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魯塞薩巴吉納堪稱這樣一位辛德勒式的人物。在1994年盧安達種族大屠殺發生時期，他保護了1268人免遭屠殺者毒手。他的經歷同樣感動了好萊塢，以他的故事為藍本拍攝了影片《盧安達酒店》，影片導演特瑞·喬治將魯塞薩巴吉納稱為“人性的光輝榜樣”。 《盧安達酒店》最近獲得第62屆金球獎最佳劇情片提名，並很有可能入圍奧斯卡金像獎的評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保羅·魯塞薩巴吉納
- 國籍：盧安達
- 主要成就：辛德勒式的人物
- 性別：男
“普通”英雄,惡夢之始,以酒換命,圍困生活,安全轉移,悲涼人生,
“普通”英雄
魯塞薩巴吉納無論哪方面在盧安達都只算得上普通，中等個頭，中等身材，態度溫和，總是無可挑剔地穿一身黑色西裝，打絲綢領帶。但作為盧安達首都基加利米勒·科利納五星級酒店的經理，他在1994年的76天裡所做的一切遠非普通二字可以形容。
僅憑藉一個酒窖、一條電話線和他的三寸不爛之舌，他保護了1268名藏身於他酒店的人不被胡圖族行刑隊抓走。
“沒有一個人被帶走，沒有一個人被毆打，沒有一個人被殺害……我的酒店裡沒有一個人受到傷害－－這是我唯一關心的，”魯塞薩巴吉納說。
魯塞薩巴吉納是一個政治觀點溫和的胡圖族人，但不是每個同族人都像他這樣，許多平時受過良好教養的專業人士－－律師、教師、商人、教士都加入了屠殺者行列，將刀砍向圖西族人的脖子。而許多比酒店似乎更安全的避難點——教堂、學校等地都未能阻止胡圖行刑隊進入。成千上萬人頃刻間喪命，100天之內，100萬人被殺。大屠殺前，圖西族占盧安達人口的14%，而大屠殺後，只占9%。
在所有人似乎都陷入一種瘋狂的集體無意識之中時，魯塞薩巴吉納的善舉就顯得尤其難能可貴。
惡夢之始
魯塞薩巴吉納的惡夢開始於1994年4月9日，那是盧安達胡圖族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遇刺後的第三天。總統的遇刺好像催化劑，將本已緊張的兩族關係推向崩潰，而一些人正好利用這一時機，展開了早已策劃的大屠殺。
4月9日這天早上，總統衛隊的士兵來到了魯塞薩巴吉納家，要求他把他們帶到米勒·科利納的姐妹酒店－－國賓酒店，他們要把那裡變成他們的總部。魯塞薩巴吉納拒絕拋下圖西族妻子塔提亞娜、4個孩子以及在他家起居室避難的32個鄰居，於是所有人被塞進了一輛麵包車，由兩輛軍車一前一後護送而來。
然而，剛走沒多遠，總統衛隊的中尉指揮官就停下車來。他將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半自動步槍交到魯塞薩巴吉納手中。“你這個叛徒，”中尉說，“拿起這把槍，殺死這些蟑螂。”當時，魯塞薩巴吉納覺得自己死定了，唯一不確定的只是什麼時候。他還擔心自己會不會真的按照那箇中尉所說，扣動扳機，殺死自己的家人。
“你必須明白，殺人已不再是件複雜的事，”他回憶說，“我們周圍都是屍體。這（殺人）就好像是個玩笑，起碼很正常。”
說這話的時候，魯塞薩巴吉納好像又回到了那個死神在頭頂徘徊的時刻。
“我對那個（衛隊指揮官）人說：‘聽著，朋友。’殺掉麵包車裡的老頭對你有什麼好處？你將得到什麼？我知道有人又餓又累，我可以給你錢。幹嗎不談談呢？”
但這些都不起作用。總統衛隊的人說，他們已經得到了報酬，每殺一個圖西族人都能得到20萬西非法郎（約合20美元）。於是，魯塞薩巴吉納嘗試另一種策略。
