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使民主運轉起來：現代義大利的公民傳統
- 作者：[美]羅伯特·D.帕特南
- ISBN：978-7-300-20414-7
- 定價：59.00
-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7-03-06
- 裝幀：平
- 開本：異16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章節目錄,精彩片斷,
內容簡介
本書以民主制度績效的影響因素為研究主題，通過對義大利各地區的研究探討了有關公民生活的一些基本問題。作者運用社會資本、治理和善治等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對義大利進行個案考察，經歷長達20年的實證研究，論述了義大利如何在法西斯專制崩潰後，成功地利用義大利深厚的公民傳統，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機制，逐漸使義大利社會走向善治和繁榮。並得出關於民主制度績效影響因素的研究結論:社會資本是民主制度得以有效運作的關鍵因素。
作者簡介
羅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當代西方著名政治學家，曾任教於美國密西根大學，1979年至今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任教，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公共政策馬爾林講座教授2001～2002年擔任美國政治學學會主席，2013年，被歐巴馬授予美國國家人文獎章。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國際政治和公共政策。主要著作包括《使民主運轉起來》、《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手拉手：西方七國峰會》等。其中《使民主運轉起來》一舉奠定了帕特南教授在西方學術界的權威地位，以社會資本理論分析民主的變遷成為帕特南教授的“金字招牌”。
羅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當代西方著名政治學家，曾任教於美國密西根大學，1979年至今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任教，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公共政策馬爾林講座教授2001～2002年擔任美國政治學學會主席，2013年，被歐巴馬授予美國國家人文獎章。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國際政治和公共政策。主要著作包括《使民主運轉起來》、《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手拉手：西方七國峰會》等。其中《使民主運轉起來》一舉奠定了帕特南教授在西方學術界的權威地位，以社會資本理論分析民主的變遷成為帕特南教授的“金字招牌”。
羅伯特·D·帕特南(Robert D．Putnam)，當代西方著名政治學家，曾任教於美國密西根大學，1979年至今在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任教，現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公共政策馬爾林講座教授2001～2002年擔任美國政治學學會主席，2013年，被歐巴馬授予美國國家人文獎章。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學、國際政治和公共政策。主要著作包括《使民主運轉起來》、《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手拉手：西方七國峰會》等。其中《使民主運轉起來》一舉奠定了帕特南教授在西方學術界的權威地位，以社會資本理論分析民主的變遷成為帕特南教授的“金字招牌”。
章節目錄
第一章導論：制度績效的研究
第一節研究的旅程
第二節設計旅程
第三節研究的方法
第四節本書概要
