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國際少年圖書評議會”IBBY, 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設立 「國際安徒生大獎」(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每兩年授獎給在青少年文學創作上有傑出貢獻並且活著的的作家予以鼓勵;1966年增設插畫獎,堪稱兒童文學、插畫界的諾貝爾獎。
英國設立凱特.格林威獎(The Kate Greenaway Medal)是英國插畫家每年的最高榮譽獎。
1962英國牛津大學出版部出版布萊恩.懷德史密斯(Brian Wildsmith, 1930-)所著的A B C一書,該書更獲得同年的格林威獎。
1967 捷克布拉迪斯國際插畫雙年展於1967年設獎(Biennale of Illustrations Bratislava),英文簡稱BIB,BIB每雙年設年度首獎一名,金蘋果獎五名,金牌獎十名。
《下雪天》(The Snowy Day,1962)是埃茲拉·傑克·濟慈(Ezra Jack Keats)的作品,曾經獲得過1963年的凱迪克獎金獎。故事描繪了一個下雪天給黑人小男孩彼得帶來的喜悅,其中有這樣一個畫面,文字上寫道:“他用內八字走路,就像那樣:”怎樣呢?作者沒有繼續往下說,但他用畫面告訴我們了。陳致元的《小魚散步》說的是少女小魚被爸爸派去買雞蛋的故事,第2個畫面上最後的一行文字是:“然後,跟著影子貓,走在屋頂上。”如果不看圖畫,也許會讓人嚇一跳:小魚怎么上房了?看了畫面才知道,原來小魚是踩在屋頂的影子上。
說到圖文關係,人們提到最多的就是《母雞蘿絲去散步》了。其實,它所以會被人們奉為經典,就因為它在畫面里敘述了一個文字里並沒有提到的故事,讓文字與圖畫形成一種非常滑稽的比照。整本書十四個畫面,一共只有32個單詞。如果單看文字,這本書敘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Rosie the hen went for a walk(母雞蘿絲去散步)/across the yard(穿過院子)/around the pond(繞過池塘)/over the haystack(翻過乾草垛)/past the mill(經過磨麵房)/though the fence(鑽過柵欄)/under the beehives(從蜂箱下面走過去)/and got back in time for dinner(回到雞舍,正好趕上吃晚飯)——似乎一切正常,只不過是一隻母雞在農場裡兜了一個圈子,但畫面里出現了一隻狐狸。於是,母雞散步的故事就變成了一個狐狸追母雞的故事,正如約翰·洛威·湯森(John Rowe Townsend)在《英語兒童文學史綱》(Written for children: An outline of English-language children's literature,2003)里所說的那樣:《母雞蘿絲去散步》敘述的重點在於隱藏在文字背後的事實。
這些都是文字上沒說,圖畫上畫出來了的例子,那有沒有文字上說了,但圖畫上沒有畫出來的例子呢?
約翰·伯寧罕的《莎莉,離水遠一點》(Come Away from the Water, Shirley,1977),文字與圖畫說的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一個晴朗的日子,少女莎莉和父母一起來到了海邊。這是《莎莉,離水遠一點》的第1個畫面,是一張單頁,文字是“莎莉,水太冷,不適合游泳!”聽上去像是媽媽在勸說莎莉,畫面上也沒有什麼異樣。但從第2個對頁畫面開始,文字與圖畫就分道揚鑣了,不再敘述同一個故事了。你看,第4個對頁畫面,左面一頁是媽媽和爸爸坐在椅子上,文字仍然是媽媽的嘮叨:“你可不可以小心一點,不要把新鞋子弄髒。”右面一頁的畫面上,卻是莎莉劃著名一隻小船駛向了海盜船。第5個對頁畫面,左面一頁媽媽和爸爸仍然坐在椅子上,文字也仍然是媽媽的嘮叨:“莎莉,不要打那隻狗,它可能是一隻野狗。”而右面的畫面上,海盜正用一把劍逼著莎莉……因為文字與圖畫各說各的,一個故事也就發展成了兩個故事——左面是現實當中的一個故事,右面是莎莉腦海之中的一個幻想故事。不過,正因為圖文之間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關係,在這兩個故事之間,還存在一個潛在的、我們看不見的故事,就是現實當中莎莉的故事。
