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鼎（1905年－1993年1月6日）蒙古族，中共黨員，內蒙古土默特旗公主府村人。
1920年代初，佛鼎開始參加學生運動。1923年7月，佛鼎考入北京蒙藏學校。1923年底，佛鼎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且和多松年、趙誠組成了蒙藏學校首箇中國共產黨小組。
1925年，佛鼎奉派赴蒙古人民共和國黨務學校學習。1927年秋，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佛鼎擔任大會的工作人員，翻譯了此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關於組織問題和軍事工作》的報告、《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等會議檔案，獲得大會讚揚。周恩來、瞿秋白、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當時分別接見了佛鼎。
1957年獲得平反後，佛鼎攜全家於1957年7月從蘇聯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8年3月任內蒙古自治區煤炭管理局總工程師。中蘇關係惡化之後，佛鼎在“文化大革命” 前夕被關入監獄。“四人幫”倒台後，佛鼎於1987年獲平反，當時因其年事已高，乃離休在家居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佛鼎
- 民族：蒙古族
- 出生地：內蒙古土默特旗公主府村
- 出生日期：1905年
- 逝世日期：1993年1月6日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
人物簡介
1920年代初，佛鼎開始參加學生運動。1923年7月，佛鼎考入北京蒙藏學校。1923年底，佛鼎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且和多松年、趙誠組成了蒙藏學校首箇中國共產黨小組。
1925年，佛鼎奉派赴蒙古人民共和國黨務學校學習。1927年秋，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佛鼎擔任大會的工作人員，翻譯了此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關於組織問題和軍事工作》的報告、《關於政治報告的結論》等會議檔案，獲得大會讚揚。周恩來、瞿秋白、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當時分別接見了佛鼎。
1929年6月某晚，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瞿秋白、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瓦格涅爾找佛鼎談話，他們稱：“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後，全國各地中共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為了恢復黨的組織和工作，決定派一部分蒙古族同志回內蒙古恢復黨組織和工作。” 瞿秋白稱：“組織上決定派你和烏蘭夫及在蒙古黨務學校的奎璧等同志組成三人領導小組，你為書記，烏蘭夫為組織委員，奎璧為宣傳委員，帶領一些蒙古族黨員還有非黨員，回內蒙古恢復黨的組織和工作。”佛鼎接受了組織交給的此次任務。
隨後，1929年，佛鼎、烏蘭夫、奎璧、李森奉派歸國，赴內蒙古西部工作。三人領導小組改組為中共內蒙古西蒙工委，佛鼎出任中共內蒙古西蒙工委書記。任內，他迅速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並發展了不少黨員，將一些青年如高鳳英、畢力格巴圖爾等人送到蒙古人民共和國黨務學校學習。
1930年9月，佛鼎奉命赴烏蘭巴托參加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代表會，作《關於內蒙古革命與武裝鬥爭問題》的報告。1930年11月末，佛鼎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瞿秋白及周恩來匯報內蒙古的革命形勢。隨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決定，王若飛和吉合回內蒙古展開工作，佛鼎留在莫斯科共產國際東方部從事研究工作。
因為佛鼎對蘇聯的煤炭工業有研究，經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同意，佛鼎先到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太平洋研究院任職，後因受到誣陷，被流放到蘇聯西伯利亞的科米蘇維埃因塔煤炭礦區，先擔任礦長，後任總工程師。
1957年獲得平反後，佛鼎攜全家於1957年7月從蘇聯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1958年3月任內蒙古自治區煤炭管理局總工程師。中蘇關係惡化之後，佛鼎在“文化大革命” 前夕被關入監獄。“四人幫”倒台後，佛鼎於1987年獲平反，當時因其年事已高，乃離休在家居住。
人物生平
佛鼎少年時期在歸綏(今呼和浩特)十王廟蒙文國小讀書。1919年，他考入土默特高等國小校第四班讀書，同在第四班的還有多松年、烏蘭夫、雲潤、奎璧、趙誠、康根成、高布澤博等蒙古族同學。當時，北京“五四運動”爆發不久，從小深受民族歧視與階級壓迫的佛鼎、烏蘭夫等蒙古族青年，如饑似渴地閱讀從北京傳來的進步刊物。1923年5月，佛鼎、多松年、烏蘭夫等人走上街頭，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打砸了出售日本商品的盛記洋行。
