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叢書:看穿莫言》主要講述了，莫言的文學創作，一直處於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思想前沿。他繼承發揚了中國古典文學中，最具想像力和隱喻性、寓言性、象徵性的文學傳統，他把傳奇、志怪、神異等民間傳說化腐朽為神奇，幻變為對中國鄉村社會、現實人生的幽微洞察，並把這種中國式智慧的文學表達發揮到極致。為我們顯現了一種中國當代文學從未有過的文學面貌與敘事風格。《六角叢書:看穿莫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意在看穿中國文學與中國當代生活的歷史訴求、現實期待，並建設一種融入世界文學潮流的中國式表達及中國文學的現代精神。
基本介紹
- 書名：六角叢書:看穿莫言
- 出版社：武漢大學出版社
- 頁數：194頁
- 開本：32
- 品牌：武漢大學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 作者：郭小東 等
- 出版日期：2012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307102460, 7307102463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郭小東 等所著的《看穿莫言》從十個方面，探索並闡釋了莫言的文學活動、創作成就以及獲得諾貝爾獎的諸種理由。從文學傳統、時代精神、社會環境、小說的個人性言說等方面，剖析了莫言小說的文學觀念、文化價值與意義。為讀者打開了一扇窺視文學莫言的視窗。
圖書目錄
1985年的現代敘事（代序）
莫言小說中的魔幻現實主義
莫言小說中的民間故事
莫言小說中的中國鄉村歷史
莫言小說中的當代社會
莫言小說中的女性敘事
莫言小說中的官場現形
莫言小說中的文本敘述
莫言小說中的鄉村視角——以《透明的紅蘿蔔》為例
莫言小說中的暴力敘事
莫言：從小說到電影電視
附錄
後記：從到底是莫言到看穿莫言
莫言小說中的魔幻現實主義
莫言小說中的民間故事
莫言小說中的中國鄉村歷史
莫言小說中的當代社會
莫言小說中的女性敘事
莫言小說中的官場現形
莫言小說中的文本敘述
莫言小說中的鄉村視角——以《透明的紅蘿蔔》為例
莫言小說中的暴力敘事
莫言：從小說到電影電視
附錄
後記：從到底是莫言到看穿莫言
後記
如莫言的中篇小說《球狀閃電》寫的是承包責任制後，回鄉知青蟈蟈和他的女同學毛艷合夥組成“澳大利亞奶牛專業戶”的故事。作者為了表現出處在巨大變革之中的我國農村飛速發展的商品經濟生產，在以閃電般的速度和威力衝擊著這塊古老土地上的傳統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價值觀念、道德倫理觀念以及人們深層的心理結構方式等等，採用了幻象與現實交匯的魔幻技法，從雷鳴閃電中出現的“五個桌球大小的黃色火球”，“一邊滾，一邊還發出噼噼啪啪的炸裂聲”。五歲的蟈蟈競對它—色射一腳”，於是火球穿牆破壁，進人了牛
2012年10月11日和好友郭小東等幾位作家正在神龍架木沐鎮採風。晚飯後一回到軍翎習戒良賓館房間便迫不及待地打開電視機，莫言得獎了，莫言得了世界文學獎的最高獎——諾貝爾文學獎。
正如莫言所說：這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的勝利。更明確地說是中文文學的勝利。
莫言得了諾貝爾獎，有人祝賀，有人質疑，在第一時間牽動了世界的神經，轟動了全中國。在第一時間裡莫言的作品便“洛陽試估旋紙貴”，一書難求。第一時間裡我也像個孩童抄起手機就給正在鎮上散步的小東打電話：“莫言得獎了，莫言得獎了！”莫言真正以中國國籍第一人的身份拿到了世界最高獎，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終於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
小東回到房間，我們熱烈興奮地分享了莫言的快樂，分享著第一個世界級偉大作家獲得的最高榮耀。
我說到底是莫言，30年如一日，出版了10多部長篇承促頌敬小說，100多部中短篇小說，500多萬字的內容涉及各種社會形態，塑造了形態各異的各類人物。中國沒有一個作家能以數量以及作品涉及的廣度與他相提並論。
我和小東從《透明的胡蘿蔔》到《紅高梁》等作品熱烈地討論著，一直到他獲諾獎的作品《蛙》，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立足於鄉村、親情，立足於人性、獸性與奴性的關係。
莫言這30年，始終堅持在拷問故鄉土地上存在的他自己的靈魂。最終表達的主題，就是生存空間的艱難。他筆下的中國農村現實，一點也不虛。他們往往真實到殘酷。
所以有人質疑莫言該不該得獎。要討論莫言獲獎的意味，都要回到莫言作品的閱讀。老實說，莫言的作品並不很好讀。作品有太多醜陋和殘酷，太多的意象變換，太多幻覺現實，閱讀莫言的作品一點也不輕鬆，不太能作為消遣。但是莫言說，認識人類之惡，自我之醜。這才構成他所要追求的真正的悲憫。其實一個諾貝爾抹端獎最終的結果，你可以認可或者不認可，但可悲的是你在質疑的同時，你又認真地讀過莫言的作品嗎？文學不是你我的生活的必需品，莫言的作品你我都可以說喜歡或不喜歡，深閱讀或淺閱讀。但你要站出來說三道四，還提挨凶是得先了解這是個什麼樣的作家，什麼樣的作品，了解作品與當今社會存在什麼樣的府市地關係再開口不遲。
因此郭小東和我決定馬上出一本解讀莫言作品的書。作品才是唯一的標準。莫言的作品達沒達到這個標準還是要回到文學本身，回到作品的文學即人學，回到文學作品中對人性探究的程度。人性是什麼，是人真實的歷史。
我們說到做到。於是立即提前結束採風，打道回府。小東回到廣州的當晚就召集他帶的研究生，討論《到底是莫言》的寫作大綱。第二天就把寫作綱要傳給了我。小東帶領他的弟子從10個方面解讀了莫言所有作品。10個方面即是本書的目錄內容。
這10個方面的目錄我又徵求了幾位愛書好友的意見，都說好，快出版。肖復興老師更是在電話里說，書名是否就叫《看穿莫言》會更給力一些。
為了使讀者更好地認識莫言，更好地了解淚海愉套閱讀他的作品，解讀他的作品，出版這冊小書，是小東和我們出版人的初衷，只有認真解讀莫言的作品，才能感覺到諾獎非莫言莫屬也，當之無愧。 在這裡還想說的是，感謝神農架林區朋友劉忠君、許貴國的幫助。感謝郭小東老師和他的弟子們以作家、以文學、以文學史的擔當精神，廢寢忘食，創作出這本書稿，向他們致以內心的感謝！