“如果你想殺死他們，那就去吧，”魯塞薩巴吉納對那個指揮官說，“你不會受益，你什麼也得不到。你只有25歲，但你下半輩子都要雙手沾滿鮮血地生活。”
然後，魯塞薩巴吉納使用了他今後一段時間經常會使用的一句話。他說：“總有一天這一切都會結束，你將怎樣面對歷史？”經過近一個小時的交涉，中尉終於接受了交易，但魯塞薩巴吉納拒絕透露他到底支付了多少錢。對於他來說，這是個決定性時刻，“我覺得我已經死了，”他回憶說，“但那之後，我總想我能夠找到出路。”
以酒換命
幸運的是，他的職位幫了他的忙。像許多非洲國家一樣，首都的五星級酒店是這個國家精英人群的社交場合。作為一家五星級酒店的經理，魯塞薩巴吉納不可避免地接觸到盧安達政界、軍界的大部分重要人物。
此外，作為比利時的前殖民地，盧安達還有一些比利時公司，其中包括比利時航空公司。魯塞薩巴吉納所在的米勒·科利納酒店以及國賓酒店都為比航所有。
基加利城裡熟悉政治圈的人都以為，比航皇冠上的明珠、時常舉辦新聞發布會的米勒·科利納酒店肯定有聯合國軍隊保護，於是他們蜂擁而至。 4月11日，盧安達的白人幾乎已全部撤離，
而美國間諜衛星拍攝到的畫面顯示，數千具屍體漂浮在卡蓋拉河上，河水將他們一直送到維多利亞湖。
到4月12日時，113個房間的米勒·科利納酒店已經在滿負荷運轉，這裡聚集了400多人。後來幾天，這個五星級酒店越來越像一個難民營，最後人數達到1268人。
魯塞薩巴吉納把保護這些人看成是自己的責任。他以往與軍、政高層建立起的良好關係派上了用場。
“如果你想和什麼人談判，你得拉近他們，給他們想要的東西，”魯塞薩巴吉納說。他們想要的是酒，而且他們知道魯塞薩巴吉納這裡有全市最好的酒窖。“這就是盧安達的辦事方式，你交談，你協商，通常總得邊喝邊談，”魯塞薩巴吉納說。
酒店的常客中包括陸軍參謀長奧古斯坦·比祖蒙古將軍。儘管比祖蒙古現在因反人類罪被判終生監禁，但魯塞薩巴吉納還是很感激他所做的一切。
一天，胡圖武裝分子進入酒店，聲稱要把這裡的圖西人都殺死。魯塞薩巴吉納和比祖蒙古正在國賓酒店痛飲啤酒和白蘭地。聽到這訊息後，他們急忙趕回米勒·科利納酒店。據魯塞薩巴吉納回憶，比祖蒙古掏出槍來喊道：“如果一個人殺了人，我就殺了他；如果一個人打了人，我也殺了他；如果你們不在5分鐘之內離開，我就把你們全斃了。”胡圖武裝分子最終離開了。
圍困生活
儘管10年後的今天，米勒·科利納酒店已經有些過氣，但這裡的游泳池仍然是全基加利最好的。“這個游泳池救了很多人的命，”魯塞薩巴吉納說，“他們（胡圖武裝分子）切斷了水源，酒店裡的人開始喝游泳池裡的水。”
酒店的261房間是魯塞薩巴吉納全家居住過的地方，但住在那裡的不僅是他們幾個，還有2家總共40人都住在這個房間。這還是因為他們來得早，能夠住在房間裡。後來的人只能隨便找地方睡：在走廊上，會議廳，甚至咖啡廳里。
在酒店尋求避難的人是一群不一般的人。其中有被屠殺的圖西族總理的孩子、其後的三任總理、基加利前總檢察官等。他們中還有牧師、主教、知識分子、商人、記者等。甚至有一些殺人者會把自己的圖西族妻子或母親帶到這裡躲藏。這也是眾多難民能夠在米勒·科利納酒店倖存的原因之一。
弗朗索瓦·哈比亞卡勒是個立場溫和的胡圖族人，曾擔任過公共服務部部長。他帶著妻子和孩子來到了米勒·科利納酒店。“每個階層都有人在這裡，”他回憶說，“胡圖族、圖西族，各個政黨－－所有人都和諧地居住在這裡。保羅是（保證這種和諧的）原因——他對每個人都很友好，從不因為你的身份而給你特別關照。如果他不那樣，在米勒·科利納酒店內部就可能爆發內戰。”
加薩斯拉夫婦的逃生經歷是所有米勒·科利納倖存者中的經典，魯塞薩巴吉納可以不誇張地說是他們的救命恩人。
