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學者胡文輝的人物隨筆，主要寫王國維、陳寅恪、錢锺書、胡適等學者的逸事，以及梅蘭芳、林語堂、張之洞、李提摩太諸多歷史人物的掌故。作者知識淵博，本書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也有很強的可讀性。
基本介紹
- 書名：六合叢書:人物百一錄
-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 頁數：356頁
- 開本：32
- 品牌：浙江大學出版社
- 作者：胡文輝
- 出版日期：2014年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30812273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本書是學者胡文輝的人物隨筆，主要寫陳寅恪、錢锺書、章太炎、梁啓超等大學者的治學歷程，百一錄，一人一題，號為百一薈萃之意。諸多學林人物掌故逸事，盡萃於此編。
六合叢書系列 高峰楓：《古典的回聲》 高山杉：《佛書料簡》 張 治：《蝸耕集》 呂大年：《讀書紀聞》 張求會：《陳寅恪叢考》 艾俊川：《文中象外》 劉 錚：《始有集》 胡文輝：《洛城論學集》 張 暉：《無聲無光集》 第二輯 胡文輝：《人物百一錄》 王培軍：《錢邊綴瑣》 蘇 傑：《中西古典語文叢稿》 張 暉：《朝歌集》 高山杉：《寫在哲學史邊上》 尼 克：《哲學評書》 王 蔚：《大時代小人物》 林鳴宇：《大戒東漸》
六合叢書系列 高峰楓：《古典的回聲》 高山杉：《佛書料簡》 張 治：《蝸耕集》 呂大年：《讀書紀聞》 張求會：《陳寅恪叢考》 艾俊川：《文中象外》 劉 錚：《始有集》 胡文輝：《洛城論學集》 張 暉：《無聲無光集》 第二輯 胡文輝：《人物百一錄》 王培軍：《錢邊綴瑣》 蘇 傑：《中西古典語文叢稿》 張 暉：《朝歌集》 高山杉：《寫在哲學史邊上》 尼 克：《哲學評書》 王 蔚：《大時代小人物》 林鳴宇：《大戒東漸》
作者簡介
胡文輝，1967年生於廣州，現為羊城晚報報業集團編輯。著有《中國早期方
術與文獻叢考》、《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等。
術與文獻叢考》、《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等。
圖書目錄
序（沈展雲）
張之洞與嗜眠症
跋可居室所藏項城袁氏父子書跡
趙秉鈞的哀榮
不以勝敗論陳炯明
回到李提摩太的時代
近代中國人眼中的明成皇后
東鄉平八郎的傳說
芥川龍之介眼中的現代中國
閱歷·襟懷·掌故
梅郎少小是歌郎
再說梅郎
也說梅蘭芳的“趟渾水”
最後的士大夫
知識分子失落的世界——《梁漱溟晚年口述》讀後
中大人物所見的大學精神
批判風暴中的劉節
煙雲過眼未能忘——《啟功口述歷史》讀後
作為回憶文本的《燃燈者》
附錄一：與胡文輝先生書（趙越勝）
附錄二：敬答越勝先生
附錄三：再復胡先生函（趙越勝）
王國維的逸文及其自我表揚
新發現陳寅恪遺物印象記
陳寅恪1949年去留問題及其他 陳寅恪致牟潤孫函中的隱語
胡適就站在那裡
也談《紅樓夢考證》與鹽谷溫
胡適的怕老婆政治學
關於周棄子的譏胡適詩
再談雷震案中的胡適
錢锺書詩《沉吟》索隱
再談錢锺書為誰沉吟
錢锺書所談巴黎風月考
哲人其萎，史筆之絕
在沒有胡適之的時代讀余英時
讀《余英時訪談錄》二題
“沒了，只剩下蛋炒飯”
林語堂的另一面
張愛玲與左派
也說《續結婚十年》中的影射
席慕蓉的蒙古視角
後記
張之洞與嗜眠症
跋可居室所藏項城袁氏父子書跡
趙秉鈞的哀榮
不以勝敗論陳炯明
回到李提摩太的時代
近代中國人眼中的明成皇后
東鄉平八郎的傳說
芥川龍之介眼中的現代中國
閱歷·襟懷·掌故
梅郎少小是歌郎
再說梅郎
也說梅蘭芳的“趟渾水”
最後的士大夫
知識分子失落的世界——《梁漱溟晚年口述》讀後
中大人物所見的大學精神
批判風暴中的劉節
煙雲過眼未能忘——《啟功口述歷史》讀後
作為回憶文本的《燃燈者》
附錄一：與胡文輝先生書（趙越勝）
附錄二：敬答越勝先生
附錄三：再復胡先生函（趙越勝）
王國維的逸文及其自我表揚
新發現陳寅恪遺物印象記
陳寅恪1949年去留問題及其他 陳寅恪致牟潤孫函中的隱語
胡適就站在那裡
也談《紅樓夢考證》與鹽谷溫
胡適的怕老婆政治學
關於周棄子的譏胡適詩
再談雷震案中的胡適
錢锺書詩《沉吟》索隱
再談錢锺書為誰沉吟
錢锺書所談巴黎風月考
哲人其萎，史筆之絕
在沒有胡適之的時代讀余英時
讀《余英時訪談錄》二題
“沒了，只剩下蛋炒飯”
林語堂的另一面
張愛玲與左派
也說《續結婚十年》中的影射
席慕蓉的蒙古視角
後記
後記
還是先解釋一下書名。
