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本土化論爭(debate on localiz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是傳播學本土化的主張始於1982 年施拉姆的中國之行。在學術演講中，施拉姆與余也魯均談到了中國傳播的悠久歷史，鼓勵中國學者積極運用西方的傳播理論，對中國傳播問題進行研究。隨著對傳播理論有了深人的了解，20 世紀90 年代中國內地學者認識到傳播學本土化的必要性。
1993年，孫旭培在《新聞與傳播研究》上發表文章指出，傳播研究的中國化就是要通過大量挖掘中國的傳統與現代文化中關於傳播方面的財富，創造出集東西方文化之大成的傳播學。他的觀點在當時引起了爭論，在
1995年第6期的《現代傳播》上，李彬指出這種本土化的主張本質上恰恰顯示出了西方話語的支配性，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的經驗未免有些不倫不類;王怡紅則認為在對傳播學沒有進行深人了解之前，提出本土化為時過
早。針對以上兩種觀點，孫旭培在《華夏傳播論》一書的序言中予以回應，他認為“一部分人可以繼續從事翻譯、評介西方傳播學，或按照其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下去，另一部分人可以從事‘本土化’研究”。21世紀初，陳力丹、邵培仁、張國良等學者從傳播學科的角度進行了討論。孫旭培強調，傳播學本土化的目的是要讓傳播學不至於成為西方傳播學;陳力丹認為既然沒有中國的物理學或化學，也不應有中國的傳播學。邵培仁認為，與其他人文科學一樣，傳播學是有國界的，如果沒有傳播學的中國化，傳播學只能陷人對西方理論的照搬照抄。張國良曾以“中國傳播學”的稱謂，提出“中國傳播學就是有中國特色的、具有‘專利權’的傳播學”，如同“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一樣。梅瓊林認為，傳播學分兩個層次:從科學的立場來看，傳播學有自身的規律，不必“本土化”，是有普遍解釋意義的科學。但從人文主義的視角來看，傳播學由人來進行研究人的傳播，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及方法、規律。所謂“本土化”就是強調這一面。2003年後，關於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之間的關係問題成為本土化討論的焦點問題。陳相文認）為傳播學在中國的研究無法放棄西方理論。儘管中國有著幾千年蘊積的傳播思想資源，但現代人類傳播研究的主流思想及理論的優勢並不在中國。研究者對20世紀90年代傳播本土化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有了更為深刻的反思。黃旦認為傳播學本土化研究應從中國存在的真正的傳播問題出發，並積極地與西方傳播理論對話。傳播學本土化的論爭是中國傳播學發展史上最激烈的學術爭論之一。
1995年第6期的《現代傳播》上，李彬指出這種本土化的主張本質上恰恰顯示出了西方話語的支配性，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的經驗未免有些不倫不類;王怡紅則認為在對傳播學沒有進行深人了解之前，提出本土化為時過
早。針對以上兩種觀點，孫旭培在《華夏傳播論》一書的序言中予以回應，他認為“一部分人可以繼續從事翻譯、評介西方傳播學，或按照其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下去，另一部分人可以從事‘本土化’研究”。21世紀初，陳力丹、邵培仁、張國良等學者從傳播學科的角度進行了討論。孫旭培強調，傳播學本土化的目的是要讓傳播學不至於成為西方傳播學;陳力丹認為既然沒有中國的物理學或化學，也不應有中國的傳播學。邵培仁認為，與其他人文科學一樣，傳播學是有國界的，如果沒有傳播學的中國化，傳播學只能陷人對西方理論的照搬照抄。張國良曾以“中國傳播學”的稱謂，提出“中國傳播學就是有中國特色的、具有‘專利權’的傳播學”，如同“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一樣。梅瓊林認為，傳播學分兩個層次:從科學的立場來看，傳播學有自身的規律，不必“本土化”，是有普遍解釋意義的科學。但從人文主義的視角來看，傳播學由人來進行研究人的傳播，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及方法、規律。所謂“本土化”就是強調這一面。2003年後，關於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之間的關係問題成為本土化討論的焦點問題。陳相文認）為傳播學在中國的研究無法放棄西方理論。儘管中國有著幾千年蘊積的傳播思想資源，但現代人類傳播研究的主流思想及理論的優勢並不在中國。研究者對20世紀90年代傳播本土化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有了更為深刻的反思。黃旦認為傳播學本土化研究應從中國存在的真正的傳播問題出發，並積極地與西方傳播理論對話。傳播學本土化的論爭是中國傳播學發展史上最激烈的學術爭論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