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上，面對中國革命的危急局面，史達林等人仍認為“武漢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汪精衛仍是左派，稱“中國左派國民黨對現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蘇維埃在1905年對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種作用”。會議最後通過《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提出開展農村土地革命、武裝工農民眾、發展國民黨而堅決反對退出國民黨、積極參加武漢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等項任務與政策，並且不指名地批評了陳獨秀對上述問題的動搖態度。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結束的當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中國問題的決定，並就此給在中國的鮑羅廷、羅易和蘇聯駐漢口總領事柳克斯三人發出電報，其主要內容是：（1）不進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國民黨領導機關就會變成不可靠將領手中的玩物。堅決主張通過農會，從下面實際沒收土地。同時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但不能動用軍隊。（2）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讓步是必要的。只應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如果形勢需要，暫時可以不沒收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變國民黨領導層人員的構成，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同時依靠工農組織中的數百萬人擴大國民黨地方組織。（4）動員2萬共產黨員，再加上湖南、湖北的5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5）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農的軍官。這就是五月緊急指示。這個指示提出的開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裝等挽救時局的重要主張，指出了克服革命危機的關鍵所在，理論上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史達林等卻寄希望於汪精衛集團能同中國共產黨合作執行這個指示。6月1日，中國共產黨收到這個緊急指示。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陳獨秀談了他對緊急指示的看法，並最後表示：“我們衷心贊同指示，但問題是我們黨未必能夠貫徹執行”。譚平山、張國燾等也表示不能接受緊急指示。鮑羅廷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國的形勢。羅易雖然認為應該執行這個指示，但卻提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這樣，五月緊急指示沒有得到貫徹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