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原作名： ふたつの故宮博物院
作者： 野島剛
「兩個故宮」是東亞近代史的產物。
故宮的魅力根源，來自於數次奇蹟似的歷史轉折。
兩岸故宮不只是珍奇、瑰麗的寶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兩個故宮的離合
- 外文名：ふたつの故宮博物院
- 出版年：2012-7
- 作者：野島剛
- 頁數：280 頁
圖書信息,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
圖書信息
副標題: 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原作名: ふたつの故宮博物院
譯者: 張惠君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裝幀: 平裝
內容簡介
「兩個故宮」是東亞近代史的產物。
故宮的魅力根源，來自於數次奇蹟似的歷史轉折。
兩岸故宮不只是珍奇、瑰麗的寶庫，
更呈現出政治權力與文化深層結構的樣貌。
「兩個故宮」的存在，串聯了什麼歷史情結？潛藏了多少政治人物的歷史思維？
《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作者、《朝日新聞》記者、「中華圈的專家」野島剛，從政治、外交的獨特角度爬梳了兩個故宮的世紀糾纏。
最會說故事的媒體人，帶你見證兩個故宮的歷店祖戶史
本書深度揭露：
．政治權力運作下兩個故宮分合的複雜過程
．民進黨執政時期「故宮改造」的真相
．「故宮南院」何去何從？判戶簽
．故宮「日本展」功敗垂成的背景
．台北故宮夢幻設計的難產
．故宮文物的漂泊與回流
兩個故宮，與其說是外型相似的雙胞胎，還不如說是一張分裂的地圖。
《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帶你見證兩個故宮彼此的生存歷史，並拼湊出中華世界的未來。
本書作者野島剛是少戶斷付見對於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具有深厚理解的日本人，他不僅有記者專業背景，還非常善於說故事。他在《兩個故宮的離合》這本書里，以客觀第三者的記者角度，或者說以「為了台灣人好」的角度來解讀、說明東亞近代史的產物「兩個故宮」背後的政治權力與文化深層結構的樣貌。
簡單來說，「兩個故宮」正是因為「兩個中華」而誕生。
野島剛從北到南走訪了瀋陽、北京、京都、南京、上海、重慶、台北、香港、新加坡……，蒐集了各種參與故宮重要變遷、故宮的活字典寶貴「那志良」等人的證言，也訪問了台北歷任故宮院長：杜正勝、林曼麗，現任院長周功鑫等人，查閱了存放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蔣介石日記，集結了有關故宮學的第一手採訪資料，並在日文版出版後，追隨著不斷變化的政治情勢，在中文正體字出版前，反覆修改增補，並特別為台灣讀者增寫了後記，追蹤了故宮「日本展」的最新情況。
野島剛撰寫本書最大的目的，並非要論述故宮的藝術價值，也不會深入探討收藏品的優越性等問題。故宮歷史，從1925年成立到1949年分裂的過程，在中台日等三地都已經有許多口述歷史及史料作品。不僅是日本，在台灣幾乎仍未有系統性的介紹，這些都是本書的重點所在。
《兩個故宮的離合》共分為8章，第1章將介陵臘淚少紹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提出的「故宮改造」計畫。第2章談到辛亥革命前後，故宮文物流出的情況。第3章分別說明日本進攻中國時，故宮向南方和西方運送計畫的過程。第4章則談論故宮文物移送台灣的1949年前後，檢視政策決定的過程。第5章解說兩岸分裂後興建台北故宮，兩個故宮因此誕生的背景。第6章則試圖解析散落世界各地的故宮文物「回流」中國的舉炒現象。第7章預測「兩個故宮」的未來。