收進這個集子的文章，所涉及的都是近百年來的人物，但有政界的，有藝苑的，有學林的，有文壇的，而且中外皆備，甚為駁雜，仍跟《洛城論學集》的論題一樣不易概括。躊躇再三，偶檢清人盤點海鮮的《海錯百一錄》，始定此名。
以“百一”為名之作，不僅有《海錯百一錄》。清人編的《宋詩別裁集》、《元詩別裁集》，原來分別名為《宋詩百一鈔》、《元詩百一鈔》；近人錢南揚有《宋元南戲百一錄》，姜書閣有《文史說林百一集》。我襲此名，是考慮到近世人物可談者數不勝數，取弱水三千、但飲一瓢之意。
對人物的“考掘”，是史學不可少的一環，也是史學久遠的傳統。中外的古典史學多以人物為本位，《希臘羅馬名人傳》自不必說，《史記》最有光彩的地方也在列傳；降及近世，傳記文學長期是西洋知識界的焦點所在，而以人物軼事為主線的掌故之學在中國也蔚為大觀。可是，時移世易，人物研究畢竟不再是史學的重心和主流了，如今早就不是包斯威爾、卡萊爾、斯特拉奇的時代，也不是徐一士、凌霄兄弟的時代，甚至不是高伯雨、吳相湘、蘇同炳的時代了。
而我本來的學術目標，也重在“大歷史”方面，只是隨順於書緣學緣人緣世緣，不知不覺間，居然寫了這么多的人物——— 這么多的“小歷史”。如果算上《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簡直算得上人物研究的專門家了。
總的說來，這些文字型裁不一，有書評，也有考證，有偏於掌故性的，也有偏於史論性的。其具體的內容，或在材料方面，或在視角方面，或在見解方面，自信總有一些獨得之處。比之收入《論學集》里的諸文，學術意義不及，而閱讀趣味則有過之。
人物索隱，最有趣味，但也最易出錯。因為時過境遷，書闕有間，我們對當年人物信息的掌握，已不可能周全，最重要的證言，可能仍沉埋於文獻的地層間，甚至已湮滅於時代的劫灰中，而殘存下來片斷的文本證據，卻容易誤導我們。收入集中的論錢锺書詩、論《續結婚十年》諸篇，還有收入《論學集》的毛姆一篇，就有可商之處。不過，只要有材料，有論證，則探討本身即不失其價值，結論遠不是一切。故以上諸文，亦一仍其舊。
我平日作文，一般都出於己意，不習慣稿約，但這些文章中也有一二近乎命題作文的。如《中大人物所見的大學精神》是為紀念中山大學建校八十年而作，《哲人其萎，史學之絕》是為悼念唐德剛先生而作，兩篇皆應當時主持《南方都市報》副刊的王來雨之約——— 當年的《學林點將錄》，也是來雨提議的。在我的朋友中，羅韜最善於作序跋，來雨則可謂最善於約稿了。
文章都在報刊上發表過，以《南方都市報》最多，其次是《萬象》、《南方周末》、《東方早報》等，這要感謝劉煒茗、雷劍嶠、陸灝、王瑞智、劉小磊諸位。其中有些文章署名“顧思齊”，原因之一，是當時由我太太負責編輯。
因為寫了《作為回憶文本的》，跟趙越勝先生不打不相識，承他允許，將他的兩篇回應作為附錄，很感謝他的風度。
前一陣檢讀王稼句先生寄贈的《書生風味》，他在自序里說，從不願請別人寫序，因為別人“會善意地說些好話來表揚你……有時甚至讓你消受不起”，那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我還是不避求表揚之嫌，請展云為此書作序了。一者他於我知悉底細，自能搔著癢處，一者他於近代人物掌故也感興味。至於難免有“戲台里喝彩”的話，想來能讀此書者，自能辯之。
感謝“六合叢書”的諸位主事者，繼《洛城論學集》之後，再次接受了這本文集。在“六合”的第一輯，我的《論學集》曾跟張暉的《無聲無光集》比鄰，在此第二輯，這本《百一錄》又跟他的《朝歌集》聯袂，可算我們之間的因緣。只是琴在人亡，既覺可幸，又覺可哀。人世多飄忽，這樣的況味，說來也是免不了的吧。
2013年夏寫於奶瓶與屎布邊上
收進這個集子的文章，所涉及的都是近百年來的人物，但有政界的，有藝苑的，有學林的，有文壇的，而且中外皆備，甚為駁雜，仍跟《洛城論學集》的論題一樣不易概括。躊躇再三，偶檢清人盤點海鮮的《海錯百一錄》，始定此名。
以“百一”為名之作，不僅有《海錯百一錄》。清人編的《宋詩別裁集》、《元詩別裁集》，原來分別名為《宋詩百一鈔》、《元詩百一鈔》；近人錢南揚有《宋元南戲百一錄》，姜書閣有《文史說林百一集》。我襲此名，是考慮到近世人物可談者數不勝數，取弱水三千、但飲一瓢之意。
對人物的“考掘”，是史學不可少的一環，也是史學久遠的傳統。中外的古典史學多以人物為本位，《希臘羅馬名人傳》自不必說，《史記》最有光彩的地方也在列傳；降及近世，傳記文學長期是西洋知識界的焦點所在，而以人物軼事為主線的掌故之學在中國也蔚為大觀。可是，時移世易，人物研究畢竟不再是史學的重心和主流了，如今早就不是包斯威爾、卡萊爾、斯特拉奇的時代，也不是徐一士、凌霄兄弟的時代，甚至不是高伯雨、吳相湘、蘇同炳的時代了。
而我本來的學術目標，也重在“大歷史”方面，只是隨順於書緣學緣人緣世緣，不知不覺間，居然寫了這么多的人物——— 這么多的“小歷史”。如果算上《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簡直算得上人物研究的專門家了。
