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法家

法家是起源於春秋時的管仲，發展於戰國時的李悝、商鞅、申不害，而由韓非集其大成的學派。儒學與法家在戰國時期皆為顯學，儒法二家在學術思想上既互相對立又互相聯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學與法家
• 定義：儒學與法家在戰國時期皆為顯學，儒法二家在學術思想上既互相對立又互相聯繫

春秋時期儒法之爭

春秋時期早期儒法之爭，反映於成文法的公布，據《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記載，晉國鑄刑鼎，將晉國大夫范宣子所著刑書鑄於鼎上公布。當時即遭到孔子反對。孔子尖銳指責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他認為公布成文法不如法在貴族手中而不公布更為有利，懼怕平民百姓根據成文法與貴族做鬥爭，不利於穩定上下秩序。孔子又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對此，晉杜預注說：“棄禮征書，故不尊貴。”（《春秋經傳集解》第二十六《昭公二十九年注》）即認為人民據成文法做鬥爭，將不遵守禮的約束，而威脅到貴族特權。唐孔穎達疏：“民知罪之輕重在於鼎矣，貴者斷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於書，更復何以尊貴？威權在鼎，民不忌上，貴復何業之守？”（《春秋左傳註疏》卷五十三《昭公》）這亦說明，公布成文法，民眾可以據法與貴族鬥爭，使貴族不能隨意所為。這表明，成文法的公布乃法制制度上的重大改革，應是進步措施。自春秋開始到戰國時期，堅持成文法，成為法家學說的重要內容。

儒家與法家的對立，主要在於儒家尚德而不尚刑。儒家並非完全排斥刑，而是主張以德治教化為主，而以刑罰為輔，即省刑罰。孔子曾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這是強調以禮樂教化為前提，而刑罰亦不能廢止，但刑罰要依教化，離開教化則刑罰便會偏頗。孔子還說：“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論語·顏淵》）“獄”指爭訟，即獄訟，朱熹注“折獄”為“斷獄”。上述引文說明孔子的弟子子路懂得司法。

戰國時期儒法之爭

戰國時期法家大行，儒法皆為顯學，一些重要法家人物與儒家有師承關係。如戰國初期以改革著稱的魏文侯即曾以孔子弟子子夏為師，《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魏文侯任用為相的前期法家李悝（李克），亦受業於子夏。《漢書·藝文志》著錄《李克》7篇，列為儒家。《晉書·刑法志》說李悝著有《法經》。戰國末期重要法家韓非、李斯均為儒家荀子弟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

法家雖與儒家有師承淵源，然因學術宗旨不同，互相抨擊亦甚劇烈。如秦國經歷商鞅變法而富強，法家耕戰主張為群雄所接受，但遭到孟子尖銳抨擊。孟子說：“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孟子·告子下》）孟子所攻擊的“良臣”，乃法家耕戰之士，他斥他們為“民賊”，是因為法家重功利而不重仁義。孟子目睹當時諸侯提倡耕戰而使兼併戰爭規模愈來愈大，為人民帶來了戰亂之災。因此，他強烈反對法家耕戰主張，而主張實行王道反對霸道，以仁義爭取天下歸順。戰國末年，荀子亦批評法家慎到、田駢、鄧析等人思想“不可以經國定分”和“不可以為治綱要”（《荀子·非十二子》）。苟子也是強調實行仁義，即“經國定分”，要用禮義，而非用法治。所謂“為治綱要”即尚德治教化，而非尚刑罰。荀子曾和弟子李斯辯論仁義和權謀問題，李斯認為秦國富強“非以仁義為之，以便從事而已”（《荀子·儀兵》）。荀子反駁說他是“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本即指仁義，而末指權謀。

儒家仁義主張也遭到法家尖銳抨擊，如韓非作《五蠧》批評“儒以文亂法”，還說儒者“稱先王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韓非認為戰國爭雄要靠實力，只有實行耕戰才能富國強兵，他說：“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慾如曾史，曾史不攻戰，則國何利焉。”（《韓非子·八說》）因此，韓非認為儒法不兩立，他說：“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韓非子·顯學》）秦始皇實行法家主張，擯斥儒家仁義，雖取得天下統一，但因為政慘刻，不久便激起人民揭竿反抗，秦統一僅15年便滅亡了。

