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鬼才班馬精品文集:沉船謎書》講述了一條三千年前的沉船的出現，引發了種種神秘莫測的事件發生，老木博士為了破解沉船之謎，隻身探險，遇到了神秘少女“紅妹子”以及一隻詭異的黑色魚鷹，故事就此展開……《兒童文學鬼才班馬精品文集:沉船謎書》適合少兒閱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兒童文學鬼才班馬精品文集:沉船謎書
- 出版社：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 頁數：173頁
- 開本：32
- 作者：班馬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品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兒童文學鬼才班馬精品文集:沉船謎書》不僅有把童年的遊戲狂歡、叛逆行徑和童心童趣書寫到極致的兒童小說，也有想像色彩濃郁、瑰麗的幻想文學經典，另有名著導讀以及少年詩集，在這些光怪陸離、千姿百態的故事啟迪下，勢必將會引領小讀者暢遊奇妙莫測的幻想秘境。
作者簡介
班馬，兒童文學作家，廣州綠人工作室總策劃人，曾創辦《綠人》兒童畫報，並任總編輯，曾任廣州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一九九五年在廣州兒童活動中心創建快樂作文課程教學實驗基地，為班馬快樂作文創始人。迄今為止，已出版童話作品《綠人》《老木舅舅迷蹤記》，散文集《星球的細語》，專著《前藝術思想》等多部作品。曾獲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國家圖書獎、宋慶齡兒童文學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圖書目錄
引子一個仿古心理學家
Ⅰ來自“舒鳩”的古沉船報告
Ⅱ紅妹子和她的黑色魚鷹
Ⅲ美麗透明之水晶中的“鬼船”
Ⅳ窺探長江中游的蘆葦沼澤地
Ⅳ跟隨小巫女漂遊河灣之夜
Ⅵ由一隻魚鷹猜想那個遠古的舟師
Ⅶ“舒鳩沉船”的木頭暗語
Ⅷ大霧裡的紅燭、夜船和古草
Ⅸ在長江輪上穿越千年
Ⅹ躺在金黃絲草里的紅妹子
Ⅺ回憶高原王子的大船
Ⅻ在魚鷹之死的時刻河灣紅了
ⅩⅢ知道大樹有一個夢想
尾聲紅妹子的船來了
Ⅰ來自“舒鳩”的古沉船報告
Ⅱ紅妹子和她的黑色魚鷹
Ⅲ美麗透明之水晶中的“鬼船”
Ⅳ窺探長江中游的蘆葦沼澤地
Ⅳ跟隨小巫女漂遊河灣之夜
Ⅵ由一隻魚鷹猜想那個遠古的舟師
Ⅶ“舒鳩沉船”的木頭暗語
Ⅷ大霧裡的紅燭、夜船和古草
Ⅸ在長江輪上穿越千年
Ⅹ躺在金黃絲草里的紅妹子
Ⅺ回憶高原王子的大船
Ⅻ在魚鷹之死的時刻河灣紅了
ⅩⅢ知道大樹有一個夢想
尾聲紅妹子的船來了
序言
序
方衛平
一
班馬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界有“鬼才”之譽。仔細想來，非“鬼”之一字的確不足以形容其才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班馬的名字像一股旋風般刮入中國兒童文學的創作和研究領域，並在這兩個領域同時激揚起具有極大牽引力的思想和藝術氣流，這氣流的一部分在今天還充滿了鼓盪精神的力量。他的創作涉獵之廣、理論思考之銳、現實踐行之勇，都令人深為感佩，更重要的是，他在上面的每一個領域都取得了令人驚訝的成績。在我看來，他的一些兒童小說和散文屬於當代中國兒童文學最頂尖的一部分作品；他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構想》，則是這么多年來我在每一屆兒童文學研究生的理論課程上必定要單獨、隆重推介的一本研究著作。《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構想》僅有薄薄的一小冊，卻包含了作者有關兒童文學的許多富於洞見而又高度濃縮的思想。班馬在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兒童文學的遊戲精神”、“學習大于欣賞”、“兒童反兒童化”等美學命題，既包含著作者本人豐富的文化和理論積澱，又越過理論，穿透了兒童文學文類的某種本質。在當時的文化語境下，作者想要“創造”和“言說”的願望太強烈了，以至於他的思考幾乎是以一種噴薄而非緩緩流出的方式在文本中得到呈現的。我有時想，今天，我們恐怕再也看不到這樣的每一寸文本都浸透著如此高濃度思想的兒童文學理論著作了。
班馬的理論思考始終與他的寫作實踐融合在一起。這種融合的方式很奇特。我們可以說他的理論思考在一個很高的思想平台上支撐著他的創作，但與此同時，他的寫作又遠不只是觀念的一種落實，相反，我們會覺得，那些理論恰恰是從這些充滿生命感的文字中生長出來的觀念物，正因為這樣，班馬的兒童文學理論與他的兒童文學寫作一樣，總是帶有一股強大的裹挾人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班馬首先是一位作家，更確切地說，他首先是一個詩人，他的文字和思想中充滿了美學意義上的詩的魔力。《鳳之少年》中收錄的班馬的一些兒童詩作，其意象和語言都挾帶著極強的情感衝擊力；而他的以李小喬為主人公的一些兒童小說片段，則是現在回頭來讀仍然令我感到熱淚盈眶的文字。2009年，我在編選《中國兒童文學分級讀本》時，在不同年級的分冊為班馬的作品單獨設立了三個單元。重讀擇入這三個單元的班馬的兒童詩、短篇散文和兒童小說作品，我的閱讀感受中依然包含了一種強烈的被捲起、被吸入、被融化的體驗。我在想，班馬的一些兒童文學寫作，真的在書寫兒童文學獨特的美學世界的同時，把這一文類的藝術起點放到了與一般文學一樣的準線上。
