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推薦書系·往南，望北：一段雙語旅程

內容簡介

《余華推薦書系·往南,望北:一段雙語旅程》是作者的一本自傳體小說，講述了智利聖地亞哥的一段歷史，美洲大陸的革命形式，面對生、語言和死的難忘往事——當時的左翼青年差點被死神帶走，然後如何出逃。《余華推薦書系·往南,望北:一段雙語旅程》蘭乎甩罪時感慨萬端，少年時代的模糊記憶在將近四十年後竟然清晰了。阿里埃爾·多爾大曼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這段歷史——這位當時的左翼青年差點被死神帶走，然後如何出逃。

圖書目錄

第一部北與南

第一章早年發現死神

第二章早年發現生命和語言

第三章 1973年9月11日，在智利的聖地亞哥發現了死神

第四章 1945年，在美國發現了生命和語言

第五章智利聖地亞哥，1973年9月11日近中午時，發現了死神

第六章 1945年至1954年，在美國發現生命和語言

第七章 1973年9月13日和14日，在智利的聖地亞哥發現了死神

第八章 1954年至1959年，在智利的聖地亞哥發現生活和語言

第二部南與北

第九章 1973年9月某時，在智利的聖地亞哥發現踏頸元習死神

第十章 1960年至1964年，在智利的聖地亞哥發現生活和語言

第十一章 1973年，在智利的聖地亞哥大使館外發現死神

第十二章 1965年至1968年陵姜組，在智利的聖地亞哥發現生活和語言

第十三章 1973年10月，在智利聖地亞哥大使館內發現死亡

第十四章 1968年至1970年期間，在加利福尼亞貝克萊發現生命和語言

第十五章 1973年11月初，在智利聖地亞哥大使館內外發現死亡

第十六章 1970年至1973年，在智利的聖地亞哥發現生活和語言

跋最後一章，我們再次面對生、語言和死

媒體推薦

1973年9月11日，智利軍隊造反了，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頭戴鋼盔戰死在總統府。我13歲，在當時的《參考訊息》上讀到這個至今令我難忘的事件。現在讀到阿里埃爾-多爾夫曼的《往南，望北》叫感慨萬端，少年時代的模糊記憶在將近四十年後竟然清晰了。阿里埃爾·多爾夫曼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這段歷史——這位當時的左翼青年差點被死神帶走，然後如何出逃。在這部似乎是自傳又似乎是小說的書中，阿里埃爾·多爾夫曼充滿幽默感地描寫了美洲大陸的革命形式。然後我們知道了為何會出現切·格瓦拉，因為美洲大陸像阿里埃爾·多爾夫曼這樣的“業餘切·格瓦拉”比比皆是。

——余華

後記

最後付說一章，我們再次面對生、語言和死

甚至在我離開智利前，英語就已捲土重來。

我還在阿根滲全希廷大使館裡，那個我發誓再也不用的語言又一次潛進了我的生活，那個可能已被我剔除出我的體系的亞美利加帶著未來與我遭遇，對我竊竊私語，意思是說，它將聽憑一個你再也控制不了的世界裡別的更有勢力的語言的擺布。

那是中午。

我在大使館花園裡曬太陽，我的眼睛閉著，我從死人那裡繼承來的毯子當做枕頭墊在我的腦袋下面，這時我聽見從聖地亞哥春天的空氣中傳來一個外國腔。這肯定是幻聽，我對自己說，大使館裡沒有北美人，只有拉丁美洲每一個失敗的革命的代表們，在這方面，我們的數量有增無減，一塊大陸正在關閉，一年以前的烏拉圭，兩個月以前的玻利維亞，在阿根廷，庇隆帶著一份右翼的日程表即將重新掌權，很快在拉丁美洲我們將走投無路，很快我們智利人本身將在異國他鄉漂泊，革命者們沒有人民的擁護，我們將成為我此刻正在沉思的流亡者。我一邊豎起耳朵聽著那個女人帶著蹩腳的美國腔和混亂的西班牙語法的聲音，一邊就想著那些，那女人的聲音就像我十九年前初到智利時發出的聲音的回音。那個聲音，不管是誰的，在向某人發號施令——一個花匠、一個承包商、一個維修工，她在告訴他，等這些人都走了之後，她要把這裡立刻整修一新。