作者簡介
野島剛（Tsuyoshi Nojima）
1968年出生，自日本上智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進入朝日新聞社展開記者生涯。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佐賀支局、西部本社等，2001年起擔任駐新加坡特派員。曾赴伊體坑協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著有《伊拉克戰爭從軍記》（朝日新聞社出版，2003年）。其後擔獄照整斷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2007年至2010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曾擔任朝日新聞國際編輯部副部長。作品有《迷之名畫．清明上河圖》（勉誠出版）、《銀輪的巨人GIANT》（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
譯者簡介
1970年出生，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日本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譯有《漢尼拔戰記》。
圖書目錄
序章 什麼是故宮？什麼是文物？
二十年前對於台北故宮的不協調印象
蔣介石決定把文物運到台灣
受到中國近代史翻弄的故宮命運
與世界博物館的不同之處
變革的季節開始
日本展的啟動
故宮大廳被大陸客淹沒
第一章 民進黨未完成的夢想－－故宮改革
希望改變定位
與表現改革精神的電影相遇
陳水扁起用的院長
被華夷思想拋棄的島
被釘在南部的改革之鑰－－「故宮南院」
「第三位院長」是女性
文化行政的主導權拉開女人的戰爭
國民黨的阻止行動之前
陳水扁的密訪
「被中華中心主義的銅牆鐵壁阻擋」
第二章 文物流失－－是喪失？還是獲得
中國朝代的盛衰與文物
文物流出的主角－－末代皇帝
香港展出溥儀的首飾
文物流出傳播中華文化至世界
在關西地區開花結果的中國藝術沙龍
第三章 漂泊的文物
九一八事變改變了命運
首次海外展覽極為成功
在大陸往西再往西
南京和北京迄今仍「互不相讓」
第四章 文物到台灣
遍尋不著蔣介石對故宮的想法
國共內戰急轉直下的文物命運
與文物一起渡海的人
第二批文物也包括世界最大規模的叢書《四庫全書》
是「造反者」？還是英雄？
第五章 兩個故宮的開端
為何稱為「中山博物院」？
台北故宮建築與當時的國際情勢
經荒廢的北溝倉庫遺址
探究設計者的秘辛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浪潮中
日本人積極寄贈文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宮」的進展
第六章 中華復興的浪潮－－國寶回流
香港出現圓明園的掠奪品
參與回流的特殊人士是重量級人物的女兒
一掃圓明園遺恨的人
受到全世界矚目的巴黎鼠像拍賣會
要求返還文物的中國國內動向
歸還運動的結果
第七章 故宮會達成統一嗎
記者會上兩位故宮院長的反應
兩岸關係改善後台北故宮的「反向操作」
「南院」的命運如風中之燭
另懷心思的展開交流
下個目標「日本展」
喚動李登輝的司馬遼太郎
平山郁夫有志未竟成
民主黨政權的混亂引發再度觸礁
秘藏在文物里的中華民國價值觀
台灣版後記
本書主要人物
故宮以及中國、台灣、日本之主要大事
參考圖書、新聞報導一覽表
值得警惕的“野島剛式誤會”
野島剛這樣看“文物遷移”
在本書總綱的序章中，野島剛提出兩件讓他困惑的事：一是故宮為何不像真正的博物館，其收藏功能遠勝於展示，且只收藏中國文物；二是遭遇危險時，日本人會把寶物埋起來，或隻身逃走，為什麼中國人卻“文物南遷”。
他認為：在中國人對文物“過度”關注的背後，源於古代中國政治與文化的關係太過緊密。