總的說來，這些文字型裁不一，有書評，也有考證，有偏於掌故性的，也有偏於史論性的。其具體的內容，或在材料方面，或在視角方面，或在見解方面，自信總有一些獨得之處。比之收入《論學集》里的諸文，學術意義不及，而閱讀趣味則有過之。
人物索隱，最有趣味，但也最易出錯。因為時過境遷，書闕有間，我們對當年人物信息的掌握，已不可能周全，最重要的證言，可能仍沉埋於文獻的地層間，甚至已湮滅於時代的劫灰中，而殘存下來片斷的文本證據，卻容易誤導我們。收入集中的論錢锺書詩、論《續結婚十年》諸篇，還有收入《論學集》的毛姆一篇，就有可商之處。不過，只要有材料，有論證，則探討本身即不失其價值，結論遠不是一切。故以上諸文，亦一仍其舊。
我平日作文，一般都出於己意，不習慣稿約，但這些文章中也有一二近乎命題作文的。如《中大人物所見的大學精神》是為紀念中山大學建校八十年而作，《哲人其萎，史學之絕》是為悼念唐德剛先生而作，兩篇皆應當時主持《南方都市報》副刊的王來雨之約——— 當年的《學林點將錄》，也是來雨提議的。在我的朋友中，羅韜最善於作序跋，來雨則可謂最善於約稿了。
文章都在報刊上發表過，以《南方都市報》最多，其次是《萬象》、《南方周末》、《東方早報》等，這要感謝劉煒茗、雷劍嶠、陸灝、王瑞智、劉小磊諸位。其中有些文章署名“顧思齊”，原因之一，是當時由我太太負責編輯。
因為寫了《作為回憶文本的》，跟趙越勝先生不打不相識，承他允許，將他的兩篇回應作為附錄，很感謝他的風度。
前一陣檢讀王稼句先生寄贈的《書生風味》，他在自序里說，從不願請別人寫序，因為別人“會善意地說些好話來表揚你……有時甚至讓你消受不起”，那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我還是不避求表揚之嫌，請展云為此書作序了。一者他於我知悉底細，自能搔著癢處，一者他於近代人物掌故也感興味。至於難免有“戲台里喝彩”的話，想來能讀此書者，自能辯之。
感謝“六合叢書”的諸位主事者，繼《洛城論學集》之後，再次接受了這本文集。在“六合”的第一輯，我的《論學集》曾跟張暉的《無聲無光集》比鄰，在此第二輯，這本《百一錄》又跟他的《朝歌集》聯袂，可算我們之間的因緣。只是琴在人亡，既覺可幸，又覺可哀。人世多飄忽，這樣的況味，說來也是免不了的吧。
2013年夏寫於奶瓶與屎布邊上
序言
要給文輝的新書寫序，卻想先說說他2011年出版的《廣風月談》。
“廣風月”者，顧名思義，一仍“胡一刀”時代的筆底風月，書中那些談論飲食男女紅袖青衫的篇章，令不少白領女性讀得津津有味。敝社有兩位女編輯，就大為讚賞胡公的“花月痕”寫得文采斐然，說是想不到這位撰寫《陳寅恪詩箋釋》和《現代學林點將錄》的學人，作風月之談，居然如此博雅，又如此生猛。而我以為，這類文字只是文輝閱讀和視聽之餘的閒筆，顯示了他才多學富，“多金善賈”，文非一體，居然備善。就如他用舊體詩的形式寫“字母詩”一樣，他將“器”與“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文輝涉獵甚廣，閱讀、寫作、看影碟、聽音樂，我詫異於他竟有如此充裕的時間和如此充沛的精力，進行大量的閱讀，大量的視聽，而且還經常在網路上與文友作學術交流，花費不少時間在書店和網上淘書；還開了微博，既關心人類又關心自己，既談國事又談風月；在百忙之中，總記得去茶餐廳飲一杯至愛的港式絲襪奶茶；而最重要的，還筆耕不輟，迭有新作發表和出版。由此我們可以想見，讀、寫、看、聽，大抵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當然，他的時間和興趣，主要還是傾注於與自己的研究緊密相關的閱讀和寫作中。長年的蠹魚生活，繁複的學術考證和思考，難免枯燥，於是挾其曾經編過娛樂版和寓目大量港產影視片的八卦儲備，以及博讀雜書之所獲，偶爾筆底輕狂，不妨活色生香。而文輝是自珍他的青年時代的舊作的，他在後記中說，“這些小文章題目固然八卦，格調不免輕薄，但或多或少還是融入了我的文化觀察和思辨”，不僅僅是閒筆而已；又說讀書積累日多，學術性的文章還可以不斷地寫，但隨著年歲的增長，“已跟時尚的東西越來越疏遠，這種年少輕狂的筆調，恐怕再也寫不出來了”。那么，《廣風月談》的出版，就視作為已然遠去的青蔥歲月留下的一抹粉紅的印痕罷。
這個意淫的風月派，本質的清教徒，不旋踵復又返回學術的密林中，掇拾自己的已經散落一地的果實。這些豐厚的果實，就是從2012年至今依次出版的四種學術文化隨筆集《擬管錐編》、《洛城論學集》、《書邊恩仇錄》、《人物百一錄》，以及《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