比如,1983年凱迪克獎的銀獎之作、辛西亞·勞倫特(Cynthia Rylant)文/黛安·庫德(Diane Goode)圖的《山中舊事》(When I Was Young in the Mountains,1982),就是一本再循規蹈矩不過的圖畫書了:我小時候住在山上,渾身黑煤灰、當礦工的爺爺每天晚上回家時都會親我的頭頂,奶奶會給我們做小麥麵包、煮豆子和炸秋葵莢……一行行回憶的文字,靜靜地排列在那裡,與邊上那些樸實無華、溫潤如細雨般的緬懷童年山中歲月的畫面十分吻合。尤金·特里維查(Eugene Trivizas)文/海倫·奧克森伯里(Helen Oxenbury)圖的《三隻小狼和大壞豬》(The Three Little Wolves and the Big Bad Pig,1993),雖然故事很離經叛道,大膽地篡改了一回人們早就熟知了的英國民間故事“三隻小豬”——三隻小豬變成了三隻小狼,窮凶極惡的狼變成了豬,但它的文字並沒有像故事一樣離譜,而是安分守己,穿插在讓人匪夷所思的畫面之間。
克羅克特·約翰遜(Crockett Johnson)文/圖的《阿羅有支彩色筆》(Harold and the Purple Crayon,1955)里也有一根看得見的線,不過不是一條水平的直線,而是阿羅用手裡的那支畫筆畫出來的一條變幻無窮的線,它有時是一條路,有時是一條意味大海的波浪線,有時又是一座高山……就是這條表現想像具有無中生有的力量的線,不斷地向前延伸,讓一幅幅畫面連續起來。到了最後一頁,阿羅畫筆一扔上床睡覺去了,這標誌著他從想像的世界回到了現實里。
這都是看得見的線的例子。
也有相當多的圖畫書,不是靠一條線,而是靠人物在畫面里的一個個動作將畫面銜接起來。
1976年凱迪克獎金獎作品、弗娜·阿丹瑪(Verna Aardema)文/李奧與黛安·狄倫(Leo and Diane Dillon)夫婦圖的《為什麼蚊子老在人們耳邊嗡嗡叫?》(Why Mosquitoes Buzz in People's Ears?,1975),以類似非洲風格的蠟染方式,說出了一個極富民間色彩的西非故事:蜥蜴不想聽蚊子吹牛,就在耳朵里插上了兩根樹枝;蟒蛇見蜥蜴不理睬它,以為蜥蜴生氣了,就躲到了兔子洞裡;烏鴉看見兔子逃了出來,就散布謠言說森林裡有危險了……最後才查明禍出蚊子之口。蚊子從此以後只好東躲西藏,只要它出來問大家還生它的氣嗎,就會得到“啪”的一聲的回答。因為這是一個從蚊子到蜥蜴、從蜥蜴到蟒蛇、從蟒蛇到兔子……最後又回到蚊子的環環相扣的故事,所以畫家在畫面里也巧妙地穿針引線,安排一隻動物進入畫面,一隻動物出畫面;一隻動物再進入畫面,一隻動物再出畫面……這條出出進進的“動作線”一直延續到了故事的最後一頁。你看,蟒蛇從左面進來了,兔子向右面逃去。翻過這一頁,我們看見兔子從左面進來了,猴子又向右面逃去了。
有些圖畫書是靠一個接一個重複的情節與句型來連線畫面的,比如1972年凱迪克獎金獎作品、農尼·霍格傑恩(Nonny Hogrogian)的《在一個晴朗的日子裡》(One Fine Day,1971)。一隻口渴的狐狸喝乾了老奶奶牛奶罐子裡的牛奶,被剪掉了尾巴。“請把尾巴還給我。”狐狸要求道,但老奶奶不答應:“你把牛奶還給我,我就把尾巴還給你。”沒辦法,狐狸只好找母牛要牛奶,母牛說你要是給我草,我就給你牛奶;狐狸找到草地要草,草地說你要是給我水,我就給你草……接下來狐狸又會去找誰了呢?一個個可預測的結果,構成了一種進階式的結構,畫面就在這種讀者參與的推演過程中完成了銜接。
然而也有這么一類圖畫書,並沒有一個一貫到底的故事,好似一盤散沙。比如約翰·伯寧罕《你喜歡》( Would You Rather,1978),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沒有什麼情節,就是一個金髮小男孩站在那裡胡思亂想——你喜歡大象喝光你的洗澡水嗎?你喜歡吃蜘蛛羮嗎?你喜歡被鱷魚吞掉嗎?你喜歡媽媽在餐館裡和人吵架嗎?你喜歡騎著一頭野牛衝進超市嗎?你喜歡和雞住在雞舍里嗎……串起這一幅幅畫面的,是它狂野發散的想像力!畫面不是被一根線,而是被許許多多根放射狀的線連了起來。
1965年凱迪克獎金獎作品、比阿特麗斯·申克·迪·雷尼爾斯(Beatrice Schenk de Regniers)文、貝尼·蒙特雷索(Beni Montresor)圖的《我可以帶一個朋友來嗎?》(May I Bring A Friend?,1964),不但畫面是以三拍子節奏加以展開,還用顏色也以區別:國王和王后的黑白畫面是1,男孩帶來一隻動物的彩色畫面是2,國王和王后招待男孩和動物的單色畫面是3。
