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元明儒學
- 定義：元、明時期以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為主體的新儒學
元代儒學,普及,特點與地位,明代儒學,述朱期,王學期,陽明後學,氣學,地位與影響,
元代儒學
元代是程朱理學廣泛傳播與普及，並且上升為官方哲學的時期。
傳播宋元鼎革，為興盛於南宋的程朱理學的北傳創造了條件。理宗端平二年（1235），蒙古軍攻陷德安，俘獲南宋理學家趙復，隨軍徵集人才的姚樞將趙救出，送至燕京。《元史·趙復傳》說：“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注，盡錄以付樞。”姚樞據以修纂成《五經要語》，廣為刊行，由是北方學者皆得程朱之書而尊信之。姚樞和漢人將領楊惟中還為趙復建太極書院，趙復遂開北方書院講授程朱理學之風。趙復又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學問宗旨；著《傳道圖》和《師友圖》，把自己列為朱熹的私淑弟子，建立了朱熹理學的師承傳授體系。趙復對於程朱理學的北傳有開創之功，遂由“南冠之囚”一躍而為“有元一代道學之冠”（李道平：《江漢先生祠堂記》）。程朱理學傳人蒙古統治區域，給北方知識界吹進了一股清新的學術空氣，受到普遍的歡迎，程朱理學迅速傳播開來。
普及
程朱理學傳播到北方以後，很快出現一批有影響的理學代表人物。許衡從姚樞那裡得見《伊川易傳》、《四書章句集注》、《大學或問》、《國小》等程朱理學著作，讀之默契於中，遂一一手寫以還。此後，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以《國小》、《四書》作為教材，傳授生徒，提倡綱常名教，敦化風俗。許衡非常重視“行道”，力圖使程朱理學發揮承繼中原諸夏文化傳統的功能。他在《時務五事》中向元世祖忽必烈疏陳“立國規模”時，明確主張蒙古入主中原後應“行漢法”，採用中國古代的禮樂典章、文物制度。他重視教育，以理學教授學生，為元王朝培養出一大批治國人才，“數十年間，彬彬然號稱名卿士大夫者，皆出其門下”（《許魯齋集》卷六）。劉因最初以傳統方法研治經學，總覺得不能窮究“聖人精義”，獲讀程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四”（《元史·劉因傳》），很自然地接受了程朱理學，並且提倡“遵道”，成為與許衡齊名的北方理學大家。與許衡、劉因南北呼應，吳澄、許謙等南方理學家亦大力弘揚程朱理學思想。此外，陸學亦在江西、浙東等地區流傳。在大批學者的推動下，新儒學在元代得到了普及。
特點與地位
元代理學具有如下特點：①在“天道”的政治內涵中注入“行漢法”的宗旨。元代理學家處於蒙古族入主中原的特殊社會歷史條件之下，他們所面臨的迫切任務是如何保持中原的傳統文化，建立儒家的社會政治秩序。元代理學家從天道至尊的道統觀念出發，提出“行中國之道，即為中國之主”的政治原則，從而為人主中原的非漢族政權樹立了一個是否合乎正統的標準。只要蒙古政權推行漢法，就可以取得正統地位。而理學家亦得以在“衛道”的名義下，跨越種族的畛域，與蒙古族統治者建立政治合作關係。這樣，理學既為漢族士大夫同蒙古貴族的政治合作提供了精神支柱，又為蒙古族統治中國提供了可以採納和利用的意識形態。②在心性的社會性內涵中融人更多的儒家道德要求，突出踐履之學。蒙古族征服者的大肆屠殺、掠奪、聚斂，對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提出了嚴重的挑戰。社會道德的普遍淪喪，迫使元代理學家不能不更加重視社會道德的提升。相對說來，元代理學家總是把道德踐履的倫理問題擺在比格物致知的認識問題更重要、更優先的地位，重視《國小》、《四書》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其心性學說亦增添了更多的儒家政治倫理內容，更加突出了道德踐履之學，藉助以扶持綱要名教。蒙古統治者也看到了這種以道德踐履為特徵的理學可以作為箝制人民思想的工具而加以利用。事實上，理學作為道德踐履之學的確具有壓抑人性的功能。③元代理學具有經世致用性。元代理學的主流，並不十分重視義理的探索，而是重在義理的普及與運用，最明顯的例證是元代特別重視《大學》。真德秀著《大學衍義》一書，前後有多種蒙文譯本，成為“王者取法”的藍本，而《大學》的“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則被當做修齊治平的手段。由於上述特點，元代理學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元世祖忽必烈採用漢族士人和理學家的建議，“以國朝（蒙古）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代王法”（郝經：《陵川集·立政議》），理學在元王朝立國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至元仁宗延祐年間，恢復科舉制度，朱熹的《四書集注》被定為科場程式，程朱理學正式登上官方哲學的寶座，成為思想理論界占據支配地位的學說。元代理學實乃“元之所以籍以立國者也”（《宋元學案·靜修學案》）。它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挽救漢民族文化危機、促進中華民族團結和融合的功效。
明代儒學
明代是新儒學發生重大轉折的時期。一方面，程朱理學盛極而衰，另方面，陽明心學異軍突起，發展為顯學，取代程朱理學而在學術思想界占據支配地位。