對參與本書創作的作者在此一併致謝！他們是：薛詩倩陽雨薇姬婧瑛 惠黎平吳曉敏何騰飛張靈英顏少菊孫利迎曹彬彬
張福臣
2012．10．30於珞珈山
2012年10月11日和好友郭小東等幾位作家正在神龍架木沐鎮採風。晚飯後一回到軍翎習戒良賓館房間便迫不及待地打開電視機，莫言得獎了，莫言得了世界文學獎的最高獎——諾貝爾文學獎。
正如莫言所說：這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的勝利。更明確地說是中文文學的勝利。
莫言得了諾貝爾獎，有人祝賀，有人質疑，在第一時間牽動了世界的神經，轟動了全中國。在第一時間裡莫言的作品便“洛陽試估旋紙貴”，一書難求。第一時間裡我也像個孩童抄起手機就給正在鎮上散步的小東打電話：“莫言得獎了，莫言得獎了！”莫言真正以中國國籍第一人的身份拿到了世界最高獎，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終於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
小東回到房間，我們熱烈興奮地分享了莫言的快樂，分享著第一個世界級偉大作家獲得的最高榮耀。
我說到底是莫言，30年如一日，出版了10多部長篇承促頌敬小說，100多部中短篇小說，500多萬字的內容涉及各種社會形態，塑造了形態各異的各類人物。中國沒有一個作家能以數量以及作品涉及的廣度與他相提並論。
我和小東從《透明的胡蘿蔔》到《紅高梁》等作品熱烈地討論著，一直到他獲諾獎的作品《蛙》，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立足於鄉村、親情，立足於人性、獸性與奴性的關係。
莫言這30年，始終堅持在拷問故鄉土地上存在的他自己的靈魂。最終表達的主題，就是生存空間的艱難。他筆下的中國農村現實，一點也不虛。他們往往真實到殘酷。
所以有人質疑莫言該不該得獎。要討論莫言獲獎的意味，都要回到莫言作品的閱讀。老實說，莫言的作品並不很好讀。作品有太多醜陋和殘酷，太多的意象變換，太多幻覺現實，閱讀莫言的作品一點也不輕鬆，不太能作為消遣。但是莫言說，認識人類之惡，自我之醜。這才構成他所要追求的真正的悲憫。其實一個諾貝爾抹端獎最終的結果，你可以認可或者不認可，但可悲的是你在質疑的同時，你又認真地讀過莫言的作品嗎？文學不是你我的生活的必需品，莫言的作品你我都可以說喜歡或不喜歡，深閱讀或淺閱讀。但你要站出來說三道四，還提挨凶是得先了解這是個什麼樣的作家，什麼樣的作品，了解作品與當今社會存在什麼樣的府市地關係再開口不遲。
因此郭小東和我決定馬上出一本解讀莫言作品的書。作品才是唯一的標準。莫言的作品達沒達到這個標準還是要回到文學本身，回到作品的文學即人學，回到文學作品中對人性探究的程度。人性是什麼，是人真實的歷史。
我們說到做到。於是立即提前結束採風，打道回府。小東回到廣州的當晚就召集他帶的研究生，討論《到底是莫言》的寫作大綱。第二天就把寫作綱要傳給了我。小東帶領他的弟子從10個方面解讀了莫言所有作品。10個方面即是本書的目錄內容。
這10個方面的目錄我又徵求了幾位愛書好友的意見，都說好，快出版。肖復興老師更是在電話里說，書名是否就叫《看穿莫言》會更給力一些。
為了使讀者更好地認識莫言，更好地了解淚海愉套閱讀他的作品，解讀他的作品，出版這冊小書，是小東和我們出版人的初衷，只有認真解讀莫言的作品，才能感覺到諾獎非莫言莫屬也，當之無愧。 在這裡還想說的是，感謝神農架林區朋友劉忠君、許貴國的幫助。感謝郭小東老師和他的弟子們以作家、以文學、以文學史的擔當精神，廢寢忘食，創作出這本書稿，向他們致以內心的感謝！
對參與本書創作的作者在此一併致謝！他們是：薛詩倩陽雨薇姬婧瑛 惠黎平吳曉敏何騰飛張靈英顏少菊孫利迎曹彬彬
張福臣
2012．10．30於珞珈山
序言
1985年，在中國百年文學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它在多個文學層面上，昭示著中國新文學的新開啟。此前，文學的撥亂反正，以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以及所謂改革文學簡單的單質的文學運動，已告段落。文學的基本問題，諸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等，雖然結論還不夠明確，但其論爭亦已基本冷寂。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取代單質單向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權威地位，漸次成為文學創作共識，亦已成為事實。文學的多元態勢不但在創作實踐中，有著不俗的成績，在理論呼喚與建設上，也呈現了一種上揚的態勢。各種形態、各種方式、方法以及思潮特質明顯的文學探索，也強勁地獨自表現著自身。意識流小說、心態小說、荒誕與狂歡等與心理學社會學聯姻的小說模式或技法，也漸次露出水面。諸種離經叛道的文學探索，也已不再探頭探腦，而以登堂入室的姿態，呼著口號走上檯面……
《小鮑莊》、《你別無選擇》以及繼後的《無主題變奏》、《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花非花》、《少男少女，一共七個》等，這些作品都發表於1985年。它們各自在不同的探索中，呈現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開端。而在此前，王蒙的一系列意識流小說和李陀等作家的現代主義文學論說也漸成氣候。而舒婷、食指、北島、江河、楊煉等詩人的現代詩已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對之的論爭與貶抑亦漸近尾聲。而甚囂塵上的“歌德、缺德”等極“左”的文壇雜音，也已銷聲匿跡。它們共同構築著一個多元多向度的文學世界。
單純用“主義”和“方法”，已經無法準確概括文學的走向與走勢，也無力邊界文學的明晰領地。
1985年，大面積的文學探索及其成果，使1985年的文學形勢充滿著強勢的文學革命色彩。而今回眸，一切都看得更加清楚。