1923年秋天，佛鼎、多松年、烏蘭夫等39名同學在中共黨員榮耀先的帶領下考進了北京蒙藏學校。開學不久，家鄉傳來綏遠當局利用清丈地畝剝奪蒙古族土地的訊息，土默特旗推出代表來到北京。北京蒙藏學校的土默特蒙古族學生和家鄉代表一起赴蒙藏院請願。蒙藏院推諉敷衍，沒有任何結果，佛鼎和同學們開始思考蒙古民族的未來和出路。榮耀先向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匯報了蒙藏學校新生的情況，李大釗親自來到蒙藏學校和大家促膝談心，宣傳馬列主義思想，啟發同學們的革命覺悟。1923年底到1924年初，佛鼎、多松年、烏蘭夫等人經韓麟符、劉伯莊介紹，先後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前身)。1924年夏天，北京黨組織在宣武門的一座破廟裡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鄧中夏安排多松年、佛鼎、趙誠在一個小組。經過一段時間學習，他們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北京蒙藏學校較早的一批共產黨員。
北京蒙藏學校黨團員和進步學生積極參加紀念“二七”大罷工和“五卅”示威活動，引起北洋軍閥政府的驚恐不安，下令取消官費，斷絕學生的經濟來源。1925年初開始，中共北方區委安排蒙古族進步學生分批去往國內外繼續學習深造，佛鼎、奎璧、趙誠三人去往蒙古人民共和國黨務學校學習。1926年，黨組織安排佛鼎和趙誠去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佛鼎和多松年、烏蘭夫、雲潤、康根成等人在一個班。8月，佛鼎從中山大學轉到東方大學研究班，他在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老師的教導下，刻苦學習，成績優異，東方大學破格給佛鼎頒發了東方大學中國學生中的第一個馬列主義研究生畢業證。
1929年初夏，烏蘭夫、佛鼎、朋斯克、特木爾巴根、德力格爾五人回到家鄉開展革命工作。共產國際根據內蒙古西部的工作實際，決定成立中共西蒙工委，佛鼎擔任書記，奎璧負責宣傳聯絡，烏蘭夫負責組織工作。佛鼎經常化裝成車夫、客商、乞丐或國民黨軍官，在包頭、薩拉齊、和林、清水河、四子王旗、西蘇旗、察右後旗、準格爾旗一帶秘密活動，發展黨員，組建黨組織。
1930年初，為了培養革命幹部，佛鼎和雲潤、三得勝護送新黨員高鳳英、畢力格巴圖爾和20多名優秀青年去往蒙古人民共和國黨務學校學習。共產國際重新安排了佛鼎和雲潤的工作：佛鼎調回蘇聯，雲潤留在蒙古黨務學校講授革命理論，派遣三得勝返回內蒙古，通知烏蘭夫接替佛鼎擔任中共西蒙工委書記。11月，佛鼎來到蘇聯莫斯科，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研究院專門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問題。1932年，他留在東方大學任教。1934年，佛鼎接受共產國際委派，開始研究蘇聯的民族問題和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寫出了專著《內蒙古民族革命史》。1935年，佛鼎調回蘇聯莫斯科東方語言大學，擔任了紅色博士學院歷史系教授。
1938年，蘇聯“肅反運動”期間，佛鼎以“冒險主義錯誤”罪名被逮捕，判刑後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一個煤礦。冬天，西伯利亞的溫度經常是零下60多攝氏度，佛鼎和工人們一起下井，天長日久，他得了嚴重的關節炎。儘管如此，他埋頭苦幹，多次受到表揚和獎勵，年年拿大獎，終於通過自己的努力，從機電技工晉升為技師、總技師、工程師。1955年，蘇聯衛國戰爭的傳奇英雄、曾經接受史達林頒發五枚勳章的蘇聯姑娘娜達莎喜歡上比自己大17歲的佛鼎，義無反顧地嫁給了他。娜達莎開始在各個部門為佛鼎申冤，終於讓蘇聯政府為佛鼎平了反，恢復了名譽。佛鼎平反以後，擔任了煤礦的總工程師。
1957年7月15日，佛鼎帶著妻子娜達莎和女兒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國。周恩來和鄧小平在北京看望了他們，並安排他們全家到全國各地參觀和療養。
1958年2月，中央組織部批准恢復佛鼎的黨籍，回到內蒙古工作。內蒙古黨委任命佛鼎擔任自治區煤炭工業管理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總工程師等職。他的住房還沒有安排好，就讓妻子娜達莎照顧家，自己帶著有關人員深入礦區調查研究，從包頭到烏達，從赤峰到呼倫貝爾，日夜奔波，不辭勞苦，不僅重新組建了烏達、海勃灣煤礦，還擴建了包頭石拐、赤峰元寶山、呼盟扎賚諾爾煤礦，內蒙古的煤礦產量從1958年的100萬噸達到1962年的1100多萬噸，增加了十倍之多。可是，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佛鼎也受到了組織審查，停止了他的黨籍和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佛鼎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了，但是他一如既往，繼續研究內蒙古的煤礦發展，多次向煤炭管理局提出各種生產建議。1987年6月，佛鼎終於得到平反。佛鼎離休以後，享受自治區副主席級待遇。
1993年1月6日，佛鼎在呼和浩特逝世，享年8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