述朱期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推翻蒙古統治，建立了明王朝。為適應中央集權的政治機構的需要，明王朝實行科舉制度，規定以八股取士，“專取《四書》及《易》、《詩》、《書》、《春秋》、《禮》五經命題試士”（《明史》卷七十《選舉二》）。而在意識形態上則確定以朱熹理學作為建國立制的根本指導思想，朱元璋多次詔示：“一宗朱子之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陳鼎：《東林列傳》卷二引）明成祖朱棣命胡廣等纂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書》，並在御製序中宣明，纂修三部《大全》的宗旨在於以朱熹理學統一全國思想，“使天下之人，獲睹經書之全，探見聖學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雍之治”。在統治者行政手段的干預下，明初成為朱熹理學的一統天下，學術空氣異常呆滯。除了一味重複朱熹成說以外，幾乎無所創新。誠如黃宗羲所說：“有明學術，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明儒學案·姚江學案》）這種“述朱”風氣因科舉制度而得到強化，廖燕說：“明制：士惟習四子書，兼通一經，試以八股，號為制義，中式者錄之。士以為爵祿所在，日夜竭精敝神而攻其業，自四書一經外鹹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以為妨吾之所為，於是天下之書不焚而自焚矣。”（《二十七松堂文集·明太祖論》）明王朝利用朱熹理學推行文化專制主義，也造成了明代理學的貧乏和空疏。由於朱熹理學的基本架構存在著理氣、心性、知行二分的傾向，理論上本來就有不少破綻，加之其後學多株守門牆，只是一味“述朱”，殊少理論創新，致使朱熹理學日趨衰落。在“述朱”風氣下，惟有曹端“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雖“大旨以朱學為歸”，然作《辨戾》對朱熹理氣說提出異議，首開新風。薛瑄聞風而起，開創“河東之學”，其學“以復性為宗”，將心性問題作為討論的重點，開始嘗試以新的方向駕馭朱熹理學。吳與弼則刻苦奮勵，“尋向上工夫”，而“得聖賢之心精”，創立“崇仁之學”，成為明代心學的“發端”。胡居仁“一生得力於敬”，其學以“治心養性為本，經世宰物為用”，雖不免“宗朱”色彩，但也對朱熹思想有所發揮。由於這批學者的努力，明初學術思想初步展示出新的發展方向。
王學期
明中期以後，學術思想開始轉向。《明史·儒林傳》在論及明代學術思想的變遷時說：“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從程朱理學的立場說，陽明心學是“別立宗旨”、“與朱子背馳”的“異說”。然從陳獻章開始，心學思潮大盛，至王守仁而集其大成。陳獻章“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提倡“靜中養出端倪”《明儒學案·師說》，將明代學術導人“精微”。王守仁早年從事宋儒循序格物之學，又出入老、釋，而歸本於孔孟，相繼標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四句教的學問大旨，建立了心學體系，並形成陽明學派。在嘉靖、隆慶年間，陽明心學不僅成為學術主流，而且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如清人陸隴其所說：“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為議論、為聲氣，繼也遂為政事、為風俗。”（《三魚堂文集·學術辨》）嘉靖三十二年底、三十三年初，由身居要職的陽明弟子徐階、聶豹、歐陽德等人在京師召集的講學大會，“與論良知之學”，逾五千人，不啻是對陽明學派實力的一次盛大檢閱。
陽明後學
陽明心學亦不能無弊，“其教大行，其弊滋甚”。王守仁歿後，陽明心學即發生裂變，王畿、王艮、錢德洪等陽明後學在光大師門的同時，亦使陽明心學沿著不同的方向發展，導致了陽明學的分化，形成不同的派別。從學術思想的不同特點來看，主要有四派，即：①“良知現成”派，以王畿為代表，主張良知當下現成，一悟本體，即是功夫。②“良知日用”派，以王艮為代表，提倡百姓日用即道，認為道在百姓日常生活之中。③“良知歸寂”派，以聶豹、羅洪先為代表，認為心之本體雖無動靜，但只有靜才能存得心，主張以虛靜為修養功夫。④“良知修正”派，以歐陽德、鄒守益、錢德洪為代表，反對良知現成派，強調修養功夫。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把“良知現成”派歸入浙中學派，把“良知日用”派歸入泰州學派，把“良知歸寂”派和“良知修正”派歸入江右學派。何心隱、李贄等泰州學派的後學，更使陽明心學發生變態，逸出綱常名教的羈絡，而被視為“異端”。晚明的陽明學者多具“逃禪”傾向，走向禪學的空虛境界，造成虛無主義和清談學風的泛濫，使陽明學愈加衰落。明末雖有劉宗周這位陽明學殿軍而使陽明學一度重放光彩，然終因“空疏無用”而為明清之際的新思潮所拋棄。
氣學
北宋張載創立了氣本論的理學體系，即所謂氣學。張載以後，氣學趨於沉寂。至明代中期，在心學興盛的同時，一批理學家另闢徯徑，更多地強調氣學思想。羅欽順提出“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困知記》卷上）。認為“理只是氣之理”，只能“就氣上認取，”但又不能“認氣為理”（《困知記》續卷上），承認理和氣是對立統一的。王廷相提出“氣者造化之本”（《慎言·道體篇》）的命題，把所謂“氣本”視為哲學上的“頭腦”問題，主張將“氣化”引向“氣本”，而反對在“氣化”之上另有精神性的主宰。羅欽順、王廷相等人的氣學思想為明末清初王夫之哲學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
地位與影響
明代新儒學實以陽明心學為主流，通常舉陽明心學即足以代表“明學”。陽明心學是繼程朱理學之後儒學發展的又一高峰。陽明心學高揚了個體意識和主體精神，具有反權威和解放思想的作用。中國近代康有為和梁啓超都很重視陽明心學中所包含的促進思想解放的積極因素。陽明學在明中葉以後傳到日本，並成為顯學，影響到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思想界，對日本的革新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