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小說選》為著名作家何南丁的小說集，精選了其幾十年來創作的中短篇小說26篇，如《回村的路上》《科長》《被告》《助理飼養員的喜劇》等。何南丁多關注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記錄了他們在時代變革中的觀念轉變及喜怒悲歡，並深入挖掘人性中的美與醜、善與惡，提供給我們對時代與人生的深層思考。其語言樸實真摯，具有現實感和歷史厚度。
基本介紹
- 書名：共和國作家文庫:南丁小說選
- 出版日期：2012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6365765, 7506365766
-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 頁數：420頁
- 開本：16
- 品牌：作家出版社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
內容簡介
《南丁小說選》作者南丁的小說其語言樸實真摯，具有現實感和歷史厚度
作者簡介
南丁，原名何南丁，安徽蚌埠人。中共黨員。1949年結業於華東新聞學院。歷任《河南日報》編輯，河南省文聯編輯、專業作家、主席、黨組書記。河南省文聯、河南省作家協會顧問，河南省文藝家著作權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文聯第五屆全委，河南省第七、八屆人大常委。1950年開始發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圖書目錄
回村的路上/1
單人宿舍第十八號/8
這一天夜晚/20
檢驗工葉英/29
圖書館管理員/55
科長/71
苦惱/81
在海上/87
三門夜話/100
被告/111
旗手/143
搬家/153
助理飼養員的喜劇/165
拉車歌/176
旗/197
死魂靈/215
他們兩個短促一生的編年史/225
勘探者的夢/241
尾巴/246
山上的小屋/308
新綠/320
山中速寫二題/372
亮雨/381
境界/384
酒過三巡/389
第九十九棵是刺槐/402
作家的忠誠（代跋）/411
單人宿舍第十八號/8
這一天夜晚/20
檢驗工葉英/29
圖書館管理員/55
科長/71
苦惱/81
在海上/87
三門夜話/100
被告/111
旗手/143
搬家/153
助理飼養員的喜劇/165
拉車歌/176
旗/197
死魂靈/215
他們兩個短促一生的編年史/225
勘探者的夢/241
尾巴/246
山上的小屋/308
新綠/320
山中速寫二題/372
亮雨/381
境界/384
酒過三巡/389
第九十九棵是刺槐/402
作家的忠誠（代跋）/411
後記
作家的忠誠（代跋）
嘉季
一九八二年
想為與自己同時代而又熟悉的作家的創作寫點什麼，已經是在心頭醞釀很久的一個夙願了。因為是同時代人，心中有著同一的太陽，沐浴著同樣的春風，經歷過類似的風雨，跋涉過都是曲折而崎嶇的道路，對我們的時代有著相同的理解，懷著同樣深摯的愛，視野相近，感情相通，對他們的作品的意見也許不那么“隔”，這些意見對他們的創作，也許會有一點參考的作用。這裡，我想談談南丁的創作，他在為數不算少的這一類型的作家中，無論是作品還是所經歷的創作道路，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新中國成立前後至五十年代初期，我們文學的原野上萌發出許多新苗。瑪拉沁夫和他的草原騎手一道躍上了文壇，劉真以她少年時期小八路的戰鬥生活，喚起讀者對革命戰鬥歷程的親切回憶，吉學霈則和他所描寫的翻身農民的喜悅一起，崛起於中州大地。這支新組建起的文學隊伍里，還有其他當時還很年輕，現在已享有盛名的有才華的作家。南丁就是這支年輕的隊伍中年輕的一員。當他背著豆腐乾似的小巧的背包，跨過長江，越過淮河，來到這沃野無邊的中原大地時才十八歲。
一條曲折的道路
在年輕的新中國一切都是年輕的。農業是年輕的，古老的大地上，正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工業是年輕的，人們正在國民黨留下的廢墟上，著手建設新的現代化大工業；社會風氣是年輕的，人與人間新的關係正在建立，每天黎明時分，人們迎著初冬的晨霧，紛紛去學習、去工作，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文學也是年輕的，年輕的創作兵團以新的筆觸反映和描繪著新的世界，新的人物。
南丁是攜帶著一股清新剛健的朝氣進入文壇的。他的成名作《檢驗工葉英》中主人公葉英代表著一代新人進入了文學的人物畫廊。葉英是那個時代的青年人的一個典型。她對國家財物的責任感，對自己職務的榮譽感，對人對事不徇私情的原則感，反映著新中國正在形成中的新的道德觀念，與那個時期的社會風尚。這篇作品的確充滿了新意。它取材新，寫了當時還很少反映的工業戰線的生活，它的人物新，塑造了一代新人的形象。更使人矚目的是它的立意新，它揭示了與五十年代革命步伐緊密合拍的那種進取的精神。正是這一些，使這篇作品有別於那些直接用之於宣傳某項政策因而煊赫一時，而現在又被人們貶之為“運動文學”的作品。這篇作品反映了人們的革命精神，它當時給讀者以鼓舞，今天來讀，它的那種進取精神仍能給人以感染與觸動。正因為如此，作品發表後立時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於黑丁、舒群、艾蕪等老一輩作家也給這株破土的新苗以熱情的澆灌。南丁奠定了他的創作的基礎，他作為文學新人得到文藝界的承認。
