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站赤腰牌，來由;至治三年（1323），又於每十鋪置一郵長。初定中書省、六部、御史台、樞密院及各行省、行台行下公文及地方申省公文方許入遞，其後擴大入遞範圍，凡中央各部門及地方各官府來往公文均可入遞。傳遞辦法：省、台、院及邊關緊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鎖，用黑油紅字書寫號碼，並標明傳送、承受衙門及入遞時刻，隨到隨送。一般公文皆付承發司，按所投下處分類裝封，每件系一牌，用綠油黃字書寫號碼，交鋪傳遞。
鋪馬聖旨也稱御寶聖旨，用蒙古文字書寫，每道聖旨上都分別標明起馬數目，從一匹至十幾匹不等；通常經由中書省奏準，頒發給諸王貴族以及中央、地方各官府，並填寫領受官府名稱，以限定在職責範圍內使用。各官府領取的圓牌和鋪馬聖旨，由擔任長官的蒙古人掌管、遣發。元初，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及行省、行台等官府有公事差遣，都可以自出鋪馬劄子給驛；至元十九年定製，一律憑鋪馬聖旨乘驛，諸官府不得自出劄子，僅經行水站者不用聖旨，仍從中書省出給船劄。此外，諸王也可以自發鋪馬令旨給驛，但他們濫發令旨遣使，嚴重擾害站赤，朝廷曾多次下令限制或拘收，始終未能禁絕。諸官府以圓牌或鋪馬聖旨遣使，一般需隨附差劄（或稱印信文字、別里哥文字），開列差遣事由、正使和隨從員數、起馬數目等項。站官驗看圓牌、聖旨和差劄後，方能應付鋪馬、飲食。使者應按其使命由規定的驛路行走，不得繞道馳驛、乘機探親訪友或遊玩，公事完畢，即將所領乘驛憑證納還原發官司，不得稽留。乘驛人員應給的馬、舟、車數目，視其官品高下、公事大小而多寡不同。其飲食分例（元代文獻中常稱為“首思”，系蒙古語■ihüsün的音譯）也有規定：在驛館住宿者，正使每日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肉一斤，油鹽雜鈔三十文，隨從只給米、面；過路者減半。冬月每日另給炭五斤。
元代驛傳的弊端更甚於前代。泛濫給驛的情況一直非常嚴重，圓牌常被用於非軍務差遣，如僧道宗教祈祭、捕獵、採辦珠寶異物等，甚至發給斡脫商人往來貿易；諸王貴族官吏更常以鋪馬聖旨、令旨差人乘驛辦理私事。使者往往恃勢勒索站戶，多取鋪馬、飲食；或違制急馳，超重馱載，以致損傷車馬，卻逼令站戶補置。政府常不按時發下祗應官錢，至有連續三年不支者，遂令站戶輪當庫子（負責供應物資的驛站司吏）賠辦供應；加以管站官吏聚斂侵克，差役不均，迫使貧難站戶賣妻鬻子以應役。這些都造成站戶逃亡，鋪馬短缺，驛傳制度因而日益衰敗。
傳送公文的郵驛，稱急遞鋪（簡稱遞鋪），基本上沿用宋、金之制。中統元年（1260）置燕京（今北京）至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開平至京兆（今西安）急遞鋪，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一鋪，每鋪置鋪兵五人，於各州縣取不能負擔差發的貧戶及漏籍戶充役，免其差發。不久即令各州縣依例設定，與鄰境所置鋪相接，路府州縣委正官一人提調。至元三十一年（1294），於大都置總急遞鋪提領所，秩九品，設提領三員；各路置總鋪，設提領一員。至治三年（1323），又於每十鋪置一郵長。初定中書省、六部、御史台、樞密院及各行省、行台行下公文及地方申省公文方許入遞，其後擴大入遞範圍，凡中央各部門及地方各官府來往公文均可入遞。傳遞辦法：省、台、院及邊關緊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鎖，用黑油紅字書寫號碼，並標明傳送、承受衙門及入遞時刻，隨到隨送。一般公文皆付承發司，按所投下處分類裝封，每件系一牌，用綠油黃字書寫號碼，交鋪傳遞。各鋪收到入遞公文，由鋪司（鋪兵頭目）於鋪歷上登記文目及到鋪時刻、傳遞人姓名，即令鋪兵裝裹停當，隨帶回曆一本，急速送遞至前鋪交割；前鋪鋪司驗收後於回曆上籤押，付來人持回，隨交本鋪兵送往下一鋪。如此依次傳遞至目的地，一晝夜需行四百里，急件五百里。鋪兵腰系銅鈴、持槍、挾雨衣，夜則持火炬，沿途其他人聞鈴應為讓路。除大都、上都間可遞送御膳菜果外，其餘急遞鋪只遞公文，不許將物件及十斤以上帖冊入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