野島剛直言不諱地寫道：政治權力“需要一個能讓世人接受的象徵，而集五千年歷史文明之大成的故宮文物，正好具有這種意義”（第7頁），“在中華歷史上，文化幾乎等同政治。文化是用來證明政治權力的道具，也是權力與社會、權力與歷史的指標”。（第210頁）
基於這個立場，野島剛形成一系列推論：大陸出現文物回流熱，是民族主義高漲的體現；兩岸故宮缺乏配合，源於爭正統的心態；台灣民眾對故宮冷漠，因為它是“中華文化”代表，與本土文化不協調，而大陸遊客喜歡這裡，則是因為政治情結……
在這些推論中，最登峰造極的是“將中國帶入‘現代’的原動力，就是不忘一雪遭西歐、日本蹂躪的歷史屈辱的想法”（第153頁）。
“文物南遷”真是為了象徵？
野島剛的基本判斷能否站得住腳？
首先，“文物南遷”動議始於1931年，因各派意見不統一，耽誤了近兩年，直到1933年2月才動身，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而非政客最終下的決斷，開始南遷時，連目的地都還不清楚。如此拖拉且慌亂，可見，人們對這個“象徵”重視程度不高。
其次，1932年8月21日，北平政務委員會形成決議，計畫拍賣故宮文物以購買500架飛機，以應付抗戰，按“文化幾乎等同政治”的邏輯，這又該如何解釋？
第三，很多學者反對南遷，比如胡適與魯迅，難道他們反對民國政府接續正統？
按本書邏輯，“文物南遷”最大受益者是蔣介石，可蔣很少提到這些文物，日記中亦無載，野島剛也承認這很奇怪，可他卻歸因於蔣在此方面“理論上是‘匱乏’的”（第107頁），看來，只要蔣不明確在日記中寫上：“我從沒想過文物南遷與權力正統性有關，野島剛在胡說。”那么，誰也駁不倒野島剛。
事實是，“文物南遷”充滿混亂、偶然、草率和危險，蔣敗退台灣前，派要員到上海搶運黃金，對文物遷台卻關注不多，看來，他對文物還能提供權力正統性的認識，顯然不如野島剛。
以己度人難免陷入誤區
野島剛是怎么想像出文物左右權力的呢？書中有所披露，“談到政治權力和文化的關係，日本人會想到‘三種神器’（鏡、玉、劍）……那是因為在神話里，擁有這三種神器的人才是真命天子……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故宮文化就是‘三種神器’”。（第15頁）
看來，野島剛是把日本人對文化的理解套到了中國人頭上，可兩者實在南轅北轍：象徵物總是越少越好，南遷文物多達1.3萬箱，究竟哪個算象徵物？象徵物有神化色彩，可乾隆皇帝動輒在古代字畫上蓋章，幾乎滿紙，更近於財主式的占有感。
野島剛信心滿滿地稱：“中國歷代朝廷政權為求安定，皇帝幾乎都熱衷於收集文物。保有文物可以提升成為中華之王的正統性。”（68頁）可象徵物要轉化為權力的工具，總要公開展示（哪怕在小圈子中）吧？可皇帝私人收藏從不示人，換言之，如果有人作假，大眾也分辨不出來，則正統性豈不被別人輕易奪走？
以己度人，看來野島剛掉入了常見的思維誤區中。
從多元解釋走向一元解釋
基本觀點站不住腳，則推論便成了無本之木。
兩岸故宮確實主要收藏中國文物，可從政府到民間，中國哪家博物館不是如此呢？這與中國博物館文化發展不充分，管理者、參觀者視野不夠國際化有關。
至於文物回流熱，固然有民族主義的成分，但主要還是投資行為，在民間投資渠道狹窄的前提下，很容易形成“熱”，買家選擇中國文物，因相對熟悉，便於鑑定、轉手等，如果說這就是民族主義，則搶購外國奢侈品的人們，難道要算成賣國賊？
至於兩個故宮爭正統，爭的恐怕也是文化正統，是學者們在操作。
台北人對故宮冷漠，也不費解。博物館是舶來文化，並未真正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北京人對故宮也很冷漠，甚至“北漂”們都很少去參觀，只有外地遊客特別熱衷，因為機會成本太高。
總之，野島剛“發現”的這些現象，都可以做多元解讀，未必是一體的，可奇怪的是，野島剛偏要將它們統一成一個“核心問題”。
想像中的“怪物異邦”
支撐野島剛這么做的，是追求一體化的思想方式和萬法歸宗的人文理想，它們來自傳統，在碎片化時代，擁有莫大的誘惑力。