那時的青年人真幸福！他們的革命目標是明確的，革命意志是堅定的。他們的革命鍛鍊是紮實的，生活是豐富的，充滿了浪漫主義的精神，熱情洋溢地投入生活與鬥爭。南丁趕上了尾期的中原地區剿匪反霸的鬥爭，接著參加了土改，參加了各個民眾團體的代表大會和部隊的慶功大會，接觸到各條戰線的英雄模範人物。他又到我國第一個重點水利建設工地三門峽，和第一批重點工業建設基地——洛陽拖拉機製造廠深入生活。他和生活一起突飛猛進，很過了幾年有點“裘馬輕狂”的昂揚的生活。他走的是一條深入生活，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為創作作準備的堅實的道路。
時代造就作家。那時也是一個審視的年代。人們對從舊社會來的事物，採取的是一種審視的態度。作家們很快就把注意投之於從舊社會來的與革命不協調的事物，那些舊思想舊意識成了作家鞭撻的對象。於是干預生活的口號被引進了來。南丁在這個時期很寫了幾篇所謂鞭撻落後意識的作品，如《苦惱》《良心》《被告》以及那篇曾被作為毒草批判，後來被收入《重放的鮮花》集子中的短篇小說《科長》。
從《檢驗工葉英》到《科長》是南丁創作發展的必然的一個結果。作品中的青年團員葉英對舊的意識、落後的思想採取的是一種衝擊的態度，在生活中的青年共產黨人作家自己，對那些舊的意識怎能熟視無睹呢？《科長》是刻畫一個無是非觀，看著上級眼色行事的卑微的人物的。作家鞭撻了這個人物身上所透露的那種佞人的低劣的意識。這種意識無論是在哪個朝代都是被人鄙視，嗤之以鼻的，何況是在我們革命隊伍里的同志身上呢！我完全相信作家刻畫這樣的人物，是為了幫助同志清除思想上的污垢，捍衛黨的健康的肌體，是在為黨的思想的純潔而戰鬥。生活與革命的教育使得作家接受了現實主義。一個現實主義的黨員作家，怎能不面向現實，去歌頌他所認為的光明，去鞭撻他所以為的黑暗，為革命事業排除障礙，鳴鑼開道呢？可是，在不久的反右派擴大化的浪潮中，這篇作品竟被視為提倡抗上精神、反領導、反黨的毒草受到了批判。作家本人也遭到厄運，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下放到農村勞動。生活上的這一段曲折，使作家中止了有著很好的開始的工業題材的創作，而把視野轉向了廣闊的農村。
忠誠於生活
作為一位作家，南丁身上可貴的一點是他始終不渝地熱愛生活，他把這看成是通往人民心靈深處的橋。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學藝術創作的唯一的源泉。這確實是不移的真理。生活上遇到了曲折，政治上受到了委屈，但是南丁到生活中去了，深入到人民生活中間了。南丁表現了對生活的可貴的忠誠。他認認真真地生活，後來他又實實在在地反映這段生活。他是落腳於大地上，而不是扶搖於九空。他不是像有些作家那樣，只是記者採訪似的作海燕之一掠，也不像有些作家雖然曾和勞動者生活在一起，對生活的感受卻是大相逕庭，總有那么多的隔膜，始終有個立場與感情的問題。他是經過嚴峻的考驗與磨礪到人民民眾的生活中去的。一九五八年他下放到大別山區，在這裡他生活與勞動了整整四年時間。他曾和森林裡的伐木者一道扛運沉重的巨木，當過集體大食堂的專業挑水員，一天要為百多人用飯的食堂擔四五十挑水，他開採過礦石，放過可以危及生命的“開山炮”，他曾在河邊淘過鐵砂，擔著百多斤重的擔子往鋼鐵基地上送，他也曾挑過大別山農民稱之為“草頭”的稻捆，把那足有二百斤重的有著飽滿穀粒的稻捆，從田裡一口氣擔到場裡的大垛上，竟至贏得了農村小伙子們的尊敬。在那腦力勞動不被認為是勞動的年代，這真是徹底的“知識分子勞動化”了，他通過艱苦的勞動，成了這些體力勞動者中可信賴的一員。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詩意地描寫了這段生活的一個片斷：“每天的黃昏，我們就把鐵砂送到六里地外的公社所在地去。當然是挑著擔子送去，山路崎嶇，往往是一百多斤的擔子。冬夜，我們夜戰，一彎冷月，流水汩汩，螢螢篝火，我們那位淘沙者唱著永遠唱不完的大別山區的古老民歌，動人極了，難以忘懷。”