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不單是在這樣的背景上出世，以今天的觀點看，而其出世，潛伏著藏匿著一種預言與預期，這是當時的文壇無法預知的一種期待。莫言也以此為起點，經過27年的實踐歷練，堅持修正態度，獲得了讓世界文學欣賞與肯定的文學結晶。
當時，評論界就已經注意到這樣的情況。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僅止於直觀的批判是膚淺的，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僅止於控訴與吶喊，最多亦只是對之作延長性的歷史反問。
“文化大革命”在物質層面的殘酷性及在形而下層面的慘烈後果，最終是可以也能夠被時間所彌補的，正如戰爭的有形後果，很快將被修復，而其精神後遺症卻很難在短時間內治癒，有可能成為一種人類的精神痼疾而沉積到文化底層，成為文化潛伏在人類靈魂裡面陰魂不散。“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性危害，至今也還沒有被更多的人明識。《透明的紅蘿h》，在對“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性敘事上，是有著某種建設的價值與意義的。
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有擔當的作家，首先關注的便是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而其命運的關注表達，更是針對農民的精神狀態，農民的精神生活，魯迅的小說，借知識分子形象及知識分子之口，對農民的精神命運，作了深度的剖析。我們很少看到魯迅小說中農村農民直接的殘酷奴役，而其精神奴役正是魯迅小說至關至切的問題。閏土的麻木、祥林嫂的苦況、魯四老爺迂腐中的殘忍，等等，都是精神性的，而小說中形而下的生活細節，倒還不失民間生態的和暖溫馨。
在莫言的小說中，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農村生活，這種生活的物質形態及其精神心態，在中國農村歷史，農民命運鏈條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這個特定歲月的特殊性，是前無古人，無史可鑑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壓迫，以極端畸形的方式與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在黑孩眼中， “文化大革命”中的農村農民是一些被消失了靈魂的生物，他們在正在被消失的瞬間，作著最終的抗爭。莫言真切地寫出了這種無所皈依的心理和行為的日常細節，卻又模糊寫意地勾勒其精神輪廓。這裡的模糊是指生活本身的模糊性，以及農民處於那樣的政治情態下，對自身命運的無所依傍，對歷史的模糊認識以及對前途的無從明晰。人處於荒涼的心靈狂野，沖洗自我和個體的沖洗，使那時的人們既生存於堅硬的真實之中，而又時時心有恐怖與疑慮，處於一種茫然與恍惚的焦灼，無從知曉自己的命運去路。即便是小說里唯一予人溫暖的姑娘菊子，留給黑孩的最後印象：“他朦朧地看到菊子姑娘的右眼裡插著一塊白色的石片，好像眼裡長出了一朵銀耳。”在模糊的簇擁中不知所終。小說沒有告知所有人的結局，其終場式，僅僅是黑孩無限迷惘的眼睛，清澈如水的眼睛、水光瀲灩的眼睛，兩行淚水的眼睛。他沒有為世界留下片言隻語，獨自鑽進了黃麻地，像一條魚兒游進了大海：“撲簌簌黃麻葉兒抖，明晃晃秋天陽光照。”
《透明的紅蘿蔔》充滿著密集的現代主義元素，構成了現代主義的話語系列。這於1985年的中國作家而言，不是一種共識也並不普遍。莫言可說是一個異數。這種異質性的文學嘗試與此後的不懈堅持，是莫言的文學創作有可能經世並成為經典的原因與理由。當現實主義文學主流依然強勢之時，莫言小說的現代性已然表現積極同時充滿著文學的自覺。
小說在敘述上其實已經構成了一種復調。也即對話。對話的成功表達，直接使敘述轉化並實現為敘事，也即話語。
《透明的紅蘿h》主人公黑孩雖然在小說中不著一語，但在作者漸次展開的敘述中，黑孩所處的世界，和黑孩眼中，感覺中的世界也被更強烈地推出。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現實混沌的物質世界，虛幻靈異的心靈世界及其映像，在敘述中不斷交叉、重疊，堆壘成一種在疊加中不斷生長的敘事。現實與象徵，寫實與想像，在各自滋長中，朝著相反的方向遊動，兩種不同的色彩與氣象，絞合這相反相悖的力量，它們是如此的不同，卻又在極端的殊異中緊密地絞合在一起。力的抗拒所產生的不是相互排斥，而是更緊緻更畸形地絞扭在一起，形成小說絕奇絕美的形式結構，一個由真切的現實細部，和虛幻的詭譎的心靈異相，扭動著的結合體。
蘿蔔地、地瓜地、黃麻地、鐵匠鋪、橋洞、河水、石匠、鐵匠、孩子、姑娘等等，他們在權力之下扭曲生存的種種動作與言語。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政治重壓下，在窮困的環境裡的簡單的追求，包括青年男女之間那種躲躲閃閃的撫摸撫慰。他們對現狀的態度基本上是順從的。作者意欲強調的也是一種農村生活的壓抑感與奴役感。而黑孩就全然不同。在他的世界裡，他是主動發問的。他的興趣在於他對世界及對自己的一種特殊看法，也即在於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麼？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麼？這是主人公感受世界的極其重要的根本性特徵。
他與世界交流或說觀察世界的方式與常人不同。他傾聽聲音，他看那些薄霧；他知道菜園和地瓜的歸屬，他想著那些紫色的葉片，在一瞬間變成井中水，黃麻也變成了水；麻雀變成了綠色的翠鳥；他的臉碰破了路，而本來應該是路碰破了臉；水很硬，頂得他趔趔趄趄；螞蚱扇動翅羽的聲音像火車過鐵橋，火車在他夢中，是一個獨眼的怪物；他聽到自己的骨頭“咯嘣咯嘣”地響，他正和一棵沙地上的蒺藜作戰；他眼睛一遍遍地撫摸紅爐，陽光捂住了他的眼……