我睜開眼睛，避開太陽，用一個胳膊肘支撐起身子。

一位中年女士幾乎立刻站在我面前，掃視著被避難者占據的花園，似乎她已經在心裡把闖入者趕走了，三個薩爾瓦多孩子在那兒玩捉人詢拳騙遊戲，不停地汗尋舟發出尖叫，她聽而不聞。我們管那些孩子叫白蟻，因為什麼東西經他們一碰必壞無疑。他們弄壞了大使館舞廳里的一架大鋼琴的腳，他們塗花了每一堵牆，他們讓浴室水流滿地；我們確信，如果他們一旦回到他們的祖國，他們憑一己之力就能讓薩爾瓦多擺脫折磨著它的右翼獨裁統治。他們的尖叫聲越來越近，我站了起來，稍顯緊張，抓著我的毯子，希望他們別想著把它偷走，但我看見他們顛顛地走開了，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他們認出了花園中央那位衣著體面、樣子嚇人的女士，某種精明的本能提醒他們，徹底避開那個正在不斷發號施令的精力充沛的人。我意識到她是誰。幾天前，一位新的阿根廷大使到任，謠傳說他的夫人馬上就會露面，眼下這位就是她了，雖然甚至沒有一位包打聽猜到她會是個美國人，她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檢查地形，盤算怎樣改造被幾百個把這裡當做臨時之家的人糟蹋了的景觀。

現在，從花園遠端的一個角落裡，離我的睡袋所在的牆不遠，奇蹟般地傳來印第安笛子的演奏聲。也許是演奏者技藝有限，笛聲很不成調，聽起來令人不快。極不和諧的笛聲打斷了大使夫人的發號施令聲。她厭惡地朝那個方向轉過身去，皺起了鼻子，然後又轉回來，用英語自言自語道：“如果音樂是愛情的食糧……”

“那么奏下去吧，”我突然接了上去，同樣是用英語，“儘量地奏下去。”那位女士驚訝地環顧四周，不敢相信居然有人接上她引用的《第十二夜》。我進一步發揮。“雖然就這個例子而言，”我說， “也許莎士比亞是對的，胃口可能真的倒掉，然後壞死了。”

這會兒她的眼睛死盯著我。我眼中的自己跟她眼中的我肯定是一樣的，鬍子拉碴，緊抓著發臭的毯子，頭髮蓬亂，身體細長，飢腸轆轆，一臉悲傷。我看見了她的驚愕。就算李爾王本人從灌木叢後面跳出來，她也不見得比現在更目瞪口呆了。

我站起來，伸出手去。

她抓住了我的手，沒得選擇，看著它，好像它是一個叫化子的假腿。

“阿里埃爾·多爾夫曼。”我說，她握著我的手搖了搖。

“可你是……你是美國人。你在這裡乾什麼？” 這裡。像是在野蠻人之間說話似的。在這個被人類白蟻、拉丁美洲渣子們褻瀆的地方。

“我是美洲人。拉丁美洲人。智利人。”

我們聊了一會兒，在聖地亞哥溫暖的陽光下，我感到她冬意般的不滿被融化了，我的交談如太陽讓她容光煥發。我看得出來，我的文化、我的英語閒談，讓我雜亂的外貌得到了意味深長的升華。我們像在她的花園裡舉辦的雞尾酒會上一樣談天說地，等到那些烏合之眾一離開，她就會舉辦那樣的酒會。我開始這番交流純屬一時衝動，幾乎是一種嘲諷，好像是要顛覆她的分類法，向她表明，所有這些革命者並不像她想的那樣，但現在，隨著我們的交談在繼續，我發現我自己喜歡上了她。我發現她愉快。老練，同時也真摯地想讓她不請自來的客人們過得輕鬆。她很開心可以向人提問。孩子們都好嗎？（回答是：是，他們是這裡唯一正常的人。）食物夠吃嗎？（回答應該是：不，負責我們膳食的人把很大一部分東西私吞了。但我沒提這件事。保險起見，我回答說：“可以再好一點兒。”）我有什麼需要的嗎？