我在這裡提到南丁的這段生活經歷，絕無宣揚“勞動懲罰有益論”的意思，絕不是為這種“左”的對待知識分子的錯誤政策張目。我只是在說明一位作家對待生活的忠誠，對生活的樂觀態度。生活也厚報了作家。南丁沒有蒲松齡那樣在路口請過往行人敘述故事，以蒐集創作素材的條件，也沒有為逝去的農民寫祭文撰碑記的餘裕，他是把自己融進勞動生活中去了。這最大的收穫就是消除了他與勞動者間的“隔”，真正達到與勞動者“同呼吸，共患難”的境地。這為他以後能寫出某些有較大的突破的作品作了極為重要的準備。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南丁又有機會在農村生活了三年多，其中大部分時間是在伏牛山腹地的山村里度過的。山光水色，山里人淳樸的風習深深吸引與感染著作家。他在山裡也遇著一些有趣的事情。他養的一條狗，有一天竟被一頭“艾葉”噙了去，村上人群起鳴鑼鼓譟追截，才在鋪滿鵝卵石的山澗河灘上救下了這個可憐的畜生。“艾葉”是什麼？這字眼曾見於《西遊記》第八十六回。原來是體形比金錢豹還要大，身上布有艾葉形花紋的兇猛的大豹。從縣城到這山區公社有一條蜿蜒的盤山公路，何南丁的家就坐落在這公路邊上，這裡本沒有什麼車站，可是日子久了，許多山裡的乘客都到這裡下車，說是到“何家”下車，這裡便成了一個“何家站”。這些有趣的小故事可以說明作家是怎樣的已和當地人民水乳交融地打成一片。
忠誠於生活，要緊的是和人民的生活感受取得一致。當人民面臨苦難的時候，要緊的是不要當一個旁觀者，更不要閉起雙眼，不要掉轉頭背轉身去，而是要勇敢地正視它，忠實而準確地反映它，千萬不要用變形法來構築心造的幻影。
忠誠於生活也不是沉溺於傾訴——已在生活中所遭遇的苦難，去埋怨生活，而是要從人民生活的苦難與歡樂中提煉出於人們有益的東西。南丁有一段話講得很好：“淘砂、煉油等等，就是要采煉出於人們的物質生活有用的物質產品來。從生活的礦藏中提煉文學作品，就是要采煉出於人們的精神生活有用的精神產品來。否則，人們寫作乾什麼？”
從這個意義來講，忠誠於生活也就是忠誠於人民。現實主義的作家對待生活的態度，也是衡量他對人民忠誠的一種尺度。
忠誠於人民
一九七九年一月，南丁在復刊第一期的《奔流》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旗》。這是應當列入我們當代文學史的一篇重要作品。它寫成於三中全會公報發表的前夕。正在許多作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揭露十年內亂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的時候，《旗》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它把讀者的視線引向了從一九五八年開始的，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作品形象而準確地揭示與批判了這次曾嚴重泛濫開來，給人民民眾帶來深重災難的錯誤。它比類似題材的作品《剪輯錯了的故事》早發表一個月，比《黑旗》要早兩個月。應當說這篇作品開了所謂“反思文學”的先河。這是南丁在大別山區長期生活所結的一個碩果，這也說明作家的膽識。在黨的撥亂反正工作呈現徘徊局面，尚未發出解放思想的號召的時候，一個曾被錯劃為右派的作家，在作品中尖銳地揭示與批判了一九五八年的左傾錯誤，這需要多大的勇氣。這說明在作家身上黨性和人民性得到和諧的統一，表現了作家對人民的忠誠。
遺憾的是這篇作品未能獲得評論家們應有的重視，它也未能列入一九七九年獲獎短篇小說的名單。是作品的思想性不強烈嗎？政治傾向不端正嗎？顯然不是這個情況。是作品藝術上的粗糙嗎？也不是。這篇作品有著很精到的藝術構思，刻畫了好幾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安排了生動緊湊的故事情節，而且渲染出了在苦難和困難時候，人民的樂觀向上的氣質。但是它究竟為什麼為評論家們所忽略了呢？這裡只能提出一個假設，即是人們習慣於對反右派、“反右傾”和十年動亂作直接的、正面的揭露，把這看成是作家對歷史、對人民的責任感與作家的革命熱情的一個標誌，進而把這標誌又作為評價作品的一個尺度。而《旗》卻是避開了這場歷史悲劇悽慘場景的描寫，突出了中國農民詼諧、幽默、機智的品格，因而使作品反而塗抹上了一層喜劇的色彩。這會不會是它落選的一個重要原因呢？其實，這也正是這篇作品的獨到之處，過多地訴說愁苦，很有可能產生擴大和延長這些生活中陰影的結果，而“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卻會使作品顯出若干亮色，給人們一些安慰與鼓舞。
三個農村基層幹部當然是抵擋不住這一陣陣從上而下刮來的瞎指揮、“浮誇風”等逆風的，但是，這逆風也不一定毀滅得了他們，因為站在他們後面的是萬千人民。《旗》展示了中國農民的命運，它把中國農民所走的一段曲折的道路，濃縮在白旗、黑旗、紅旗三面旗子的變易上，悲劇不悲，大團圓結局，這不正是準確地概括了中國人民經歷的曲折和最後的勝利嗎？
王明川是個典型。他機智、勇敢而又風趣。他不但敢於鬥爭而且又善於鬥爭，他在核桃溝高級社這個典型環境裡，簡直是如魚得水，進退自如，他不但保護了核桃溝民眾的物質利益，也捍衛了黨的政策，他報的單產八千零一十六兩的高產衛星，一下子戳穿了所謂糧食元帥升帳大會這場鬧劇的虛妄性。這是多精彩的細節呀！王明川的妻子陳金蘭把黑旗、白旗看做是補鞋幫、墊鞋底的材料，這對那些強人去為所不欲為的瞎指揮者，是多么銳利的諷刺。這篇作品所洋溢的幽默感是有別於某些評論家所推崇的一些作品中的所謂中國農民的幽默感的。它自然、親切，來自作家對人民的理解與熱愛。對於幽默似乎應當作一點具體分析，不能把那些引人發笑的東西，都奉作中國農民的幽默。插科打諢那是“為笑笑而笑笑”的幽默；如果作品引出來的只是苦澀的笑，那是絕望的幽默；故事描述一些小人物們可笑的行狀，那是旁觀者的幽默；嘲笑因襲了歷史重擔的人們的愚昧，而又缺乏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熱情，那也不能算是人民自己的幽默。只有人民在對逆境的抗爭，對敵手的嘲弄，和對荒謬行徑的蔑視中所表現出來的機智、堅韌與樂觀，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幽默吧。王明川的幽默就是這樣的幽默。