羅韜此前為《洛城論學集》作序，說《陳寅恪詩箋釋》是“發覆”之學，《洛城論學集》則是“解蔽”之學，確是的論。《洛城論學集》所論者，基本上是學術專題；所解者，多是思想與學術之蔽。而這部《人物百一錄》，則涉及不少重要的現當代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本事與史實，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考證與辨析。
文輝的人物考證，往往善於從小處人手，對於歷史上的一些傳言、公案重加拂拭，以紮實的材料，合乎情理的排比，去偽存真，由表人里，作出新的解釋，令人有煥然一新、豁然冰釋的感覺。如《張之洞與嗜眠症》一篇，旁徵博引，羅列諸家記載，一一辨析，通過對張之洞“嗜眠症”的合理解釋，撥開晚清政局一大公案的迷霧，不僅僅是掌故談資而已。《跋可居室所藏項城袁氏父子書跡》一篇，從袁克定墜馬受重傷說起，到袁克定之影響洪憲復辟，洪憲復辟之影響近代世局，分析一時之事與一時之人，引出對歷史大關節的分析，也是鞭辟入裡，小包裹內含大判斷。又如《不以勝敗論陳炯明》一篇更是“解蔽”之作。文輝從史料中發掘歷史的真相，去除了意識形態的障蔽，對陳炯明表一種理解之同情，“孫不能屈，袁不能降，最能見其人的意氣和光彩”，認為他是一位“失敗的英雄”。
《人物百一錄》中的其他文章，如關於陳寅恪致牟潤孫函中的隱語，關於雷震案中的胡適，關於錢锺書詩《沉吟》索隱，關於梅蘭芳在抗戰期間的“趟渾水”，關於陳寅恪學生劉節教授的危言直行和“硬頸”，關於啟功的與世浮沉，關於回憶文本《燃燈者》所涉及的歷史真實，等等，亦每有發覆與解蔽，在此特意提示讀者留意其中的微言大義。
文輝一直究心於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個案。文輝對寒柳堂詩所作的箋釋，固然是“發皇義寧心曲”，可看作是一部“陳寅恪別傳”；而其中牽涉的眾多棄舊迎新的知識分子在新朝的各種形象和遭際，亦可視之為一部當代知識分子的改造史。《陳寅恪詩箋釋》之所以具有典範意義，就如文輝在該書後記中揭櫫的：“它既是陳氏本人的‘心史’，也可視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心史’。”而同樣引起廣泛關注的《現代學林點將錄》，則以一種獨特的形式，呈現出當代知識分子“或趨時黨附，或曲學阿世，或守節不失”的眾生相，如羅韜所言，“這是學術消長史，是學人出處考，更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思痛錄”。文輝不拘於學院式的所謂“規範”，他對學人的研究固然當行出色，一部《現代學林點將錄》就是一部中國現代學術史，但他更著意於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命運和出處，他“對近百年來中國思想史與知識分子史有相當的投入感，對知識分子群體，尤其是學人群體，也有特殊的關注”（《現代學林點將錄》後記）。這種學術自覺在文輝的各種著述中是一以貫之的。
文輝的學術隨筆和研究著作，從2000年出版的《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到近年的《陳寅恪詩箋釋》和《現代學林點將錄》二書，以及上述的幾種學術文化隨筆，都可見其廣博的視野、敏銳的識力與深厚的功力。在此略談一下他對史料的重視和運用。
文輝是“史料派”，其讀書寫作，有著敏感的問題意識，平時更是特別留意與研究相關的資料。一方面，他對有用資料的蒐集和積累，細大不捐，傅斯年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者是也；他的專題著作，如《陳寅恪詩箋釋》和《現代學林點將錄》，所引證的史料之豐富，雖不可能竭澤而漁，亦可謂深挖廣積。但另一方面，他對史料的採用，又並非照單全收，乃視乎其“有用”與否；這“有用”不是實用主義，而是謹守“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十分材料說十分話”的學術態度，以及基於史料掌握之上的學術自信。
文輝長期治學，養成一種學術習慣，在文章發表或著作出版之後，若又發現了新的材料，覺得有必要在此前論述的基礎上再作申論，則做筆記以俟補充。最典型的就是《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此一版本對初版進行了大量增補，一千多頁的校樣上，寫滿了新增的內容，少則數十字多則數百千字，全書合計增加了六七萬字；所增益者，都是初版後又發現的相關材料和對陳詩箋釋的必要補正；並博採諸家之說，“敬著主名，不忘有自”。而《擬管錐編》、《洛城論學集》、《書邊恩仇錄》和《人物百一錄》，因為都是單篇文章的結集，則採取了與《陳寅恪詩箋釋》迥然不同的“增補”方法。他基本上不對收進集子的文章作修改，以存發表時的原貌；而是在結集成書時，以“補記”的形式，作進一步的論述，或用新材料充實原文。我留意到，這四種學術文化隨筆集，其中相當部分文章都有“補記”，可見他讀書之廣博和做學問的細密與留心，每有會意，輒書諸筆端。很少見今人的學術文化隨筆有如此多的“補記”，而文輝的這種著述特色，又可謂其來有自，是與前輩學人嚴謹為學之態度一脈相承的。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錢锺書的《管錐編》和《談藝錄》，都是屢作補訂，所謂“補苴附麗，雖只比鴻毛之益，或尚非蛇足之添”，“欲愜心以求當，遂費詞而無惜”（錢锺書《管錐編增訂序》）。於此可見其人為學之品格。
