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科技思想

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論題。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家科技思想
• 定義：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背景介紹

西方科學技術傳人中國之初，中國學者一般認為，中國古已有之。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的諸多敗績，使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落後暴露無餘。“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這種落後被許多學者歸之為儒家思想的阻礙作用。雖然早在1927年梁啓超就指出，儒學與科學不特不相背。而且儒家以個人為本位、以人類的環境作出發點的思想比較接近科學，至少它不違反科學精神，但是阻礙說長期居主流地位。20世紀70年代初的批孔運動，把孔孟之道視為科學發展的絆腳石和死敵。近年不少學者覺察到：如果把近300年的中國科技落後歸咎於儒家，那么對此前儒學文化背景下傳統科學技術的輝煌成就則難以做出公正的說明。於是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採取具體分析的冷靜態度。

發展影響

中國古代有以數學、天文學、地學、農學、醫學五大學科為標誌的傳統科學體系，和以造紙、印刷、指南針、火藥四大發明為代表的傳統技術成就。傳統科學技術體系的形成、發展與其政治、文化背景有一定的關係。其巨觀特徵是：科學的繁榮出現在思想和政治不歸一的時代，而技術的大發展則出現在政權統一的國力高峰期。宋以後的近古時期有所不同，工藝技術發展的動力轉到民間而不在政府。這一特徵與儒學在中國古代意識形態及學術領域中地位的變化有一定的關係。先秦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之一派，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儒學獲得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但儒學學術與儒學意識形態是不同的。它的內容要比作為意識形態的儒學豐富得多，對廣大平民思維形式的影響也廣泛得多、深刻得多。

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其自身的邏輯動力，也有自然環境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外部條件影響。儒家學術思想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的影響是其外部文化條件之一。把科學放在人類精神文化中進行一番考察，無疑在中國的精神文化中也有科學的源流。因為人類的精神文化包括三個主題：求真、行善和愛美。求真是科學的任務，至善是倫理學的目標，悅心則涉及美學。但是，這三者並非完全不相關，一般說來，追求真善美的統一是學術活動的最高目標。儒家雖以建立倫理體系為目標，但因其以由知進善為進路，使求真成為至善的基礎。

儒學兼容科技

儒家思想是一個開放的不斷發展的思想體系。雖然它從未試圖建立一個科學傳統，但能將後者兼容其中。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述《周易》、《春秋》，施六藝之教。此六藝實為六種古代文獻，它不是地域派別性的，而是先秦各家所一致認同的古代文化遺產。孔子以仁學的觀點解釋六藝，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礎。這六部經典所包含的豐富的科技記錄和科學技術思想，不僅作為教材為爾後歷代傳習，而且是今日之中國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歷史文獻。《詩經》之與生物學，《尚書·堯典》之與天文學，《尚書·禹貢》之與地理學，《易傳》之把歷史上重大發明作為“制器尚象”納入易學體系，西漢河問王劉德之將《考工記》這部古代工藝總匯作為“冬官”補入儒家經典《周禮》，宋以後各門傳統科學以格物致知的重新提倡為契機被納入儒學構架，這些都足以表明儒家思想對科技的兼容性。

儒家思想兼容科技的開放性，還表現在它不斷吸收其他學派的自然觀，完善其政治倫理體系的哲學基礎。董仲舒治《春秋》，吸收陰陽五行學說及黃老刑名思想，更新儒學理論體系，建構了以陰陽五行為基礎的宇宙模式和天人感應論，因而成為漢代儒學宗師。南宋朱熹承周、張和二程復興儒學，編注四書，兼收佛老思想，系統地論述“天人合一”、“心理合一”的哲學體系和“格物致知”的認識論學說，完善了儒學的自然觀基礎，也把儒家的研究興趣從單一的人倫思路擴大到兼及自然。董仲舒和朱熹儒學理論背後預設的天人符應的宇宙論思想影響深遠。