關於主題旨在反映歷史經驗教訓的作品，除《旗》以外，南丁還寫了《尾巴》與《新綠》兩部中篇小說。
在《新綠》中，作家塑造了象徵百折不回堅韌精神的護林員沙打旺的形象，描述了在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一個覺醒了的老幹部，對於過去所犯的“左”傾錯誤的自省與改正。作家滿懷喜悅地寫了這樣的充滿詩意的句子：“生活的色彩是紛紜的，各種色彩都有。但是我認為，三中全會後，生活的主色調是綠。就是要把這種綠意蔥蘢寫出來。”
如果說，作家對人民的忠誠，在《新綠》中表現在對人民的光明的今後寄以無限的希望上，那么在《尾巴》中則表現在對人民過去的不幸遭遇寄以深切的同情。
《尾巴》中的梁滿倉老漢是個寓意性的人物，他勤勞、能幹但又有著令人扼腕嘆息的愚昧，他默默地為社會生產著物質財富，當這些被無辜剝奪時，竟自認為這都是自己的罪惡，從這個被扭曲的人物身上，不正是映照著那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年代的荒謬嗎？不是透露出左傾思想和愚昧無知之間關係的一些訊息嗎？
有的作家和評論家提出這樣的命題：阿Q還沒有死，要塑造新時代的阿Q的形象。評論家從十年內亂的荒謬中得到這樣的印象，認為只有這樣的被扭曲的人物，才是最富有深刻意義的典型。梁滿倉老漢應該歸入這一類典型。
魯迅先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塑造的辛亥革命時期的一個人物，直至今天，還能使人發生聯想，發現其現實意義，這足以說明偉大的魯迅先生不可企及的雄渾筆力。這種人物在現實生活中無疑是有的，這種人物形象也無疑是可以塑造的。但是若說只是塑造的這類人物才是最有典型意義，最完整的典型，則未必竟然。
《尾巴》中的梁滿倉老漢，若是作家以他的不幸寄以對農民的深切的浩嘆與同情，以他的埋葬寓意著愚昧與阿Q精神的死亡，那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若從典型意義，形象的真實完整來看，梁滿倉則遠遜於他的孫兒梁繼娃，梁繼娃是作者筆下的又一個英雄人物。他是有別於王明川、沙打旺的又一個典型，他有著睿智與勇氣，敢於同謬誤作正面抗爭。在他身上重現了五十年代初期檢驗工葉英的那種進取的衝擊精神。當然歷史前進了，情況複雜了，七十年代的農村教師梁繼娃也更成熟了，他對謬誤與腐朽的舊事物的衝擊也更有力了。梁滿倉老漢被埋葬了，梁繼娃沐浴著歷史新時期的光輝，這是作家對那一段被扭曲了的歷史所作的形象的結論。
《尾巴》不只是以作品的思想、人物的性格力量引人入勝的作品，它對農家生活氛圍的描寫也達到頗為傳神的程度，這個龐大的家族的成員們的命運遭遇、感情性格、喜怒哀樂、聲音笑貌，作者信筆寫來，有條不紊，都能給人以鮮明的印象，這當然是由於作者概括事物的功力，但也不能不歸功於作家長時期在大別山、伏牛山山村生活所打下的厚實的生活基礎。
短篇小說《他們兩個短促一生的編年史》是又一篇揭露“左”的錯誤的作品，作家對“左”的思想對人民的毒害表示了深沉的憤怒。作品敘述了兩個在新社會健康成長起來的，有著生死之交的青年人，因為“左”的思想的毒害變成了不共戴天的寇讎，最後竟同歸於盡。這是一出摧人心肝的悲劇，一篇震撼人心的檄文，是對十年內亂的危害的有力的揭露。以揭露十年內亂的災禍為題材的作品很多，但是從這樣尖銳的角度，以這么沉重的筆觸來揭露的還不多見。
作家南丁一直生活在人民之中、在現實之中。在曲折的歷史道路上，他沒有辜負黨的教導，沒有背離人民，沒有脫離現實。他堅持了革命現實主義的寫作，在使人眼花繚亂的歷史進程中，他沒有遁入歷史與空門，到歷史故事與哲理探討的玄思中去討生活。他沒有抒發一己的哀愁，或是以自我感情的內省去取代人民生活的反映。他以他的作品鞭撻黑暗、歌頌光明、點燃理想。
對生活、對人民，作家奉獻了自己的一片赤誠。
題外贅語
現在還有一點題外的話。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南丁開始了新的創作。到現在為止已見到他的十二篇中、短篇小說新作。《死魂靈》是揭示一個卑劣的人的內心的隱秘的。這與發表在一九五七年的《科長》有異曲同工之處。《科長》是重開的鮮花，《死魂靈》應是作家的不悔之作，雖同是揭露性作品卻較前者深刻了許多。但是讀了《打柴記》卻使人想起發表在一九六三年的《搬家》來。這兩篇作品描述的事件雖不一樣，背景雖不相同，但人物關係、生活氛圍、揭示的主題卻頗有相似之處。文貴創新，希望作家不斷地有新的發現，把新的人物、故事、境界攝入到作品中來。