這或許是因為班馬所吸收的文化營養，原本就大大越出了兒童文學的狹義邊界。在他還遠沒有與兒童文學結緣的時候，他的身上已經儲備了一腔蓄勢待發的才華。從他的散文集《孤旅迷境》中，我們可以尋微索隱地讀出一個始終在盡情地體驗、用力地吸收、開闊地思考並且不斷追尋著生命上升狀態的年輕的班馬。這個班馬與他的同時代人分享了上個世紀80年代特有的一種精神狀態，那是一種試圖向著身體之外最闊大的自然宇宙和身體之內最深刻的生命意識打開自我，並試圖以自我來容納這二者的時代精神。它賦予了後來成為兒童文學作家和研究者的班馬以一種的開放而又深透的文化視野，以及一種面朝現實的珍貴的理想主義情懷。這使他的筆在觸及各種童年和兒童文學的話題時，總是能很“鬼”同時又很準確地切入到它們的精神深處。比如，在《六年級大逃亡》這樣的兒童小說中，他能夠在把童年的遊戲狂歡和叛逆行徑書寫到極致的同時，恰如其分地寫出這遊戲和叛逆中所無處不在的童年的真誠，他也能夠在淋漓地表現邊緣童年所遭遇的種種壓抑和誤解的同時，在看似不經意間為童年的“不幸”點染出生活的溫暖底色。
所以，閱讀班馬筆下的童年生活和孩提世界，我有時會不由自主地激動起來。我覺得，他的敘說不僅在把童年帶往生活的更深處，也常常在把我們帶往我們所不知道的童年更深處。
二
班馬的兒童文學寫作常常指向著這樣一些特殊的精神關鍵字：旅行，遠方，荒野，太古，幽秘，以及野蠻。仔細探究，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一些在班馬個人的兒童文學圖譜中相互關聯的辭彙，它們共同傳達了班馬對於當代童年精神、童年美學以及童年教育的獨到見解。這些詞語無一例外地與一種時間或者空間上的綿延感、遼闊感有關，與此相應地，他的許多作品都傾向於選取大海、太空、密林、高原、長江、峽谷、沙漠、荒原這一類充滿時空蒼茫感的場所來展開故事的敘述。收入《夜探河隱館》的五則幻想故事(《池塘之謎》、《遙控者的金手指》、《少年的候烏》、《沙漠老胡》、《夜探河隱館》)，場景和敘事的調子各不相同，其文本卻都瀰漫著一股與人類時空移換有關的滄桑感和幽秘感，不論是池塘底下刻滿古文字的千年老龜，黃浦江水底的古城傳說和兩岸的古鎮古園，還是被稱為“老胡”的沙漠氣旋和埋在沙漠下的遠古森林與古城，以及不甘於在時間中沉寂的明代藏書樓，都帶有一種悠遠、開闊的歷史時空的氣息。收入《幻想鯨魚的感受》的十六則短篇作品，所敘的故事上至太空、下至大海，遠至沙漠、深至古林，大到寬背巨鰭的藍鯨，小到一隻不起眼的招潮蟹，都被賦予了的歷史時間與思考的重量。長篇童話《沉船謎書》則是將遠古的巫術、傳說、歷史和文化揉入幻想的情節，為古蜀國的“魚鳧”部族構想了一段浪漫的歷史。這些作品的取材和情節往往包含了豐富、生動的歷史知識和凝重、厚實的文化內容，它們也顯示了作家本人在這方面紮實的底蘊和長期的積累。在兒童對於現實的體驗正變得日益單薄的今天，班馬似乎著意要在當代童年的身心裡恢復一種對於真實、厚重的歷史時間和空間的深刻印象。
而這種時空感並不僅僅關乎現實，更關乎我們內在的生命感覺。在《孤旅迷境》中，他反覆強調著“行游”對於童年的特殊意義：“你感覺到了嗎，在這個‘世界’之上能夠不把自己‘弄丟’，這其實是一件很大的事呀！”“‘旅行’其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們不但在外面玩，事實上也是在暗暗培養起關於在一個世界中的‘方向’、‘位置’、‘辯識’等等的能力。”(《福州路口迷失記》)這裡，收在引號內的“世界”、“弄丟”、“方向”、“位置”和“辨識”等詞，在班馬的敘述語流中都有著豐富的復義內涵。它們首先指向著旅行的一種當下功利性的現實意義，亦即通過旅行的鍛鍊，使個體獲得應對現實生活的強大能力，這裡面包括在特定的空間場域內進行尋找和發現的能力、作出判斷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等等。與此同時，它們也是指旅行對於個體存在的另一種更具隱喻性和哲思性的意義——如果說生命正如一場“旅行”，那么個體在茫茫的世界乃至宇宙空間中，如何認識和理解自身存在的位置，以及在紛繁複雜的生活中，如何尋找和確定自己靈魂的位置，正是這場旅行的要務。假使缺乏“旅行”中的方位感和遠見，眼前的日常紛擾和一地雞毛會很容易地阻斷我們的視線，限制我們的視野，進而遮蔽我們對於這世界和人生的認識與把握。而“旅行”正是童年向著世界的打開，是童年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拓展，個體正是通過這樣的拓展才慢慢培養起對於世界和生活的掌控能力。