這是我一直在等候的問題。我想沖個淋浴，都快想瘋了，我可以為一頓美味佳肴而狂喜，要是我在這裡再待上一天，而不能讓我的雙腳踏上我的城市的大街的話，我會發瘋的。但這些跟我一心想要的相比，實在算不了什麼，那可是任何一個最後待在這裡的人拼了命都想要的：一部電話。

但我不得不小心。對我或對任何避難者來說，在大使館裡直接跟任何人聯繫都是違法的。如果我們被逮捕，就會搞壞我們跟關心我們的使館職員們的關係。他們中有一個人警告過我們，任何這樣的企圖都會導致我們被驅逐出這裡，這個威脅我們並沒有太當真，儘管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

我沒有立刻向她提出我的需求。我認為諸多見面中的第一次，我應該再等一等。在我離開智利前，我就已經準備好上一個流亡速成課程：當你是個叫化子的時候，你從每一個走近你的人口袋裡硬幣的叮噹聲，眼睛裡慈善的神色，判斷出他們能夠給什麼，他們給得起什麼，你能得到什麼，這個世界變成了一個所需物品的購物單。

我的耐心得到了回報。

幾天以後，大使夫人領我乘坐禁用電梯，上了使館大樓禁止入內的三樓，慷慨地朝著一部禁用的電話一指，就不聲不響地撇下我走了。

我可以打電話了，自從進入大使館，自從我被隔絕在這裡以來，我做夢都想著打電話。跟安吉麗卡講話，跟我父母講話，跟我的朋友們講話——他們回饋給我生命和希望，他們謹慎地給我勸告和信息，像在未來的十七年裡會做的那樣，他們一點兒一點兒地向我傳送這個國家的信息。在未來的幾個星期里，我將同樣服務於我許多被放逐的同伴。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女主人絲毫沒有阻攔，從來不問任何問題，從來沒跟我要過任何東西，只是一個使用她的英語的機會，緬懷一下我們的亞美利加。如此而已：兩個背井離鄉的人交流彼此的記憶的機會。

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就這樣，英語又一次開始挑逗我的腦子。我可以感受到流亡的兇猛浪潮推動著我，我已經能夠感受到這個曾被拒絕的語言的力量，如果這裡這個力量如此巨大，當我冒險進入那個外部世界時，它會提供我怎樣的誘惑呢？

就是在那裡，在大使館裡，甚至在流亡製造了我與我的國家之間的距離之前，甚至在我離開它之前，我就開始了我的旅程中的一個新階段，我開始承認，那段歷史也許將違背我的心意，迫使我變成雙語者，就是在那個大使館裡，我第一次考察起在兩種語言裡生活的可能性，在不同的社區使用不同的語言。在那裡，我踏上了這條語言雜交之路，好多年之後，我把它寫了下來。這不會是一下子發生的：在我漫遊的最初幾年，我會依戀我的西班牙語，就像別的流亡者依戀他們父母的照片一樣——當他們重回故鄉時，父母往往已經去世，從此陰陽兩隔，再也不能相見。但我的另一種語言，我的被鄙視的英語自我，永遠不會走遠，始終等待著我，像在被排斥期間的西班牙語一樣鍥而不捨。它會潛回我的生活，向我提供——像在大使館裡時一樣——一項我無法拒絕的服務：利用我所掌握的它的語法和辭彙，幫助解放我現在稱之為家的那個拉美國家，讓我迅速回到一個我已對它無用的地方。

一切都在那裡開始，在我為了得到一部電話而用英語引誘大使夫人的那一刻開始。那么，等到將來更緊迫的局勢出現時，我又怎么能拒絕繼續利用它呢，當智利的一個朋友面臨行刑隊，當抵抗力量急需資金資助一張秘密報紙，當一個記者需要熟悉情況時，當一個委員會需要一份報告時，當一個電視製片人要找個人跟皮諾切特的代表們辯論時，當《紐約時報》要求一篇專欄稿時，當遇到上述種種情況時，我這個說英語像說母語一樣的人，如果拒絕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那我還算什麼人哪？