作家是那樣的熟悉山村的生活，這色彩、這風習畫面，在作品中完全可以渲染得更濃烈絢爛一些的。可是在《尾巴》《新綠》等很有突破的作品中，這一些卻寫得過於粗疏，一些人物、情節常常一掠而過，實在太可惜了。
民眾的政治活動是民眾生活的組成部分，民眾經常流行著當時當地的政治術語，作品常常不免攝取到人物語言中去。但是攝取這類語言一定要和作品緊密地結合，如果生硬地攝入，則不僅損害了作品的生動性，甚至會影響作品的思想意義。這個情況在《拉車歌》《打柴記》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這恐怕是文章之一失吧。
在創作手法上，作家當然可以作多方面的攝取與嘗試，但是一定要以不損害原有的風格為限。《山上的小屋》採用了跳動的電影鏡頭的手法，可是這攝取的手法並未和作品原有的結構融為一體，還不很協調。
有的評論家認為寫人的心靈，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以至寫人的意識或潛意識是現實主義深化的一種表現。這個論斷是否正確還有待更多的作品的實踐來印證。當然現實主義也並不排斥心理活動的描寫，只是把這作為塑造人物的輔助手段。現實主義的敘述故事，塑造人物，刻畫性格等傳統的手法仍有其強大的生命力。這從《旗》《尾巴》中可以明顯地感受到。祝願作家沿著革命現實主義的大道，堅定地走下去。
生活為我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深厚的沃土。作家已把他的注意力轉向當前的新生活中來。希望讀到他的更多的新篇章。
嘉季
一九八二年
想為與自己同時代而又熟悉的作家的創作寫點什麼，已經是在心頭醞釀很久的一個夙願了。因為是同時代人，心中有著同一的太陽，沐浴著同樣的春風，經歷過類似的風雨，跋涉過都是曲折而崎嶇的道路，對我們的時代有著相同的理解，懷著同樣深摯的愛，視野相近，感情相通，對他們的作品的意見也許不那么“隔”，這些意見對他們的創作，也許會有一點參考的作用。這裡，我想談談南丁的創作，他在為數不算少的這一類型的作家中，無論是作品還是所經歷的創作道路，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新中國成立前後至五十年代初期，我們文學的原野上萌發出許多新苗。瑪拉沁夫和他的草原騎手一道躍上了文壇，劉真以她少年時期小八路的戰鬥生活，喚起讀者對革命戰鬥歷程的親切回憶，吉學霈則和他所描寫的翻身農民的喜悅一起，崛起於中州大地。這支新組建起的文學隊伍里，還有其他當時還很年輕，現在已享有盛名的有才華的作家。南丁就是這支年輕的隊伍中年輕的一員。當他背著豆腐乾似的小巧的背包，跨過長江，越過淮河，來到這沃野無邊的中原大地時才十八歲。
一條曲折的道路
在年輕的新中國一切都是年輕的。農業是年輕的，古老的大地上，正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工業是年輕的，人們正在國民黨留下的廢墟上，著手建設新的現代化大工業；社會風氣是年輕的，人與人間新的關係正在建立，每天黎明時分，人們迎著初冬的晨霧，紛紛去學習、去工作，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文學也是年輕的，年輕的創作兵團以新的筆觸反映和描繪著新的世界，新的人物。
南丁是攜帶著一股清新剛健的朝氣進入文壇的。他的成名作《檢驗工葉英》中主人公葉英代表著一代新人進入了文學的人物畫廊。葉英是那個時代的青年人的一個典型。她對國家財物的責任感，對自己職務的榮譽感，對人對事不徇私情的原則感，反映著新中國正在形成中的新的道德觀念，與那個時期的社會風尚。這篇作品的確充滿了新意。它取材新，寫了當時還很少反映的工業戰線的生活，它的人物新，塑造了一代新人的形象。更使人矚目的是它的立意新，它揭示了與五十年代革命步伐緊密合拍的那種進取的精神。正是這一些，使這篇作品有別於那些直接用之於宣傳某項政策因而煊赫一時，而現在又被人們貶之為“運動文學”的作品。這篇作品反映了人們的革命精神，它當時給讀者以鼓舞，今天來讀，它的那種進取精神仍能給人以感染與觸動。正因為如此，作品發表後立時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於黑丁、舒群、艾蕪等老一輩作家也給這株破土的新苗以熱情的澆灌。南丁奠定了他的創作的基礎，他作為文學新人得到文藝界的承認。
那時的青年人真幸福！他們的革命目標是明確的，革命意志是堅定的。他們的革命鍛鍊是紮實的，生活是豐富的，充滿了浪漫主義的精神，熱情洋溢地投入生活與鬥爭。南丁趕上了尾期的中原地區剿匪反霸的鬥爭，接著參加了土改，參加了各個民眾團體的代表大會和部隊的慶功大會，接觸到各條戰線的英雄模範人物。他又到我國第一個重點水利建設工地三門峽，和第一批重點工業建設基地——洛陽拖拉機製造廠深入生活。他和生活一起突飛猛進，很過了幾年有點“裘馬輕狂”的昂揚的生活。他走的是一條深入生活，與勞動人民相結合，為創作作準備的堅實的道路。
時代造就作家。那時也是一個審視的年代。人們對從舊社會來的事物，採取的是一種審視的態度。作家們很快就把注意投之於從舊社會來的與革命不協調的事物，那些舊思想舊意識成了作家鞭撻的對象。於是干預生活的口號被引進了來。南丁在這個時期很寫了幾篇所謂鞭撻落後意識的作品，如《苦惱》《良心》《被告》以及那篇曾被作為毒草批判，後來被收入《重放的鮮花》集子中的短篇小說《科長》。
