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邊疆治理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邊疆治理制度，是歷代王朝統治邊疆地區的重要手段，也是國家法治在邊疆地區的重要體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元明清邊疆治理制度
- 相關文獻：《論中原王朝治邊的文化軟實力》
歷史背景
元明清三朝的邊疆治理制度，較此前歷朝的邊疆治理制度有所發展。另一方面，元明清三朝的邊疆治理制度，彼此間也有較大的差異，反映出此三朝治理邊疆地區的思想和實踐，受到統治者的來源及時代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在元明清三朝之中，清朝的邊疆治理制度最為成熟和完善，不僅取得良好的施治效果，而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傳統邊疆治理制度的內容十分豐富。廣義的邊疆治理制度，大致包括政治制度、行政區劃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經濟制度等方面的內容。其中，政治制度又可劃分為元首制度、中央決策體制及其運行機制、中央行政體制及其運行機制、地方行政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監察制度、軍事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具體部分。狹義的邊疆治理制度主要指政治統治制度。本文簡要敘述元明清三朝狹義的邊疆治理制度。
一、元朝的邊疆治理制度
元朝實現較高水平的全國統一，並確定了邊疆地區與鄰邦較清楚地分開，朝廷以不同的治策應對的天下格局。①元朝治邊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在全國推行行省制度，二是在全國邊疆地區施行形式和內容有異的管理制度，尤其以在西南邊疆實行的土官制度最具創意，成效也十分明顯。
行省源自金朝的尚書省。金朝常遣重臣出鎮諸路，或以宰相職權授予地方長官，稱為 “行省”。蒙古汗國沿用金制，地方有征伐之役，設行中書省代表中央統領之。元朝建立後立中書省總領全國政務，以後在各地設行中書省，逐漸演為常設的統治機構。除在京師周圍地區設 “腹里”直隸於中書省外，以元軍分別占領和控制的若干軍事鎮戍區為基礎，在全國設江浙、雲南、湖廣、陝西、四川、甘肅、江西、遼陽、嶺北、征東等 10 個行省，相當一部分行省位於邊疆地區。行省轄區廣闊，大部分行省包有現今兩三個省的轄地，並做到上下結合、渾然一體，儘量避免中央與地方脫節的現象。元朝在中央設宣政院，掌管全國佛教事務並統轄吐蕃地區。朝廷在吐蕃地區分設朵思麻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宣慰司，宣慰司下設安撫司、招討司、宣慰司與元帥府、萬戶府等機構，對吐蕃地區進行深入統治。元朝的行省制度和對吐蕃地區的行政管轄，為明清兩朝沿襲。
元朝的行省制度大致有以下特點:②一是代表中央政府分馭各地，因此具有地方最高官府與朝廷派出機構的雙重性質。二是在職能和權力行使方面，具有替中央收權，同時兼為地方分留部分權力的性質，在行政、軍事、司法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三是權力大而不專，凡錢糧、軍事、屯種、漕運諸要事，行省無不領之，對防止代表中央分馭各地使命被削弱，以及行省向地方割據勢力演化有積極的意義。四是行省制度既非中原王朝的傳統制度，也並非蒙古汗國的舊制，而兼有蒙古法與漢地監察傳統的因素。行省制度實現了中央與地方權力組合較合理的結構，即以中央集權為主，適當添人為地方分權。通過行省制度，朝廷掌握了控制軍隊、官吏任用等方面的權力，又把一部分權力分寄於行省，然後借行省集權於中央。由於實行這一制度，朝廷可直接掌控及指揮行省，在處理行政、軍事、財政、司法等具體事務方面，行省又享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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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方鐵，黃禾雨: 《論中原王朝治邊的文化軟實力》，《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3 年 2 期。