第二章改變規則：20年來的制度發展
第一節創立地區的政府
第二節地區政治精英：“政治運作的新途徑”
第三節地區自治的深化
第四節紮根：地區及其選民
第五節結論
第三章制度績效的衡量
第一節衡量制度績效的12項指標
第二節制度績效衡量指標的一致性與可靠性
第三節制度績效與選民的評價
第四節結論
使民主運轉起來
目錄
第四章認識制度績效
第一節社會經濟的現代性
第二節公民共同體：一些理論思考
第三節公民共同體：理論檢驗
第四節公民共同體內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第五節制度成功的其他解釋
第五章追溯公民共同體之源
第一節義大利中世紀的公共生活遺產
第二節統一之後的公共生活傳統
第三節測量公共傳統的持久性
第四節經濟發展和公民傳統
第六章社會資本與制度成功
第一節集體行動的困境
第二節社會資本、信任和輪流信用組織
第三節互惠規範與公民參與網路
第四節歷史和制度績效：兩種社會均衡
第五節義大利地區實驗的教訓
附錄A研究方法
附錄B有關地區議員態度變化的統計數據
附錄C制度績效(1978—1985年)
附錄D在統計分布圖中使用的地區簡稱
附錄E地方政府的績效(1982—1986年)和地區
政府的績效(1978—1985年)
附錄F公民參與與傳統(1860—1920年)
第一節研究的旅程
第二節設計旅程
第三節研究的方法
第四節本書概要
第二章改變規則：20年來的制度發展
第一節創立地區的政府
第二節地區政治精英：“政治運作的新途徑”
第三節地區自治的深化
第四節紮根：地區及其選民
第五節結論
第三章制度績效的衡量
第一節衡量制度績效的12項指標
第二節制度績效衡量指標的一致性與可靠性
第三節制度績效與選民的評價
第四節結論
使民主運轉起來
目錄
第四章認識制度績效
第一節社會經濟的現代性
第二節公民共同體：一些理論思考
第三節公民共同體：理論檢驗
第四節公民共同體內的社會與政治生活
第五節制度成功的其他解釋
第五章追溯公民共同體之源
第一節義大利中世紀的公共生活遺產
第二節統一之後的公共生活傳統
第三節測量公共傳統的持久性
第四節經濟發展和公民傳統
第六章社會資本與制度成功
第一節集體行動的困境
第二節社會資本、信任和輪流信用組織
第三節互惠規範與公民參與網路
第四節歷史和制度績效：兩種社會均衡
第五節義大利地區實驗的教訓
附錄A研究方法
附錄B有關地區議員態度變化的統計數據
附錄C制度績效(1978—1985年)
附錄D在統計分布圖中使用的地區簡稱
附錄E地方政府的績效(1982—1986年)和地區
政府的績效(1978—1985年)
附錄F公民參與與傳統(1860—1920年)
精彩片斷
作者原序
本書通過對義大利各地區的研究探討了有關公民生活的一些基本問題。寫作本書時，我的頭腦里始終惦記著兩類很不相同的讀者——一類是那些與我一樣為義大利精緻的生活所深深吸引的人，另一類是雖沒有同樣的經歷但卻關心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的人。
研究的本身始於我與彼得·蘭格（Peter Lange ）和彼得· 維茨
（Peter Weitz ）在1970 年春天的談話。當時我們三人都在羅馬分別研究義大利政治的不同方面。出乎意料的是，義大利政府同意實施一條被長期忽視的創立地區政府的憲法條款。由於這些新機構的建立在義大利各地都是從零開始，這個試驗就提供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機會，使我們能夠長期地、系統地研究制度怎樣發展以及怎樣適應其社會環境的問題。然而，我沒有料到這項研究持續了將近25 年，沒有料到它最後導致我深入博弈理論和中世紀歷史的研究，如果預見到了這一點，我恐怕不能保證自己會願意著手這項工作。
後來在阿爾伯托·斯普雷亞菲科（Alberto Sprea.co ）教授的鼓勵下，在密西根大學的資助下，我於1970 年秋天對散布在半島上幾個地區新選出來的委員做了一個初步調查。回到安阿泊（Ann Arbor）以後，我開始在兩個很有天賦的年輕同事——羅伯特·里昂納迪（Robert Leonardi）與拉法耶臘· 納內蒂（Raffaella Nanetti ）的幫助下分析這些訪談記錄。到1975 年選舉產生了一批新委員的時候，鮑伯和拉菲已經在別的地方當教研人員了，他們的領域分別是政治科學與城市和地區規劃。我們同意一起著手第二次的訪問工作，從而建立起了一種緊密、持久與富有成效的合作關係。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我們三人共同度過了成百上千個小時，設計和開展本書記載的研究工作。在後期的幾個階段里，鮑伯和拉菲主要承擔了艱苦的調研工作。我們三人不斷地返回構成本研究核心的六個地區。另外，隨著我們研究的知名度在義大利的提高，其他一些地區政府也邀請我們對它們的運行作相同的研究。