從《檢驗工葉英》到《科長》是南丁創作發展的必然的一個結果。作品中的青年團員葉英對舊的意識、落後的思想採取的是一種衝擊的態度，在生活中的青年共產黨人作家自己，對那些舊的意識怎能熟視無睹呢？《科長》是刻畫一個無是非觀，看著上級眼色行事的卑微的人物的。作家鞭撻了這個人物身上所透露的那種佞人的低劣的意識。這種意識無論是在哪個朝代都是被人鄙視，嗤之以鼻的，何況是在我們革命隊伍里的同志身上呢！我完全相信作家刻畫這樣的人物，是為了幫助同志清除思想上的污垢，捍衛黨的健康的肌體，是在為黨的思想的純潔而戰鬥。生活與革命的教育使得作家接受了現實主義。一個現實主義的黨員作家，怎能不面向現實，去歌頌他所認為的光明，去鞭撻他所以為的黑暗，為革命事業排除障礙，鳴鑼開道呢？可是，在不久的反右派擴大化的浪潮中，這篇作品竟被視為提倡抗上精神、反領導、反黨的毒草受到了批判。作家本人也遭到厄運，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下放到農村勞動。生活上的這一段曲折，使作家中止了有著很好的開始的工業題材的創作，而把視野轉向了廣闊的農村。
忠誠於生活
作為一位作家，南丁身上可貴的一點是他始終不渝地熱愛生活，他把這看成是通往人民心靈深處的橋。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學藝術創作的唯一的源泉。這確實是不移的真理。生活上遇到了曲折，政治上受到了委屈，但是南丁到生活中去了，深入到人民生活中間了。南丁表現了對生活的可貴的忠誠。他認認真真地生活，後來他又實實在在地反映這段生活。他是落腳於大地上，而不是扶搖於九空。他不是像有些作家那樣，只是記者採訪似的作海燕之一掠，也不像有些作家雖然曾和勞動者生活在一起，對生活的感受卻是大相逕庭，總有那么多的隔膜，始終有個立場與感情的問題。他是經過嚴峻的考驗與磨礪到人民民眾的生活中去的。一九五八年他下放到大別山區，在這裡他生活與勞動了整整四年時間。他曾和森林裡的伐木者一道扛運沉重的巨木，當過集體大食堂的專業挑水員，一天要為百多人用飯的食堂擔四五十挑水，他開採過礦石，放過可以危及生命的“開山炮”，他曾在河邊淘過鐵砂，擔著百多斤重的擔子往鋼鐵基地上送，他也曾挑過大別山農民稱之為“草頭”的稻捆，把那足有二百斤重的有著飽滿穀粒的稻捆，從田裡一口氣擔到場裡的大垛上，竟至贏得了農村小伙子們的尊敬。在那腦力勞動不被認為是勞動的年代，這真是徹底的“知識分子勞動化”了，他通過艱苦的勞動，成了這些體力勞動者中可信賴的一員。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詩意地描寫了這段生活的一個片斷：“每天的黃昏，我們就把鐵砂送到六里地外的公社所在地去。當然是挑著擔子送去，山路崎嶇，往往是一百多斤的擔子。冬夜，我們夜戰，一彎冷月，流水汩汩，螢螢篝火，我們那位淘沙者唱著永遠唱不完的大別山區的古老民歌，動人極了，難以忘懷。”
我在這裡提到南丁的這段生活經歷，絕無宣揚“勞動懲罰有益論”的意思，絕不是為這種“左”的對待知識分子的錯誤政策張目。我只是在說明一位作家對待生活的忠誠，對生活的樂觀態度。生活也厚報了作家。南丁沒有蒲松齡那樣在路口請過往行人敘述故事，以蒐集創作素材的條件，也沒有為逝去的農民寫祭文撰碑記的餘裕，他是把自己融進勞動生活中去了。這最大的收穫就是消除了他與勞動者間的“隔”，真正達到與勞動者“同呼吸，共患難”的境地。這為他以後能寫出某些有較大的突破的作品作了極為重要的準備。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南丁又有機會在農村生活了三年多，其中大部分時間是在伏牛山腹地的山村里度過的。山光水色，山里人淳樸的風習深深吸引與感染著作家。他在山裡也遇著一些有趣的事情。他養的一條狗，有一天竟被一頭“艾葉”噙了去，村上人群起鳴鑼鼓譟追截，才在鋪滿鵝卵石的山澗河灘上救下了這個可憐的畜生。“艾葉”是什麼？這字眼曾見於《西遊記》第八十六回。原來是體形比金錢豹還要大，身上布有艾葉形花紋的兇猛的大豹。從縣城到這山區公社有一條蜿蜒的盤山公路，何南丁的家就坐落在這公路邊上，這裡本沒有什麼車站，可是日子久了，許多山裡的乘客都到這裡下車，說是到“何家”下車，這裡便成了一個“何家站”。這些有趣的小故事可以說明作家是怎樣的已和當地人民水乳交融地打成一片。
忠誠於生活，要緊的是和人民的生活感受取得一致。當人民面臨苦難的時候，要緊的是不要當一個旁觀者，更不要閉起雙眼，不要掉轉頭背轉身去，而是要勇敢地正視它，忠實而準確地反映它，千萬不要用變形法來構築心造的幻影。
忠誠於生活也不是沉溺於傾訴——已在生活中所遭遇的苦難，去埋怨生活，而是要從人民生活的苦難與歡樂中提煉出於人們有益的東西。南丁有一段話講得很好：“淘砂、煉油等等，就是要采煉出於人們的物質生活有用的物質產品來。從生活的礦藏中提煉文學作品，就是要采煉出於人們的精神生活有用的精神產品來。否則，人們寫作乾什麼？”
從這個意義來講，忠誠於生活也就是忠誠於人民。現實主義的作家對待生活的態度，也是衡量他對人民忠誠的一種尺度。
忠誠於人民