因此，班馬的寫作格外關注童年的力的美學。在他看來，對於“力”的吸收和釋放的渴望是童年的天性，而這個天性在今天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喚醒和培育。為此，他有時是故意在用野性的東西去滋養童年。他的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兒童散文，題目就叫《野蠻》，那種遊蕩在文字間的強勁、蝕骨的童年蠻力的氣息，一直鮮活地留在我的閱讀記憶里。我常常想，這裡面是不是包含了作家對於身體和精神壓抑之下整個當代兒童群體“力量感”的消退的一種隱憂？有時候，讀班馬的作品，我會覺得他的文字里燃燒著一種內在的企盼，即期望兒童能夠以一種更強力、更博大的姿態，學著成為他們自己世界和生活的主人。他為少年朋友們而寫的《世界奇書導讀》，其中百科式的選目和導讀充分傳達了他對於童年成長的這種期望。
但這也是一種不無危險的力量，在過度“餵食”的情況下，它很可能會膨脹為對身外世界的一種傲然的凌駕和自私的占有。因此，在張揚這種主體力感的同時，班馬也一直在尋求著來自另一種力的平衡——如果說是前者是個體的一種意欲把握世界的能量感，那么後者則表現為世界自身對於這種把握的抗拒。我們會發現，班馬的那些充滿“旅行”和冒險精神的生活和幻想故事，一方面致力於張揚和表現人的探求和把握世界的精神，另一方面，在人與自然蠻荒的對峙中，始終存在著人所無法克服的某種力量，它是古林里的“綠色太陽”，是沒來由的“野蠻的風”，是幽靈似的“沙漠老胡”。它使我們在與自然面對面的時候，從心底里升起一種與敬畏有關的崇高感，也使我們在為人類文明的功業感到自豪的同時，懂得心懷謙卑地思考這文明的限度。在童話《星球的第一絲晨風》中，作者借“外星人”之口道出了這種限度的其中一個方面：“我們可根本不是為這些人類而來地球的，我們不曾認識他們，我今天來，才看到他們這種兩腿的生物突然冒出在地球上，很陌生。”在古老的地球史上，人類僅只是占據了其中的一小點兒時間，這意味著，人並非世界的主宰，而只是這世界的其中一個成員，萬千生命的其中一個夥伴。這樣的認識在我們心裡孕育起一種對於世間萬物的敬畏和尊重之情，以及對於地球的一種家園感。
這種家園感，其實也就是班馬所說的“星球意識”。在《星球的細語》中，班馬用另一種深情的筆法細細描摩著“一花一世界”的宇宙景象。在這裡，個體想要探詢和把握世界的欲望與力量，自然而然地轉化為了與世界的一種平等、友善的相互理解和對話。作者告訴孩子，這才是人類真正得以打開世界的方式。正如在《沉船謎書》中，第一次在湖底見到“瑰麗而又明淨”的古沉船景象，老木舅舅的第一反應竟然是“……呀，對不起。”這位考古學家從這靜默的古沉船中讀出了一種莊重的意緒、一種生命的邀請，這句莫名的道歉所表達的正是他內心因此而生的敬重之情。同樣，面對古沉船的“考古疑案”，老木舅舅不是單憑考古學的專業知識，而是通過與古沉船的穿越時空的心靈交會，也就是作品中多次被提到的“仿古心理學”，才解開了沉船之謎。這個在班馬的其他故事中同樣被闡說過的“仿古心理學”，正可以理解為一種開闊的生態和生命意識。
閱讀班馬，我常常驚訝於他能夠把一種如此急於自我擴張的童年生命狀態和一種如此平和自持的自然生態意識，完好地融合在他的寫作里。從他的創作和理論闡述來看，作者似乎傾向於用男孩的形象來傳達前一種狀態，而以女性的符號來表現後一種意識，但這兩者同時又是互融的，它們促成了作品中童年生命能量的一种放肆而又持重、輕盈而又有力的流動。從這個意義上說，班馬的兒童文學寫作具有一種積極的雙性氣質，它既充分肯定了主體對於世界的擴張和把控，又強調這種擴張的目的不是對世界的占有或征服，而是去進入它，理解它，並與之形成生命的交融。這當然是一種理想中的童年精神，然而，哪怕是關於可能存在這樣一種精神的懷想，也令人對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未來充滿了遐想。
三
“鬼才”之“鬼”代表了一種越出常規的想像力、洞察力和創造力，我們或許可以說，這種“鬼”也代表了班馬對於他所格外關注的童年生命狀態的一種理解。收入這部文集的長篇兒童小說《李小喬這個李小鬼》中，被老師稱為李小鬼的李小喬，看上去頑劣多動得令老師和家長頭疼，但也正是從這個“鬼”般精靈的孩童形象身上，我們看到了現代教育體制的壓迫之下童年身上所難以馴服的那部分自由和創造的力量。作者希望我們看到，對於童年來說，這種表面的“鬼頭鬼腦”之下，可能包含著強烈的自尊和自愛，包含著豐富的思想和情感，同時，還包含著深不見底的文化吸收和創造的能力。教育最應當看重和珍惜的，正是這些童年靈魂深處的內容。
《李小喬這個李小鬼》最早是班馬的一部名為《沒勁》中篇小說，後來曾由作者續寫為長篇小說《六年級大逃亡》。這部小說很可以看作是班馬對於他所極力倡導的童年和兒童文學的遊戲精神的一次藝術詮釋。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界，班馬是在創作和理論的雙重維度上主張和實踐遊戲精神的第一人。他關於遊戲精神的理解吸收了來自西方哲學、美學、人類學、教育學等學科的相關資源，同時更體現了他本人對於兒童文學藝術功能與精神的深刻體認。
班馬的“遊戲”不是簡單的“玩”。在他的那些張揚遊戲精神的兒童文學作品中，一種酣暢淋漓的遊戲快感始終與另一種對待遊戲的嚴肅感、莊重感結合在一起。比如，李小喬的故事中，有一章講述了這么一次…多米諾’骨牌的遊戲”：在柳老師的安排下，全班同學從家裡搜羅來上萬隻麻將牌，在教室里上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多米諾骨牌”遊戲。大家在課桌拼成的大台上分組搭建各自的骨牌陣式，這些陣式最後將匯成“一個龐大的陣群”，以製造一次骨牌連鎖效應。遊戲越是展開，全班同學就越是緊張，因為到了最後階段，“大家都不是只關心自己的這一攤了，而是緊張地關注別人的動作，一個弄不好，全體就碰砸了”。