② 李治安: 《元代行省制度》，北京: 中華書局，2011 年版，第 5 頁。
的權力。元朝在邊疆地區廣為設治，統治較為全面和深入，並積極發展經濟和開發資源，均取得明顯的成效。前代的不少羈縻之地，到元代 “皆賦役之，比於內地”，這些都與行省制度具有簡潔、高效及易於操作的特點有關。
元代以前，中原王朝的治邊之策主要是 “羈縻之治”。因受時代條件的限制，“羈縻之治”尚處於有效管理的初期階段，施行中的隨意性與不規範執行較為明顯，同時少見基於南北部差異與不同時期的特點而具有的改變。如漢朝的邊郡、唐朝的羈縻府州，均普遍施用於各地邊陲，並無因地制宜的改變和具體明確的規定，重防禦、輕開發是兩朝治邊共有的特點，在制度建設與監督保障等方面，也缺少應有的重視。蒙元面臨新的天下格局，統治者也較少有 “內華夏外夷狄”、 “守在四夷”一類的觀念，行事崇尚簡便易行。在元朝建立前 20 餘年，蒙古軍長途奔襲平定大理國，並在其地實行北部草原通行的萬戶制度，但云南地區動盪不止。富有統治經驗的大臣賽典赤受命至雲南建立行省。他進行調查後決定廢止萬戶制度，試行任命當地蠻夷為朝廷官吏的制度。實行後因收效顯著，乃在南部邊疆地區普遍推行。
土官制度的主要內容，是朝廷任命土官為國家的正式官吏，雖可世襲，但不可隨意廢除。土官有正式的品秩，在待遇、權利與義務方面與內地官吏大致相同。同時設立軍事統兵性質的宣慰司等機構，廣泛任用土官為宣慰司及下屬機構的官吏。允許組織由一定級別土官管轄的土軍。在行省的部署之下，土官及所管轄的土軍負責地方治安，並參加屯田等開發活動，必要時土軍可由朝廷調用。
土官制度的突出特點，是元朝將任用土官與設定統治機構相結合，土官任職的統治機構雖仍有羈縻的性質，但納入國家官吏系統管理。一定級別的土官可統領土軍，增強了朝廷維持地方治安和征伐反側的軍事力量，因此增強了國家軍隊的實力。元朝廣泛任用邊疆蠻夷首領為各級土官，對土官信任的程度，任命土官數量之多及予權之重均遠超前代。凡蠻夷來降，朝廷視其勢力大小，授其首領以不同的官職。以後若反叛，平定後可官復原職。甚至有多次反叛、多次復職的記載。南方蠻夷也不負期望，對元朝表現出難得的忠誠。上述特點對土官制度獲得成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土官制度與南部蠻夷社會的內在機理暗合。元朝通過委任蠻夷首領為國家官吏，授予其利用土地、山林等資源的合法性，同時官府掌握收回其資源占有合法性的權力，有效減少了因蠻夷首領獨占資源或為資源爭奪導致動亂的現象，大致實現了對蠻夷地區資源相對合理的分配，因此對穩定蠻夷社會起到積極的作用。當然，蒙元統治者對此尚不可能有本質方面的深刻認識，但因土官制度施行後頗見成效，乃被認可並在南方邊疆地區普遍推行。
另一方面，土官制度亦欠完善和改進。如雲南行省任用一些蒙古人、色目人為土官，年久甚至許其世襲。另外，元朝對土官待之過寬，缺乏監督、處罰的規定與機制，也反映出土官制度仍欠完善。黃勝許的情形即為一例。黃勝許是廣西左江地區的土官，內附後元朝授以上思州土知州之職。黃勝許“雄據一方，偽立名號”，聯絡安南以為外援，聚眾二萬劫掠上思州附近的 92 座山寨，聲言將攻取邕州 ( 今廣西南寧) 。元貞元年 ( 1295) ，元將劉國傑率兵二萬深入其境敗之，黃勝許隻身逃入安南，拒絕元朝招降，後與安南興道王結親。元貞二年 ( 1296 ) 、 大 德 元 年 ( 1297 ) 、 至 大 三 年( 1310) ，黃勝許數次歸降隨後復叛，泰定元年( 1324) 再次投降。元廷許之，仍以黃勝許為懷遠大將軍，以其子志熟承襲上思州知州。②元代後期已出現土官權重眾大，甚至割據一地的情形，但元朝並無有效的應對辦法，至明代發展為嚴重的禍害。