在現實世界中，黑孩被驅趕被壓迫被奴役：在心靈世界。黑孩是主動的，他主動主觀地由所欲為，他聽到色彩，他看到聲音，他變形了常態，他放長了細節。他的目光和他的生命狀態一樣，是自由的、飛翔著的。他盡情地無拘約地感知、感覺、感悟著世界的同時，世界在他心目中無限度地擴大擴充擴展著。世界向他開放著一切他所期待的，而他對世界的一切舉動包括目光，又都是進行著卻永遠未完成的。他對世界充滿著憐恤的欲望。小說以黑孩對世界的內在對話，以及他與現實世界的對峙，來完成對一個時代，或一個時期的客觀評述，而這種客觀評述又依賴於一個孩子對它的主觀感受。所有人物的命運，無一不歸於黑孩的目光逡巡與審度之中。“對話的結構原則到處同是一個。到處都是公開對話的對語與主人公內在對語的交錯、呼應或交鋒。到處都是一定數量的觀點、思想和語言，合起來由幾個不相融合的聲音說出，而在每個聲音里聽起來都有不同。作者要表現的，恰恰是一個主題如何通過許多不同聲音來展示（巴赫金《對話與訪談》）。”
這些不同聲音，也許來自作者，也許來自小說其他人物，也許來自黑孩，也許來自上述全部綜合而歸置出來的和聲。
當大部分作家依然沉浸於現實主義創作氛圍和技法，最多亦在五四小說的獨白型創作方式中徜徉著，1985年，莫言於一種自覺尋覓中，實踐了對現代主義小說創作的最初構想。在他的小說觀念中，價值取向的現代性思考，使他在注重畫面的寫意性傳統的同時，悟覺了現代主義觀念的中國式想像。他在1985年的訪談中說：“構思時挺省勁的，寫作時沒什麼顧忌。……有一天凌晨，我夢見一塊紅蘿蔔地，陽光燦爛，照著蘿蔔地里一個彎腰勞動的老頭，又來了一個手持漁叉的姑娘，她叉出一個紅蘿蔔，舉起來，迎著陽光走去……那種神秘的情調，使我感到很振奮。其他的人物、情節，都是由此衍生出來的。”寫作的非功利性，寫實的非現實性，寫意的象徵性，以及生活本身的模糊性和不明確性等等，都使他的文學觀念轉移更迫近現代性的文學要求。
他在淡化時代的政治背景同時，予小說的背景於泛時間的性質，使小說主題更其廣延：“秋天的一個早晨”，沒有寫明是哪年秋天，誠如魯迅的《祝福》開頭：“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莫言在小說背景時間的處置上，無形中把小說中發生於“文化大革命”的敘述邊界拆除了，從而廣延了主題的價值指向：指向了所有的人類時間，成為人類的普遍行為和精神追索。
郭小東
2012．10．21
《小鮑莊》、《你別無選擇》以及繼後的《無主題變奏》、《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花非花》、《少男少女，一共七個》等，這些作品都發表於1985年。它們各自在不同的探索中，呈現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開端。而在此前，王蒙的一系列意識流小說和李陀等作家的現代主義文學論說也漸成氣候。而舒婷、食指、北島、江河、楊煉等詩人的現代詩已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對之的論爭與貶抑亦漸近尾聲。而甚囂塵上的“歌德、缺德”等極“左”的文壇雜音，也已銷聲匿跡。它們共同構築著一個多元多向度的文學世界。
單純用“主義”和“方法”，已經無法準確概括文學的走向與走勢，也無力邊界文學的明晰領地。
1985年，大面積的文學探索及其成果，使1985年的文學形勢充滿著強勢的文學革命色彩。而今回眸，一切都看得更加清楚。
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不單是在這樣的背景上出世，以今天的觀點看，而其出世，潛伏著藏匿著一種預言與預期，這是當時的文壇無法預知的一種期待。莫言也以此為起點，經過27年的實踐歷練，堅持修正態度，獲得了讓世界文學欣賞與肯定的文學結晶。
當時，評論界就已經注意到這樣的情況。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僅止於直觀的批判是膚淺的，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僅止於控訴與吶喊，最多亦只是對之作延長性的歷史反問。
“文化大革命”在物質層面的殘酷性及在形而下層面的慘烈後果，最終是可以也能夠被時間所彌補的，正如戰爭的有形後果，很快將被修復，而其精神後遺症卻很難在短時間內治癒，有可能成為一種人類的精神痼疾而沉積到文化底層，成為文化潛伏在人類靈魂裡面陰魂不散。“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性危害，至今也還沒有被更多的人明識。《透明的紅蘿h》，在對“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性敘事上，是有著某種建設的價值與意義的。
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有擔當的作家，首先關注的便是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而其命運的關注表達，更是針對農民的精神狀態，農民的精神生活，魯迅的小說，借知識分子形象及知識分子之口，對農民的精神命運，作了深度的剖析。我們很少看到魯迅小說中農村農民直接的殘酷奴役，而其精神奴役正是魯迅小說至關至切的問題。閏土的麻木、祥林嫂的苦況、魯四老爺迂腐中的殘忍，等等，都是精神性的，而小說中形而下的生活細節，倒還不失民間生態的和暖溫馨。
在莫言的小說中，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農村生活，這種生活的物質形態及其精神心態，在中國農村歷史，農民命運鏈條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這個特定歲月的特殊性，是前無古人，無史可鑑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壓迫，以極端畸形的方式與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在黑孩眼中， “文化大革命”中的農村農民是一些被消失了靈魂的生物，他們在正在被消失的瞬間，作著最終的抗爭。莫言真切地寫出了這種無所皈依的心理和行為的日常細節，卻又模糊寫意地勾勒其精神輪廓。這裡的模糊是指生活本身的模糊性，以及農民處於那樣的政治情態下，對自身命運的無所依傍，對歷史的模糊認識以及對前途的無從明晰。人處於荒涼的心靈狂野，沖洗自我和個體的沖洗，使那時的人們既生存於堅硬的真實之中，而又時時心有恐怖與疑慮，處於一種茫然與恍惚的焦灼，無從知曉自己的命運去路。即便是小說里唯一予人溫暖的姑娘菊子，留給黑孩的最後印象：“他朦朧地看到菊子姑娘的右眼裡插著一塊白色的石片，好像眼裡長出了一朵銀耳。”在模糊的簇擁中不知所終。小說沒有告知所有人的結局，其終場式，僅僅是黑孩無限迷惘的眼睛，清澈如水的眼睛、水光瀲灩的眼睛，兩行淚水的眼睛。他沒有為世界留下片言隻語，獨自鑽進了黃麻地，像一條魚兒游進了大海：“撲簌簌黃麻葉兒抖，明晃晃秋天陽光照。”
