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北京佛教研究》為元代北京佛教研究論文結集，共收錄論文20篇。圍繞元代佛教的歷史、人物、典籍等方面，對元代的北京地區的佛教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討，在一定程度上闡釋了元代北京佛教的獨特內涵。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作者多為相關領域的專家，全書以考證研究為主，內容廣博，考據精確，視角獨特，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基本介紹
- 書名：元代北京佛教研究
-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 頁數：294頁
- 開本：16
- 品牌：金城出版社
- 作者：怡學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 出版日期：2013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1550840X, 978751550840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作者多為相關領域的專家，全書以考證研究為主，內容廣博，考據精確，視角獨特，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
怡學法師，北京市佛教協會副會長，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北京廣化寺方丈。
圖書目錄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綜論篇[001-045]
002撒哈咱失里與元明時期印度密教的傳播/何孝榮
024元大都敕建藏傳佛寺述論/盧忠帥
036元朝時期北京地區佛教與文化初探/佟洵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歷史篇[046-149]
048金末元初萬松行秀和北傳曹洞宗/楊曾文
061蒙元時期燕京大萬壽寺與禪宗曹洞宗的弘傳/吳平葉憲允
070元代隆安善選國師及法脈弟子的南北崇國寺塔院/包世軒
080北京廣通寺小考/邢東風
093元代涉醫佛教信徒事跡考述/李鐵華
106從萬松行秀看元代佛教與皇室的互動/王公偉
115八思巴對元代密教在北京發展的影響/理淨
128從糠禪到頭陀教——金元糠禪頭陀教史實新論/能仁定明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人物篇[150-265]
152高僧面對生死之探究——以萬松行秀禪師為例/佟偉趙群
170雪庭福裕與北京佛教/葉憲允
181要信就全信——耶律楚材如是說/陳堅
197試析林泉從倫公案評唱中的新擊節/昌蓮
210忽必烈與元初燕京佛教/譚潔
226劉秉忠禪學人生二三事/葛仁考
242兩行與一體——湛然居士與王陽明的“三教”觀對勘/李洪衛
256元代高僧李溥光書家身份探考並及燕京糠禪/張總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典籍篇[266-294]
268趙孟與奉敕撰《臨濟正宗之碑》/黃夏年
284元《大都房山縣小西天石經山雲居禪寺藏經記》略考/曹剛華
002撒哈咱失里與元明時期印度密教的傳播/何孝榮
024元大都敕建藏傳佛寺述論/盧忠帥
036元朝時期北京地區佛教與文化初探/佟洵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歷史篇[046-149]
048金末元初萬松行秀和北傳曹洞宗/楊曾文
061蒙元時期燕京大萬壽寺與禪宗曹洞宗的弘傳/吳平葉憲允
070元代隆安善選國師及法脈弟子的南北崇國寺塔院/包世軒
080北京廣通寺小考/邢東風
093元代涉醫佛教信徒事跡考述/李鐵華
106從萬松行秀看元代佛教與皇室的互動/王公偉
115八思巴對元代密教在北京發展的影響/理淨
128從糠禪到頭陀教——金元糠禪頭陀教史實新論/能仁定明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人物篇[150-265]
152高僧面對生死之探究——以萬松行秀禪師為例/佟偉趙群
170雪庭福裕與北京佛教/葉憲允
181要信就全信——耶律楚材如是說/陳堅
197試析林泉從倫公案評唱中的新擊節/昌蓮
210忽必烈與元初燕京佛教/譚潔
226劉秉忠禪學人生二三事/葛仁考
242兩行與一體——湛然居士與王陽明的“三教”觀對勘/李洪衛
256元代高僧李溥光書家身份探考並及燕京糠禪/張總
元代北京佛教研究·典籍篇[266-294]
268趙孟與奉敕撰《臨濟正宗之碑》/黃夏年
284元《大都房山縣小西天石經山雲居禪寺藏經記》略考/曹剛華
序言
總 序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於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如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著重於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係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於“諦理的現觀”，最終歸宿於修證。那么，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雖然存在著這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於義解門；而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於實踐門一類；最後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傍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註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註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淨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佛教的信仰感情，為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禪、淨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於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
但是，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於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於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代傳統，於是佛教便成為一種學問——佛學。19世紀後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達。隨著“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特別突出的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辨偽，“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受到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太虛大師倡導的“人生佛教”運動，高揚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直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這其中以印順法師的影響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了更為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後，中國佛教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過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復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現出遊人如織、香火旺盛的現象。於是，培養人才、弘法、學術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緊缺無形中遏制了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而人才的成長與培養，又與佛教界的觀念與重視程度是成正比的。