寫學術隨筆，要具備豐富的學術識見和深厚的文字功力。文輝是推崇晚清至民國以及港台的文史學術筆記的，像黃秋岳的《花隨人聖庵摭憶》、高伯雨的《聽雨樓隨筆》一類。學術隨筆作為一種傳統文體，非讀書廣博者不能為也。我以為，文輝是傳承著近代學術隨筆的緒餘的。余光中曾說，他是用兩隻手同時寫作，左手寫詩和散文，右手寫評論。文輝也是一個文體多面手，他右手寫《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等著作，左手寫《廣風月談》、《擬管錐篇》、《書邊恩仇錄》等隨筆；而且新舊體詩皆能，新詩固然不俗，舊體詩更在儕輩中公認甚佳。左右逢源，得心應手。
猶記得十多年前，文輝的學術論文集《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出版，他送書給我們幾個朋友並請吃飯。席間接捧大著，羅韜笑著說：我大概只能看懂三分之一吧。羅公乃是文輝眼中之通人，以其舊學根底之醇厚，尚有未諳胡學之淵深者，則我輩當“收聲”矣。
從個人的閱讀興趣上，我更喜歡《洛城論學集》、《人物百一錄》等書中所涉及的學術事件、人物議題和那些饒有意思的學術小品；如同我一直在讀《陳寅恪詩箋釋》和《現代學林點將錄》一樣，文輝的學術著作給予我很大的收益，拓寬了我的閱讀視野，我甚至循著他所論述的學人和議題，去買一些相關的書籍，試圖彌補自己識見之淺陋。
蒙文輝不棄，命我為他的《人物百一錄》寫序。他說百一者，大抵指近代以來的人物實在太多，不過百中談一，一臠知味而已。書中所評騭的，都是近百年來中國的著名人物，或是與中國有著重要關聯的外國人。《洛城論學集》說事，《人物百一錄》論人，文輝這幾年所寫的重要的學術考論性文章，基本上都收進這兩本文集了。要談論文輝之學，非不才所能，友情客串，東拉西扯，說說自己讀其書的一些感受罷了。
2013年是文輝的收穫之年，最可喜的是雙胞胎兒子出世，又有新著接連出版，踵事增華，好事成雙，藉此小序以為祝賀雲。
後記
還是先解釋一下書名。
收進這個集子的文章，所涉及的都是近百年來的人物，但有政界的，有藝苑的，有學林的，有文壇的，而且中外皆備，甚為駁雜，仍跟《洛城論學集》的論題一樣不易概括。躊躇再三，偶檢清人盤點海鮮的《海錯百一錄》，始定此名。
以“百一”為名之作，不僅有《海錯百一錄》。清人編的《宋詩別裁集》、《元詩別裁集》，原來分別名為《宋詩百一鈔》、《元詩百一鈔》；近人錢南揚有《宋元南戲百一錄》，姜書閣有《文史說林百一集》。我襲此名，是考慮到近世人物可談者數不勝數，取弱水三千、但飲一瓢之意。
對人物的“考掘”，是史學不可少的一環，也是史學久遠的傳統。中外的古典史學多以人物為本位，《希臘羅馬名人傳》自不必說，《史記》最有光彩的地方也在列傳；降及近世，傳記文學長期是西洋知識界的焦點所在，而以人物軼事為主線的掌故之學在中國也蔚為大觀。可是，時移世易，人物研究畢竟不再是史學的重心和主流了，如今早就不是包斯威爾、卡萊爾、斯特拉奇的時代，也不是徐一士、凌霄兄弟的時代，甚至不是高伯雨、吳相湘、蘇同炳的時代了。
而我本來的學術目標，也重在“大歷史”方面，只是隨順於書緣學緣人緣世緣，不知不覺間，居然寫了這么多的人物——— 這么多的“小歷史”。如果算上《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簡直算得上人物研究的專門家了。
總的說來，這些文字型裁不一，有書評，也有考證，有偏於掌故性的，也有偏於史論性的。其具體的內容，或在材料方面，或在視角方面，或在見解方面，自信總有一些獨得之處。比之收入《論學集》里的諸文，學術意義不及，而閱讀趣味則有過之。
人物索隱，最有趣味，但也最易出錯。因為時過境遷，書闕有間，我們對當年人物信息的掌握，已不可能周全，最重要的證言，可能仍沉埋於文獻的地層間，甚至已湮滅於時代的劫灰中，而殘存下來片斷的文本證據，卻容易誤導我們。收入集中的論錢锺書詩、論《續結婚十年》諸篇，還有收入《論學集》的毛姆一篇，就有可商之處。不過，只要有材料，有論證，則探討本身即不失其價值，結論遠不是一切。故以上諸文，亦一仍其舊。
我平日作文，一般都出於己意，不習慣稿約，但這些文章中也有一二近乎命題作文的。如《中大人物所見的大學精神》是為紀念中山大學建校八十年而作，《哲人其萎，史學之絕》是為悼念唐德剛先生而作，兩篇皆應當時主持《南方都市報》副刊的王來雨之約——— 當年的《學林點將錄》，也是來雨提議的。在我的朋友中，羅韜最善於作序跋，來雨則可謂最善於約稿了。
