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長振（1977—），男，山東菏澤人，文學碩士、菏澤學院中文系講師、九三學社社員、菏澤市華夏文化促進會會員，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學術論文獲菏澤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一次、三等獎三次，菏澤學院優秀科研成果三等獎一次。現為山東某高校教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侯長振
- 出生地：山東菏澤
- 出生日期：1977
- 職業：菏澤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個人簡介,主要履歷,學術論文概要,建言獻策,
個人簡介
侯長振，男，文學碩士、九三學社社員、菏澤市華夏文化促進會會員，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有學術論文《民間立場與官方話語的糾結》、《九葉詩派的意象理論闡釋》、《劉高興：虛妄而又執著的奮鬥者》等發表於《前沿》、《名作欣賞》、《山東文學》、《創作評譚》、《菏澤學院學報》等學術刊物。其中《“方向”的確立與“問題小說”的終結》、《〈情人〉：欲望與情感的雙重演繹》分別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中國現當代文學文摘卡》和《都市文萃》全文轉載。
主要履歷
1997年9月—2001年7月就讀于山東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2001年7月分配至山東省菏澤學院中文系，2007年9月至2010年7月在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在職攻讀文學碩士學位。2006年9月晉升為講師。2008年9月加入九三學社，2010年5月加入菏澤市華夏文化促進會，2011年12月晉升為副教授。
學術論文概要
1、《在尋找和無可逃遁之間：戴望舒前期詩歌精神處境淺析》（載《西華大學學報》2004、4期）獲菏澤市第二十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論文提要：本文旨在對戴望舒前期詩歌內在精神的探尋，理解其精神處境，即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在尋找和流浪之間，在逃遁和無可逃遁之間，闡釋戴望舒對精神指歸的關注和衝動，從而了解戴詩迥然的詩歌內質和風格。
30年代的戴望舒是一個“尋夢者”，在一種感傷的情調和思緒中感懷和體味著“現代文明”所賦予的難以擺脫的憂鬱和茫然，並以敏感的知覺觸摸著自我內心世界，追尋精神家園。在對“傳統的回歸”和“現代的抗拒”兩種張力的排斥與糅合中達成情緒的平衡，呈現出獨特的詩情，成為中國現代詩壇的奇葩。
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衝撞和交融成為30年代中國文人作品中不可避免的旋律，然而戴望舒正是在或得普遍旋律的同時，擁有自己特殊的精神處境。他始終試圖找到一元終極性的精神指歸，但是複雜而多元的現實使他的單純理想難以實現。對生存的處境和理性追求的悖論，使戴望舒避縮，而又無可逃遁，於是便浸染著現代的氣息，繼續做著他的“尋夢者”。
傳統和現代，回歸和抗拒，逃避和無可逃避諸多張力成就一種平衡美。這種看似矛盾、不可調和的力，既互相抵抗，有互相糅合，恰恰使戴詩具有了獨特的、鮮明的民族氣息和時代氣息，完成了“新詩的第二次整合”、“在對立統一中實現藝術的新建構”。
2、《九葉詩派的意象理論闡釋》（載內蒙古社科聯《前沿》2006、6期）獲菏澤市第二十二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論文提要：對意象從理論到實踐的高度重視，是新詩發展的必然趨勢。20世紀40年代出現的九葉詩派在此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文立足於九葉詩派的意象理論，把其放置於歷史語境中加以考察，以期獲得更大的歷史意義和本體意義。