時間站在它的一邊，歷史站在它的一邊，歲月將會流逝，我不會這么快就回到我的智利祖國，直到這一天的到來：英語發展成必不可少的語言，我的兩種語言在對我的喉嚨歷經四十年的肆虐之後，熄火停戰，我的兩種語言決定和平共處。但我怎么就成了一個語言的重婚罪人，我如何共享它們或它們共享我，我怎樣與它們兩個結婚，那是將來的事情，就像我一路往北，卻望著南方，我再也不能在那裡生活的南方，很多年之後，在許多的偽裝下，我終於又回到了那裡，儘管皮諾切特的多般阻撓，還是回到了我的國家，但又一次因為一段我無法控制的歷史，我將又一次失落。

這么說來，我的生活就將在這裡結束？處在一個雙語未來的邊緣，一頭扎進一個世界，為了生存，這個世界將迫使我接受我屬於兩種文化，我在兩種文化的空間裡搖擺的事實？

還有一些事情要交代。

我還得回到阿根廷，那是我的出生地，我在1954年從那裡開始這段旅程，要不是當時我父親被迫從那裡逃走，我會把那裡稱為我的家。

那裡就是我一路前往的地方，1973年12月初，飛過雁列山脈，往西回到阿根廷，與我第一次旅程的方向截然相反，那是好多年前我去美國的路上，往東飛向智利。

我全家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機場迎候我，父親、母親、妹妹、堂兄妹、叔叔、嬸嬸——當然啦，還有安吉麗卡和羅德里格。

還有阿根廷警察。

他們逮捕了我，盤問了我幾個小時，最終把我放了。老實點，他們說，做個好孩子，別給我們添麻煩。

我把他們的警告記在了心裡。

能夠留在阿根廷太完美了。我那神奇的父母重新在那裡安了家，我有很多朋友，那裡說的是西班牙語，多家出版社對我的書感興趣，而最重要的是，它緊鄰智利，是密謀推翻皮諾切特的理想之地。但我受警察盤問一事，證實了我所聽到的謠傳：剛剛結束了在馬德里的流亡回國的庇隆總統，正在迅猛地向右翼投靠。我可以預計，在未來的幾個月里，他會默許對他國家的顛覆分子，也就是那些為讓他回來重新執政而浴血奮戰的人，進行清洗，我可以預計，我將成為這個大屠殺的受害者之一。我對我阿根廷的朋友們說，我覺得我們正在沖向災難，這個國家將重複皮諾切特模式，但他們激烈地表示反對——就像在阿連德時期的聖地亞哥，那些外國人向我發出警告時，我激烈反對一樣，我的阿根廷朋友們的回答，正是我當年的回答，根本沒什麼危險，你不了解這個國家。我不想等到他們覺醒。現在的我，當死神走近時，我能夠辨認出來，我正在飛快地吸取它的教訓。我知道我一定要儘快帶著我的家人離開阿根廷，以免為時太晚。

當然啦，光看見死神走近是不夠的。你還需要運氣。

我沒有旅行證件：智利當局不願意給我護照，當我試圖使用我原先的國籍，從阿根廷獲得證件時，他們對我橫加阻撓。當局堅持認為，他們找不到我出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證據；我把出生證交給他們，他們說是偽造的。不管我怎么努力，總是撞牆，不是遇到一個麻木不仁的職員，就是看見一個含譏帶諷的臉色。某個有很大權力的人否決了我的申請，某個人把我列進了他的名單，某個人不想讓我去一個安全的地方。

好多個星期之後，一個有權有勢的國會議員，我父親的一個老朋友，才約見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警察局局長，想看看他能不能幫上什麼忙。