儒家思想對科技的兼容性還表現在“治道”中。作為治國之道的“六府三事”，即水火金木土谷六府和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幾乎囊括了古代全部實用科技活動。《尚書·洪範九疇》為儒家崇尚的九項治國大法，其中有三疇與科技密切相關。作為自然觀的“五行”放在九項大法之首，第三疇八項政務包括農工生產，第八疇“庶征”依自然徵兆趨利避害，所有這些都不能離開科技。因為儒家的教育理想是培養治國平天下的人才，這種治道自然也是教育內容之一。許多儒家學者和不少儒士官員兼通科技，正是這種治道教育的結果。此種情況宋代以後尤為明顯，沈括作為高官兼科學家於一身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

儒家科技思想特徵

儒家思想絕不只是這種消極的兼容科技，其求真的努力中也產生了科學思想。所謂科學思想，主要指科學家關於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所獲知識的性質等項問題的基本看法。雖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形成整體的科學，也很少有專業的“科學家”，但是這並不防礙問題的討論，在旁通的意義上總可以找到涉及這類問題的線索。儘管儒家思想是不斷發展變化的，而且各個時期又都有不同的學派紛爭，但仍然可以理出他們涉及科學技術的某些較為一致的思想傾向。概括地說，它們是理性與價值合一的自然觀、自然與人文統體的學問觀、歸納與演繹結合的治學方法論、求理與致用並重的學術目的論。

理性與價值合一的自然觀

這是儒家科學思想的第一特徵。這種自然觀的哲學基礎是“天人合一”。雖然“天人合一”幾乎為各家所認同，但儒家自有其特徵。僅以儒道兩家比較，道家偏向自然主義，看人以天為模式；儒家偏向人文主義，看天以人為模式；或者如余敦康所說，道家偏重“以人合天”，而儒家偏重“以天合人”；還可以說道家是自然人文主義，而儒家是人文自然主義。儒家以其“天人合一”為出發點，從一開始就走上了自然倫理化的道路，將仁愛之心推廣到自然，要求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利用有度。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孟子講“揠苗助長”的故事教人順應而勿違反自然之性，並告誡“斧斤以時人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中庸》以其“贊天地之化育”說教人“贊”（助）天地萬物之化育。程頤提出“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的理性與價值合一的理論概念；朱熹強調“格物致知”要“合內外”、“持敬是窮理之本”，他說“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沒人管”。

自然與人文統體的學問觀

這是儒家對人類知識體系的目標。孔子主張：“志於道，據以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這無疑表明要求德智統一的意向。北宋理學家程頤說得更明確：“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則余皆通。”（《二程集·遺書》卷十八）南宋的朱熹在《仁說》中以人作為小宇宙恰是大宇宙的反映，論證宇宙論的道理也是人事論的道理，講天道要兼顧形上學與宇宙論兩個方面，而講人道也要兼顧涵養與窮理兩套功夫。他的這種道德形上學與經驗科學知識綜合的思想，影響其後中國學術界800年之久。

歸納與演繹結合的治學方法論

儒學中類推的方法論傳統對中國學術研究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種類推方法論源於《易傳》中“類族辨物”和“觸類旁通”的思想。董仲舒“伍比偶類”（《春秋繁露·五環》）說發展了《易傳》中的類推思想，漢晉時代“連株式”、類推模式融合了演繹與歸納的特徵，南宋朱熹把類推視為“一者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朱子語類》），類似歸納與演繹相結合的方法。而這種類似演繹法與歸納法結合的“類推”法，在中國傳統醫學和算學中得到廣泛的發展和套用。在醫學中“取象比類”成為建立髒象理論和診治疾病的普遍方法。“比類”方法為宋元以後的數學家採用，獲得了豐碩成果，並出現了若干題名包含“比類”的數學著作，如楊輝的《田畝比類乘除捷法》（1275年）和吳敬的《九章算法比類大全》（1450年）。

求理與致用並重的學術目的論

儒學中關於知行關係的討論不限於認識論，也關涉學術目的問題。對於知行關係有三種觀點：“行先知後”、知先行後和“知行兼舉”。無論取何種觀點的學者，涉及學術目的問題時，都主張“明道救世”。為知識而知識，在儒學傳統文化中從來沒有地位。從孔子以“聞義不能徙”為憂，到魏源“以經術為治術”，一脈相傳，經師、宏儒無不主張學以致用。這種“經世”之風正是中國科學傳統實用偏向的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