這個項目的一些成果是以合作的名義出版的[1]，其他的成果（比如本書及鮑伯和拉菲寫的書和報告[2]）儘管引用了合作產生的材料和觀點，卻是獨立完成的。雖然兩位學者均無須對本書的論證負責，但我把他們的名字放在首頁，是為了對20 多年的合作、創造、艱辛的工作以及友誼表示銘記和感謝。
這個項目的理論發展至少與地區政府的發展一樣複雜。通常認為社會科學就是直接從理論中推導出假設，收集證據，然後得出結論。雖然在這個項目中理論和證據也是重要的，但它們的進展更像一個引人入勝的偵探故事，出現了各種疑點而後得到了澄清，做了很多無用功，得到了新的次要的材料，有些努力產生了一定的成果，早期的假說被後來的證據推翻，一個謎團解決的同時又產生了另一個謎團，偵探對於線索會導出什麼結果一直都沒有太大的把握。
起初，我們的研究集中在連續性和變化上，用1970 年的訪談作為衡量制度發展的標準。後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不同的地區政府在取得成功或遭到失敗上非常不同，我們的注意力隨之轉移到空間比較上，而不是時間比較。逐漸地，地區之間的這些差異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根源這一點變清晰了。（回想起來，像許多偵探小說一樣，答案是那么明顯，我們應該早就發現這些線索才對。）這些歷史連續性提出了遠遠超出義大利邊界的理論問題，觸及了民主、經濟發展以及公民生活的基本問題。
本書反映了研究工作的這種進展，開篇是對地區政府本身進行嚴密、集中的考察，然後逐漸向外擴展，從而把我們的發現所具有的更廣闊的含義包容進來。總的來看，本書闡述了關於民主和共同體的一個論
證，我同時相信這與當前美洲存在的不滿有關，但是我把闡述這個論證
對美洲問題的意義的任務留待將來去完成。
在這個項目上，許多研究人員參與了20 多年的合作，但是這裡
要特別提到的是保羅·貝魯西（Paolo Bellucci）、謝里·伯爾曼（Sheri
Berman）、喬瓦尼·科奇（Giovanni Cocchi）、布萊恩·福特（Bryan
Ford）、尼基爾·高爾特（Nigel Gault）、舍林達·萊克（Celinda Lake ）、
弗蘭克·帕馮舍洛（Franco Pavoncello ）以及克勞迪亞·瑞德（Claudia
Rader）。
許多義大利學者和官員提供了指導和幫助，我要特別感謝卡爾馬洛·阿查拉（Carmelo Azzarà）、塞吉奧·巴托利（Sergio Bartole ）、吉安弗蘭克·巴托利尼（Gianfranco Bartolini）、薩賓諾·卡瑟斯（Sabino Cassese）、弗蘭克·卡佐拉（Franco Cazzola）、吉安弗蘭克·奇奧羅（Gianfranco Ciaurro）、雷昂納多·科克（Leonardo Cuoco）、阿芳索·德·雷（Alfonso Del Re）、弗蘭西斯科·當諾弗里奧（Francesco D.Onofrio）、馬塞羅·菲德勒（Marcello Fedele）、艾里奧·基奇（Elio Gizzi）、盧西亞諾·格維佐尼（Luciano Guerzoni）、安德烈亞·曼澤拉（Andrea Manzella）、納多·塔西奧蒂（Nando Tasciotti）、朗弗蘭克·圖爾西（Lanfranco Turci），以及成百上千不知名的地方性、地區性和全國
性的領導人，他們在這些年裡與我們作了無數次的談話。
這個項目，像當代義大利進行的其他許多研究一樣，阿爾伯托·斯
普雷亞菲科在其中起著一種特殊的作用：阿爾伯托在25 年前把我介紹
給義大利，他創立的社會科學委員會多次安排我的訪問，他溫和、明智
的鼓勵對這個研究項目的起步階段是非常關鍵的。通過本書，我向阿爾
伯托以及其他眾多慷慨的、富有公民意識的義大利人表示深深的謝意，
他們幫助我理解了他們複雜社會裡神奇的奧秘。
這些年裡，許多同事對初期的草稿和概述提出了很有見地的、慷
慨的批評。我尤其要感謝阿爾伯托·阿雷西納（Alberto Alesina）、詹姆
斯·阿爾特（James Alt）、羅伯特·阿克瑟洛德（Robert Axelrod）、愛
德華·班菲爾德（Edward C.Ban.eld）、薩繆爾·巴內斯（Samuel H.