佛教學術研究真正的根本意義，不僅是了解存在於一定時空中的佛教發展形態，更是從現存的文獻、文物中，去偽存真，探索其前後延續、彼此關聯的因果性，從而更清楚地認識到佛法的本質，及其因時、因地的適應。了解過去佛教的真相，從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質，作為我們信行的基礎，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以“以法為依，師道莊嚴”為所訓，佛弟子聞熏正法、清淨解脫，僧團弘法、辦教育，皆應“以法為依”。僧團要清淨和合，必須“以戒為師”，受戒、學戒、持戒，言傳身教，行為規範、理念相同、經濟待遇均衡的清淨僧團才能體現出佛教的神聖性，這就是“師道莊嚴”；而且，在辦教育、弘法、文化出版等事業中，更能注重“法”的清淨性與“人”的師道，師資相承，清淨布施。“以法為依，師道莊嚴”，即“法”要清淨，“人”要莊嚴；在“法”上，要依法不依人；在“人”上，出家人要清淨和合，在家居士要恭敬虔誠，僧俗各住其位，方顯“法”、“人”的清淨莊嚴。要實現“以法為依，師道莊嚴”，要以“法”的教育培養“人”，即要注重人才建設，舉辦僧教育和居士教育；“人”要修學體證“法”，“法”才能體現、呈現，正法才能落實到世間；“人”要深入理解“法”，即要研究、研討；“人”要弘揚“法”，“法”方能廣大，即要注重弘法、文化出版。所以，教育修學、研究弘法、文化出版，是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三大功能，也是研究所同仁們一起奉獻努力的事業。
研究所成立十年以來，相繼出版了《放手拈花》、《走近佛陀》、《北京佛教文獻集成》、《居士教學叢書》等近百本書籍，舉辦“佛教節日與民俗”、“遼金佛教研討會”、“元代北京佛教研討會”等多次研討會。現在，又組織出版《漢傳佛教研究論叢》，推進佛學研究的發展，促使佛法能夠深入社會人心，達到淨化人生的效果。這一切呈現了研究所法師們無數的青春熱忱，體現了數千名義工、學員們的付出。
祝願研究所能夠走得更遠，越來越好！
怡學
2012年9月1日
於北京廣化寺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於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如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著重於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係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於“諦理的現觀”，最終歸宿於修證。那么，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雖然存在著這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於義解門；而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於實踐門一類；最後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傍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註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註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淨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佛教的信仰感情，為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禪、淨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於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
但是，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於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於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代傳統，於是佛教便成為一種學問——佛學。19世紀後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達。隨著“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特別突出的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辨偽，“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受到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太虛大師倡導的“人生佛教”運動，高揚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直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這其中以印順法師的影響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了更為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後，中國佛教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經過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復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現出遊人如織、香火旺盛的現象。於是，培養人才、弘法、學術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緊缺無形中遏制了中國佛教事業的發展。而人才的成長與培養，又與佛教界的觀念與重視程度是成正比的。
佛教學術研究真正的根本意義，不僅是了解存在於一定時空中的佛教發展形態，更是從現存的文獻、文物中，去偽存真，探索其前後延續、彼此關聯的因果性，從而更清楚地認識到佛法的本質，及其因時、因地的適應。了解過去佛教的真相，從中承受根本而主要的佛法特質，作為我們信行的基礎，這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以“以法為依，師道莊嚴”為所訓，佛弟子聞熏正法、清淨解脫，僧團弘法、辦教育，皆應“以法為依”。僧團要清淨和合，必須“以戒為師”，受戒、學戒、持戒，言傳身教，行為規範、理念相同、經濟待遇均衡的清淨僧團才能體現出佛教的神聖性，這就是“師道莊嚴”；而且，在辦教育、弘法、文化出版等事業中，更能注重“法”的清淨性與“人”的師道，師資相承，清淨布施。“以法為依，師道莊嚴”，即“法”要清淨，“人”要莊嚴；在“法”上，要依法不依人；在“人”上，出家人要清淨和合，在家居士要恭敬虔誠，僧俗各住其位，方顯“法”、“人”的清淨莊嚴。要實現“以法為依，師道莊嚴”，要以“法”的教育培養“人”，即要注重人才建設，舉辦僧教育和居士教育；“人”要修學體證“法”，“法”才能體現、呈現，正法才能落實到世間；“人”要深入理解“法”，即要研究、研討；“人”要弘揚“法”，“法”方能廣大，即要注重弘法、文化出版。所以，教育修學、研究弘法、文化出版，是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的三大功能，也是研究所同仁們一起奉獻努力的事業。
研究所成立十年以來，相繼出版了《放手拈花》、《走近佛陀》、《北京佛教文獻集成》、《居士教學叢書》等近百本書籍，舉辦“佛教節日與民俗”、“遼金佛教研討會”、“元代北京佛教研討會”等多次研討會。現在，又組織出版《漢傳佛教研究論叢》，推進佛學研究的發展，促使佛法能夠深入社會人心，達到淨化人生的效果。這一切呈現了研究所法師們無數的青春熱忱，體現了數千名義工、學員們的付出。
祝願研究所能夠走得更遠，越來越好！
怡學
2012年9月1日
於北京廣化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