40年代的民族危機，使文壇普遍生長出一種回歸傳統的傾向，這種回歸，不僅是獲得一種民族的自信心，而且是從本民族的文學傳統那裡獲取某種依靠的力量。作為詩人，對意象的青睞，則自覺的達成了與傳統的支持。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九葉詩派在歷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點上探索新詩發展的新路向。他們對西方詩歌的吸納已進入綜合階段，意象成為一種綜合性很高的藝術手法。九葉詩人以一種全新的眼光對意象進行打量，意象與詩的意義具有完整不可分性，意象對詩有“廓清或確定詩的意義”。他們認為沒有經過意象化的“意志只是一串認識的抽象結論”，沒有經過意象化的“情緒也不外是一堆黑熱的衝動”。
九葉詩派是一個特立不凡的新詩群體。在40年代後期他們雖然還年輕，但對詩的思維卻相當成熟，並將中國新詩提升到一個與世界詩潮對話而又不失民族個性的水平。本文尤其關注唐湜的“意象”理論。其系統性、前瞻性和示導性使詩派的創作藝術更為自覺，並為新詩研究提供理論範本。九葉詩派關於“意象理論”的探索，顯示了“現代”品格，以其詩的雙重結構創建了超現實主義的藝術成就，為中國新詩發展經驗的總結和未來探索的方向、道路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論範本。
3、《“方向”的確立和“問題小說”的終結——關於趙樹理現象的一種解讀》（載《前沿》2006、8期），被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現當代文學文摘卡》（季刊）2006、4期轉載，獲菏澤學院2007年度優秀科研論文三等獎。
論文提要：在解放區土生土長而成為作家並影響最大的是趙樹理。他代表了40年代解放區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無論從新文學發生以來就始終在探索的大眾化課題來看，還是從解放區文學與當代文學的歷史關聯來看，趙樹理的出現都是重要的文學史現象。而對趙樹理作為“方向”的考察和對其“問題小說”的梳理，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延安文藝”的規範，以及該規範對“當代文學”的影響。從上世紀40年代後期至今，趙樹理的小說和文學觀一直是評論界言說的對象。40年代後期，他被作為實踐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方向”獲得了很高的讚譽。新中國成立前夕，他的《邪不壓正》引起爭論。此後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對他的評價褒貶不一，時起時浮。“文革”中他成了“文藝黑線”的代表人物，備受摧殘，過早地離開人世。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的價值又得到肯定。此後，作為一種文學現象，他被關注，引起討論。對趙樹理的評價是與其農村寫作緊密相連的，本文著重梳理趙樹理“問題小說”的創作情況，以圖揭示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簡稱《講話》）對“當代文學”的重要性以及“當代文學”在其生成過程中的一些複雜情況。
時至今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40年代後期解放區文學界倡導的“趙樹理方向”是依照毛澤東《講話》精神“想像”的結果。一方面肯定了趙樹理小說創作中許多值得肯定的東西，另一方面對趙樹理小說的豐富內涵作了簡單化的描述，同時也掩蓋了趙樹理小說創作、文學觀念上某些帶有根本性的局限，它是為了顯示《講話》後解放區文學實績進而為全國解放後實行文學規範所採取的一個策略。“趙樹理方向”的確立，是關於趙樹理的“故事”。在這個“故事”的講述中，突出了民間文化正統論者趙樹理與中國共產黨主流意識形態及文學主張相適應的一面，忽略了二者之間的差異。事實上，對於“趙樹理方向”來說，重要的是“方向”，而不是“趙樹理”，也就是說重要的不在於趙樹理實際創作情況如何，而在於對其創作的闡釋，正是這種闡釋構造了意義，構造了“趙樹理方向”。而二者之間的差異，則成為趙樹理後來寫作上不幸的重要原因。