文章都在報刊上發表過，以《南方都市報》最多，其次是《萬象》、《南方周末》、《東方早報》等，這要感謝劉煒茗、雷劍嶠、陸灝、王瑞智、劉小磊諸位。其中有些文章署名“顧思齊”，原因之一，是當時由我太太負責編輯。 因為寫了《作為回憶文本的》，跟趙越勝先生不打不相識，承他允許，將他的兩篇回應作為附錄，很感謝他的風度。 前一陣檢讀王稼句先生寄贈的《書生風味》，他在自序里說，從不願請別人寫序，因為別人“會善意地說些好話來表揚你……有時甚至讓你消受不起”，那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我還是不避求表揚之嫌，請展云為此書作序了。一者他於我知悉底細，自能搔著癢處，一者他於近代人物掌故也感興味。至於難免有“戲台里喝彩”的話，想來能讀此書者，自能辯之。 感謝“六合叢書”的諸位主事者，繼《洛城論學集》之後，再次接受了這本文集。在“六合”的第一輯，我的《論學集》曾跟張暉的《無聲無光集》比鄰，在此第二輯，這本《百一錄》又跟他的《朝歌集》聯袂，可算我們之間的因緣。只是琴在人亡，既覺可幸，又覺可哀。人世多飄忽，這樣的況味，說來也是免不了的吧。 2013年夏寫於奶瓶與屎布邊上
“廣風月”者，顧名思義，一仍“胡一刀”時代的筆底風月，書中那些談論飲食男女紅袖青衫的篇章，令不少白領女性讀得津津有味。敝社有兩位女編輯，就大為讚賞胡公的“花月痕”寫得文采斐然，說是想不到這位撰寫《陳寅恪詩箋釋》和《現代學林點將錄》的學人，作風月之談，居然如此博雅，又如此生猛。而我以為，這類文字只是文輝閱讀和視聽之餘的閒筆，顯示了他才多學富，“多金善賈”，文非一體，居然備善。就如他用舊體詩的形式寫“字母詩”一樣，他將“器”與“用”發揮得淋漓盡致。
文輝涉獵甚廣，閱讀、寫作、看影碟、聽音樂，我詫異於他竟有如此充裕的時間和如此充沛的精力，進行大量的閱讀，大量的視聽，而且還經常在網路上與文友作學術交流，花費不少時間在書店和網上淘書；還開了微博，既關心人類又關心自己，既談國事又談風月；在百忙之中，總記得去茶餐廳飲一杯至愛的港式絲襪奶茶；而最重要的，還筆耕不輟，迭有新作發表和出版。由此我們可以想見，讀、寫、看、聽，大抵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當然，他的時間和興趣，主要還是傾注於與自己的研究緊密相關的閱讀和寫作中。長年的蠹魚生活，繁複的學術考證和思考，難免枯燥，於是挾其曾經編過娛樂版和寓目大量港產影視片的八卦儲備，以及博讀雜書之所獲，偶爾筆底輕狂，不妨活色生香。而文輝是自珍他的青年時代的舊作的，他在後記中說，“這些小文章題目固然八卦，格調不免輕薄，但或多或少還是融入了我的文化觀察和思辨”，不僅僅是閒筆而已；又說讀書積累日多，學術性的文章還可以不斷地寫，但隨著年歲的增長，“已跟時尚的東西越來越疏遠，這種年少輕狂的筆調，恐怕再也寫不出來了”。那么，《廣風月談》的出版，就視作為已然遠去的青蔥歲月留下的一抹粉紅的印痕罷。
這個意淫的風月派，本質的清教徒，不旋踵復又返回學術的密林中，掇拾自己的已經散落一地的果實。這些豐厚的果實，就是從2012年至今依次出版的四種學術文化隨筆集《擬管錐編》、《洛城論學集》、《書邊恩仇錄》、《人物百一錄》，以及《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
羅韜此前為《洛城論學集》作序，說《陳寅恪詩箋釋》是“發覆”之學，《洛城論學集》則是“解蔽”之學，確是的論。《洛城論學集》所論者，基本上是學術專題；所解者，多是思想與學術之蔽。而這部《人物百一錄》，則涉及不少重要的現當代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本事與史實，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考證與辨析。
文輝的人物考證，往往善於從小處人手，對於歷史上的一些傳言、公案重加拂拭，以紮實的材料，合乎情理的排比，去偽存真，由表人里，作出新的解釋，令人有煥然一新、豁然冰釋的感覺。如《張之洞與嗜眠症》一篇，旁徵博引，羅列諸家記載，一一辨析，通過對張之洞“嗜眠症”的合理解釋，撥開晚清政局一大公案的迷霧，不僅僅是掌故談資而已。《跋可居室所藏項城袁氏父子書跡》一篇，從袁克定墜馬受重傷說起，到袁克定之影響洪憲復辟，洪憲復辟之影響近代世局，分析一時之事與一時之人，引出對歷史大關節的分析，也是鞭辟入裡，小包裹內含大判斷。又如《不以勝敗論陳炯明》一篇更是“解蔽”之作。文輝從史料中發掘歷史的真相，去除了意識形態的障蔽，對陳炯明表一種理解之同情，“孫不能屈，袁不能降，最能見其人的意氣和光彩”，認為他是一位“失敗的英雄”。
