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雕塑的起源

佛教藝術的興起，正值印度與波斯、希臘文化交流的孔雀王朝時代。為了弘揚佛法，阿育王詔令鑿窟建塔。桑奇大塔的塔門雕刻、優美的藥義女、野鹿苑的獅子柱頭、帕魯德圍欄浮雕；幾乎萃集了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精華。波斯藝術的裝飾圖形、希臘藝術的人體性徵表現手法已可以找到傳播的基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佛教雕塑的起源
• 正式記載：公元200年以後
• 最早佛像：後趙石虎建武四年金銅佛像
• 補充：佛教雕塑的起源

簡介

中國的佛教雕塑正式記載是在公元200年以後，中國歷史上的三國時期（約220-280年）記載有"窄融大起浮屠祠內有一尊金銅佛像"，這是中國正史中首次明確的雕造佛像記載。
現存後趙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金銅佛像是中國有明確紀年的最早佛像，標誌著定型化的單獨佛教雕塑已普遍出現。
印度佛像傳入中國後，適應中國人的審美習慣作了改造。早期佛教造像，面相豐圓，肢體肥壯，神態溫靜。北魏（386-534年）孝文帝親政以後，大力推行漢化政策並遷都"洛陽"。這時的佛教雕塑，受到"秀骨清像"
風格的影響，融合南北，出現了以龍門石窟為代表的面容清瘦，風神飄逸的佛教造像。 龍門石窟雕塑
隋（581-618年）、唐（618-907年）時期是中國雕塑藝術史上燦爛輝煌的時代，佛教雕塑在唐朝的武則天時代達到高潮。龍門奉先寺是唐高宗和武則天開鑿的大型摩崖像龕，包括盧舍那佛及弟子、羅漢、菩薩、天王、力士等一鋪十一尊巨像。主像高17米，群像布局嚴謹，刀法純熟。佛像面容貼切近人，身體圓肥豐碩，筆意豪壯；菩薩細腰斜款、雍容華麗；天王、力士肌肉怒凸，神情雄武。唐玄宗時期是中國佛教造像的黃金時代，此時的造像，圓潤豐腴，寬妝高髻，充滿生命的活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圓熟與完美。唐代佛教雕塑最集中地體現在佛教石刻藝術上。

佛教雕塑的起源

作為一種世界性宗教——佛教，它的源頭在印度，而印度的佛教藝術卻是東西方文化血液融合的產物。

貴霜王朝時期（約公元1－一3世紀），印度西北部的牛建陀羅與北印度的秣亮羅曾是貴霜王朝時期的兩大雕刻中心。此外，在安達羅王朝統治下的南印度阿默拉沃蒂，佛教雕刻自成一派，與鍵陀羅、秣菟羅鼎足而三，成為這一時期三大藝術中心。

鍵陀羅國創始者，原為公元1世紀入主其地的大月氏人（在敦煌附近），後疆域擴大，建都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城。這裡曾為希臘人長期占領，留下希臘風格的雕塑藝術。鍵陀羅人汲取古埃及、希臘、羅馬、波斯的雕刻手法，並加以發展，形成表現美的比例、和諧的幾何形體和真實、煥發生命力的人體雕塑藝術。佛像頂上的肉髻，被希臘雕刻常見的優美自然的波浪式捲髮所覆蓋，佛像通肩式袈裟，類似希臘羅馬雕刻的長袍，襞褶厚重。面部表情平淡、高貴、冷靜，半閉的眼睛流露出沉思內省的神態。

秣菟羅藝術更強調健壯、華麗、裸露的肉體美和力量感，佛像著偏袒右肩式，薄衣透體，鍵陀羅那種波浪式捲髮，已變成剃光的形式。

鍵陀羅雕刻藝術的影響極其深廣，主要向西北、東北和東南三個方向傳播。3世紀以後，向西傳入阿富汗東、中部地區，著名的巴米羊石窟，被認為是後期鍵陀羅藝術的巨製。印度佛教藝術的向西進發僅僅到達中亞的部分地區，止於巴米羊就返折向遠東傳播了。

東北一支沿著絲綢之路進入新疆及內地。佛教藝術在中國內地的深入是沿著三條路線發展的：雲岡、龍門和響堂山。雲岡巨大的佛主像從岩百上直接雕出來，這種手法完全是印度式的，衣飾的旋狀紋和巴米羊佛像有一致之處，且帶有鍵陀羅風格的剛硬。但到達河南的龍門石窟後，中國的藝術家已經具有完全吸收印度和中亞風格的能力，龍門石窟異於雲岡之處就是造像更富於東方民族氣質。響堂山百窟則是另一種富於特色的形式：柱狀的人物顯示出一種建築學品格，也增加了些寶珠的裝飾。這三種類型迸一步融合，便發展出偉大的唐代風格。唐以後，復由中國東向而流入高麗、日本。高麗的許多重要寺院和佛像，如恤粟寺和眾生寺，朝鮮文獻上說是唐朝派出的“中國之神匠”完成的。佛像雕塑亦受“六朝風格：和“隋唐制”影響。日本最重要的寺院是奈良的法隆寺，大約建於公元610年。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木結構佛寺完全是按照中國六朝時期廟宇規模建造的。法隆寺的木佛像至今為日本佛像中最優美的一尊，佛的火焰形服式雖帶有六朝特徵但仍可見到鍵陀羅的流風餘韻。金堂（佛堂）四壁的淨土變相圖及四大天王像等，為公元712年高麗人所繪，其風格極似印度有名的阿真特的壁畫。