隨著第一張骨牌的推倒，一場盛大的多米諾遊戲在所有人的關切下開始了。眼看著“我們的小龍身手不凡，翻山越嶺，穿透迷宮，一路乘風破浪”，全班都興奮不已。然而，當骨牌形成的“小龍”由於兩張牌之間的距離“大了一點點”而在王榴之的“超級立交橋”上停滯不前時，一種前所未有的共同感攫住了大家的心：
我們真的從來沒有這樣感到全班是連在一起的。再做一百次報告也不會有這種“感覺”。
這個故事包含了班馬關於童年遊戲精神的兩個基本理念，一是玩的精神，二是操作的精神。這裡的“玩”既是一種釋放和宣洩，又是一種參與和創造；“操作”則是強調遊戲中的身體參與和身體體驗，它是一種有目的的身體實踐。“玩”的精神賦予遊戲以想像和創造的自由，“操作”則使遊戲的自由創造具有了某種特殊的目的性，這個目的的最終意圖並不在於完成某個要求，而是對於遊戲能量的一種匯聚，是對於遊戲快感的一種升華。由李小喬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這個故事洋溢著童年遊戲的快意，但它並非渙散或隨意的快感，而是來自於童年不同尋常的聚精會神和全力以赴。這個遊戲的形式操作終點是骨牌接龍的大獲成功，但其操作的意義則在於一種融會了獨創性與合作性的創造精神，以及對於那從最深處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的生命共同感的體驗。
這就是班馬對於遊戲精神的理解。遊戲精神不是簡單地倡導“玩”的快樂，而是通過“玩”來拓開童年的生活感覺，豐富童年的生命體驗，充實童年的文化蘊含。同樣地，兒童文學的遊戲不是童年剩餘精力的肆意揮霍，而是在自由的遊戲中將這精力自然地導向對世界、對自我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把握。因此，班馬筆下的童年遊戲可以是快活的、放肆的、張揚的、狂野的，卻從來不輕浮。這些童年遊戲的翅膀擁有內在的力量的骨骼，它們使得翅膀的飛翔能夠馭風而行，從而獲得真正的自由。
也正因為這樣，作家筆下李小喬們“沒心沒肺”的遊戲裡，總有一種從心靈深處撼動我們的力量。在與柳老師告別的那場足球賽上，“我”在同學們的噓聲中瘋狂地踢球，一次次攻破柳老師的防守。整場比賽變成了“我”一個人的表演。只有柳老師明白，“我”的“瘋狂”是向這位唯一理解“我”、鼓勵“我”、給“我”自信和尊嚴的老師的一種特殊的告別：
我拉住球門穩住身體，喘著氣，在太陽光下用手甩著臉上的水，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我覺得我向柳老師跳完了一場傷心的舞。傷心的跳舞就是這樣不要命的。
每次讀到這裡，我的眼眶都會難以控制地濕潤起來。這段文字裡面有太多不曾道出的厚重的情感內容，它的突然的靜止感與此前“我”的急風驟雨式的動作和敘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敘述時間的暫歇中，所有的情感凝聚在一起，蓄而不發卻充滿了力量。這是屬於一個男孩的獨特的道別，它以遊戲的方式，承載了屬於童年時代的真誠的感懷、深切的眷念，以及深刻的悲傷。
在兒童文學的遊戲精神越來越多地被誤解為娛樂快感的今天，班馬關於遊戲精神的文學演繹和理論闡說把我們帶向了關於遊戲精神的藝術反思。作為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界倡導遊戲精神的先行者，班馬筆下的童年遊戲恰恰展示了遊戲自身的精神重量，它不是在嬉笑中飄忽而過的童年的某種快感體驗，而是沉澱著童年對於生活和世界的至為豐富的感受、領悟，它們以遊戲的方式成為童年面向世界的一種莊嚴的表情。班馬筆下那些狂野至極、幽默至極的童年遊戲之所以令我們有發自內心的感動，正是因為在這野蠻和幽默之中，包含了童年對待自我和世界的最赤誠、最認真的態度。
四 班馬的創作中有著當代兒童文學寫作最缺乏的東西，那是一種建基於人類文化的大視野之上的深刻的童年理解，以及從這童年理解出發而抵達的對於人類精神的深入解讀。這與他身為兒童文學理論家的專業學養密切相關，但在根本上更與他自己內心深處長期以來的精神思考和追尋有關。我一直覺得，班馬作品中豐富的文化指涉並不來自於一般的寫作素材準備過程，而就是作家自己多年來的知識興趣和人生積累，同樣，這些作品中所傳達的對待世界和生活的觀念、信仰等，也不只是出於童年教化的意圖，而同時是作家本人的生命思考所指。閱讀《孤旅秘境》中的散文，我們能夠感受到這些思考在班馬生命中所占據的位置。換句話說，作家是在把自己的靈魂寫出來給孩子們，這樣的寫作是認真的，誠懇的，把孩子們看作平等的交流者和對話者的。因為這個原因，班馬早期的一些作品(比如《魚幻》)甚至顯得太過凝重了些。但在李小喬的故事裡，他尋找到了將這種思想的凝重感與童年最輕靈的身體和精神姿態相結合的方式。小說中李小喬的敘述是對於一種地道的當代童年幽默精神的演繹，但這幽默中又無時不透露出童年倍受壓抑、不被理解的深刻悲傷。它寫出了當代童年生存的某種渺小而又巨大的“悲壯”感，這“悲壯”不只是與童年有關，也關係到我們全部文化的問題和未來。