《人物百一錄》中的其他文章，如關於陳寅恪致牟潤孫函中的隱語，關於雷震案中的胡適，關於錢锺書詩《沉吟》索隱，關於梅蘭芳在抗戰期間的“趟渾水”，關於陳寅恪學生劉節教授的危言直行和“硬頸”，關於啟功的與世浮沉，關於回憶文本《燃燈者》所涉及的歷史真實，等等，亦每有發覆與解蔽，在此特意提示讀者留意其中的微言大義。
文輝一直究心於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個案。文輝對寒柳堂詩所作的箋釋，固然是“發皇義寧心曲”，可看作是一部“陳寅恪別傳”；而其中牽涉的眾多棄舊迎新的知識分子在新朝的各種形象和遭際，亦可視之為一部當代知識分子的改造史。《陳寅恪詩箋釋》之所以具有典範意義，就如文輝在該書後記中揭櫫的：“它既是陳氏本人的‘心史’，也可視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心史’。”而同樣引起廣泛關注的《現代學林點將錄》，則以一種獨特的形式，呈現出當代知識分子“或趨時黨附，或曲學阿世，或守節不失”的眾生相，如羅韜所言，“這是學術消長史，是學人出處考，更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思痛錄”。文輝不拘於學院式的所謂“規範”，他對學人的研究固然當行出色，一部《現代學林點將錄》就是一部中國現代學術史，但他更著意於易代之際知識分子的命運和出處，他“對近百年來中國思想史與知識分子史有相當的投入感，對知識分子群體，尤其是學人群體，也有特殊的關注”（《現代學林點將錄》後記）。這種學術自覺在文輝的各種著述中是一以貫之的。
文輝的學術隨筆和研究著作，從2000年出版的《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到近年的《陳寅恪詩箋釋》和《現代學林點將錄》二書，以及上述的幾種學術文化隨筆，都可見其廣博的視野、敏銳的識力與深厚的功力。在此略談一下他對史料的重視和運用。
文輝是“史料派”，其讀書寫作，有著敏感的問題意識，平時更是特別留意與研究相關的資料。一方面，他對有用資料的蒐集和積累，細大不捐，傅斯年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者是也；他的專題著作，如《陳寅恪詩箋釋》和《現代學林點將錄》，所引證的史料之豐富，雖不可能竭澤而漁，亦可謂深挖廣積。但另一方面，他對史料的採用，又並非照單全收，乃視乎其“有用”與否；這“有用”不是實用主義，而是謹守“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十分材料說十分話”的學術態度，以及基於史料掌握之上的學術自信。
文輝長期治學，養成一種學術習慣，在文章發表或著作出版之後，若又發現了新的材料，覺得有必要在此前論述的基礎上再作申論，則做筆記以俟補充。最典型的就是《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此一版本對初版進行了大量增補，一千多頁的校樣上，寫滿了新增的內容，少則數十字多則數百千字，全書合計增加了六七萬字；所增益者，都是初版後又發現的相關材料和對陳詩箋釋的必要補正；並博採諸家之說，“敬著主名，不忘有自”。而《擬管錐編》、《洛城論學集》、《書邊恩仇錄》和《人物百一錄》，因為都是單篇文章的結集，則採取了與《陳寅恪詩箋釋》迥然不同的“增補”方法。他基本上不對收進集子的文章作修改，以存發表時的原貌；而是在結集成書時，以“補記”的形式，作進一步的論述，或用新材料充實原文。我留意到，這四種學術文化隨筆集，其中相當部分文章都有“補記”，可見他讀書之廣博和做學問的細密與留心，每有會意，輒書諸筆端。很少見今人的學術文化隨筆有如此多的“補記”，而文輝的這種著述特色，又可謂其來有自，是與前輩學人嚴謹為學之態度一脈相承的。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箋證稿》，錢锺書的《管錐編》和《談藝錄》，都是屢作補訂，所謂“補苴附麗，雖只比鴻毛之益，或尚非蛇足之添”，“欲愜心以求當，遂費詞而無惜”（錢锺書《管錐編增訂序》）。於此可見其人為學之品格。
寫學術隨筆，要具備豐富的學術識見和深厚的文字功力。文輝是推崇晚清至民國以及港台的文史學術筆記的，像黃秋岳的《花隨人聖庵摭憶》、高伯雨的《聽雨樓隨筆》一類。學術隨筆作為一種傳統文體，非讀書廣博者不能為也。我以為，文輝是傳承著近代學術隨筆的緒餘的。余光中曾說，他是用兩隻手同時寫作，左手寫詩和散文，右手寫評論。文輝也是一個文體多面手，他右手寫《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等著作，左手寫《廣風月談》、《擬管錐篇》、《書邊恩仇錄》等隨筆；而且新舊體詩皆能，新詩固然不俗，舊體詩更在儕輩中公認甚佳。左右逢源，得心應手。