當我被領進去時，警察局局長正在辦公桌前忙著簽署檔案。他沒有抬頭，只是朝一張椅子指了一下，然後就接著簽檔案，一份又一份。我坐下來。他簽完後，從桌上抬起頭來，與我的目光相遇。他盯著我看了一會兒。我們誰都沒說話。

“聽說你是個作家。”他說。

我從手提包里拿出一本剛剛在阿根廷出版並獲得一項大獎的小說。書名叫《苦雨》，是在l 972年最後幾個月里寫成的。事實上，我一直計畫寫一本不一樣的小說，我構想了一個被獨裁統治的未來的拉美國家，我把那個獨裁者稱為埃爾·格蘭德——他靠政變獲得政權，然後把這塊土地變成了外國公司的實驗室。當然啦，我無法知道，皮諾切特將軍一年之後謹而慎之地對我的國家所做的，與我以冷漠、悲觀之心所預盼的，居然分毫不差。然而，我身上的某個部分肯定知道。1972年9月，我在大學裡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寫下了我虛構的那個未來的暴政，我發現我無法繼續下去，我發現我拒絕把這些可怕的形象訴諸筆墨，公之於眾。發明一個由埃爾·格蘭德統治的政府，就意味著承認我們將失敗。所以我就背叛了我的文學想像，拒絕繼續下去，把我的擔心當做欺詐性的、毫無意義的、反歷史的東西一掃了之。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我埋頭寫作《苦雨》，在書中我預言，我們將克服一切困難，智利將獲得自由。就像創造蘇珊娜種子時一樣，我的創作實現的僅僅是我自己的自由。

我利用那本小說讓智利當局給我他們拒絕給我的安全通行權。他們通知了負責官員儘快把我們統統帶出那裡，生怕我會爛在那座大樓里，他們想以蠱惑青年人的罪名審問我。（我可以模仿派瑞·梅森①的風格構想他們的審問：這是真的嗎，多爾夫曼先生，你詛咒唐老鴨，說它對我們的孩子是有害的？）要不是我對大使夫人說，我的小說幾個星期之內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我就可能被困在大使館裡了，或許現在還在那裡呢。大使夫人當機立斷，把這個信息通知了使館職員，並建議說（其實是我在談話過程中流露出來的），我們可以利用這件事給頑固的智利當局施加壓力。讓這個多爾夫曼去阿根廷，阿根廷人對他們的同盟者說，這是大使夫人反饋給我的。讓他保持中立，她說他們這樣說。流亡者不勝其數，沒人關心他們；但是一個獲獎的作家被準備殺死他的士兵們圍困在大使館裡，儼然一個英雄。為什麼要出版他那該死的書呢？

他們看出了這番爭執的荒謬之處，於是放我離開了智利。

所以說，這個出於我的想像的虛構之物，幫助我逃離了我的移居國，現在也許足以影響到這位警察局局長，讓他幫助我逃離我的出生國。

“如果你不介意，”我說， “我就把這部小說簽名送給你。”

他點點頭，看著我在書上寫了幾行字，無外乎摯愛啊之類的肉麻話，然後微笑著從我手裡接了過去。

“我會讀的。”他承諾道。

我倒希望他別讀。我覺得，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祈禱別人不要讀我的書。我只希望他把書拿在手裡，欣賞它，但不要打開，探索我在書中的敘述。我不希望他讀到我對革命的輝煌未來的讚美，我不希望他讀到凶兆、暴力和死亡的跡象，這種跡象已經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文本中，掩蓋了尚未實現的勝利的光輝形象。我不希望這個掌握著我的命運的人以為我可能會有危險。

“這有點實驗性質，”我說，想看看這么一來會不會讓他有所泄氣。他什麼都沒說。等著我自己解釋。“這是一個系列述評，”我說， “由不存在的作者對我的小說進行評論。而小說文本本身的真實性則對這些評論進行干擾。”

“有點兒實驗性質。”他說。

“是的。”

“不像你關於唐老鴨的書。”

我的心沉了一下。我對迪斯尼的嘲諷縈繞著我。要想掩蓋我的真面目是無濟於事的，我也無法讓他相信我是個困惑的阿根廷作家，陰錯陽差地陷進了安第斯山脈另一邊的政治泥沼。我看得出來，這個人不打算幫助我。