班馬想要改變這種童年的“悲壯”局面，不僅僅是通過寫作，也是以親身參與兒童教學實驗的方式。1995年，他在他任職的廣州兒童活動中心建立了“快樂作文課程教學實驗基地”。這個乍聽上去像是今天名目繁多的兒童補習課程之一的“基地”，其實是班馬藉以實踐其兒童教育理念的場所。我沒有親見過課堂上的班馬，但從他發表的文章以及與他這些年的交談中，我能感受到他的激情和創造力在這個領域的新的延續和揮灑。一直以來，班馬都很強調童年的身體操作和學習，進入教育現場的近二十年來，他的這一觀念還在朝著更開闊的文化方向發生新的拓展。在他看來，兒童的身體操作越來越不局限於桌面上、屋子裡或者某一戶外場地的遊戲，而是指向著身體的廣義“行游”，亦即一種由身體感覺全面參與的“行動”、“探索”、“發現”與“創造”。他在活動中心主持的兒童遊學活動項目、少年旅行者俱樂部、作家Dv工作室等，鮮明地體現了他的這一有關身體操作和實踐的教育理念。我隱約覺得，他的這些教育實踐是有意迎著現代教育體制的大弊端而上的。現代學校普遍的輕身體而重知識的教育傳統在抑制當代兒童身體能力發展的同時，也在導致兒童精神的萎縮，而要挽救和培育這種兒童精神，其起點和契機恰恰在於兒童的身體。對於兒童來說，身體與思想、與智慧是融為一體的；某種程度上，關注童年的身體，正是因為“我們更在乎的是一個中國當代孩子的氣質與思想。”(《我叫班馬》)
在現代教育體制的反襯下，班馬的努力帶著他筆下“柳老師”式的悲壯感，但也因其悲壯而令人心生敬重。我佩服班馬的勇氣，也衷心祝福這位倔強的理想主義者。
我不知道兒童文學界的這位“鬼才”，未來還將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我在期待。
我相信，兒童文學界也有許多人和我懷著一樣的期待。
著名兒童文學理論家
方衛平
浙江師範大學教授
方衛平
一
班馬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界有“鬼才”之譽。仔細想來，非“鬼”之一字的確不足以形容其才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班馬的名字像一股旋風般刮入中國兒童文學的創作和研究領域，並在這兩個領域同時激揚起具有極大牽引力的思想和藝術氣流，這氣流的一部分在今天還充滿了鼓盪精神的力量。他的創作涉獵之廣、理論思考之銳、現實踐行之勇，都令人深為感佩，更重要的是，他在上面的每一個領域都取得了令人驚訝的成績。在我看來，他的一些兒童小說和散文屬於當代中國兒童文學最頂尖的一部分作品；他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構想》，則是這么多年來我在每一屆兒童文學研究生的理論課程上必定要單獨、隆重推介的一本研究著作。《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構想》僅有薄薄的一小冊，卻包含了作者有關兒童文學的許多富於洞見而又高度濃縮的思想。班馬在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兒童文學的遊戲精神”、“學習大于欣賞”、“兒童反兒童化”等美學命題，既包含著作者本人豐富的文化和理論積澱，又越過理論，穿透了兒童文學文類的某種本質。在當時的文化語境下，作者想要“創造”和“言說”的願望太強烈了，以至於他的思考幾乎是以一種噴薄而非緩緩流出的方式在文本中得到呈現的。我有時想，今天，我們恐怕再也看不到這樣的每一寸文本都浸透著如此高濃度思想的兒童文學理論著作了。
班馬的理論思考始終與他的寫作實踐融合在一起。這種融合的方式很奇特。我們可以說他的理論思考在一個很高的思想平台上支撐著他的創作，但與此同時，他的寫作又遠不只是觀念的一種落實，相反，我們會覺得，那些理論恰恰是從這些充滿生命感的文字中生長出來的觀念物，正因為這樣，班馬的兒童文學理論與他的兒童文學寫作一樣，總是帶有一股強大的裹挾人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班馬首先是一位作家，更確切地說，他首先是一個詩人，他的文字和思想中充滿了美學意義上的詩的魔力。《鳳之少年》中收錄的班馬的一些兒童詩作，其意象和語言都挾帶著極強的情感衝擊力；而他的以李小喬為主人公的一些兒童小說片段，則是現在回頭來讀仍然令我感到熱淚盈眶的文字。2009年，我在編選《中國兒童文學分級讀本》時，在不同年級的分冊為班馬的作品單獨設立了三個單元。重讀擇入這三個單元的班馬的兒童詩、短篇散文和兒童小說作品，我的閱讀感受中依然包含了一種強烈的被捲起、被吸入、被融化的體驗。我在想，班馬的一些兒童文學寫作，真的在書寫兒童文學獨特的美學世界的同時，把這一文類的藝術起點放到了與一般文學一樣的準線上。
這或許是因為班馬所吸收的文化營養，原本就大大越出了兒童文學的狹義邊界。在他還遠沒有與兒童文學結緣的時候，他的身上已經儲備了一腔蓄勢待發的才華。從他的散文集《孤旅迷境》中，我們可以尋微索隱地讀出一個始終在盡情地體驗、用力地吸收、開闊地思考並且不斷追尋著生命上升狀態的年輕的班馬。這個班馬與他的同時代人分享了上個世紀80年代特有的一種精神狀態，那是一種試圖向著身體之外最闊大的自然宇宙和身體之內最深刻的生命意識打開自我，並試圖以自我來容納這二者的時代精神。它賦予了後來成為兒童文學作家和研究者的班馬以一種的開放而又深透的文化視野，以及一種面朝現實的珍貴的理想主義情懷。這使他的筆在觸及各種童年和兒童文學的話題時，總是能很“鬼”同時又很準確地切入到它們的精神深處。比如，在《六年級大逃亡》這樣的兒童小說中，他能夠在把童年的遊戲狂歡和叛逆行徑書寫到極致的同時，恰如其分地寫出這遊戲和叛逆中所無處不在的童年的真誠，他也能夠在淋漓地表現邊緣童年所遭遇的種種壓抑和誤解的同時，在看似不經意間為童年的“不幸”點染出生活的溫暖底色。