漢代之陽儒陰法

漢代封建中央集權大一統形勢的出現，儒法之爭的格局又發生新的變化。漢代朝廷吸取秦亡教訓，改變秦朝嚴酷少恩的重法主張，實行“霸王道雜之”主張。漢武帝定儒家為一尊，這時的儒家實際上吸收了法家思想。近人章炳麟說：“然則儒者之道，其不能擯法家，亦明已。今夫法家亦得一於《周官》，而董仲舒之《決事比》，引儒附法，則吾不知也。”（《訄書·儒法》）章炳麟認為儒法二家思想是互補的，因此，儒家並非擯斥法家，法家思想來源之一為儒家《周官》（指《周禮》）。而儒家董仲舒作《公羊決獄》（《漢書·藝文志》有著錄，已佚。後人馬國翰等有輯本），亦吸收法家主張，即引儒附法。由此可以看到漢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儒術之中則吸收有法術。史稱漢代陽儒陰法，即指漢代儒學以仁義德治為外衣而裝有刑名法術的內容。漢宣帝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宣帝紀》）此所說。漢家自有制度”，當包括漢武帝獨尊儒術在內，說明武帝定儒家為一尊，實質是“霸王道雜之”。《史記·汲鄭列傳》載汲黯曾指責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亦說明漢武帝並非純任儒術。漢唐以後歷代王朝基本上沿襲“霸王道雜之”主張，此亦為後儒頌揚三代而譏諷漢唐的原因之一。

宋儒之儒法觀念

宋代以後，隨著封建社會生產關係的進一步成熟，封建綱常更為強化，儒家獨尊地位亦更為加強。理學家發揚儒家崇王黜霸、重禮輕法主張，更加強調王霸義利之辨。理學家提倡存天理滅人慾，在理論上更加擯斥法家功利主張，甚至視法家為異端。宋儒程頤說：“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論道篇》）這是將申（不害）、韓（非），楊（朱）、墨（翟），佛教統統視為異端，儘管其為害程度有別，然而均屬有害無益學說。程頤還以申、韓與老子有思想淵源攻擊老子說：“老子語道法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張、蘇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亦遠矣，今以無傳焉。”（同上）這裡從思想淵源上批評了老子和申、韓、蘇（秦）、張（儀），而認為申、韓之刑名較之蘇、張之縱橫，尚有可取之處。程頤在理論上批評法家，而在實踐上則並不排斥刑罰。他說：“聖王為治，修刑罰以齊眾。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雖日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論政篇》）德和刑二者不可偏廢，雖以德治教化為主，但離開刑罰則亦難求治，刑罰起輔助教化的作用。宋儒朱熹亦主張“為政以德”，然亦認為刑罰為德政所不可缺少，他說：“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論語集注》卷一《為政篇注》）這裡將德禮和政刑二者之本末關係說得極為明白，德禮為本，政刑為末，不可棄本逐末。然而末亦不能廢，朱熹又說：“聖人為天下，何曾廢政刑來！”（《朱子語類》卷二十三《論語五·為政篇上》）這亦是強調德治並非排斥刑罰，只是德和刑本末不能顛倒。朱熹生當南宋偏安時期，他曾從政為官，這也使他在仁義和法治關係上產生務實精神。他雖然在理論上崇仁義而抑法治，而在實踐上則亦體會到法治之不可缺少。他說：“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卻是奸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朱子語類》卷一百零八《朱子五·論治道》）朱熹這裡一反儒家以寬為本的政治原則，主張反之以嚴，是有所為而發，並非否認儒家崇德抑刑的根本主張，而是針對當時社會實際狀況以重法抑奸豪。申平民，其實質仍與儒家為政以德的宗旨相符合。

近世之評價

近代儒家王先謙作《韓非子集解序》云：“（韓）非論說固有偏激，然其雲明法嚴刑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此則重典之用，而張弛之宜，與孟子所稱及閒暇明政刑，用意豈異也？”這裡予韓非的法治思想以極為肯定的評價，而且和孟子思想相提並論，與宋儒崇孟黜韓宗旨大相逕庭。這反映近代社會歷史的變遷，對儒家仁義的框框有所突破，而對韓非等法家亦有了新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