可問題是，不論是思想方式還是人文理想，都要以實證為基礎，需要建立在充分調查、數據說話的基礎上，憑主觀感受和他人唾餘，很容易搭建出一套似乎自圓其說的邏輯框架，可它從一開始就是虛擬的。其代價是，觀察者將喪失普遍主義的立場，不願以常情、常識為基礎，而是全力編造出一個“怪物異邦”。總之，他們不僅怪，還合乎邏輯地怪，這就為暴力提供了藉口。
正如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揭示的那樣，當西方帶著獵奇的心態去觀察東方時，東方便被“他者”化了，而與之俱來的，便是妖魔化、掠奪與加害。
在野島剛的這本書中，存在同樣問題，他大聲宣布這個“怪物異邦”的動力是“不忘一雪遭西歐、日本蹂躪的歷史屈辱的想法”，換言之，發展的動力源於仇恨，那么，接下來的邏輯必然是：這是人類文明的威脅，應該遏制乃至窒息它。
可這種斷章取義、抄襲來的觀點證據何在？用季諾漫畫式的頭腦風暴，就能輕易下結論嗎？
避免誤會從反思自己開始
值得反省的是，野島剛的偏執並非個案，長期以來，不論是中國人看日本，還是日本人看中國，都存在著類似的誤會。我們想當然地從自己的角度來理解和觀察對方，當其反應不同時，就會怒氣沖沖，認為是別有用心，是“奇葩”和怪物。
在國人的觀念中，對日本也有許多誤解。比如說日本人屈服強者，鄙視弱者，其實近代日本在崛起過程中，屢屢挑戰強者；再比如說日本人好色，這就混淆了AV行業與普通日本人生活的區別……這樣的例子，隨手還可以舉出很多。
這些誤解有共通之處：一是發現對方不同，不是在尊重的前提下去深入了解，而是任性解讀；二是把誤會概念化，用邏輯加以貫通，使之上升為“真理”。
在誤會的土壤上，是不可能實現溝通與信任的，最終會給彼此帶來傷害。野島剛長期從事中國問題報導，在中國生活多年，尚不能完全超越偏執，則對於通過間接信息了解日本的我們，會不會錯得更離譜？
姑且稱本書的不足是“野島剛式誤會”吧，翻閱它不是為了嘲笑，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墮入其中。
作者簡介
野島剛（Tsuyoshi Nojima）
1968年出生，自日本上智大學新聞系畢業後，進入朝日新聞社展開記者生涯。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佐賀支局、西部本社等，2001年起擔任駐新加坡特派員。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著有《伊拉克戰爭從軍記》（朝日新聞社出版，2003年）。其後擔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2007年至2010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曾擔任朝日新聞國際編輯部副部長。作品有《迷之名畫．清明上河圖》（勉誠出版）、《銀輪的巨人GIANT》（東洋經濟新報社出版）。
譯者簡介
1970年出生，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日本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譯有《漢尼拔戰記》。
圖書目錄
序章 什麼是故宮？什麼是文物？
二十年前對於台北故宮的不協調印象
蔣介石決定把文物運到台灣
受到中國近代史翻弄的故宮命運
與世界博物館的不同之處
變革的季節開始
日本展的啟動
故宮大廳被大陸客淹沒
第一章 民進黨未完成的夢想－－故宮改革
希望改變定位
與表現改革精神的電影相遇
陳水扁起用的院長
被華夷思想拋棄的島
被釘在南部的改革之鑰－－「故宮南院」
「第三位院長」是女性
文化行政的主導權拉開女人的戰爭
國民黨的阻止行動之前
陳水扁的密訪
「被中華中心主義的銅牆鐵壁阻擋」
第二章 文物流失－－是喪失？還是獲得
中國朝代的盛衰與文物
文物流出的主角－－末代皇帝
香港展出溥儀的首飾