土官制度還是蠻夷管理制度分向發展的肇始。北部草原的遊牧民族逐水草遊牧，其生態環境和資源相對單一，遊牧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有明顯的同一性。緣由於此，部落首領或官府掌握遊牧人口，所具有的意義大於對土地資源的控制。北部草原通行的萬戶制度，即萬戶之下逐級設千夫長、百夫長，依據所轄人口多寡分級管理的制度，較合當地的情形。因此，在以遊牧生活為主的邊疆地區，元代及其後的時期仍通行萬戶制度，並在各地演變為不同特點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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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鐵: 《論羈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變》，《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1 年 2 期。
②《湖廣行省平章劉公神道碑》，載 (元) 黃溍撰: 《黃金華文集》卷 25; 《元史》卷 162 《劉國傑傳》; 《經世大典·招捕總錄·黃聖許》。
二、明朝的邊疆治理制度
明朝統治 277 年。太祖朱元璋及以後諸帝放棄元朝憑藉邊疆向外擴展的做法，繼承漢唐 “守在四夷”的治邊之策。嘉靖二十二年 ( 1543) ，嘉靖帝說: 帝王之政唯守在四夷，今朕欲求長治久安之術，無出於守之一策，①大致代表了明朝統治者的看法。朱元璋分封的諸子大都遣鎮北方，前朝重北輕南的治邊傳統仍被明朝繼承。漠北的蒙元後裔韃靼、瓦剌諸部十分活躍，屢為明朝邊害，在明代中期最為嚴重。為防範 “北虜”南下，明朝修建九邊重鎮，修繕長城並駐重兵，以強硬的軍事手段應對北方遊牧勢力。
明朝對南部邊疆也未放棄經營。朱元璋認為雲南等地的蠻夷強悍難治，須鎮之以重兵。②明軍進軍雲南雖輕取元軍殘部，但遭到當地蠻夷的激烈反抗，大理與今保山、德宏等地的元朝土官，以及本已附明的一些土官紛紛起事，歷時 10 餘年才最終平定。朱元璋的看法得到印證，乃將重兵守滇定為成法，並推廣到其他的南方蠻夷地區。
明朝在邊疆蠻夷地區大量派駐軍隊，以衛所的形式駐守各地。“衛”是衛指揮使司的簡稱，下轄千戶所與百戶所。大致以 5600 人為衛，1200 人為千戶所，112 人為百戶所。衛所軍士有軍籍，攜帶家眷子女，世代相繼為軍戶。軍士中大部分參加屯田，小部分駐防。有征伐之事，將領受命到指定衛所領兵，事畢軍隊散歸原地。在南部邊疆各省，郡縣、衛所互為表里，施政則相輔相制。安置在未設府州縣地區的衛所，則管轄民戶兼理民政。明中葉後衛所屯田多被軍官侵占，軍士破產流亡，衛所制度走向衰亡。
邊疆地區受衛所管轄的軍士人口數量龐大。明代常駐雲南的軍隊達二三十萬人，連同家眷有七八十萬人，而明代前期雲南人口僅 400 萬人。明朝在貴州置 20 衛，駐守的軍士及家眷約有 43 萬人。廣西衛所的人口也不少。雲南、貴州、廣西等南部邊疆地區的軍士人口，約占當地總人口的 1/5。衛所主要安置在農業地區及形勝險要之處，遂形成大規模的軍事性質的移民浪潮，推動了衛所地區社會的發展。明代後期，農業地區的發展水平與社會面貌接近內地，並形成一些較大規模的城市。在設定衛所以外蠻夷聚居的邊遠地區，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總體上實行衛所與土司結合統治的雙軌制。農業地區由於廣設衛所進步很快，土司地區則聽任土司施治，致使土司地區的發展長期滯後，明朝經營西南邊疆主要重視農業地區，導致農業地區與邊疆僻地的差距持續擴大，相關的矛盾由此產生。今川西南和滇東北一帶，經元朝的努力經營發展頗為可觀。明朝在上述地區推行土司制度，並將其地隸於四川省管轄。這些地區距四川省治成都較遠，官府“不過歲輸貢賦，示以羈縻”。上述地區乃被蠻夷控制， “焚燒劫掠，習以為恆，”附近邊民不勝其毒。③清雍正朝施行改土歸流，才有效解決了蠻夷割據上述地區的問題。