所以，閱讀班馬筆下的童年生活和孩提世界，我有時會不由自主地激動起來。我覺得，他的敘說不僅在把童年帶往生活的更深處，也常常在把我們帶往我們所不知道的童年更深處。
二
班馬的兒童文學寫作常常指向著這樣一些特殊的精神關鍵字：旅行，遠方，荒野，太古，幽秘，以及野蠻。仔細探究，我們不難發現，這是一些在班馬個人的兒童文學圖譜中相互關聯的辭彙，它們共同傳達了班馬對於當代童年精神、童年美學以及童年教育的獨到見解。這些詞語無一例外地與一種時間或者空間上的綿延感、遼闊感有關，與此相應地，他的許多作品都傾向於選取大海、太空、密林、高原、長江、峽谷、沙漠、荒原這一類充滿時空蒼茫感的場所來展開故事的敘述。收入《夜探河隱館》的五則幻想故事(《池塘之謎》、《遙控者的金手指》、《少年的候烏》、《沙漠老胡》、《夜探河隱館》)，場景和敘事的調子各不相同，其文本卻都瀰漫著一股與人類時空移換有關的滄桑感和幽秘感，不論是池塘底下刻滿古文字的千年老龜，黃浦江水底的古城傳說和兩岸的古鎮古園，還是被稱為“老胡”的沙漠氣旋和埋在沙漠下的遠古森林與古城，以及不甘於在時間中沉寂的明代藏書樓，都帶有一種悠遠、開闊的歷史時空的氣息。收入《幻想鯨魚的感受》的十六則短篇作品，所敘的故事上至太空、下至大海，遠至沙漠、深至古林，大到寬背巨鰭的藍鯨，小到一隻不起眼的招潮蟹，都被賦予了的歷史時間與思考的重量。長篇童話《沉船謎書》則是將遠古的巫術、傳說、歷史和文化揉入幻想的情節，為古蜀國的“魚鳧”部族構想了一段浪漫的歷史。這些作品的取材和情節往往包含了豐富、生動的歷史知識和凝重、厚實的文化內容，它們也顯示了作家本人在這方面紮實的底蘊和長期的積累。在兒童對於現實的體驗正變得日益單薄的今天，班馬似乎著意要在當代童年的身心裡恢復一種對於真實、厚重的歷史時間和空間的深刻印象。
而這種時空感並不僅僅關乎現實，更關乎我們內在的生命感覺。在《孤旅迷境》中，他反覆強調著“行游”對於童年的特殊意義：“你感覺到了嗎，在這個‘世界’之上能夠不把自己‘弄丟’，這其實是一件很大的事呀！”“‘旅行’其實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們不但在外面玩，事實上也是在暗暗培養起關於在一個世界中的‘方向’、‘位置’、‘辯識’等等的能力。”(《福州路口迷失記》)這裡，收在引號內的“世界”、“弄丟”、“方向”、“位置”和“辨識”等詞，在班馬的敘述語流中都有著豐富的復義內涵。它們首先指向著旅行的一種當下功利性的現實意義，亦即通過旅行的鍛鍊，使個體獲得應對現實生活的強大能力，這裡面包括在特定的空間場域內進行尋找和發現的能力、作出判斷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等等。與此同時，它們也是指旅行對於個體存在的另一種更具隱喻性和哲思性的意義——如果說生命正如一場“旅行”，那么個體在茫茫的世界乃至宇宙空間中，如何認識和理解自身存在的位置，以及在紛繁複雜的生活中，如何尋找和確定自己靈魂的位置，正是這場旅行的要務。假使缺乏“旅行”中的方位感和遠見，眼前的日常紛擾和一地雞毛會很容易地阻斷我們的視線，限制我們的視野，進而遮蔽我們對於這世界和人生的認識與把握。而“旅行”正是童年向著世界的打開，是童年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拓展，個體正是通過這樣的拓展才慢慢培養起對於世界和生活的掌控能力。
因此，班馬的寫作格外關注童年的力的美學。在他看來，對於“力”的吸收和釋放的渴望是童年的天性，而這個天性在今天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喚醒和培育。為此，他有時是故意在用野性的東西去滋養童年。他的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兒童散文，題目就叫《野蠻》，那種遊蕩在文字間的強勁、蝕骨的童年蠻力的氣息，一直鮮活地留在我的閱讀記憶里。我常常想，這裡面是不是包含了作家對於身體和精神壓抑之下整個當代兒童群體“力量感”的消退的一種隱憂？有時候，讀班馬的作品，我會覺得他的文字里燃燒著一種內在的企盼，即期望兒童能夠以一種更強力、更博大的姿態，學著成為他們自己世界和生活的主人。他為少年朋友們而寫的《世界奇書導讀》，其中百科式的選目和導讀充分傳達了他對於童年成長的這種期望。
但這也是一種不無危險的力量，在過度“餵食”的情況下，它很可能會膨脹為對身外世界的一種傲然的凌駕和自私的占有。因此，在張揚這種主體力感的同時，班馬也一直在尋求著來自另一種力的平衡——如果說是前者是個體的一種意欲把握世界的能量感，那么後者則表現為世界自身對於這種把握的抗拒。我們會發現，班馬的那些充滿“旅行”和冒險精神的生活和幻想故事，一方面致力於張揚和表現人的探求和把握世界的精神，另一方面，在人與自然蠻荒的對峙中，始終存在著人所無法克服的某種力量，它是古林里的“綠色太陽”，是沒來由的“野蠻的風”，是幽靈似的“沙漠老胡”。它使我們在與自然面對面的時候，從心底里升起一種與敬畏有關的崇高感，也使我們在為人類文明的功業感到自豪的同時，懂得心懷謙卑地思考這文明的限度。在童話《星球的第一絲晨風》中，作者借“外星人”之口道出了這種限度的其中一個方面：“我們可根本不是為這些人類而來地球的，我們不曾認識他們，我今天來，才看到他們這種兩腿的生物突然冒出在地球上，很陌生。”在古老的地球史上，人類僅只是占據了其中的一小點兒時間，這意味著，人並非世界的主宰，而只是這世界的其中一個成員，萬千生命的其中一個夥伴。這樣的認識在我們心裡孕育起一種對於世間萬物的敬畏和尊重之情，以及對於地球的一種家園感。