文物流出傳播中華文化至世界
在關西地區開花結果的中國藝術沙龍
第三章 漂泊的文物
九一八事變改變了命運
首次海外展覽極為成功
在大陸往西再往西
南京和北京迄今仍「互不相讓」
第四章 文物到台灣
遍尋不著蔣介石對故宮的想法
國共內戰急轉直下的文物命運
與文物一起渡海的人
第二批文物也包括世界最大規模的叢書《四庫全書》
是「造反者」？還是英雄？
第五章 兩個故宮的開端
為何稱為「中山博物院」？
台北故宮建築與當時的國際情勢
經荒廢的北溝倉庫遺址
探究設計者的秘辛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浪潮中
日本人積極寄贈文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宮」的進展
第六章 中華復興的浪潮－－國寶回流
香港出現圓明園的掠奪品
參與回流的特殊人士是重量級人物的女兒
一掃圓明園遺恨的人
受到全世界矚目的巴黎鼠像拍賣會
要求返還文物的中國國內動向
歸還運動的結果
第七章 故宮會達成統一嗎
記者會上兩位故宮院長的反應
兩岸關係改善後台北故宮的「反向操作」
「南院」的命運如風中之燭
另懷心思的展開交流
下個目標「日本展」
喚動李登輝的司馬遼太郎
平山郁夫有志未竟成
民主黨政權的混亂引發再度觸礁
秘藏在文物里的中華民國價值觀
台灣版後記
本書主要人物
故宮以及中國、台灣、日本之主要大事
參考圖書、新聞報導一覽表
值得警惕的“野島剛式誤會”
野島剛這樣看“文物遷移”
在本書總綱的序章中，野島剛提出兩件讓他困惑的事：一是故宮為何不像真正的博物館，其收藏功能遠勝於展示，且只收藏中國文物；二是遭遇危險時，日本人會把寶物埋起來，或隻身逃走，為什麼中國人卻“文物南遷”。
他認為：在中國人對文物“過度”關注的背後，源於古代中國政治與文化的關係太過緊密。
野島剛直言不諱地寫道：政治權力“需要一個能讓世人接受的象徵，而集五千年歷史文明之大成的故宮文物，正好具有這種意義”（第7頁），“在中華歷史上，文化幾乎等同政治。文化是用來證明政治權力的道具，也是權力與社會、權力與歷史的指標”。（第210頁）
基於這個立場，野島剛形成一系列推論：大陸出現文物回流熱，是民族主義高漲的體現；兩岸故宮缺乏配合，源於爭正統的心態；台灣民眾對故宮冷漠，因為它是“中華文化”代表，與本土文化不協調，而大陸遊客喜歡這裡，則是因為政治情結……
在這些推論中，最登峰造極的是“將中國帶入‘現代’的原動力，就是不忘一雪遭西歐、日本蹂躪的歷史屈辱的想法”（第153頁）。
“文物南遷”真是為了象徵？
野島剛的基本判斷能否站得住腳？
首先，“文物南遷”動議始於1931年，因各派意見不統一，耽誤了近兩年，直到1933年2月才動身，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會而非政客最終下的決斷，開始南遷時，連目的地都還不清楚。如此拖拉且慌亂，可見，人們對這個“象徵”重視程度不高。
其次，1932年8月21日，北平政務委員會形成決議，計畫拍賣故宮文物以購買500架飛機，以應付抗戰，按“文化幾乎等同政治”的邏輯，這又該如何解釋？
第三，很多學者反對南遷，比如胡適與魯迅，難道他們反對民國政府接續正統？
按本書邏輯，“文物南遷”最大受益者是蔣介石，可蔣很少提到這些文物，日記中亦無載，野島剛也承認這很奇怪，可他卻歸因於蔣在此方面“理論上是‘匱乏’的”（第107頁），看來，只要蔣不明確在日記中寫上：“我從沒想過文物南遷與權力正統性有關，野島剛在胡說。”那么，誰也駁不倒野島剛。
事實是，“文物南遷”充滿混亂、偶然、草率和危險，蔣敗退台灣前，派要員到上海搶運黃金，對文物遷台卻關注不多，看來，他對文物還能提供權力正統性的認識，顯然不如野島剛。
以己度人難免陷入誤區
野島剛是怎么想像出文物左右權力的呢？書中有所披露，“談到政治權力和文化的關係，日本人會想到‘三種神器’（鏡、玉、劍）……那是因為在神話里，擁有這三種神器的人才是真命天子……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故宮文化就是‘三種神器’”。（第15頁）