《透明的紅蘿蔔》充滿著密集的現代主義元素，構成了現代主義的話語系列。這於1985年的中國作家而言，不是一種共識也並不普遍。莫言可說是一個異數。這種異質性的文學嘗試與此後的不懈堅持，是莫言的文學創作有可能經世並成為經典的原因與理由。當現實主義文學主流依然強勢之時，莫言小說的現代性已然表現積極同時充滿著文學的自覺。
小說在敘述上其實已經構成了一種復調。也即對話。對話的成功表達，直接使敘述轉化並實現為敘事，也即話語。
《透明的紅蘿h》主人公黑孩雖然在小說中不著一語，但在作者漸次展開的敘述中，黑孩所處的世界，和黑孩眼中，感覺中的世界也被更強烈地推出。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現實混沌的物質世界，虛幻靈異的心靈世界及其映像，在敘述中不斷交叉、重疊，堆壘成一種在疊加中不斷生長的敘事。現實與象徵，寫實與想像，在各自滋長中，朝著相反的方向遊動，兩種不同的色彩與氣象，絞合這相反相悖的力量，它們是如此的不同，卻又在極端的殊異中緊密地絞合在一起。力的抗拒所產生的不是相互排斥，而是更緊緻更畸形地絞扭在一起，形成小說絕奇絕美的形式結構，一個由真切的現實細部，和虛幻的詭譎的心靈異相，扭動著的結合體。
蘿蔔地、地瓜地、黃麻地、鐵匠鋪、橋洞、河水、石匠、鐵匠、孩子、姑娘等等，他們在權力之下扭曲生存的種種動作與言語。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政治重壓下，在窮困的環境裡的簡單的追求，包括青年男女之間那種躲躲閃閃的撫摸撫慰。他們對現狀的態度基本上是順從的。作者意欲強調的也是一種農村生活的壓抑感與奴役感。而黑孩就全然不同。在他的世界裡，他是主動發問的。他的興趣在於他對世界及對自己的一種特殊看法，也即在於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麼？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麼？這是主人公感受世界的極其重要的根本性特徵。
他與世界交流或說觀察世界的方式與常人不同。他傾聽聲音，他看那些薄霧；他知道菜園和地瓜的歸屬，他想著那些紫色的葉片，在一瞬間變成井中水，黃麻也變成了水；麻雀變成了綠色的翠鳥；他的臉碰破了路，而本來應該是路碰破了臉；水很硬，頂得他趔趔趄趄；螞蚱扇動翅羽的聲音像火車過鐵橋，火車在他夢中，是一個獨眼的怪物；他聽到自己的骨頭“咯嘣咯嘣”地響，他正和一棵沙地上的蒺藜作戰；他眼睛一遍遍地撫摸紅爐，陽光捂住了他的眼……
在現實世界中，黑孩被驅趕被壓迫被奴役：在心靈世界。黑孩是主動的，他主動主觀地由所欲為，他聽到色彩，他看到聲音，他變形了常態，他放長了細節。他的目光和他的生命狀態一樣，是自由的、飛翔著的。他盡情地無拘約地感知、感覺、感悟著世界的同時，世界在他心目中無限度地擴大擴充擴展著。世界向他開放著一切他所期待的，而他對世界的一切舉動包括目光，又都是進行著卻永遠未完成的。他對世界充滿著憐恤的欲望。小說以黑孩對世界的內在對話，以及他與現實世界的對峙，來完成對一個時代，或一個時期的客觀評述，而這種客觀評述又依賴於一個孩子對它的主觀感受。所有人物的命運，無一不歸於黑孩的目光逡巡與審度之中。“對話的結構原則到處同是一個。到處都是公開對話的對語與主人公內在對語的交錯、呼應或交鋒。到處都是一定數量的觀點、思想和語言，合起來由幾個不相融合的聲音說出，而在每個聲音里聽起來都有不同。作者要表現的，恰恰是一個主題如何通過許多不同聲音來展示（巴赫金《對話與訪談》）。”
這些不同聲音，也許來自作者，也許來自小說其他人物，也許來自黑孩，也許來自上述全部綜合而歸置出來的和聲。
當大部分作家依然沉浸於現實主義創作氛圍和技法，最多亦在五四小說的獨白型創作方式中徜徉著，1985年，莫言於一種自覺尋覓中，實踐了對現代主義小說創作的最初構想。在他的小說觀念中，價值取向的現代性思考，使他在注重畫面的寫意性傳統的同時，悟覺了現代主義觀念的中國式想像。他在1985年的訪談中說：“構思時挺省勁的，寫作時沒什麼顧忌。……有一天凌晨，我夢見一塊紅蘿蔔地，陽光燦爛，照著蘿蔔地里一個彎腰勞動的老頭，又來了一個手持漁叉的姑娘，她叉出一個紅蘿蔔，舉起來，迎著陽光走去……那種神秘的情調，使我感到很振奮。其他的人物、情節，都是由此衍生出來的。”寫作的非功利性，寫實的非現實性，寫意的象徵性，以及生活本身的模糊性和不明確性等等，都使他的文學觀念轉移更迫近現代性的文學要求。
他在淡化時代的政治背景同時，予小說的背景於泛時間的性質，使小說主題更其廣延：“秋天的一個早晨”，沒有寫明是哪年秋天，誠如魯迅的《祝福》開頭：“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莫言在小說背景時間的處置上，無形中把小說中發生於“文化大革命”的敘述邊界拆除了，從而廣延了主題的價值指向：指向了所有的人類時間，成為人類的普遍行為和精神追索。
郭小東
2012．10．21
序言
1985年，在中國百年文學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它在多個文學層面上，昭示著中國新文學的新開啟。此前，文學的撥亂反正，以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以及所謂改革文學簡單的單質的文學運動，已告段落。文學的基本問題，諸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等，雖然結論還不夠明確，但其論爭亦已基本冷寂。社會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取代單質單向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權威地位，漸次成為文學創作共識，亦已成為事實。文學的多元態勢不但在創作實踐中，有著不俗的成績，在理論呼喚與建設上，也呈現了一種上揚的態勢。各種形態、各種方式、方法以及思潮特質明顯的文學探索，也強勁地獨自表現著自身。意識流小說、心態小說、荒誕與狂歡等與心理學社會學聯姻的小說模式或技法，也漸次露出水面。諸種離經叛道的文學探索，也已不再探頭探腦，而以登堂入室的姿態，呼著口號走上檯面……