這種家園感，其實也就是班馬所說的“星球意識”。在《星球的細語》中，班馬用另一種深情的筆法細細描摩著“一花一世界”的宇宙景象。在這裡，個體想要探詢和把握世界的欲望與力量，自然而然地轉化為了與世界的一種平等、友善的相互理解和對話。作者告訴孩子，這才是人類真正得以打開世界的方式。正如在《沉船謎書》中，第一次在湖底見到“瑰麗而又明淨”的古沉船景象，老木舅舅的第一反應竟然是“……呀，對不起。”這位考古學家從這靜默的古沉船中讀出了一種莊重的意緒、一種生命的邀請，這句莫名的道歉所表達的正是他內心因此而生的敬重之情。同樣，面對古沉船的“考古疑案”，老木舅舅不是單憑考古學的專業知識，而是通過與古沉船的穿越時空的心靈交會，也就是作品中多次被提到的“仿古心理學”，才解開了沉船之謎。這個在班馬的其他故事中同樣被闡說過的“仿古心理學”，正可以理解為一種開闊的生態和生命意識。
閱讀班馬，我常常驚訝於他能夠把一種如此急於自我擴張的童年生命狀態和一種如此平和自持的自然生態意識，完好地融合在他的寫作里。從他的創作和理論闡述來看，作者似乎傾向於用男孩的形象來傳達前一種狀態，而以女性的符號來表現後一種意識，但這兩者同時又是互融的，它們促成了作品中童年生命能量的一种放肆而又持重、輕盈而又有力的流動。從這個意義上說，班馬的兒童文學寫作具有一種積極的雙性氣質，它既充分肯定了主體對於世界的擴張和把控，又強調這種擴張的目的不是對世界的占有或征服，而是去進入它，理解它，並與之形成生命的交融。這當然是一種理想中的童年精神，然而，哪怕是關於可能存在這樣一種精神的懷想，也令人對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未來充滿了遐想。
三
“鬼才”之“鬼”代表了一種越出常規的想像力、洞察力和創造力，我們或許可以說，這種“鬼”也代表了班馬對於他所格外關注的童年生命狀態的一種理解。收入這部文集的長篇兒童小說《李小喬這個李小鬼》中，被老師稱為李小鬼的李小喬，看上去頑劣多動得令老師和家長頭疼，但也正是從這個“鬼”般精靈的孩童形象身上，我們看到了現代教育體制的壓迫之下童年身上所難以馴服的那部分自由和創造的力量。作者希望我們看到，對於童年來說，這種表面的“鬼頭鬼腦”之下，可能包含著強烈的自尊和自愛，包含著豐富的思想和情感，同時，還包含著深不見底的文化吸收和創造的能力。教育最應當看重和珍惜的，正是這些童年靈魂深處的內容。
《李小喬這個李小鬼》最早是班馬的一部名為《沒勁》中篇小說，後來曾由作者續寫為長篇小說《六年級大逃亡》。這部小說很可以看作是班馬對於他所極力倡導的童年和兒童文學的遊戲精神的一次藝術詮釋。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界，班馬是在創作和理論的雙重維度上主張和實踐遊戲精神的第一人。他關於遊戲精神的理解吸收了來自西方哲學、美學、人類學、教育學等學科的相關資源，同時更體現了他本人對於兒童文學藝術功能與精神的深刻體認。
班馬的“遊戲”不是簡單的“玩”。在他的那些張揚遊戲精神的兒童文學作品中，一種酣暢淋漓的遊戲快感始終與另一種對待遊戲的嚴肅感、莊重感結合在一起。比如，李小喬的故事中，有一章講述了這么一次…多米諾’骨牌的遊戲”：在柳老師的安排下，全班同學從家裡搜羅來上萬隻麻將牌，在教室里上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多米諾骨牌”遊戲。大家在課桌拼成的大台上分組搭建各自的骨牌陣式，這些陣式最後將匯成“一個龐大的陣群”，以製造一次骨牌連鎖效應。遊戲越是展開，全班同學就越是緊張，因為到了最後階段，“大家都不是只關心自己的這一攤了，而是緊張地關注別人的動作，一個弄不好，全體就碰砸了”。
隨著第一張骨牌的推倒，一場盛大的多米諾遊戲在所有人的關切下開始了。眼看著“我們的小龍身手不凡，翻山越嶺，穿透迷宮，一路乘風破浪”，全班都興奮不已。然而，當骨牌形成的“小龍”由於兩張牌之間的距離“大了一點點”而在王榴之的“超級立交橋”上停滯不前時，一種前所未有的共同感攫住了大家的心：
我們真的從來沒有這樣感到全班是連在一起的。再做一百次報告也不會有這種“感覺”。
這個故事包含了班馬關於童年遊戲精神的兩個基本理念，一是玩的精神，二是操作的精神。這裡的“玩”既是一種釋放和宣洩，又是一種參與和創造；“操作”則是強調遊戲中的身體參與和身體體驗，它是一種有目的的身體實踐。“玩”的精神賦予遊戲以想像和創造的自由，“操作”則使遊戲的自由創造具有了某種特殊的目的性，這個目的的最終意圖並不在於完成某個要求，而是對於遊戲能量的一種匯聚，是對於遊戲快感的一種升華。由李小喬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的這個故事洋溢著童年遊戲的快意，但它並非渙散或隨意的快感，而是來自於童年不同尋常的聚精會神和全力以赴。這個遊戲的形式操作終點是骨牌接龍的大獲成功，但其操作的意義則在於一種融會了獨創性與合作性的創造精神，以及對於那從最深處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的生命共同感的體驗。