Barnes）、麥可·巴澤雷（Michael Barzelay）、特里·尼科爾斯·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約翰·科馬洛夫（John Comaroff ）、傑夫·弗里頓（Jeff Frieden）、保羅·金斯伯格（Paul Ginsborg ）、理察·哥爾德維特（Richard Goldthwaite）、雷蒙德·格魯（Raymond Grew）、彼得·豪爾（Peter A.Hall）、簡·約阿琴·何塞（Jens Joachim Hesse）、約翰·霍蘭德（John Hollander）、斯蒂文·凱爾曼（Steven Kelman）、羅伯特·科漢尼（Robert O.Keohane）、羅伯特·克里特噶德（Robert Klitgaard）、傑塞克·庫格勒（Jacek Kugler）、丹尼爾·萊文（Daniel Levine）、馬克·林登伯格（Marc Lingdenberg）、格林·洛瑞（Glenn C.Loury）、查爾斯·梅耶（Charles Maier）、約翰·蒙哥馬利（John D.Montgomery）、肯尼思·舍普索（Kenneth A．Shepsle）、朱笛斯·什克拉（Judith N．Shklar）、馬爾科姆·斯帕羅（Malcolm Sparrow）、菲德里克·瓦雷斯（Federico Varese）、傑夫·瓦恩特勞布
（Jeff W.Weintraub）、文森特·萊特（Vincent Wright）、理察·澤克豪
瑟（Richard Zeckhauser），以及一些不知名的評論人。阿爾隆·威爾達
夫斯基（Aaron Wildavsky ）提出了“不妨十年磨一劍”的好建議，促使
我沒有匆忙下結論；沃爾特·利平科特（Walter Lippincott ）不斷的、深
沉的鼓勵使我在可能分心的時候保持了研究的熱情。
在本研究的各個階段慷慨地給予資助的機構有：密西根大學、全
國科學基金會（資助號是GS—33810、SOC76—14690 以及SES—
7920004）、美國傑曼·馬歇爾基金、哈佛大學、約翰·西蒙·古根海姆
紀念基金會、卡洛·卡塔尼奧研究所、部長會議主席、歐洲大學研究
所、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以及一些地區政府（巴西利卡塔、弗留利威尼
斯朱利亞、艾米利亞羅馬涅、馬爾凱、托斯卡納和翁布里亞）。
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尤其是它的國際事務中心）、行為科學
高級研究中心、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洛克菲勒基金會貝拉齊奧會議中心（the Bellagio Conference Center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納菲爾德學院（Nuf.eld College ）歐洲研究中心，以及牛津大學都在我工作的不
同階段熱情接待了我。
羅斯瑪麗（Rosemary）、詹納森（Jonathan）和拉臘·帕特南（Lara Putnam）參與這個項目合作的時間之長是我們每個人都能記得的，他們在各地區之間穿行、幫助進行數據分析、對無數的草稿進行評論，以及分享我對我們新發現的喜悅之情。對他們以及在此未提及的其他人，我表示深深的感謝。
本書通過對義大利各地區的研究探討了有關公民生活的一些基本問題。寫作本書時，我的頭腦里始終惦記著兩類很不相同的讀者——一類是那些與我一樣為義大利精緻的生活所深深吸引的人，另一類是雖沒有同樣的經歷但卻關心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的人。
研究的本身始於我與彼得·蘭格（Peter Lange ）和彼得· 維茨
（Peter Weitz ）在1970 年春天的談話。當時我們三人都在羅馬分別研究義大利政治的不同方面。出乎意料的是，義大利政府同意實施一條被長期忽視的創立地區政府的憲法條款。由於這些新機構的建立在義大利各地都是從零開始，這個試驗就提供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機會，使我們能夠長期地、系統地研究制度怎樣發展以及怎樣適應其社會環境的問題。然而，我沒有料到這項研究持續了將近25 年，沒有料到它最後導致我深入博弈理論和中世紀歷史的研究，如果預見到了這一點，我恐怕不能保證自己會願意著手這項工作。