《當乃平遇上乃萍》(Voices in the Park,1998)是安東尼·布朗一部實驗性極強的作品,故事簡單到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出來:小男孩和母親去公園,小女孩和父親去公園。但就這么一個簡單至極的故事卻被作者分成了四個段落,敘述人分別是小男孩的母親、小女孩的父親、小男孩以及小女孩。敘述到最後,我們才發現他們是在敘述同一個故事。在這本標新立異之作里,類似“隱藏著的圖像”太多了——比如吞吃人手的綠色的鱷魚樹影、一棵突然落葉翻飛的樹、一棵著火的樹、打著傘飛起來的瑪麗·波平斯阿姨、站在摩天大樓樓頂上大聲吼叫的金剛、帽子形狀的雲、剪成鯨尾的樹冠和鯨噴起的水柱……這些小細節,有的僅僅是逗人一笑,豐富畫面,為這個發生在午後的一個現實故事增添些許超現實主義的色彩而已。但絕大多數都不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了,都有了寓意。比如那棵突然落葉翻飛的樹,就配合了母親那一聲氣急敗壞的喊叫;還有那棵著火的樹,熊熊的烈焰就是母親心情的寫照。
美籍華人楊志成(Ed Young)的《狼婆婆》(Lon Po Po,1989)是1990年凱迪克獎的金獎之作,它改編自那則我們從小就耳熟能詳的民間傳說。雖然用的是粉彩,但他卻把它畫出了一種悠遠的水墨意境,寫意而非寫實,更讓人覺出了這個東方故事的神秘與詭譎。從開頭媽媽告別三個女兒出門去外婆家起,一直到狼現出原形為止,有十四頁之多,畫家始終沒有讓我們看清狼的真面目,然而它又無處不在,比如第一個畫面即媽媽出門去時,她其實就踩在了狼的鼻子上——她們房子下的那個山丘,就是一個狼頭的形狀,這實際上已經意味著危險的逼近了。影影綽綽,有時比看清一頭狼更可怕。兒童畫冊
“凱迪克大獎”除了重視繪本的藝術價值、特殊創意外,對於是否能“寓教於樂”,並能啟發孩子的想像力,也是頒獎的考量重點,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豬頭三兄弟》(Three Pigs)、《我的兔子朋友》(My Friend Rabbit)和《你想當總統嗎?》(So You Want to Be President?)等歷屆得獎作品,都具有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魔力。
協會的共同目標從一開始就確定為:要盡一切力量,促進兒童文學和青年文學的發展。由於“德國青少年文學協會”在德國兒童文學界極具影響力,“德國青少年文學獎”也成為德國眾多兒童文學工作者努力追求的成功標竿。正因如此,《森林大熊》(Aufstand der Tiere oder die Neuen Stadtmusikanten)、《爺爺有沒有穿西裝》(Hat Opa einen Anzug an?)和《惡霸遊戲》(Macker)等歷屆得獎作品也成為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心目中最值得信賴的品質保證。
在這之中,最著名的就是“國際安徒生大獎”。“國際安徒生大獎”是由國際青少年讀物評審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IBBY)主辦,每兩年由全世界會員國提名,頒給一位對繪本有獨特重大貢獻的畫家,肯定他的終生成就,又有“小諾貝爾獎”之稱。
參展的作品皆需經過BIB會員國國內文化單位的推薦,經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評選出得獎作品,獎項包括“年度大獎”(Brand Prix)1名、“金蘋果獎”(BIB Golden Apple)4名、“銀徽獎”(BIB Plique)5名和“榮譽獎”(Honorable Mention to the Publisher)4名。全世界的插畫家都以獲得這個獎項為榮,一旦得獎便代表了全世界的肯定。山久根育(Iku Dekune)和英諾桑提(Roberto Innocenti)都曾得過布拉迪斯國際插畫雙年展年度大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