這就是班馬對於遊戲精神的理解。遊戲精神不是簡單地倡導“玩”的快樂，而是通過“玩”來拓開童年的生活感覺，豐富童年的生命體驗，充實童年的文化蘊含。同樣地，兒童文學的遊戲不是童年剩餘精力的肆意揮霍，而是在自由的遊戲中將這精力自然地導向對世界、對自我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把握。因此，班馬筆下的童年遊戲可以是快活的、放肆的、張揚的、狂野的，卻從來不輕浮。這些童年遊戲的翅膀擁有內在的力量的骨骼，它們使得翅膀的飛翔能夠馭風而行，從而獲得真正的自由。
也正因為這樣，作家筆下李小喬們“沒心沒肺”的遊戲裡，總有一種從心靈深處撼動我們的力量。在與柳老師告別的那場足球賽上，“我”在同學們的噓聲中瘋狂地踢球，一次次攻破柳老師的防守。整場比賽變成了“我”一個人的表演。只有柳老師明白，“我”的“瘋狂”是向這位唯一理解“我”、鼓勵“我”、給“我”自信和尊嚴的老師的一種特殊的告別：
我拉住球門穩住身體，喘著氣，在太陽光下用手甩著臉上的水，不知是汗水還是淚水……我覺得我向柳老師跳完了一場傷心的舞。傷心的跳舞就是這樣不要命的。
每次讀到這裡，我的眼眶都會難以控制地濕潤起來。這段文字裡面有太多不曾道出的厚重的情感內容，它的突然的靜止感與此前“我”的急風驟雨式的動作和敘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敘述時間的暫歇中，所有的情感凝聚在一起，蓄而不發卻充滿了力量。這是屬於一個男孩的獨特的道別，它以遊戲的方式，承載了屬於童年時代的真誠的感懷、深切的眷念，以及深刻的悲傷。
在兒童文學的遊戲精神越來越多地被誤解為娛樂快感的今天，班馬關於遊戲精神的文學演繹和理論闡說把我們帶向了關於遊戲精神的藝術反思。作為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界倡導遊戲精神的先行者，班馬筆下的童年遊戲恰恰展示了遊戲自身的精神重量，它不是在嬉笑中飄忽而過的童年的某種快感體驗，而是沉澱著童年對於生活和世界的至為豐富的感受、領悟，它們以遊戲的方式成為童年面向世界的一種莊嚴的表情。班馬筆下那些狂野至極、幽默至極的童年遊戲之所以令我們有發自內心的感動，正是因為在這野蠻和幽默之中，包含了童年對待自我和世界的最赤誠、最認真的態度。
四 班馬的創作中有著當代兒童文學寫作最缺乏的東西，那是一種建基於人類文化的大視野之上的深刻的童年理解，以及從這童年理解出發而抵達的對於人類精神的深入解讀。這與他身為兒童文學理論家的專業學養密切相關，但在根本上更與他自己內心深處長期以來的精神思考和追尋有關。我一直覺得，班馬作品中豐富的文化指涉並不來自於一般的寫作素材準備過程，而就是作家自己多年來的知識興趣和人生積累，同樣，這些作品中所傳達的對待世界和生活的觀念、信仰等，也不只是出於童年教化的意圖，而同時是作家本人的生命思考所指。閱讀《孤旅秘境》中的散文，我們能夠感受到這些思考在班馬生命中所占據的位置。換句話說，作家是在把自己的靈魂寫出來給孩子們，這樣的寫作是認真的，誠懇的，把孩子們看作平等的交流者和對話者的。因為這個原因，班馬早期的一些作品(比如《魚幻》)甚至顯得太過凝重了些。但在李小喬的故事裡，他尋找到了將這種思想的凝重感與童年最輕靈的身體和精神姿態相結合的方式。小說中李小喬的敘述是對於一種地道的當代童年幽默精神的演繹，但這幽默中又無時不透露出童年倍受壓抑、不被理解的深刻悲傷。它寫出了當代童年生存的某種渺小而又巨大的“悲壯”感，這“悲壯”不只是與童年有關，也關係到我們全部文化的問題和未來。
班馬想要改變這種童年的“悲壯”局面，不僅僅是通過寫作，也是以親身參與兒童教學實驗的方式。1995年，他在他任職的廣州兒童活動中心建立了“快樂作文課程教學實驗基地”。這個乍聽上去像是今天名目繁多的兒童補習課程之一的“基地”，其實是班馬藉以實踐其兒童教育理念的場所。我沒有親見過課堂上的班馬，但從他發表的文章以及與他這些年的交談中，我能感受到他的激情和創造力在這個領域的新的延續和揮灑。一直以來，班馬都很強調童年的身體操作和學習，進入教育現場的近二十年來，他的這一觀念還在朝著更開闊的文化方向發生新的拓展。在他看來，兒童的身體操作越來越不局限於桌面上、屋子裡或者某一戶外場地的遊戲，而是指向著身體的廣義“行游”，亦即一種由身體感覺全面參與的“行動”、“探索”、“發現”與“創造”。他在活動中心主持的兒童遊學活動項目、少年旅行者俱樂部、作家Dv工作室等，鮮明地體現了他的這一有關身體操作和實踐的教育理念。我隱約覺得，他的這些教育實踐是有意迎著現代教育體制的大弊端而上的。現代學校普遍的輕身體而重知識的教育傳統在抑制當代兒童身體能力發展的同時，也在導致兒童精神的萎縮，而要挽救和培育這種兒童精神，其起點和契機恰恰在於兒童的身體。對於兒童來說，身體與思想、與智慧是融為一體的；某種程度上，關注童年的身體，正是因為“我們更在乎的是一個中國當代孩子的氣質與思想。”(《我叫班馬》)
在現代教育體制的反襯下，班馬的努力帶著他筆下“柳老師”式的悲壯感，但也因其悲壯而令人心生敬重。我佩服班馬的勇氣，也衷心祝福這位倔強的理想主義者。
我不知道兒童文學界的這位“鬼才”，未來還將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我在期待。
我相信，兒童文學界也有許多人和我懷著一樣的期待。
著名兒童文學理論家
方衛平
浙江師範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