一九七九年一月，南丁在復刊第一期的《奔流》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旗》。這是應當列入我們當代文學史的一篇重要作品。它寫成於三中全會公報發表的前夕。正在許多作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揭露十年內亂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的時候，《旗》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它把讀者的視線引向了從一九五八年開始的，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作品形象而準確地揭示與批判了這次曾嚴重泛濫開來，給人民民眾帶來深重災難的錯誤。它比類似題材的作品《剪輯錯了的故事》早發表一個月，比《黑旗》要早兩個月。應當說這篇作品開了所謂“反思文學”的先河。這是南丁在大別山區長期生活所結的一個碩果，這也說明作家的膽識。在黨的撥亂反正工作呈現徘徊局面，尚未發出解放思想的號召的時候，一個曾被錯劃為右派的作家，在作品中尖銳地揭示與批判了一九五八年的左傾錯誤，這需要多大的勇氣。這說明在作家身上黨性和人民性得到和諧的統一，表現了作家對人民的忠誠。
遺憾的是這篇作品未能獲得評論家們應有的重視，它也未能列入一九七九年獲獎短篇小說的名單。是作品的思想性不強烈嗎？政治傾向不端正嗎？顯然不是這個情況。是作品藝術上的粗糙嗎？也不是。這篇作品有著很精到的藝術構思，刻畫了好幾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安排了生動緊湊的故事情節，而且渲染出了在苦難和困難時候，人民的樂觀向上的氣質。但是它究竟為什麼為評論家們所忽略了呢？這裡只能提出一個假設，即是人們習慣於對反右派、“反右傾”和十年動亂作直接的、正面的揭露，把這看成是作家對歷史、對人民的責任感與作家的革命熱情的一個標誌，進而把這標誌又作為評價作品的一個尺度。而《旗》卻是避開了這場歷史悲劇悽慘場景的描寫，突出了中國農民詼諧、幽默、機智的品格，因而使作品反而塗抹上了一層喜劇的色彩。這會不會是它落選的一個重要原因呢？其實，這也正是這篇作品的獨到之處，過多地訴說愁苦，很有可能產生擴大和延長這些生活中陰影的結果，而“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卻會使作品顯出若干亮色，給人們一些安慰與鼓舞。
三個農村基層幹部當然是抵擋不住這一陣陣從上而下刮來的瞎指揮、“浮誇風”等逆風的，但是，這逆風也不一定毀滅得了他們，因為站在他們後面的是萬千人民。《旗》展示了中國農民的命運，它把中國農民所走的一段曲折的道路，濃縮在白旗、黑旗、紅旗三面旗子的變易上，悲劇不悲，大團圓結局，這不正是準確地概括了中國人民經歷的曲折和最後的勝利嗎？
王明川是個典型。他機智、勇敢而又風趣。他不但敢於鬥爭而且又善於鬥爭，他在核桃溝高級社這個典型環境裡，簡直是如魚得水，進退自如，他不但保護了核桃溝民眾的物質利益，也捍衛了黨的政策，他報的單產八千零一十六兩的高產衛星，一下子戳穿了所謂糧食元帥升帳大會這場鬧劇的虛妄性。這是多精彩的細節呀！王明川的妻子陳金蘭把黑旗、白旗看做是補鞋幫、墊鞋底的材料，這對那些強人去為所不欲為的瞎指揮者，是多么銳利的諷刺。這篇作品所洋溢的幽默感是有別於某些評論家所推崇的一些作品中的所謂中國農民的幽默感的。它自然、親切，來自作家對人民的理解與熱愛。對於幽默似乎應當作一點具體分析，不能把那些引人發笑的東西，都奉作中國農民的幽默。插科打諢那是“為笑笑而笑笑”的幽默；如果作品引出來的只是苦澀的笑，那是絕望的幽默；故事描述一些小人物們可笑的行狀，那是旁觀者的幽默；嘲笑因襲了歷史重擔的人們的愚昧，而又缺乏那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熱情，那也不能算是人民自己的幽默。只有人民在對逆境的抗爭，對敵手的嘲弄，和對荒謬行徑的蔑視中所表現出來的機智、堅韌與樂觀，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幽默吧。王明川的幽默就是這樣的幽默。
關於主題旨在反映歷史經驗教訓的作品，除《旗》以外，南丁還寫了《尾巴》與《新綠》兩部中篇小說。
在《新綠》中，作家塑造了象徵百折不回堅韌精神的護林員沙打旺的形象，描述了在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一個覺醒了的老幹部，對於過去所犯的“左”傾錯誤的自省與改正。作家滿懷喜悅地寫了這樣的充滿詩意的句子：“生活的色彩是紛紜的，各種色彩都有。但是我認為，三中全會後，生活的主色調是綠。就是要把這種綠意蔥蘢寫出來。”
如果說，作家對人民的忠誠，在《新綠》中表現在對人民的光明的今後寄以無限的希望上，那么在《尾巴》中則表現在對人民過去的不幸遭遇寄以深切的同情。
《尾巴》中的梁滿倉老漢是個寓意性的人物，他勤勞、能幹但又有著令人扼腕嘆息的愚昧，他默默地為社會生產著物質財富，當這些被無辜剝奪時，竟自認為這都是自己的罪惡，從這個被扭曲的人物身上，不正是映照著那個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的年代的荒謬嗎？不是透露出左傾思想和愚昧無知之間關係的一些訊息嗎？