“問題小說”有其產生的時代背景。趙樹理是順應當時時代要求創造並實踐了這一創作方法的。解放區的老百姓希望通過看戲或小說能解決生活中的實際的、具體的問題。而趙樹理的一系列“問題小說”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老百姓的這種實際願望，因而受到極大的歡迎。讀者的喜愛和認可是其“問題小說”得以存在、發展、延續的基礎。在特定的時期，趙樹理的“問題小說”產生過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也使他成為現代文學中繼魯迅、沈從文等大家之後又一寫農村的現代鄉土小說家。但“趙樹理方向”賦予了趙樹理太多的東西，作為一個“特別”的作家，如果說當初的他是受寵若驚卻不無自喜地接受了“方向”這一桂冠的話，後來的創作實踐及評價卻使趙樹理這一“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具體實踐者”幾乎不堪重負。
趙樹理立足於農村為農民而寫作的“問題小說”在其自身缺陷和同主流文學規範的“觀照”和“反抗”糾結中最終走向終結。其實，這一宿命是早在“趙樹理方向”的構建伊始便已注定了的。從一個作家被確立為“方向”和“樣板”，到主流話語對其疏遠疏離，再到最終的放棄，以及趙樹理作為一個具有良知的作家在此過程中所做出的種種艱難而痛苦的努力（或抉擇），從中所引發的我們對於現當代文學的思考一定會持續下去。
4、《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思潮——兼與同時期大陸鄉土文學的比較》（載《菏澤學院學報》2008、3期）獲菏澤市第二十四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論文提要：國內真正接觸台灣的“鄉土文學”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台灣關於“鄉土文學”的論戰開始的。但台灣所倡導的“鄉土文學”與國內自“五四”年代以周作人“鄉土文學”理論所倡導和魯迅鄉土小說所代表並形成的“鄉土文學”無論背景還是內涵上都有著很大的不同。所以，界定並梳理“鄉土文學”的概念與發展，在兩者的比較中去發現各自的側重，對研究包括台港文學在內的整體“中國現當代文學”不無裨益。本文選取台灣20、30年代的“鄉土文學”思潮為研究對象，從概念的提出，到發展的歷史，並與同時期的大陸“鄉土文學”進行比較。希望回歸歷史現場，在界定與對比中獲得某些發現，以期重新認識那段文學史。
台灣文學20、30年代對“鄉土文學”的界定主要集中在內容和形式兩個方面。在內容上主張寫台灣本土的事物，而在形式上主張用台灣話語。顯然，早期台灣“鄉土文學”的倡導由於發生在那樣一個特定的時代，其形式的東西更明顯，甚至超過了對內容的關注。但它從文化的角度上對民族意識與地方色彩的強調，將鄉土文學與台灣新文學發展的方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從而使鄉土文學成為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主體。而“五四”影響下興起的以魯迅鄉土小說為代表——包括其後出現的“鄉土文學”流派，他們在其小說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於“鄉土”的認識卻迥然不同。魯迅的“鄉土文學”觀，即“在北京（異地他鄉）寫出胸臆來”、“現著鄉愁”、“被故鄉放逐”、“無情調”。另外，茅盾在《關於鄉土文學》中曾說：“關於‘鄉土文學’，我以為單有了特殊的風土人情的描寫，只不過像看一幅異域的圖畫，雖然引起我們的驚異，然而給我們的，只是好奇心的饜足。因此在特殊的風土人情而外，應當還有普遍性的與我們共同的對於命運的掙扎……”。可見，在理論的倡導上，20、30年代的大陸“鄉土文學”與同時期的台灣“鄉土文學”有著各自不同的側重。這一點，在創作上表現得更為明顯：包括魯迅在內的諸多鄉土作家，如臺靜農、蹇先艾、廢名、沈從文，以至40年代的趙樹理等。他們的鄉土小說中，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啟蒙”的立場、國民的愚昧與麻木、農村農民“問題”，即以啟蒙為核心理念，於城鄉差別中探尋啟蒙的道路，這一點即使是在被認為田園風光寫作的沈從文那裡我們依然能看得到。而台灣的鄉土文學儘管涉及了對台灣歷史發展的矛盾衝突、弊端、殖民主義的文化批判、小人物的眾生相等的一系列內容，但由於作家對現實的批判伴隨著困惑與傷感，激憤有餘而缺乏啟蒙和人性的自覺，所以，一定程度上這一時期的台灣鄉土文學可理解為現實主義的別稱。