後來在阿爾伯托·斯普雷亞菲科（Alberto Sprea.co ）教授的鼓勵下，在密西根大學的資助下，我於1970 年秋天對散布在半島上幾個地區新選出來的委員做了一個初步調查。回到安阿泊（Ann Arbor）以後，我開始在兩個很有天賦的年輕同事——羅伯特·里昂納迪（Robert Leonardi）與拉法耶臘· 納內蒂（Raffaella Nanetti ）的幫助下分析這些訪談記錄。到1975 年選舉產生了一批新委員的時候，鮑伯和拉菲已經在別的地方當教研人員了，他們的領域分別是政治科學與城市和地區規劃。我們同意一起著手第二次的訪問工作，從而建立起了一種緊密、持久與富有成效的合作關係。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我們三人共同度過了成百上千個小時，設計和開展本書記載的研究工作。在後期的幾個階段里，鮑伯和拉菲主要承擔了艱苦的調研工作。我們三人不斷地返回構成本研究核心的六個地區。另外，隨著我們研究的知名度在義大利的提高，其他一些地區政府也邀請我們對它們的運行作相同的研究。
這個項目的一些成果是以合作的名義出版的[1]，其他的成果（比如本書及鮑伯和拉菲寫的書和報告[2]）儘管引用了合作產生的材料和觀點，卻是獨立完成的。雖然兩位學者均無須對本書的論證負責，但我把他們的名字放在首頁，是為了對20 多年的合作、創造、艱辛的工作以及友誼表示銘記和感謝。
這個項目的理論發展至少與地區政府的發展一樣複雜。通常認為社會科學就是直接從理論中推導出假設，收集證據，然後得出結論。雖然在這個項目中理論和證據也是重要的，但它們的進展更像一個引人入勝的偵探故事，出現了各種疑點而後得到了澄清，做了很多無用功，得到了新的次要的材料，有些努力產生了一定的成果，早期的假說被後來的證據推翻，一個謎團解決的同時又產生了另一個謎團，偵探對於線索會導出什麼結果一直都沒有太大的把握。
起初，我們的研究集中在連續性和變化上，用1970 年的訪談作為衡量制度發展的標準。後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不同的地區政府在取得成功或遭到失敗上非常不同，我們的注意力隨之轉移到空間比較上，而不是時間比較。逐漸地，地區之間的這些差異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根源這一點變清晰了。（回想起來，像許多偵探小說一樣，答案是那么明顯，我們應該早就發現這些線索才對。）這些歷史連續性提出了遠遠超出義大利邊界的理論問題，觸及了民主、經濟發展以及公民生活的基本問題。
本書反映了研究工作的這種進展，開篇是對地區政府本身進行嚴密、集中的考察，然後逐漸向外擴展，從而把我們的發現所具有的更廣闊的含義包容進來。總的來看，本書闡述了關於民主和共同體的一個論
證，我同時相信這與當前美洲存在的不滿有關，但是我把闡述這個論證
對美洲問題的意義的任務留待將來去完成。
在這個項目上，許多研究人員參與了20 多年的合作，但是這裡
要特別提到的是保羅·貝魯西（Paolo Bellucci）、謝里·伯爾曼（Sheri
Berman）、喬瓦尼·科奇（Giovanni Cocchi）、布萊恩·福特（Bryan
Ford）、尼基爾·高爾特（Nigel Gault）、舍林達·萊克（Celinda Lake ）、
弗蘭克·帕馮舍洛（Franco Pavoncello ）以及克勞迪亞·瑞德（Claudia
Rader）。
許多義大利學者和官員提供了指導和幫助，我要特別感謝卡爾馬洛·阿查拉（Carmelo Azzarà）、塞吉奧·巴托利（Sergio Bartole ）、吉安弗蘭克·巴托利尼（Gianfranco Bartolini）、薩賓諾·卡瑟斯（Sabino Cassese）、弗蘭克·卡佐拉（Franco Cazzola）、吉安弗蘭克·奇奧羅（Gianfranco Ciaurro）、雷昂納多·科克（Leonardo Cuoco）、阿芳索·德·雷（Alfonso Del Re）、弗蘭西斯科·當諾弗里奧（Francesco D.Onofrio）、馬塞羅·菲德勒（Marcello Fedele）、艾里奧·基奇（Elio Gizzi）、盧西亞諾·格維佐尼（Luciano Guerzoni）、安德烈亞·曼澤拉（Andrea Manzella）、納多·塔西奧蒂（Nando Tasciotti）、朗弗蘭克·圖爾西（Lanfranco Turci），以及成百上千不知名的地方性、地區性和全國
性的領導人，他們在這些年裡與我們作了無數次的談話。
這個項目，像當代義大利進行的其他許多研究一樣，阿爾伯托·斯
普雷亞菲科在其中起著一種特殊的作用：阿爾伯托在25 年前把我介紹
給義大利，他創立的社會科學委員會多次安排我的訪問，他溫和、明智
的鼓勵對這個研究項目的起步階段是非常關鍵的。通過本書，我向阿爾
伯托以及其他眾多慷慨的、富有公民意識的義大利人表示深深的謝意，
他們幫助我理解了他們複雜社會裡神奇的奧秘。
這些年裡，許多同事對初期的草稿和概述提出了很有見地的、慷
慨的批評。我尤其要感謝阿爾伯托·阿雷西納（Alberto Alesina）、詹姆
斯·阿爾特（James Alt）、羅伯特·阿克瑟洛德（Robert Axelrod）、愛
德華·班菲爾德（Edward C.Ban.eld）、薩繆爾·巴內斯（Samuel H.
