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內容簡介,目錄,前言,緒論,第一章 俄羅斯反恐體系的歷史演進,第二章 俄羅斯反恐法律體系,第三章俄羅斯反恐主體體系,第四章俄羅斯反恐體系下的反恐工作,第五章對俄羅斯反恐體系的評價,精彩書摘,
基本信息
出版時間:2015.12
印刷時間: 2015.12
版 次:1
開 本: 16
字 數:255千字
紙 張:膠版紙
印 張:20.25
I S B N: 9787802328969
作 者:戴艷梅
內容簡介
恐怖主義是俄羅斯當前國家安全中最主要威脅之一,自2006年俄羅斯反恐體系改革以來,其境內的恐怖主義得到很好壓制。在對卷軼浩繁的原始材料閱讀、整理、歸納、分析的基礎上,本書依據體系構建、運行應有的內在邏輯關係,在國內外首次全面梳理了俄羅斯反恐體系的全貌,清晰地展示了俄羅斯反恐體系的歷史延承,反恐法律體系與組織體系的構成與功能、發展方向與特點,其成功的經驗與尚存的不足。俄羅斯反恐的歷程,以及當前較為成功的反恐體系可以為我國反恐提供良好借鑑。
目錄
前言
緒論
一、選題的意義與研究現狀
二、難點、創新點、研究方法與主要框架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四、研究俄羅斯反恐的階段劃分
第一章 俄羅斯反恐體系的歷史演進
第一節蘇聯時期的反恐機制
第二節俄羅斯反恐體系構建的背景
第三節別斯蘭事件前的俄羅斯反恐體系
第二章 俄羅斯反恐法律體系
第一節基礎性反恐法律檔案
第二節俄羅斯反恐立法的指導思想
第三章俄羅斯反恐主體體系
第一節反恐組織協調系統
第二節反恐情報系統
第三節反恐行動系統
第四節反恐保障及監督系統
第五節俄羅斯反恐主體體系的特點
第四章俄羅斯反恐體系下的反恐工作
第一節強力打擊恐怖組織與恐怖分子
第二節通過多種手段阻遏恐怖事件的發生
第三節減輕與消除恐怖活動危害
第四節抵制恐怖主義思想
第五章對俄羅斯反恐體系的評價
第一節俄羅斯反恐體系取得的重大成就
第二節俄羅斯反恐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
第三節俄羅斯反恐體系建設的形勢展望
第一章俄羅斯反恐體系的歷史演進
精彩書摘
第一章俄羅斯反恐體系的歷史演進
俄羅斯是蘇聯遺產的最大繼承者,其反恐體系建設也借鑑了蘇聯反恐的經驗教訓。引發俄羅斯恐怖主義的民族分裂主義在蘇聯時期就已埋下根源,由於克格勃五局對社會進行了全方位控制,蘇聯時期恐怖活動僅有零星幾起。蘇聯時期的反恐著眼點在預防,建立了情報、決策、行動三位一體的快速反應機制,採取了過度的社會控制與懲戒措施,行之有效,但也導致自身解體。克格勃專家情報與行動技術高超,為俄羅斯繼承。
1991—1996年俄羅斯獨立之初,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前身幾經變革,實力越來越衰弱。第一次車臣戰爭結束後簽署的《哈薩維尤爾特協定》使車臣成為事實上的獨立王國。1996年俄羅斯著手構建反恐體系,1998年俄發布第一部《反恐法》,構建了俄羅斯最初的反恐體系。該體系以打擊恐怖主義為核心,成立聯邦反恐委員會,領導權由總統與總理分擔,聯邦安全局局長與內務部長分任副主席,6家強力部門及政府各部部長為成員。俄羅斯隨後實施第二次車臣戰爭,消滅了大股匪幫,但也造成了恐怖活動在俄羅斯全境擴散。第一代反恐體系存在嚴重缺陷,未能防止別斯蘭事件等一系列重大恐怖活動。
第一節蘇聯時期的反恐機制
蘇聯時期,反恐屬克格勃的職責範圍。據1958年12月23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全會通過的“蘇聯部長會議克格勃條例”,克格勃的功能一共9項,其第二項是,“打擊間諜、顛覆、恐怖主義及其他爆炸活動”,第三項是“打擊反蘇維埃及民族主義因素的敵對活動”。蘇聯《刑法》規定“恐怖活動指因國家、社會活動家或政權代表的國家或社會活動對其實施暗殺,其目的是破壞或削弱蘇聯政權”,“針對外國代表的恐怖活動是指殺害外國代表,其目的是挑起戰爭或國際複雜局勢”。克格勃部門繁多,職能全面,五局負責國內維穩與反恐工作,其餘部門則負有協同責任。為預防威脅政權的現象出現,維護國家的穩定,克格勃對國內各種不穩定苗頭進行了嚴密的監控與預防,由此帶來了僵化的穩定。克格勃依據蘇聯《刑法》第70條“反蘇鼓動和宣傳”及第190條對“傳播詆毀蘇維埃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顯而易見的謊言”,對包括恐怖主義思想在內的各種非社會主流觀點的散布進行有過之無不及的預防。儘管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為穩固政權有過血腥的鬥爭,但蘇聯政權穩固後至其解體前恐怖事件僅有零星發生,這與克格勃高效的工作機制、過度的社會控制有密切關係。
一、克格勃反恐機構