台灣鄉土文學是台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發展過程，其概念與內涵也幾經變化。進入80年代以後，台灣文學出現了思潮和創作多元化的局面。在這種多元化的局面中，既有繼承鄉土文學現實主義精神的青年作家群的崛起，也出現了由鄉愁文學轉化而來的探親文學，更有都市主義文學和後現代派文學的強大衝擊。而今，隨著國際風雲的變幻，“台獨文學”由粉墨登場到明目張胆。所有這一切，在新世紀的今天，像一盤大餐擺在我們面前，不無迷亂。所以，在我們已經將台灣文學納入到整箇中國文學大家庭進行觀照的歷史大背景下，對作為其間最為重要的文學思潮的台灣鄉土文學進行梳理與定位，愈來愈顯現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祖國統一大業的深入發展，中國一定會統一，中國海峽兩岸文學的裂痕，一定會在“鄉土文學”這一文學優良傳統中獲得彌合和融合。
5、《劉高興：虛妄而又執著的追尋者》（載《山東文學》2009、2期）獲菏澤市第二十五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論文提要：劉高興是一個生存在困惑與希望之間的城市拾荒者形象。他總是樂觀著，自慰著，憧憬著，堅守著，並永遠讓自己處於思考之中，以此作為苦中取樂，同時也是作為區別於五富等人的主要標誌。劉高興、五富，還有韋達，三人是對照而存在的。其實，五富（包括黃八）和韋達的形象構成了劉高興性格中的另外兩個層面，三者共同塑造出作品中立體豐富的劉高興形象。本文立足於文本分析，以期分析出自己心目中劉高興的形象。
發表在《當代》雜誌第5期上的長篇小說《高興》是賈平凹的最新力作。小說用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給我們講述了一個進城拾荒的農民劉高興在都市裡的生存故事。小說中劉高興這一形象是現實與藝術的高度融合，承載著作家對現實生活的深沉思考：隨著城市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農民大量湧入他們夢中嚮往的城市，人正日益物質化，而精神層面的追求卻一天天減少，人性在經受嚴峻的考驗，這是現代化進程中最可怕的。賈平凹深刻地反映了這一點，他所具有的憂患意識讓人感動。劉高興在征服城市歷程中的艱難，昭示了一代農民尋求城市夢想進程中的猶疑、困惑與無奈，無疑具有著很大的典型性。
劉高興是一個生存在困惑與希望之間的農民工形象。進城後的劉高興頗有點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他總是樂觀著，自慰著，憧憬著，堅守著。除卻拾破爛，他以吹簫來自娛，並永遠讓自己處於思考之中，以此作為苦中取樂，同時也是作為區別於五富等人的主要標誌。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似乎奏效了，此時的劉高興就是《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張大民。與《阿Q正傳》中的阿Q一樣，小說的前一部分在輕鬆幽默的氛圍中讓我們充分感受了劉高興的生存態度之後，劉高興也戀愛了。戀愛對象是27歲的妓女孟夷純。但他與孟夷純之間是所謂愛情嗎？兩顆孤單而又苦命的靈魂的自然契近，或者說是孟夷純無奈的選擇而已。所以，他與孟夷純的戀愛只能以失敗而收場。
劉高興、五富，還有韋達，三人是對照而存在的。其實，五富（包括黃八）和韋達的形象構成了劉高興性格中的另外兩個層面，三者共同塑造出作品中立體豐富可信的劉高興形象。如果說小說中作為敘述者的“我”的劉高興是奮鬥者、夢想者的劉高興的話，五富便是劉高興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接受貧窮卻又永遠充滿抱怨。而韋達這一城市成功者無疑代表了劉高興企圖征服城市獲得認可的最高理想。最終，與自己相依為命的五富死了，被引為同道（另一個“我”）的韋達換的是肝而不是腎，而自己深愛的女人孟夷純被抓進局子。與劉高興關係最為緊密的三個人最終都遠離他而去。這並非偶然，正是作家的巧妙安排。五富之死，表明經歷一番拼搏的劉高興依然孤獨；韋達的終被證明非自己換腎的老闆，正預告了劉高興理想的最終破滅；而與妓女孟夷純的短暫愛情也注定是絕望的，儘管他曾為此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犧牲自己。正如賈平凹自己所說：“我這么安排，是想表達他與城市的關係，劉高興是無法融入這個城市的。劉高興的命運也就是農民工的命運。”
小說結束了，各色人等都有了他們自己的歸宿。但生活會依然進行，所幸劉高興依然會留下來，留在這個城市裡，永遠在為了獲得城市的身份認同而拼殺著、奮鬥著。如果“拾荒”是他不可擺脫的宿命的話，而對待這“宿命”的態度卻是可以選擇的。面對於此，有人選擇自我墮落，有人選擇蠅營狗苟，而劉高興卻義無反顧地選擇了“忍受”。你可以說這是一種消極的對待生活的態度，但其中不乏老莊式的哲學與智慧。更何況，這種選擇本身就需要勇氣——一種直面生活真相的勇氣。劉高興可能還會遭遇種種挫折、坎坷，甚至不幸，但只要為著心中的夢想而活，腳踏實地、坦然面對，高貴的靈魂總是令人尊敬，堅守者的姿態永遠值得景仰。