向東南，鍵陀羅藝術與北印度的秣菟羅雕刻並行發展，成為印度笈多時代佛教藝術的先驅。

印度及多王朝（約公元320一535年）被譽為印度藝術的黃金時代。笈多時代秣菟羅樣式和薩拉那特樣式的佛像雕刻是從貴霜王朝的鍵陀羅佛像和初期秣菟羅佛像演變而來，其特點是：佛像彎曲的頭髮變為珠寶帽式，腰部由粗壯變為苗條，眼瞼下垂，表現安詳靜謐的氣氛。衣服由寬敞變為合身，由多層變為單層，衣紋變為新月形，富律動美。笈多樣式的佛像，伴隨著佛教的傳播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東南亞、中亞，中國、朝鮮和日本等地的佛教造型藝術，甚至比鍵陀羅佛僅的影響更為深遠。

斯里蘭卡與印度毗鄰，佛教文化藝術始終是斯里蘭卡的主流，尤其是佛教雕塑藝術受印度影響最深。悉祗利耶巨岩上的岩畫中散花的天女；是真正的籠多時期的阿旗陀風格。阿努拉德普勒後期的佛像雕刻，手作禪定印，衣紋全楚明，造型亦接近笈多時代的薩拉那特樣式的佛像、十分精美。斯里蘭卡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從那裡的港口，可以迅速通向緬甸和泰國，與斯里蘭卡一樣，這兩個國家也是小乘佛教國。至今發現的許多雕刻、銅器的形制以及佛像主尊薄紗透體的服飾顯示由與印度笈多王朝晚期風格的淵源關係。

笈多時代以後，佛教在即度本土日益衰微，逐漸被印度教同化，衍變為密宗。在古印度的另一端的孟加拉國，佛教藝術滲入了大量印度教的因素。佛教密家的雕刻，打破笈多時期的古典藝術準則，佛像造型高程式化，動作姿勢誇張，講究更繁瑣迷惑的”手印“；裝飾崇尚纖麗繁褥，大量採用尖拱、火焰等紋樣，孟加拉的這種風格，形成了笈多樣式的藝術和尼泊爾及西藏藝術向的過渡階段。尤其是西藏的佛教藝術，所受影響最深，成為佛教藝術中一種晚出的形式。

從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羊，到印尼的婆羅浮圖、高棉的吳哥寺；再到中國的克孜爾、伯孜克里克、敦煌、炳靈寺、雲岡、龍門，再東向流入朝鮮、日本；這些佛教藝術的奇葩宛如一串璀璨的寶珠，”點綴在亞洲大陸，放射著藝術的光芒，它記錄著人類交流的歷史，成為全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印度的裝飾性雕塑與中國的寫意性雕塑交融，形成了中國佛教雕塑藝術的特有風格，並呈現著由裝飾性為主向寫意性為主的轉化，這是石窟雕塑的總趨勢。

中國的佛教雕塑

佛教造像是佛教在我國廣泛傳播後的必然產物。佛教造像的分布和規模在我國極其廣泛，極其宏大，它集中表現在我國各地大大小小不同的石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雲岡、龍門、麥積山和敦煌，其中敦煌石窟是我國石窟造像精品中的精品，這些石窟所遺留下來的造像無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是極其驚人。在全國各地～般佛教寺廟中的大小佛像更是難以數計。

眾多的佛教塑像是特定歷史時期的宗教宣傳品，並不是作為單純欣賞的對象，是為廣大信徒所膜拜、崇尚的對象，因此它體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風貌以及人們的思想感情，並具有一定的威嚴和個性，使人們去拜，這就是宗教與現實生活的關係 。

這裡我們為進一步弄清楚中國古代造像的發展及演變過程，著重來看一下三個具有代表性時期的佛塑；南北朝時期、盛世的唐朝以及宋代至明清時是我國佛教造像具有不同特點的三個歷史時期。三個時期是我國的佛教由初期轉入盛期並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時期，再轉入衰落的三個不同階段 。中國古代寺廟造像的發展也是隨著這三個時期的興衰起落而一同興衰發展的。

雲岡和龍門石窟的佛教造像是佛教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的南北朝時期的作品 ， 那時正是中國處在大分裂的時期，戰亂頻繁，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充滿了悲苦和災難，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難以找到一條更好的出路，因此就把希望寄託乾來世的希望和因果報應之中，這也是佛教在中國廣泛傳播的必要條件。因此，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中的造像正是那一時期人們理想的化身。這些佛像雖不表現具體的思想內容，但它們所表現出來的那超脫傲然，看透人世的神秘神情，對於處於悲苦離合中的人們來說，正是他們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並對他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因此這些佛教造像所表現出來的寧靜、灑脫、飄逸和充滿智慧的神態，實際上寄託了人們對來世的美好希望和渴盼。當時大量的佛教塑像的形象也正是當時的名門望族所追求的形象的體現。

當時的佛像形態都是瘦削略帶病態的身軀，不可言喻的神秘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擺脫世俗的超然風度，是體現當時統治階級所追求的形體、神態和風度的真實寫照。是當時社會的審美標準,叵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並且佛教是統治階級實現自己統治的工具，他們認為，人間帝王是佛的化身，因此就更加注重去表現佛智慧的內心和脫俗的風度,於是印度佛教藝術當中那種強調女性形體半裸扭腰姿態都逐漸在中國佛教造像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莊重、神聖的美。因此佛教造像在傳入中國後逐漸具有中國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