土司制度由元朝的土官制度發展而來，內容較土官制度完善，實行的範圍也更廣泛。明朝統治時間長，重視對政治制度進行改革和補充。以元朝所設行省為基礎，明朝將省級政區分為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分管一省的行政、司法和用兵之權，有效地加強了中央與地方的聯繫。相比元朝，明朝的各項制度不僅縝密細緻，還體現出相互制衡的特點，土司制度也是如此。
元代流官也可擔任土職，明朝將土官與流官截然分開，並嚴格確定職銜與品級，在基層還設蠻夷官、苗民官及千夫長、副千夫長等職。明廷將土官和土司分為文職與武職，在省和中央的隸屬關係不同。若經朝廷授職，即頒發誥敕、印章、冠帶和符牌等信物，質地與式樣依據級別有嚴格的區分。厲行獎懲是朝廷駕馭土司的重要手段，對土司的考核、升遷、處罰等，朝廷均制定嚴格的規定。土司制度的規定中最繁複的是職位承襲。明朝規定承襲須經朝廷批准。土司死亡，承襲人須赴朝請示並獻方物，履行手續後才得繼任。又規定土司的親子、親屬、妻女、女婿及外甥均可承襲，違法土司子孫則不準承襲。為防止承襲人冒認或為爭襲仇殺，遇承襲之事朝廷必委官查勘，明確別無爭襲並由官吏具結，呈部奏準方得承襲。但對辦理職位承襲的時限，明朝卻無明確的規定，致使操作中經常拖沓延誤。
明朝傳 16 位皇帝。其中太祖、太宗 ( 成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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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 《世宗實錄》卷 284。
②《明史》卷 317 《廣西土司一》。
③《明史》卷 311 《土司傳·四川土司》。
均有善績可陳，但以後諸帝昏庸無能的不少。如武宗、熹宗視朝政大事為兒戲隨意處置; 英宗、思宗、憲宗、孝宗、穆宗昏聵無能，世宗、神宗長期不上朝不見大臣，一些時期宦官參政專權也很嚴重。在大部分時間，明朝皇帝疏於問政，朝政委靡拖沓及吏治腐敗，對統治制度的貫徹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可說明朝治邊屢屢失誤非因制度不健全，而主要是由於朝政腐敗及執行力太差。突出表現在土司辦理承襲手續，官府經常拖沓推諉，或使申請承襲的土司勢力憤而反叛。隆慶年間 ( 1567 年至1572 年) ，雲南土司莽瑞體等作亂邊陲，便有這一方面的原因。民間流行這樣的民謠: “官府只愛一張紙 ( 指土司任職委任狀) ，打失 ( 雲南語遺失之意) 地方兩千里。”
明代中期西南邊疆動亂頻發，還與土司制度自身的軟肋有關。《明史·土司傳》說土司 “必假我爵祿，寵之以名號，乃易為統攝，故奔走唯命”，若朝廷調遣繁多，則 “急而生變，恃功怙過，侵擾益深”。除朝廷徵調導致反抗外，土司因獲得朝廷的保護，並逐漸掌握與官府打交道的方法，平時借多徵稅收而自肥，條件具備時則逐漸坐大，甚至憑藉掌握的土軍分裂割據。明代中期雲南麓川土司思氏反叛，明朝三次出動大軍鎮壓。其後川黔土司奢崇明、安邦彥又發動大規模的叛亂，均與上述原因有關。而朝廷對此缺乏警惕，也缺少積極有效的對策，暴露出明朝的邊疆治理制度存在明顯的弊端。
三、清朝的邊疆治理制度
以 1840 年為界，清朝的統治可分為前期和後期。前期在消除割據、加強國家統一與邊疆開發等方面，清朝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康熙、雍正、乾隆在位的 133 年堪稱 “盛世”，也是邊疆治理制度較健全並充分發揮作用的時期。鴉片戰爭爆發後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強迫清朝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清朝對邊疆的統治以及邊疆治理制度，都接受了嚴峻的考驗。
