先生主持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並參於了釋放日本戰俘的工作。

人與人之間可貴的在於心靈的相通和交流。魯迅先生與冀貢泉先生的相交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