Barnes）、麥可·巴澤雷（Michael Barzelay）、特里·尼科爾斯·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約翰·科馬洛夫（John Comaroff ）、傑夫·弗里頓（Jeff Frieden）、保羅·金斯伯格（Paul Ginsborg ）、理察·哥爾德維特（Richard Goldthwaite）、雷蒙德·格魯（Raymond Grew）、彼得·豪爾（Peter A.Hall）、簡·約阿琴·何塞（Jens Joachim Hesse）、約翰·霍蘭德（John Hollander）、斯蒂文·凱爾曼（Steven Kelman）、羅伯特·科漢尼（Robert O.Keohane）、羅伯特·克里特噶德（Robert Klitgaard）、傑塞克·庫格勒（Jacek Kugler）、丹尼爾·萊文（Daniel Levine）、馬克·林登伯格（Marc Lingdenberg）、格林·洛瑞（Glenn C.Loury）、查爾斯·梅耶（Charles Maier）、約翰·蒙哥馬利（John D.Montgomery）、肯尼思·舍普索（Kenneth A．Shepsle）、朱笛斯·什克拉（Judith N．Shklar）、馬爾科姆·斯帕羅（Malcolm Sparrow）、菲德里克·瓦雷斯（Federico Varese）、傑夫·瓦恩特勞布
（Jeff W.Weintraub）、文森特·萊特（Vincent Wright）、理察·澤克豪
瑟（Richard Zeckhauser），以及一些不知名的評論人。阿爾隆·威爾達
夫斯基（Aaron Wildavsky ）提出了“不妨十年磨一劍”的好建議，促使
我沒有匆忙下結論；沃爾特·利平科特（Walter Lippincott ）不斷的、深
沉的鼓勵使我在可能分心的時候保持了研究的熱情。
在本研究的各個階段慷慨地給予資助的機構有：密西根大學、全
國科學基金會（資助號是GS—33810、SOC76—14690 以及SES—
7920004）、美國傑曼·馬歇爾基金、哈佛大學、約翰·西蒙·古根海姆
紀念基金會、卡洛·卡塔尼奧研究所、部長會議主席、歐洲大學研究
所、歐洲共同體委員會，以及一些地區政府（巴西利卡塔、弗留利威尼
斯朱利亞、艾米利亞羅馬涅、馬爾凱、托斯卡納和翁布里亞）。
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尤其是它的國際事務中心）、行為科學
高級研究中心、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洛克菲勒基金會貝拉齊奧會議中心（the Bellagio Conference Center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納菲爾德學院（Nuf.eld College ）歐洲研究中心，以及牛津大學都在我工作的不
同階段熱情接待了我。
羅斯瑪麗（Rosemary）、詹納森（Jonathan）和拉臘·帕特南（Lara Putnam）參與這個項目合作的時間之長是我們每個人都能記得的，他們在各地區之間穿行、幫助進行數據分析、對無數的草稿進行評論，以及分享我對我們新發現的喜悅之情。對他們以及在此未提及的其他人，我表示深深的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