鴉片戰爭以前的歷代清帝，接受 “守中治邊”、“守在四夷”的傳統思想。亦少有 “內華夏外夷狄”的傳統意識。雍正帝就前代貶低夷狄不以為然，認為清朝統一天下，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中國的疆土開拓廣遠，“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①清朝的版圖廣闊穩定，統治者具有明確的國土守護意識，因此十分重視治邊與邊疆治理制度的建設。清朝治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企望邊疆地區實現長治久安，為此朝廷傾注了大量心血。同時，清朝注意遵循因地制宜和因時制宜的原則，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改革，施行規範化、持續化的管理。所制定的邊疆治理制度，在歷代王朝中堪稱最為系統、完整和成熟，在實踐中也取得良好成效，並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清朝的治邊方略大致具有如下特點:
一是大權集中、小權分散，正確處理中央與邊疆政府的關係，使之各得其所。二是遵循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原則，根據邊疆蠻夷的特點分別施治，即 “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三是對邊疆蠻夷的上層人物加強控制，首先是 “眾建而分其勢”，使上層人物相互制約和牽制; 其次是厚待邊疆蠻夷上層人物，在待遇、名位和禮遇方面予以體現。清朝上層還與蒙古王公貴族長期聯姻，既從蒙古王公家族中選擇后妃，也把公主下嫁給蒙古王公，有效地增進了蒙古遊牧勢力的向心力。四是大膽進行改革，積極完善邊疆治理制度，如通過改土歸流，去除影響朝廷深入統治南部邊疆的障礙，進一步完善土司制度，將土司納入法治管理的範圍。五是在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積極倡導喇嘛教，發揮宗教聚集人心、清除割據勢力，以及教化風俗、綏服邊地的作用。六是在邊疆地區實行朝覲制度。朝覲分為年班、圍班兩種，蒙、藏、維等邊疆民族上層逢年節赴京覲見皇帝的制度稱 “年班”。朝廷邀請邊疆民族上層至木蘭行圍狩獵，並於避暑山莊賜宴的制度稱 “圍班”。邊疆民族上層參與年班與圍班，旅途費用由朝廷承擔，覲見時享受盛大的宴賞。通過定期朝覲，達到拉攏蠻夷上層及增進相互了解的目的。七是積極興辦學校，推廣儒學教育，尤以土司地區的學校教育最為成功。興辦教育增強邊疆蠻夷的素質，也增進了他們的國家觀念。八是重視就邊疆各民族的統治立法，儘量將其納入法制管理的軌道。先後頒布的法律有 《蒙古律例》、 《回疆則例》、 《新疆條例》、 《西藏通制》、《西藏善後章程》、 《欽定西藏章程》、 《理藩院則例》、《大清律例》等。清廷對治邊方略十分自信，康熙帝說: 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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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 《大義覺迷錄》，北京: 中國城市出版社，1999 年版，第 5 頁。
“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之長城更為堅固。”①通過上述的治邊方略，清朝對邊疆地區的治理卓有成效，治邊方略的基本精神亦通貫於邊疆治理制度。
為解決有效統治北方遊牧民族的問題，清朝在中央設立理藩院。清朝統一全國後，理藩院轄旗籍、王會、柔遠、典屬、理刑、徠遠等六清吏司，職能擴充到掌管內外藩蒙古、回部及諸番雜部。在設理藩院統管邊疆民族事務的體制之下，清朝在北部、東部、西北部、西部邊疆設定軍府，派將軍、都統、大臣等官員監督、管領當地的軍事與行政。其中盛京將軍駐盛京，吉林將軍駐吉林，黑龍江將軍駐齊齊哈爾，綏遠城將軍駐綏遠，管理土默特等漠南蒙古; 烏里雅蘇台定邊左副將軍駐烏里雅蘇台，掌管漠北蒙古與唐努烏梁海; 伊黎將軍駐伊黎，管轄天山南北地區，西藏辦事大臣駐拉薩，管理西藏事務; 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掌管天山南路。在上述邊疆地區，清朝還根據因地制宜的原則，制定和實行不同的具體制度。
