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弗里·勞埃德(G. E. R. Lloyd,又譯羅界, 1933年1月25日— ),男,英國劍橋大學榮休教授,李約瑟研究所常駐資深學者,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FBA),美國文理科學院榮譽外籍院士。1951年入讀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古典學專業,1958年博士畢業。1987年開始擔任劍橋大學古典系“古代哲學與科學”教授,1987年獲得薩頓獎,1989—2000年任劍橋大學達爾文學院院長。出版有《道與名:古代中國和希臘的科學與醫學》(合著)、《希臘科學》等。
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教育經歷,個人生活,出版論著,專著,編寫,所獲榮譽,社會任職,人物觀點,文化多元自然一元,學科交叉碰撞火花,自我評價,
人物經歷
羅界出生於1933年1月25日,父母都來自威爾斯南部的斯旺西(Swansea),父親在倫敦哈雷街開診行醫,是一名結核病專科醫生;二戰期間,倫敦遭到德軍的空襲轟炸,母親不得已帶著哥哥和我逃離了倫敦,回到了威爾斯的故鄉。父親則一人留在倫敦,在倫敦郊外的一家醫院裡救治那些被炸傷的平民百姓。對自己早年的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顛沛流離、頻繁搬家。12歲之前,羅界記得自己就換過6所學校,讀過蘭布魯克預備學校(Lambrook School)。後來,獲得獎學金去了哥哥所在的切特豪斯公學(Charterhouse School)。當時的切特豪斯公學比較保守反智,文化藝術氣息不足。由於自己愛好體育活動,參加了板球、足球及曲棍球等社團活動,才免遭校園常見的霸凌厄運。
教育經歷
讀博時在希臘遊學期間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對立與類比》(Polarity and Ana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後來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個人生活
妻子:珍妮特·勞埃德(Janet Lloyd),在殼牌公司(Shell)工作,從事商務翻譯
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在紐西蘭工作,二兒子在倫敦工作,三兒子往返於倫敦和巴塞隆納之間。
出版論著
專著
古希臘的哲學、科學與醫學是羅界早年研究的起點,先後出版過十幾部著作,除了《對立與類比》,還有《亞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長與結構》(Aristotle, 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早期希臘科學:從泰勒斯到亞里士多德》(Early Greek Science,Thales to Aristotle, Chatto and Windus,1970)、《亞里士多德之後的希臘科學》(Greek Science after Aristotle, Chatto and Windus, 1973)、《魔法、理性與經驗》(Magic, Reason and Exper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科學、民俗與意識形態》(Science, Folklore and Id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等。其中《早期希臘科學:從泰勒斯到亞里士多德》和《亞里士多德之後的希臘科學》被選入摩西·芬利(Moses Finley)教授主編的“古代文化與社會”叢書。
與美國漢學家席文(Nathan Sivin)教授合作,出版了《道與名:古代中國和希臘的科學與醫學》(The Way and the Word: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and Gree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這是二人在希臘和中國對比研究領域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
編寫
《古希臘與中國比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羅界與趙靜一合編
所獲榮譽
在古希臘和中國哲學、科學及醫學方面撰寫了30多部著作,並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書評,1997年因其“對思想史的貢獻”而被英國女王授予爵位。先後獲雅典大學(2003)、牛津大學(2010)、聖安德魯斯大學(2016)授予的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並榮獲英國皇家科學院凱尼恩古典文學獎學金(Kenyon Prize,2007)、丹·戴維獎(Dan David Prize,2013)和菲辛國際獎(Fyssen International Prize, 2014)認知科學獎等。
1987年獲得薩頓獎。
社會任職
1989—1990年,李約瑟研究所基金會的主席。
人物觀點
文化多元自然一元
希中科學的對比研究表明,人類文化儘管多元紛呈,但自然卻只有一個。每一種文化都有一套基於自身生存環境所形成的概念系統,都是複雜性和專門性的複合體,都值得我們深入細緻地研究。早期中國與古希臘的科學對比,給我們提供了生動而形象的案例分析;我們不要以現代科學的眼光來回顧早期的科學觀念,而應該從概念衍生的原始生態中去理解科學本來的樣貌,否則就可能會緣木求魚,本末倒置。這也是我一直推崇的文化對比原則——沉浸式體驗、田野式調查。
學科交叉碰撞火花
進行文化比較研究,還要儘可能多地進行主動的跨學科、跨行業交流。在學術交流中,只有背景不一樣的人群才能碰撞出不一樣的思想火花。我曾造訪過美國多所大學,但我驚奇地發現,美國很多教授多專注於自己學科之內的研究,很少與其他學院、其他專業的學者進行深入交流,這就使得自己的研究鮮有突破。回顧我自己的文化比較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於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學院制度,使我有機會與不同學科的專家進行深入交流。只有這樣,你才能深刻地體會到比較的學術樂趣:“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自我評價
當年李約瑟改行研究中國科技史,與我運用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古典學一樣,都屬於學術冒險行為,現在想來,我們都屬於不安於現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