《小鮑莊》、《你別無選擇》以及繼後的《無主題變奏》、《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花非花》、《少男少女，一共七個》等，這些作品都發表於1985年。它們各自在不同的探索中，呈現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開端。而在此前，王蒙的一系列意識流小說和李陀等作家的現代主義文學論說也漸成氣候。而舒婷、食指、北島、江河、楊煉等詩人的現代詩已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對之的論爭與貶抑亦漸近尾聲。而甚囂塵上的“歌德、缺德”等極“左”的文壇雜音，也已銷聲匿跡。它們共同構築著一個多元多向度的文學世界。
單純用“主義”和“方法”，已經無法準確概括文學的走向與走勢，也無力邊界文學的明晰領地。
1985年，大面積的文學探索及其成果，使1985年的文學形勢充滿著強勢的文學革命色彩。而今回眸，一切都看得更加清楚。
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不單是在這樣的背景上出世，以今天的觀點看，而其出世，潛伏著藏匿著一種預言與預期，這是當時的文壇無法預知的一種期待。莫言也以此為起點，經過27年的實踐歷練，堅持修正態度，獲得了讓世界文學欣賞與肯定的文學結晶。
當時，評論界就已經注意到這樣的情況。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僅止於直觀的批判是膚淺的，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僅止於控訴與吶喊，最多亦只是對之作延長性的歷史反問。
“文化大革命”在物質層面的殘酷性及在形而下層面的慘烈後果，最終是可以也能夠被時間所彌補的，正如戰爭的有形後果，很快將被修復，而其精神後遺症卻很難在短時間內治癒，有可能成為一種人類的精神痼疾而沉積到文化底層，成為文化潛伏在人類靈魂裡面陰魂不散。“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性危害，至今也還沒有被更多的人明識。《透明的紅蘿h》，在對“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性敘事上，是有著某種建設的價值與意義的。
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有擔當的作家，首先關注的便是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而其命運的關注表達，更是針對農民的精神狀態，農民的精神生活，魯迅的小說，借知識分子形象及知識分子之口，對農民的精神命運，作了深度的剖析。我們很少看到魯迅小說中農村農民直接的殘酷奴役，而其精神奴役正是魯迅小說至關至切的問題。閏土的麻木、祥林嫂的苦況、魯四老爺迂腐中的殘忍，等等，都是精神性的，而小說中形而下的生活細節，倒還不失民間生態的和暖溫馨。
在莫言的小說中，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農村生活，這種生活的物質形態及其精神心態，在中國農村歷史，農民命運鏈條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這個特定歲月的特殊性，是前無古人，無史可鑑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壓迫，以極端畸形的方式與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在黑孩眼中， “文化大革命”中的農村農民是一些被消失了靈魂的生物，他們在正在被消失的瞬間，作著最終的抗爭。莫言真切地寫出了這種無所皈依的心理和行為的日常細節，卻又模糊寫意地勾勒其精神輪廓。這裡的模糊是指生活本身的模糊性，以及農民處於那樣的政治情態下，對自身命運的無所依傍，對歷史的模糊認識以及對前途的無從明晰。人處於荒涼的心靈狂野，沖洗自我和個體的沖洗，使那時的人們既生存於堅硬的真實之中，而又時時心有恐怖與疑慮，處於一種茫然與恍惚的焦灼，無從知曉自己的命運去路。即便是小說里唯一予人溫暖的姑娘菊子，留給黑孩的最後印象：“他朦朧地看到菊子姑娘的右眼裡插著一塊白色的石片，好像眼裡長出了一朵銀耳。”在模糊的簇擁中不知所終。小說沒有告知所有人的結局，其終場式，僅僅是黑孩無限迷惘的眼睛，清澈如水的眼睛、水光瀲灩的眼睛，兩行淚水的眼睛。他沒有為世界留下片言隻語，獨自鑽進了黃麻地，像一條魚兒游進了大海：“撲簌簌黃麻葉兒抖，明晃晃秋天陽光照。”
《透明的紅蘿蔔》充滿著密集的現代主義元素，構成了現代主義的話語系列。這於1985年的中國作家而言，不是一種共識也並不普遍。莫言可說是一個異數。這種異質性的文學嘗試與此後的不懈堅持，是莫言的文學創作有可能經世並成為經典的原因與理由。當現實主義文學主流依然強勢之時，莫言小說的現代性已然表現積極同時充滿著文學的自覺。
小說在敘述上其實已經構成了一種復調。也即對話。對話的成功表達，直接使敘述轉化並實現為敘事，也即話語。
《透明的紅蘿h》主人公黑孩雖然在小說中不著一語，但在作者漸次展開的敘述中，黑孩所處的世界，和黑孩眼中，感覺中的世界也被更強烈地推出。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現實混沌的物質世界，虛幻靈異的心靈世界及其映像，在敘述中不斷交叉、重疊，堆壘成一種在疊加中不斷生長的敘事。現實與象徵，寫實與想像，在各自滋長中，朝著相反的方向遊動，兩種不同的色彩與氣象，絞合這相反相悖的力量，它們是如此的不同，卻又在極端的殊異中緊密地絞合在一起。力的抗拒所產生的不是相互排斥，而是更緊緻更畸形地絞扭在一起，形成小說絕奇絕美的形式結構，一個由真切的現實細部，和虛幻的詭譎的心靈異相，扭動著的結合體。
