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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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戰時代，美國政府和學界的相互聯繫與支持空前加強，社會科學家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參與了美國的對外政策制定。當美國著手建立一整套針對“欠發達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動方案，興致勃勃地要對這些經濟停滯、政治衰敗、文化畸形的“落後民族”施行援助和“發展指導”時，社會科學家更是得到了施展其學術專長的空間。這些“出類拔萃之輩”相信自己把握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本質，能夠為新興民族國家開列出達致“發展”和“現代化”的藥方。這是一度統御美國社會科學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國家被廣泛“消費”的“現代化”理論大行其道的歷史背景和知識社會學背景。通過細緻深入的歷史分析和個案研究，歷史學家雷迅馬揭示了：第一，信奉“自由發展主義”的美國主流社會科學家如何影響乃至塑造了美國對第三世界的“發展”政策；第二，以追求知識的客觀性自命和自信的美國社會科學，卻在何等嚴重的程度上成為了美國國家意識形態自覺不自覺的支撐者和追隨者，而這又在何等程度上損害了美國社會科學的科學品質和實踐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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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迅馬（Michael E. Latham），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現任紐約福海姆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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