對內外蒙古諸部實行盟旗制度。盟旗制度是在傳統萬戶制度的基礎上，吸收滿洲八旗制度、蒙古草原會盟的習俗建立的。征服蒙古諸部後，清廷劃定遊牧地界及管轄戶口，將滿洲八旗制度推行於蒙古草原形成盟旗制度。旗為軍政合一的基層組織，長官稱 “札薩克”，由旗內有爵位的封建主擔任，理藩院頒給印信，允許世襲。札薩克的職責是動員兵丁出戰，平時負責行政、司法、稅收等事務。旗內 10 家設 1 什長，15 什為 1 佐，設佐領管理。盟為旗的會盟組織。盟長原由各旗札薩克會盟時推舉，後改由理藩院就各旗札薩克中籤請皇帝派人兼攝。盟長負責召集三年一次的會盟，履行練兵、清查錢穀、審理重大案件等職責，不能幹涉各旗的事務。實行盟旗制度以後，各旗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轄，各盟旗互不相統屬，有效阻止了新部落的形成與舊部落的分裂，並收到 “眾建而分其勢”的效果。蒙漢人口的接觸也被禁止，牧民不能越旗遊牧和耕種，不能自由往來及相互婚嫁。
在維吾爾族地區實行伯克制度。伯克原來是維吾爾族地區的傳統官制。15 世紀後伊斯蘭教在其地迅速發展，宗教領袖阿訇逐漸掌控政權。清廷認識到聽任阿訇勢力膨脹，將危及在維吾爾族地區的統治。統一新疆後清朝實行政教分離的政策，廢除伯克世襲制度，就伯克的任免、品級、迴避、養廉、入覲等作出規定，令伯克署理維吾爾地區的民政事務，抑制了宗教勢力的發展，對新疆地區的穩定起到積極作用。
在西藏地區實行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清初利用蒙古和碩特部首領顧實汗，對西藏進行間接統治。18 世紀初清朝派官員直接管轄西藏，派遣駐藏大臣代表朝廷處理西藏事務，並借重駐前藏的達賴喇嘛、駐後藏的班禪額爾德尼兩個宗教領袖，規定其地位和職權與駐藏大臣平等，共同協商處理政務。同時加強對藏傳佛教的管理，創立遴選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繼承人的金瓶掣籤轉世制度。
包括盛京、吉林、黑龍江在內的東北地區，是清朝的發源之地。清朝在這一地區設盛京五部、奉天府尹衙門與盛京等將軍，以下設府州縣廳進行管理。在台灣、海南則實行郡縣制度，分別置台灣府與瓊州府，下領若干州縣。原因是這兩個地區的漢人遠多於土著人口，而且台灣、海南隸屬於沿海的鄰近省份。清朝對台灣、海南的土著人口推行漢化政策，並在當地積極發展儒學教育。
對西南邊疆的治理制度進行重大改革。雍正前期的西南邊疆，存在部分土司或夷霸縱恣不法、危害社會，與朝廷爭奪土地、礦藏等資源，阻撓驛路通行與外來人口進入等嚴重的問題，為徹底解決上述問題，並及早處理 “目前雖無大害，日久將為隱憂”的邊疆土司，雍正朝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②為以較小的代價完成改流，雍正朝臣注意調查研究，制定基本策略，並根據不同地區的情形採取具體對策。改流的實質是對西南邊疆的弊端做必要改革，並非徹底廢除土司制度。改流基本上達到預期的效果。
清廷在改流地區設府廳州縣，派遣有任期的流官擔任官吏，廢除委託土司徵收賦役的舊制，與內地一樣按地畝徵稅。官府還在改流地區推行保甲制度，允許因地制宜靈活處置，以建立規範化的管理。改流結束以後，改流地區蠻夷與清朝的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雍正十三年 ( 1735) ，古州 ( 今貴州榕江) 、台拱 ( 今貴州台江) 地區的苗民發動起事，提出 “逐客民、收復地”的口號，眾至40 余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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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聖祖實錄》卷151。
②方鐵: 《雍正朝改土歸流新探》，載 《明清論叢》第十二輯，北京: 故宮出版社，2012 年版。
人。起事者攻下丹江、黃平、凱里等廳州縣，清廷派兵鎮壓未果。①乾隆帝繼位，以張廣泗為七省經略，於次年平定反叛，隨後取消新區的賦稅，按當地習慣法審理民事糾紛，以鞏固對改流地區的統治。