有的作家和評論家提出這樣的命題：阿Q還沒有死，要塑造新時代的阿Q的形象。評論家從十年內亂的荒謬中得到這樣的印象，認為只有這樣的被扭曲的人物，才是最富有深刻意義的典型。梁滿倉老漢應該歸入這一類典型。
魯迅先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塑造的辛亥革命時期的一個人物，直至今天，還能使人發生聯想，發現其現實意義，這足以說明偉大的魯迅先生不可企及的雄渾筆力。這種人物在現實生活中無疑是有的，這種人物形象也無疑是可以塑造的。但是若說只是塑造的這類人物才是最有典型意義，最完整的典型，則未必竟然。
《尾巴》中的梁滿倉老漢，若是作家以他的不幸寄以對農民的深切的浩嘆與同情，以他的埋葬寓意著愚昧與阿Q精神的死亡，那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若從典型意義，形象的真實完整來看，梁滿倉則遠遜於他的孫兒梁繼娃，梁繼娃是作者筆下的又一個英雄人物。他是有別於王明川、沙打旺的又一個典型，他有著睿智與勇氣，敢於同謬誤作正面抗爭。在他身上重現了五十年代初期檢驗工葉英的那種進取的衝擊精神。當然歷史前進了，情況複雜了，七十年代的農村教師梁繼娃也更成熟了，他對謬誤與腐朽的舊事物的衝擊也更有力了。梁滿倉老漢被埋葬了，梁繼娃沐浴著歷史新時期的光輝，這是作家對那一段被扭曲了的歷史所作的形象的結論。
《尾巴》不只是以作品的思想、人物的性格力量引人入勝的作品，它對農家生活氛圍的描寫也達到頗為傳神的程度，這個龐大的家族的成員們的命運遭遇、感情性格、喜怒哀樂、聲音笑貌，作者信筆寫來，有條不紊，都能給人以鮮明的印象，這當然是由於作者概括事物的功力，但也不能不歸功於作家長時期在大別山、伏牛山山村生活所打下的厚實的生活基礎。
短篇小說《他們兩個短促一生的編年史》是又一篇揭露“左”的錯誤的作品，作家對“左”的思想對人民的毒害表示了深沉的憤怒。作品敘述了兩個在新社會健康成長起來的，有著生死之交的青年人，因為“左”的思想的毒害變成了不共戴天的寇讎，最後竟同歸於盡。這是一出摧人心肝的悲劇，一篇震撼人心的檄文，是對十年內亂的危害的有力的揭露。以揭露十年內亂的災禍為題材的作品很多，但是從這樣尖銳的角度，以這么沉重的筆觸來揭露的還不多見。
作家南丁一直生活在人民之中、在現實之中。在曲折的歷史道路上，他沒有辜負黨的教導，沒有背離人民，沒有脫離現實。他堅持了革命現實主義的寫作，在使人眼花繚亂的歷史進程中，他沒有遁入歷史與空門，到歷史故事與哲理探討的玄思中去討生活。他沒有抒發一己的哀愁，或是以自我感情的內省去取代人民生活的反映。他以他的作品鞭撻黑暗、歌頌光明、點燃理想。
對生活、對人民，作家奉獻了自己的一片赤誠。
題外贅語
現在還有一點題外的話。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南丁開始了新的創作。到現在為止已見到他的十二篇中、短篇小說新作。《死魂靈》是揭示一個卑劣的人的內心的隱秘的。這與發表在一九五七年的《科長》有異曲同工之處。《科長》是重開的鮮花，《死魂靈》應是作家的不悔之作，雖同是揭露性作品卻較前者深刻了許多。但是讀了《打柴記》卻使人想起發表在一九六三年的《搬家》來。這兩篇作品描述的事件雖不一樣，背景雖不相同，但人物關係、生活氛圍、揭示的主題卻頗有相似之處。文貴創新，希望作家不斷地有新的發現，把新的人物、故事、境界攝入到作品中來。
作家是那樣的熟悉山村的生活，這色彩、這風習畫面，在作品中完全可以渲染得更濃烈絢爛一些的。可是在《尾巴》《新綠》等很有突破的作品中，這一些卻寫得過於粗疏，一些人物、情節常常一掠而過，實在太可惜了。
民眾的政治活動是民眾生活的組成部分，民眾經常流行著當時當地的政治術語，作品常常不免攝取到人物語言中去。但是攝取這類語言一定要和作品緊密地結合，如果生硬地攝入，則不僅損害了作品的生動性，甚至會影響作品的思想意義。這個情況在《拉車歌》《打柴記》中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這恐怕是文章之一失吧。
在創作手法上，作家當然可以作多方面的攝取與嘗試，但是一定要以不損害原有的風格為限。《山上的小屋》採用了跳動的電影鏡頭的手法，可是這攝取的手法並未和作品原有的結構融為一體，還不很協調。
有的評論家認為寫人的心靈，寫人物的心理活動，以至寫人的意識或潛意識是現實主義深化的一種表現。這個論斷是否正確還有待更多的作品的實踐來印證。當然現實主義也並不排斥心理活動的描寫，只是把這作為塑造人物的輔助手段。現實主義的敘述故事，塑造人物，刻畫性格等傳統的手法仍有其強大的生命力。這從《旗》《尾巴》中可以明顯地感受到。祝願作家沿著革命現實主義的大道，堅定地走下去。
生活為我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深厚的沃土。作家已把他的注意力轉向當前的新生活中來。希望讀到他的更多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