看來，野島剛是把日本人對文化的理解套到了中國人頭上，可兩者實在南轅北轍：象徵物總是越少越好，南遷文物多達1.3萬箱，究竟哪個算象徵物？象徵物有神化色彩，可乾隆皇帝動輒在古代字畫上蓋章，幾乎滿紙，更近於財主式的占有感。
野島剛信心滿滿地稱：“中國歷代朝廷政權為求安定，皇帝幾乎都熱衷於收集文物。保有文物可以提升成為中華之王的正統性。”（68頁）可象徵物要轉化為權力的工具，總要公開展示（哪怕在小圈子中）吧？可皇帝私人收藏從不示人，換言之，如果有人作假，大眾也分辨不出來，則正統性豈不被別人輕易奪走？
以己度人，看來野島剛掉入了常見的思維誤區中。
從多元解釋走向一元解釋
基本觀點站不住腳，則推論便成了無本之木。
兩岸故宮確實主要收藏中國文物，可從政府到民間，中國哪家博物館不是如此呢？這與中國博物館文化發展不充分，管理者、參觀者視野不夠國際化有關。
至於文物回流熱，固然有民族主義的成分，但主要還是投資行為，在民間投資渠道狹窄的前提下，很容易形成“熱”，買家選擇中國文物，因相對熟悉，便於鑑定、轉手等，如果說這就是民族主義，則搶購外國奢侈品的人們，難道要算成賣國賊？
至於兩個故宮爭正統，爭的恐怕也是文化正統，是學者們在操作。
台北人對故宮冷漠，也不費解。博物館是舶來文化，並未真正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北京人對故宮也很冷漠，甚至“北漂”們都很少去參觀，只有外地遊客特別熱衷，因為機會成本太高。
總之，野島剛“發現”的這些現象，都可以做多元解讀，未必是一體的，可奇怪的是，野島剛偏要將它們統一成一個“核心問題”。
想像中的“怪物異邦”
支撐野島剛這么做的，是追求一體化的思想方式和萬法歸宗的人文理想，它們來自傳統，在碎片化時代，擁有莫大的誘惑力。
可問題是，不論是思想方式還是人文理想，都要以實證為基礎，需要建立在充分調查、數據說話的基礎上，憑主觀感受和他人唾餘，很容易搭建出一套似乎自圓其說的邏輯框架，可它從一開始就是虛擬的。其代價是，觀察者將喪失普遍主義的立場，不願以常情、常識為基礎，而是全力編造出一個“怪物異邦”。總之，他們不僅怪，還合乎邏輯地怪，這就為暴力提供了藉口。
正如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揭示的那樣，當西方帶著獵奇的心態去觀察東方時，東方便被“他者”化了，而與之俱來的，便是妖魔化、掠奪與加害。
在野島剛的這本書中，存在同樣問題，他大聲宣布這個“怪物異邦”的動力是“不忘一雪遭西歐、日本蹂躪的歷史屈辱的想法”，換言之，發展的動力源於仇恨，那么，接下來的邏輯必然是：這是人類文明的威脅，應該遏制乃至窒息它。
可這種斷章取義、抄襲來的觀點證據何在？用季諾漫畫式的頭腦風暴，就能輕易下結論嗎？
避免誤會從反思自己開始
值得反省的是，野島剛的偏執並非個案，長期以來，不論是中國人看日本，還是日本人看中國，都存在著類似的誤會。我們想當然地從自己的角度來理解和觀察對方，當其反應不同時，就會怒氣沖沖，認為是別有用心，是“奇葩”和怪物。
在國人的觀念中，對日本也有許多誤解。比如說日本人屈服強者，鄙視弱者，其實近代日本在崛起過程中，屢屢挑戰強者；再比如說日本人好色，這就混淆了AV行業與普通日本人生活的區別……這樣的例子，隨手還可以舉出很多。
這些誤解有共通之處：一是發現對方不同，不是在尊重的前提下去深入了解，而是任性解讀；二是把誤會概念化，用邏輯加以貫通，使之上升為“真理”。
在誤會的土壤上，是不可能實現溝通與信任的，最終會給彼此帶來傷害。野島剛長期從事中國問題報導，在中國生活多年，尚不能完全超越偏執，則對於通過間接信息了解日本的我們，會不會錯得更離譜？
姑且稱本書的不足是“野島剛式誤會”吧，翻閱它不是為了嘲笑，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墮入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