蘿蔔地、地瓜地、黃麻地、鐵匠鋪、橋洞、河水、石匠、鐵匠、孩子、姑娘等等，他們在權力之下扭曲生存的種種動作與言語。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政治重壓下，在窮困的環境裡的簡單的追求，包括青年男女之間那種躲躲閃閃的撫摸撫慰。他們對現狀的態度基本上是順從的。作者意欲強調的也是一種農村生活的壓抑感與奴役感。而黑孩就全然不同。在他的世界裡，他是主動發問的。他的興趣在於他對世界及對自己的一種特殊看法，也即在於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麼？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麼？這是主人公感受世界的極其重要的根本性特徵。
他與世界交流或說觀察世界的方式與常人不同。他傾聽聲音，他看那些薄霧；他知道菜園和地瓜的歸屬，他想著那些紫色的葉片，在一瞬間變成井中水，黃麻也變成了水；麻雀變成了綠色的翠鳥；他的臉碰破了路，而本來應該是路碰破了臉；水很硬，頂得他趔趔趄趄；螞蚱扇動翅羽的聲音像火車過鐵橋，火車在他夢中，是一個獨眼的怪物；他聽到自己的骨頭“咯嘣咯嘣”地響，他正和一棵沙地上的蒺藜作戰；他眼睛一遍遍地撫摸紅爐，陽光捂住了他的眼……
在現實世界中，黑孩被驅趕被壓迫被奴役：在心靈世界。黑孩是主動的，他主動主觀地由所欲為，他聽到色彩，他看到聲音，他變形了常態，他放長了細節。他的目光和他的生命狀態一樣，是自由的、飛翔著的。他盡情地無拘約地感知、感覺、感悟著世界的同時，世界在他心目中無限度地擴大擴充擴展著。世界向他開放著一切他所期待的，而他對世界的一切舉動包括目光，又都是進行著卻永遠未完成的。他對世界充滿著憐恤的欲望。小說以黑孩對世界的內在對話，以及他與現實世界的對峙，來完成對一個時代，或一個時期的客觀評述，而這種客觀評述又依賴於一個孩子對它的主觀感受。所有人物的命運，無一不歸於黑孩的目光逡巡與審度之中。“對話的結構原則到處同是一個。到處都是公開對話的對語與主人公內在對語的交錯、呼應或交鋒。到處都是一定數量的觀點、思想和語言，合起來由幾個不相融合的聲音說出，而在每個聲音里聽起來都有不同。作者要表現的，恰恰是一個主題如何通過許多不同聲音來展示（巴赫金《對話與訪談》）。”
這些不同聲音，也許來自作者，也許來自小說其他人物，也許來自黑孩，也許來自上述全部綜合而歸置出來的和聲。
當大部分作家依然沉浸於現實主義創作氛圍和技法，最多亦在五四小說的獨白型創作方式中徜徉著，1985年，莫言於一種自覺尋覓中，實踐了對現代主義小說創作的最初構想。在他的小說觀念中，價值取向的現代性思考，使他在注重畫面的寫意性傳統的同時，悟覺了現代主義觀念的中國式想像。他在1985年的訪談中說：“構思時挺省勁的，寫作時沒什麼顧忌。……有一天凌晨，我夢見一塊紅蘿蔔地，陽光燦爛，照著蘿蔔地里一個彎腰勞動的老頭，又來了一個手持漁叉的姑娘，她叉出一個紅蘿蔔，舉起來，迎著陽光走去……那種神秘的情調，使我感到很振奮。其他的人物、情節，都是由此衍生出來的。”寫作的非功利性，寫實的非現實性，寫意的象徵性，以及生活本身的模糊性和不明確性等等，都使他的文學觀念轉移更迫近現代性的文學要求。
他在淡化時代的政治背景同時，予小說的背景於泛時間的性質，使小說主題更其廣延：“秋天的一個早晨”，沒有寫明是哪年秋天，誠如魯迅的《祝福》開頭：“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莫言在小說背景時間的處置上，無形中把小說中發生於“文化大革命”的敘述邊界拆除了，從而廣延了主題的價值指向：指向了所有的人類時間，成為人類的普遍行為和精神追索。
郭小東
2012．10．21
《小鮑莊》、《你別無選擇》以及繼後的《無主題變奏》、《一個女人和一個半男人的故事》、《花非花》、《少男少女，一共七個》等，這些作品都發表於1985年。它們各自在不同的探索中，呈現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開端。而在此前，王蒙的一系列意識流小說和李陀等作家的現代主義文學論說也漸成氣候。而舒婷、食指、北島、江河、楊煉等詩人的現代詩已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對之的論爭與貶抑亦漸近尾聲。而甚囂塵上的“歌德、缺德”等極“左”的文壇雜音，也已銷聲匿跡。它們共同構築著一個多元多向度的文學世界。
單純用“主義”和“方法”，已經無法準確概括文學的走向與走勢，也無力邊界文學的明晰領地。
1985年，大面積的文學探索及其成果，使1985年的文學形勢充滿著強勢的文學革命色彩。而今回眸，一切都看得更加清楚。
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不單是在這樣的背景上出世，以今天的觀點看，而其出世，潛伏著藏匿著一種預言與預期，這是當時的文壇無法預知的一種期待。莫言也以此為起點，經過27年的實踐歷練，堅持修正態度，獲得了讓世界文學欣賞與肯定的文學結晶。
當時，評論界就已經注意到這樣的情況。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僅止於直觀的批判是膚淺的，傷痕文學與反思文學，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僅止於控訴與吶喊，最多亦只是對之作延長性的歷史反問。
“文化大革命”在物質層面的殘酷性及在形而下層面的慘烈後果，最終是可以也能夠被時間所彌補的，正如戰爭的有形後果，很快將被修復，而其精神後遺症卻很難在短時間內治癒，有可能成為一種人類的精神痼疾而沉積到文化底層，成為文化潛伏在人類靈魂裡面陰魂不散。“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性危害，至今也還沒有被更多的人明識。《透明的紅蘿h》，在對“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性敘事上，是有著某種建設的價值與意義的。
在中國新文學史上，有擔當的作家，首先關注的便是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而其命運的關注表達，更是針對農民的精神狀態，農民的精神生活，魯迅的小說，借知識分子形象及知識分子之口，對農民的精神命運，作了深度的剖析。我們很少看到魯迅小說中農村農民直接的殘酷奴役，而其精神奴役正是魯迅小說至關至切的問題。閏土的麻木、祥林嫂的苦況、魯四老爺迂腐中的殘忍，等等，都是精神性的，而小說中形而下的生活細節，倒還不失民間生態的和暖溫馨。