猶記得十多年前，文輝的學術論文集《中國早期方術與文獻叢考》出版，他送書給我們幾個朋友並請吃飯。席間接捧大著，羅韜笑著說：我大概只能看懂三分之一吧。羅公乃是文輝眼中之通人，以其舊學根底之醇厚，尚有未諳胡學之淵深者，則我輩當“收聲”矣。
從個人的閱讀興趣上，我更喜歡《洛城論學集》、《人物百一錄》等書中所涉及的學術事件、人物議題和那些饒有意思的學術小品；如同我一直在讀《陳寅恪詩箋釋》和《現代學林點將錄》一樣，文輝的學術著作給予我很大的收益，拓寬了我的閱讀視野，我甚至循著他所論述的學人和議題，去買一些相關的書籍，試圖彌補自己識見之淺陋。
蒙文輝不棄，命我為他的《人物百一錄》寫序。他說百一者，大抵指近代以來的人物實在太多，不過百中談一，一臠知味而已。書中所評騭的，都是近百年來中國的著名人物，或是與中國有著重要關聯的外國人。《洛城論學集》說事，《人物百一錄》論人，文輝這幾年所寫的重要的學術考論性文章，基本上都收進這兩本文集了。要談論文輝之學，非不才所能，友情客串，東拉西扯，說說自己讀其書的一些感受罷了。
2013年是文輝的收穫之年，最可喜的是雙胞胎兒子出世，又有新著接連出版，踵事增華，好事成雙，藉此小序以為祝賀雲。
後記
還是先解釋一下書名。
收進這個集子的文章，所涉及的都是近百年來的人物，但有政界的，有藝苑的，有學林的，有文壇的，而且中外皆備，甚為駁雜，仍跟《洛城論學集》的論題一樣不易概括。躊躇再三，偶檢清人盤點海鮮的《海錯百一錄》，始定此名。
以“百一”為名之作，不僅有《海錯百一錄》。清人編的《宋詩別裁集》、《元詩別裁集》，原來分別名為《宋詩百一鈔》、《元詩百一鈔》；近人錢南揚有《宋元南戲百一錄》，姜書閣有《文史說林百一集》。我襲此名，是考慮到近世人物可談者數不勝數，取弱水三千、但飲一瓢之意。
對人物的“考掘”，是史學不可少的一環，也是史學久遠的傳統。中外的古典史學多以人物為本位，《希臘羅馬名人傳》自不必說，《史記》最有光彩的地方也在列傳；降及近世，傳記文學長期是西洋知識界的焦點所在，而以人物軼事為主線的掌故之學在中國也蔚為大觀。可是，時移世易，人物研究畢竟不再是史學的重心和主流了，如今早就不是包斯威爾、卡萊爾、斯特拉奇的時代，也不是徐一士、凌霄兄弟的時代，甚至不是高伯雨、吳相湘、蘇同炳的時代了。
而我本來的學術目標，也重在“大歷史”方面，只是隨順於書緣學緣人緣世緣，不知不覺間，居然寫了這么多的人物——— 這么多的“小歷史”。如果算上《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簡直算得上人物研究的專門家了。
總的說來，這些文字型裁不一，有書評，也有考證，有偏於掌故性的，也有偏於史論性的。其具體的內容，或在材料方面，或在視角方面，或在見解方面，自信總有一些獨得之處。比之收入《論學集》里的諸文，學術意義不及，而閱讀趣味則有過之。
人物索隱，最有趣味，但也最易出錯。因為時過境遷，書闕有間，我們對當年人物信息的掌握，已不可能周全，最重要的證言，可能仍沉埋於文獻的地層間，甚至已湮滅於時代的劫灰中，而殘存下來片斷的文本證據，卻容易誤導我們。收入集中的論錢锺書詩、論《續結婚十年》諸篇，還有收入《論學集》的毛姆一篇，就有可商之處。不過，只要有材料，有論證，則探討本身即不失其價值，結論遠不是一切。故以上諸文，亦一仍其舊。
我平日作文，一般都出於己意，不習慣稿約，但這些文章中也有一二近乎命題作文的。如《中大人物所見的大學精神》是為紀念中山大學建校八十年而作，《哲人其萎，史學之絕》是為悼念唐德剛先生而作，兩篇皆應當時主持《南方都市報》副刊的王來雨之約——— 當年的《學林點將錄》，也是來雨提議的。在我的朋友中，羅韜最善於作序跋，來雨則可謂最善於約稿了。
文章都在報刊上發表過，以《南方都市報》最多，其次是《萬象》、《南方周末》、《東方早報》等，這要感謝劉煒茗、雷劍嶠、陸灝、王瑞智、劉小磊諸位。其中有些文章署名“顧思齊”，原因之一，是當時由我太太負責編輯。 因為寫了《作為回憶文本的》，跟趙越勝先生不打不相識，承他允許，將他的兩篇回應作為附錄，很感謝他的風度。 前一陣檢讀王稼句先生寄贈的《書生風味》，他在自序里說，從不願請別人寫序，因為別人“會善意地說些好話來表揚你……有時甚至讓你消受不起”，那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我還是不避求表揚之嫌，請展云為此書作序了。一者他於我知悉底細，自能搔著癢處，一者他於近代人物掌故也感興味。至於難免有“戲台里喝彩”的話，想來能讀此書者，自能辯之。 感謝“六合叢書”的諸位主事者，繼《洛城論學集》之後，再次接受了這本文集。在“六合”的第一輯，我的《論學集》曾跟張暉的《無聲無光集》比鄰，在此第二輯，這本《百一錄》又跟他的《朝歌集》聯袂，可算我們之間的因緣。只是琴在人亡，既覺可幸，又覺可哀。人世多飄忽，這樣的況味，說來也是免不了的吧。 2013年夏寫於奶瓶與屎布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