6、《朱健的詩和文：穿越歷史滄桑的睿智與豁達》（載《名作欣賞·下旬刊》2010、5期）
論文提要：朱健（1923—），男，山東鄆城人，原名楊鎮畿、楊竹劍。曾以詩歌《駱駝與星》深受胡風賞識，成為“七月派”詩人之一。朱健一生經歷豐富，當過汽車站站員、工廠文化教員、中國小教師、工廠廠長，也曾任職政府機構，1976年到1979年參加《辭源》修訂，後從事電影劇本編輯和創作，曾任湖南瀟湘電影製片廠副廠長。1989年離休後，在《讀書》、《隨筆》、《南方周末》、《文匯讀書周報》等國內知名報刊上連續發表許多文化雜文，引起廣泛關注。出版有散文隨筆集《瀟園隨筆》、《無霜齋札記》、《逍遙讀〈紅樓〉》、《人間煙火》、《碎紅偶拾》等。他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生軌跡中沾染了濃厚的傳統文化氣息，非凡的心智、豐厚的學養、豐富的閱歷，這位在長沙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山東人，曾被《南方都市報》譽為“最後的文化貴族”。
《駱駝和星》一詩發表在1945年《希望》的創刊號上，成為他的成名作。胡風評價此詩是“從一個深沉的胸懷裡成長出來的故事”，詩中有很沉重的滄桑感，比較深厚的歷史感和宗教感。此詩發表後，在詩壇引起關注，使得朱健成為“七月派”詩人。此後，因為詩，朱健與胡風通信來往了；也因為詩，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發生的那場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文壇冤案里，朱健也未能逃脫干係。但所幸當年胡風曾對朱健寫信直言：“不要到圈子裡去混，那會把你拖乾的”，於是朱健作為文壇外人士，並未受到成年累月的牢獄之苦。但也為此付出了很重的代價，被關押，在“文革”期間被打成“走資派”等等。關於朱健的詩歌，林賢治這樣評價道：“作為‘七月派’詩人，朱健先生的詩，與整個戰鬥集體取一致的步調，明朗、激越、自由奔放。這是一個戰鬥者、探索者和覺醒者的人生道路，也是一個詩人的詩歌道路。在這裡，人與詩是合一的。”
1995年以後朱健出版了《瀟園隨筆》、《無霜齋札記》、《逍遙讀〈紅樓〉》、《人間煙火》、《碎紅偶拾》、《往事知多少》等一系列散文、隨筆集，年過八旬仍筆耕不輟，成為中國文壇一景。《齊人物論》曾這樣評價他的文與人:“含三湘靈氣，得楚騷風雲，搦管為文，自是惚兮恍兮，恣肆汪洋，才子麗色，不遜佳人。”以《逍遙讀〈紅樓〉》和《碎紅偶拾》為代表的散文、隨筆，充分顯示了朱健的散文特色。效法莊子，逍遙而游；旁徵博引，鉤沉訓詁；沾染一點，任意而談；文字搖曳，餘音裊裊；汪洋恣肆，大象無形。雖然，恣肆者難免自持不足，汪洋時偶或漫過堤岸，視如缺陷固可，視如特長亦無不可，前人不雲“缺點是優點的延長線”？
從詩人到散文家，原本應是一種順理成章的順序，但在朱健的人生當中，中間卻是漫長的一段空白，此間所有活動與文化毫無關聯。也正是這種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生軌跡，讓朱健在人生的首尾階段尋找到了文字的樂趣與文化的魅力。有人曾給他總結過：幹革命，寫新詩，當廠長，搞《辭源》，又搞電影，再到寫散文、隨筆，都扯不到一起。他自己總結說，要是我有什麼貢獻的話，一個是《辭源》，一個是寫詩。已是86歲高齡的他，面對尋訪者，總是強調說，要澄清給自己的定義，他只是一個業餘作者。朱健流蕩大半箇中國的人生經歷，他傳達給我們的那個年代那些人物在他靈魂中的精神迴響，他印在歷史喧囂的邊緣淡然而堅定的足跡，還有那顆笑看風雲不老的赤子之心……詩人彭燕郊說得沒錯，這是一位大孩子，走過歷史，天真自然，少不了還存著一份激越。
建言獻策
1、《關於高等師範院校應屆畢業生頂崗實習工作的幾點建議》（參見九三學社山東省委網站）
2、《關於嚴厲打擊高考舞弊，積極維護社會公平的建議》（參見九三學社山東省委網站）
3、《關於切實發揮地方高校作用，積極構建和諧社會的建議》（參見九三學社山東省委網站）
4、《關於在中國小開設飲食教育課的建議》（參見九三學社山東省委網站）
5、《關於大力發展民眾文化，積極構建和諧社會的建議》（參見九三學社山東省委社刊《齊魯社刊》2009、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