在莫言的小說中，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農村生活，這種生活的物質形態及其精神心態，在中國農村歷史，農民命運鏈條上，也是絕無僅有的。這個特定歲月的特殊性，是前無古人，無史可鑑的。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壓迫，以極端畸形的方式與面貌展現在世人面前。在黑孩眼中， “文化大革命”中的農村農民是一些被消失了靈魂的生物，他們在正在被消失的瞬間，作著最終的抗爭。莫言真切地寫出了這種無所皈依的心理和行為的日常細節，卻又模糊寫意地勾勒其精神輪廓。這裡的模糊是指生活本身的模糊性，以及農民處於那樣的政治情態下，對自身命運的無所依傍，對歷史的模糊認識以及對前途的無從明晰。人處於荒涼的心靈狂野，沖洗自我和個體的沖洗，使那時的人們既生存於堅硬的真實之中，而又時時心有恐怖與疑慮，處於一種茫然與恍惚的焦灼，無從知曉自己的命運去路。即便是小說里唯一予人溫暖的姑娘菊子，留給黑孩的最後印象：“他朦朧地看到菊子姑娘的右眼裡插著一塊白色的石片，好像眼裡長出了一朵銀耳。”在模糊的簇擁中不知所終。小說沒有告知所有人的結局，其終場式，僅僅是黑孩無限迷惘的眼睛，清澈如水的眼睛、水光瀲灩的眼睛，兩行淚水的眼睛。他沒有為世界留下片言隻語，獨自鑽進了黃麻地，像一條魚兒游進了大海：“撲簌簌黃麻葉兒抖，明晃晃秋天陽光照。”
《透明的紅蘿蔔》充滿著密集的現代主義元素，構成了現代主義的話語系列。這於1985年的中國作家而言，不是一種共識也並不普遍。莫言可說是一個異數。這種異質性的文學嘗試與此後的不懈堅持，是莫言的文學創作有可能經世並成為經典的原因與理由。當現實主義文學主流依然強勢之時，莫言小說的現代性已然表現積極同時充滿著文學的自覺。
小說在敘述上其實已經構成了一種復調。也即對話。對話的成功表達，直接使敘述轉化並實現為敘事，也即話語。
《透明的紅蘿h》主人公黑孩雖然在小說中不著一語，但在作者漸次展開的敘述中，黑孩所處的世界，和黑孩眼中，感覺中的世界也被更強烈地推出。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現實混沌的物質世界，虛幻靈異的心靈世界及其映像，在敘述中不斷交叉、重疊，堆壘成一種在疊加中不斷生長的敘事。現實與象徵，寫實與想像，在各自滋長中，朝著相反的方向遊動，兩種不同的色彩與氣象，絞合這相反相悖的力量，它們是如此的不同，卻又在極端的殊異中緊密地絞合在一起。力的抗拒所產生的不是相互排斥，而是更緊緻更畸形地絞扭在一起，形成小說絕奇絕美的形式結構，一個由真切的現實細部，和虛幻的詭譎的心靈異相，扭動著的結合體。
蘿蔔地、地瓜地、黃麻地、鐵匠鋪、橋洞、河水、石匠、鐵匠、孩子、姑娘等等，他們在權力之下扭曲生存的種種動作與言語。他們在“文化大革命”政治重壓下，在窮困的環境裡的簡單的追求，包括青年男女之間那種躲躲閃閃的撫摸撫慰。他們對現狀的態度基本上是順從的。作者意欲強調的也是一種農村生活的壓抑感與奴役感。而黑孩就全然不同。在他的世界裡，他是主動發問的。他的興趣在於他對世界及對自己的一種特殊看法，也即在於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麼？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麼？這是主人公感受世界的極其重要的根本性特徵。
他與世界交流或說觀察世界的方式與常人不同。他傾聽聲音，他看那些薄霧；他知道菜園和地瓜的歸屬，他想著那些紫色的葉片，在一瞬間變成井中水，黃麻也變成了水；麻雀變成了綠色的翠鳥；他的臉碰破了路，而本來應該是路碰破了臉；水很硬，頂得他趔趔趄趄；螞蚱扇動翅羽的聲音像火車過鐵橋，火車在他夢中，是一個獨眼的怪物；他聽到自己的骨頭“咯嘣咯嘣”地響，他正和一棵沙地上的蒺藜作戰；他眼睛一遍遍地撫摸紅爐，陽光捂住了他的眼……
在現實世界中，黑孩被驅趕被壓迫被奴役：在心靈世界。黑孩是主動的，他主動主觀地由所欲為，他聽到色彩，他看到聲音，他變形了常態，他放長了細節。他的目光和他的生命狀態一樣，是自由的、飛翔著的。他盡情地無拘約地感知、感覺、感悟著世界的同時，世界在他心目中無限度地擴大擴充擴展著。世界向他開放著一切他所期待的，而他對世界的一切舉動包括目光，又都是進行著卻永遠未完成的。他對世界充滿著憐恤的欲望。小說以黑孩對世界的內在對話，以及他與現實世界的對峙，來完成對一個時代，或一個時期的客觀評述，而這種客觀評述又依賴於一個孩子對它的主觀感受。所有人物的命運，無一不歸於黑孩的目光逡巡與審度之中。“對話的結構原則到處同是一個。到處都是公開對話的對語與主人公內在對語的交錯、呼應或交鋒。到處都是一定數量的觀點、思想和語言，合起來由幾個不相融合的聲音說出，而在每個聲音里聽起來都有不同。作者要表現的，恰恰是一個主題如何通過許多不同聲音來展示（巴赫金《對話與訪談》）。”
這些不同聲音，也許來自作者，也許來自小說其他人物，也許來自黑孩，也許來自上述全部綜合而歸置出來的和聲。
當大部分作家依然沉浸於現實主義創作氛圍和技法，最多亦在五四小說的獨白型創作方式中徜徉著，1985年，莫言於一種自覺尋覓中，實踐了對現代主義小說創作的最初構想。在他的小說觀念中，價值取向的現代性思考，使他在注重畫面的寫意性傳統的同時，悟覺了現代主義觀念的中國式想像。他在1985年的訪談中說：“構思時挺省勁的，寫作時沒什麼顧忌。……有一天凌晨，我夢見一塊紅蘿蔔地，陽光燦爛，照著蘿蔔地里一個彎腰勞動的老頭，又來了一個手持漁叉的姑娘，她叉出一個紅蘿蔔，舉起來，迎著陽光走去……那種神秘的情調，使我感到很振奮。其他的人物、情節，都是由此衍生出來的。”寫作的非功利性，寫實的非現實性，寫意的象徵性，以及生活本身的模糊性和不明確性等等，都使他的文學觀念轉移更迫近現代性的文學要求。
他在淡化時代的政治背景同時，予小說的背景於泛時間的性質，使小說主題更其廣延：“秋天的一個早晨”，沒有寫明是哪年秋天，誠如魯迅的《祝福》開頭：“舊曆的年底畢竟最像年底”。莫言在小說背景時間的處置上，無形中把小說中發生於“文化大革命”的敘述邊界拆除了，從而廣延了主題的價值指向：指向了所有的人類時間，成為人類的普遍行為和精神追索。
郭小東
2012．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