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有沒有“變節”是一個關於元稹有沒有“變節的話題。
元稹（779—831），安微之，河南洛陽人，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核心人物，給後世留下了許多名篇佳作。他在擔任左拾遺、監察御史時，曾對權貴、藩鎮、宦官的不法行為進行過多次彈劾，有“直道”之譽。然而，元稹後來究竟有沒有依附權貴、藩鎮、宦官而“變節”，學術界的看法存在歧異，是一樁公案。
1979年第四期《華中師院學報》發表卞孝萱《元稹“變節”真相》一文，對史學大家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提出的元稹“變節說”，進一步作了闡發。此說認為，元稹本有“直道”之聲，但後來投靠藩鎮、宦官，位至宰相。據史書記載，元稹連中明經、拔萃、才識兼茂明於體用三科，頗得考官裴垍的指示和賞識，此後又以“直道”贏得了已升任宰相的裴垍的信任。元稹在《文章自敘》中云：“予始以對詔在拾遺中供奉……仍為裴度、李正辭訟所言當行，而宰相曲道上語，上頗悟，召見問狀，宰相大惡之，不一月，出為河南尉。”裴度等人均是裴垍的親信，元稹支持他們同權貴鬥爭，是為了得到裴垍的信任，雖遭貶官，但並不太懊傷。果然，不久裴垍提拔他為監察御史。昔日的“暫黜”，成了日後“升騰”的政治資本。
元和四年（809）元稹在任奉使劍南東川道時，曾揭發該道及山南西道節度使、刺史的不法行為。使還，朝廷今元稹分務東台，他在洛陽繼續彈劾“權寵臣”的不法行為。次年春，朝廷召元稹還京，途中宦官用馬鞭打傷了他的臉，憲宗皇帝包庇宦官，再貶元稹為江陵府土曹參軍。元稹曾作《思歸樂》詩曰：“我雖失鄉去，我無失鄉情。慘舒在方寸，寵辱將何驚。……況我三十餘，年來未半程。江陵道塗近，楚俗雲水清。……身外無所求，眼前隨所營。此意久已定，誰能苟求榮。所以官甚小，朝野已勢傾。”由此看來，元稹這次再遭貶謫，仍不太悲觀，他相信裴垍，期待著裴垍尋自己更大的提拔。
可是，憲宗元和六年（811）裴垍病卒，元稹失去依靠，便不再“酣歌”、“負氣”，而是惶惶不可終日了。他在《感夢》詩中說出自己的心聲：“前時予掾荊，公在期復起。自從裴公無，吾道甘已矣！”這就是元稹“變節”的自供狀。元和六年宦官的走狗嚴綬接任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成了元稹的頂頭上司，連好友白居易也為元稹擔憂。誰知嚴綬到任後，不但沒有對元稹進行報復，反而恩顧偏厚，說明元稹巴結嚴綬成功。元和九年（814）嚴綬移山南東道節度使，奉命討伐對抗朝廷的淮西吳元濟，宦官崔潭峻隨作監軍，他們把元稹也帶去。元稹《葬安氏志》云：“適予與信友約浙（浙）行，不敢私廢。”所謂“信友”，當不是指“府主”嚴綬，而是指宦官崔潭峻，可見他與宦官的交結。其後，元稹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弘簡，競榮登大位，官至宰相。
1986年第二期《復旦大學學報》刊有吳偉斌《也談元稹“變節”真相》一文，作者另闢新說，認為元稹並無“變節”行為，理應與白居易一樣．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應有的地位。
他認為，裴垍謝世後，元稹失去有力的支持，處境的確困難，但他仍與襲垍親黨裴度等保持密切聯繫，鬥爭決心依然十分旺盛。其詩云：“半夜雄嘶心不死”（《哀病驄呈致用》）、“為言腰折氣沖天”（《送友封二首》）、“此生如未死，未擬變平生”（《答姨兄胡靈之》），可見其一斑。其間，儘管他沒有懲辦過違制的權貴，但這是無權使然，政治氣節未變。白居易晚任江州、劉禹錫外放朗州、柳宗元山謫永州等等，無一不是如此。以鬥爭方式的變化為依據，斷定他變節是不妥的。
嚴綬是朝廷派出的官員，與世代相襲的鎮將不一樣。元稹巴結上司嚴綬有之，但說他巴結藩鎮則不實。細讀元稹在江陵時的詩作，其中有《奉和嚴司空重陽日》等七首與嚴綬有關，均是一般應酬之作，並無過分的阿諛奉承。嚴綬討淮西，元稹曾代他撰寫過三篇書表文告，斥責地方割據勢力藩鎮。表明的立場是正確的。至於所謂“信友”一詞，意為誠實不欺、嚴守信用的朋友，而崔潭峻以內常侍出為監軍使，職權實在節度使之上，元稹作為青衫從事，品位低賤，怎么會隨便稱與己品位懸殊的崔潭峻為“信友”呢？元稹江陵任及其後，曾三次遭到有宦官參與的誣陷和打擊，外貶長達十四年，而崔潭峻身為元和宦黨重要成員，卻始終坐視不救，想見兩人關係極為一般，不能算是“信友”，也談不上元稹依附宦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