改土歸流及其善後的處理，掃清了清朝深入統治的障礙，外來人口乃大量移居西南邊疆，有效緩解了內地人口激增造成的壓力。清廷對此持默許的態度，地方官府則貸給種仔與耕牛，招徠流民前來墾殖。清廷還以雲南為提供鑄幣原料的產地，乾隆間雲南年產銅一千二三百萬斤，大部分運入京師與江南諸省供鑄幣之用，西南邊疆成為全國經濟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
延至中期，清朝對邊疆民族的統治制度漸趨完備。清朝在中央設理藩院，管理屬於藩部的蒙古、新疆、東北、西藏等夷狄地方勢力，理藩院通常不管理南方蠻夷。清朝實行夷狄首領定期入京覲見的年班、圍班制度，僅邀請北方、西北的藩部首領參加，表明清廷關注和防範的重點，仍是易於聚集及大規模反叛的北方夷狄。至於南方地區的蠻夷，經過雍正朝較徹底的改土歸流，法治普遍缺失、蠻夷動輒反抗的情形已有很大改變。南方蠻夷地區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類型是瀾滄江以北原土司大部分地區，朝廷通過改流實現了有效控制。清朝在這些地區設定省級的督府衙門，在基層建立經過變通的保甲制度，實行與內地類同的管理方式。第二種類型是瀾滄江以北的邊疆地區。清朝在這些地區保留土司制度，發揮各級土司治安守邊的作用，同時加強對土司的監督和管理。第三種類型是貴州的“新辟苗疆”與湖南的苗瑤聚居區。這些地區的苗瑤曾長期游離於朝廷的管控之外，實行改流後仍動盪不止。清朝在其地大量駐軍防守並長期屯田，時稱 “苗防”，有效維護了當地的穩定。總體上來看，改流以後南方蠻夷地區相對穩定，社會的經濟、文化持續發展，與內地的差距明顯縮小。北方與西部的藩部夷狄勢力，雖已基本杜絕大規模反叛及南下掠奪的情形，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清朝對之仍保持高度的警惕與防範。
清朝統治邊疆地區，在一些地區實行隔絕或封禁往來的政策。盟旗制度的一項內容，是禁止蒙漢人口接觸以及盟旗之間牧民往來。在南疆實行漢回隔離政策，嚴禁漢民移住南疆，分別設漢城、回城，嚴禁漢回兩族通婚。在東北地區實行封禁政策，禁止內地人口移居東北。西南邊疆改流後外來人口大量進入，一些漢人在交易時欺負蠻夷，或教誘蠻夷甚至包攬訴訟，時稱這些人為 “漢奸”。清廷對 “漢奸”採取嚴密防範及從嚴懲處的治策，嚴禁漢人進入蠻夷村寨，禁止蠻夷與漢人貿易，違者從重治罪。實行隔絕民夷及禁止民夷往來的政策，在消弭隱患、維持治安方面雖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時反映出清朝治邊具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各族人民交往及融合的趨勢不可阻擋。隨著時間的推移，清廷此類政策的負作用日益明顯，最後乃被迫廢除或修改這些政策。
元明清三朝統治 650 餘年，是中國歷史版圖正式形成、邊疆地區經濟文化迅速發展、邊疆社會面貌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元明清三朝實行的邊疆治理制度較為合理與完善，是此三朝治邊能取得顯著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元明清三朝治邊，在相關的思想、治策與施行重點方面又各具特色，反映在邊疆治理制度方面，不僅經歷了逐漸完善與日趨嚴密的演變過程，而且具有不同的內涵與特點。這是了解元明清三朝治邊的理論與實踐的一個突破口。關於元明清三朝的邊疆治理制度，學術界迄今還缺少總體性的把握，以及對其形成發展過程動態變化的研究，這些都有待學人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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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 魏源撰: 《聖武記·雍正西南夷改流記下》點校本，北京: 中華書局，1984 年版，第29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