1917年12月20日,蘇聯成立契卡(全稱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主要職能包括逮捕蘇聯國內的反革命分子,消滅和制止反革命和怠工行為,擁有偵查、預審權力,負責管理監獄、搜查、逮捕、拘禁等事務。1922年契卡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其後曾使用過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部等稱謂。史達林時期的克格勃權力極大,是史達林進行“大清洗”、“肅反”,操控政權,維護穩定,掌握局勢的主要工具。史達林去世後,1954年3月13日,國家安全部改組,蘇聯成立了形式上隸屬於蘇聯部長會議,實際上由蘇共中央政治局領導和蘇共中央總書記直接控制的克格勃。成立之初的克格勃由對外情報局、反間諜局、軍事反間諜局、秘密政治局、經濟局、運輸局、監控局、加密解密局、黨和政府領導人警衛局、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指揮局、調查局、核工業特別處、業務技術套用處、提供密碼工具與用於特殊目的的檔案及檔案與筆記檢查處、無線電反偵察處、特殊技術處、政府通訊處、檔案登記處、監獄處、人事局、院校局、總務局、計畫財務處、動員處、會計科組成。克格勃功能強大,是對國內外都負有情報任務,擁有技術、人力手段,涉及多種行業、不同社會階層的集情報、安全、保衛於一身的多功能情報單位。蘇聯規定反偵察任務包括“發現、預防與清除間諜、恐怖主義、顛覆以及其他敵對組織、境內外資本主義國家思想中心與外國反蘇組織的偵察行為”,Контрразведка,/因此反恐任務在反間諜局及軍事反間諜局均有承擔,而對外情報局的“К”局(反間諜局)亦承擔有防止恐怖分子入境的任務。1967年五局成立後全面承擔維穩反恐工作。
1967年6月,新任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呈交蘇共中央一份重要報告,匯報了國內反蘇活動情況,認為這些活動旨在“建立地下反蘇集團,為民族主義運動推波助瀾”,是“進一步發動教徒和宗教派別主義者的反動活動”。列昂尼德·姆列欽:《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628頁。在安德羅波夫的建議下,1967年7月克格勃專門成立了重點打擊意識形態顛覆破壞活動的機構,即克格勃第五局。五局通過“對政治局勢進行深刻分析,並作出儘可能準確的預測,遏制源自國外的意識形態擴張,形成一張強有力的盾牌”。菲利普·博布科夫:《克格勃與政權——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回憶》,北京: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81頁。其基本任務是針對西方國家的思想滲透,對一些在國際上有相當影響力的持不同政見者,蘇聯各地的猶太人和沿波羅的海的立陶宛、拉脫維亞、亞美尼亞等表現出明顯分離意識的非俄羅斯族人實行嚴密的監控,建立情報網,同時對要求移民的少數民族公民進行嚴格審查。
五局共有15個處,其中五處、六處、七處、十一處有明確的反恐任務。五處主要職責是給予地方克格勃機關幫助,防止出現大規模反社會現象;偵察匿名散發反國家傳單者,或號召以暴力手段危害國家的人;檢查和組織預防恐怖主義傾向的工作。1969年8月,在五處“反恐”組基礎上成立了七處,職能是“揪出並檢查出於反蘇目的企圖使用炸藥和爆炸裝置的人”,該處下設有偵察實施恐怖攻擊的匿名傳單組、反犯罪組,在地區分局和處機關還有監督工作組。通過各種渠道獲得的恐怖主義傾向、意向和行動的情報都歸口於七處。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前,於1977年成立了十一處,職能是“為粉碎敵人和敵對分子在莫斯科夏季奧運會的準備和進行期間的各種破壞活動而開展肅反工作”。在奧運會閉幕後,該處被賦予對體育界、醫療衛生界和科研機構進行監視的職責。據情報對來自外國公民的恐怖嫌疑的偵查由克格勃第二總局實施。1989年末這項工作交由十一處擔任,該處常與七處一起開展工作,反恐部門增添了防止西歐恐怖主義滲透的任務。1982年,五局編制424人,123個州平均每州有200名諜報人員,總人數達到了25000名,在國內形成了嚴密的監控網路,以“可靠地掌握國家生活各個方面的情況”,“監視社會的精神狀態”。列昂尼德·姆列欽:《歷屆克格勃主席的命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631頁。戈巴契夫的改革開始之後,1989年8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下令撤銷了五局,在其人員和組織基礎上建立了“憲法制度保衛局”,從而使戈巴契夫“民主化”思想在克格勃體系部分地得以體現,使克格勃的工作性質和職權範圍發生了轉變。
儘管克格勃有極強的情報能力,但70年代中期以前,由於沒有反恐行動部隊,也造成了反恐行動的遲滯。1973年,一架雅克-40型客機在弗努科沃機場遭到劫持,克格勃和內務部聯手採取緊急行動才解救了人質,但時效性很差。這一事件使克格勃意識到反恐行動力量的缺乏。為預防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出現慕尼黑奧運會類似慘案,1972年9月5日德國幕尼黑第20屆奧運會期間,巴勒斯坦“黑九月”突擊隊劫持9名以色列運動員,因德國警察解救人質不力,造成9名運動員全部罹難、2名警察和5名恐怖分子死亡的慘劇。同時應對蘇聯國內已經出現的恐怖主義苗頭,蘇聯領導人考慮儘快建立一支受過良好職業訓練,並能在國內外隨時隨地用於打擊恐怖主義的特種部隊。1974年7月,安德羅波夫下令在克格勃系統內組建一支專門的特種小分隊,隸屬於克格勃七局,直接歸總書記和克格勃主席領導,任務是在國內外打擊劫持人質和交通工具、暗殺、爆炸等恐怖活動。這支反恐分隊被定名為A小組,是俄羅斯第一支專業反恐部隊,即後來的阿爾法小組。A小組的成立是蘇聯反恐機制的重要變化,從此蘇聯形成了情報、決策和行動“三位一體”的反恐機制,這種機制切合實情與實戰需要,反恐時效性大大加強,保障了蘇聯時期反恐工作的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