讓－巴蒂斯特和奧黛特·加薩斯拉都是醫生，在圖西族知識分子圈裡很知名。屠殺開始後，兩人試圖帶著孩子逃離基加利。他們想去接奧黛特的姐姐、一位知名的女議員，但遭到一群剛剛殺死奧黛特姐姐的武裝人員的襲擊，不得不退回自己家。廣播裡說，加薩斯拉夫婦已經被打死。
其後的兩周時間，他們不敢待在屋裡，而是躲藏在房子外面的樹叢里。與此同時，魯塞薩巴吉納一直在尋找他們，不停地往家裡打電話。讓－巴蒂斯特以為是武裝分子打來檢查他們是否已死，所以不讓奧黛特接電話。最後，奧黛特實在忍受不住煎熬。她說，再這樣下去他們不被砍死也會餓死，不管怎樣都會死，索性橫下一條心，接聽了電話。
電話救了他們。讓－巴蒂斯特描繪他們抵達米勒·科利納酒店時的心情：“就像是從地獄走進了地上的天堂”。他們看到了許多像他們一樣被宣布死亡的人。“想到能與這些人死在一起，我們有了一種奇怪的舒適感……我們非常高興能與朋友們死在一起，”讓－巴蒂斯特說。奧黛特後來還為一個17歲的女孩接生了孩子。此後，女孩與她的圖西歌手男友在酒店舉行了婚禮，婚禮由一位主教主持，孩子也受了洗禮。
安全轉移
住進米勒·科利納酒店並不是進了保險箱，在那些日子裡，這裡的居民時刻與死神打交道。
哈比亞卡勒說：“好幾周，我們都在等死。武裝分子襲擊了我們好幾次，最後我們還遭到炮擊。還有，我們還可能死於飢餓。”
由於不斷有人躲進米勒·科利納酒店，食品越來越成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魯塞薩巴吉納開始協商將酒店居民轉移到圖西族控制的地區。酒店的大多數人認為魯塞薩巴吉納會在第一時間離開。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他決定留下，直到最後一個人離開。妻子塔提亞娜和讓－巴蒂斯特都試圖說服他，但魯塞薩巴吉納決心已定。“如果我救了自己，那么想起1000多人因我而死會怎樣？我怎么面對歷史？”
5月3日，第一次轉移行動失敗。包括塔提亞娜和孩子、加薩斯拉夫婦在內的70人試圖轉移，但有人告訴了武裝分子，結果他們在路上被截，遭到了毆打。直到5月27日，酒店裡第一批100多難民才得以轉移。在轉移前的那天晚上，261房間的幾個家庭湊在一起。“我們決定，無論誰活著，都要照顧其他家的孩子，視同己出，”讓－巴蒂斯特說，“我們告訴孩子們，從現在起他們就是親兄弟姐妹。”
轉移行動取得成功。到6月18日，所有米勒·科利納酒店的難民都安全轉移，沒有一人喪生。
悲涼人生
離開酒店後，魯塞薩巴吉納和塔提亞娜帶著孩子開車前往塔提亞娜的家鄉。在平常，那是一段讓人心曠神怡的旅程，青山翠谷，炊煙犬吠，一派農家風韻。可是，1994年，這裡一片死寂。“沒有人，沒有車，沒有動物。唯一聲音是狗吞食死屍的聲音，”魯塞薩巴吉納說，“整個鄉村瀰漫著死亡的味道。”
在塔提亞娜家，他們發現了起居室的血跡，順著血跡，他們找到了一個墳墓，那裡埋葬著塔提亞娜的母親、嫂子、4個孫子、1個孫女的屍體。只有在此時，平靜的魯塞薩巴吉納憤怒了，他第一感覺到如果手裡有槍，他可能會殺人。回到基加利，他又繼續管理了2年米勒·科利納酒店。1996年，他自我放逐到比利時。也許他的離開源於他內心深處對祖國的失望。
“我不會閉嘴不言。可我們盧安達人到現在依然不能正視邪惡……胡圖族會告訴你他們的歷史，圖西族也一樣。對我來說，我們都有罪。按照這兩種邏輯，我都失去了親人。我們需要坐在一起，胡圖人、圖西人，共商未來。”
就像魯塞薩巴吉納對那位中尉所說：“總有一天，這一切都將結束。你將如何面對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