然後，那個警察局局長讓我大吃一驚。他小心翼翼地把我的書放到一邊，然後轉身面對著我，第一次笑了。接著說出了我一直等著他說的話，我已經失去了聽他說這話的希望。

“我能……”他問道， “為你做點什麼呢？”

一個星期之後，我拿到了護照。正好及時。我去機場那天，我父親通知我說，那個救了我命的警察局局長被撤職了。也許他對自己的未來一片茫然，就像我對我的未來一樣。

隨著飛機從布宜諾斯艾利斯起飛，我跟一種令人心煩的確實性做著搏鬥：歷史在無休無止地重複著自己，我也許生來就是要流亡的。我這輩子第二次被迫離開我出生的城市，只不過這次我是逃離死亡，我的身邊有個兒子，他因為我而失去他的國家，這次是我的妻子，像我母親一樣，跟著她的丈夫走上流亡之路。也許這就是我們全家的命運，也許這是我逃不了的禍祟。我兩次試圖安頓下來，兩次選擇了一個國家，一種文化和一種語言，兩次都以逃跑告終，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發現自己沒有家，現在一切都將從頭開始，一切都將重來。只不過這次我不再幼稚。想當初，第一次流亡時，我的第一個舉動就是在聖地亞哥的旅館裡，把我的童鞋藏起來。那個孩提時代什麼都沒留下。他那不純的上年紀的自我從那個旅館前流逝，從旅館俯瞰的廣場流逝，在前往另一個流亡地的途中，我曾經過那裡，被困在一輛警車裡，將要被放逐，強迫自己的眼睛沉醉於拉莫內達陽台上那個鋸齒狀的洞眼，向我曾經的孩提、向留在那個孩子內心的東西道別，向那個如今禁止我人內的國家道別。

但為時不久。

我不會讓這樣的悲傷擊垮我。我不會讓那個洞眼懾服我。在飛機上，在潘帕斯草原的上空，我對自己說，我會回來的，我對自己說，沒什麼可以阻擋我回到我的土地上。

我用一個最基本的神話，一個有史以來所有的公民都說過的故事來安慰自己：有一個地方，那么個地方，是你真正的屬地，一個常常但並非永遠是你出生的地方，那個地方如同天堂。天堂，這個詞的原意是四面高牆的花園，種滿水果。失去那個應許之地，就如同瀕臨死亡，回到那裡就是一種救贖。我在拉丁美洲高高的上空向自己發誓，我會回來，像童話故事裡那些被放逐的兒子或女兒，回來拯救危如累卯的王國，我發誓我會回來的。

那就是我回歸的神話，為此我希望在飛機上能夠保持清醒和健全，飛機正載著我越來越遠離我的出生地。

然而，就在彼時彼地，就在那一刻，我受到了另一個正在流行的神話的誘惑。這個故事——所有的民族都在說——是這樣的：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讓任何有價值的事物有一個真正的開始，你就一定要離開你的出生地。你只有逃離出生地，學習新穎的、外國的、可發展的東西，向這些東西張開懷抱，只有這樣，你才能成長。每一個新文明的奠基者都是被逐出家門的英雄。在這個神話中，只有通過漫遊才能獲得拯救。

在一個神話中，你從與過去、與死去的祖先的聯繫中發現不朽。在另一個神話中，你在另一個地方建立一個新的王朝來擊敗死神，想像著將要出生的一代又一代人。

哪一個故事是我的呢？

看看雲層上面的我，看看拉丁美洲上面的我，死神在那裡肆虐，給我的出生地、阿根廷的城市水裡投毒，在通往我夢中的智利城市的大門口等著我，看看我幾乎二十九年前的那一天，我還是個孩子，從布宜諾斯艾利斯踏上了前往美國的旅途，我在那裡結束了這次旅程，這是一次進入生活的旅程，同樣也是一次進入死亡的旅程，看看我的兩種語言，兩種文化，看看我發誓要回去，看看我面對著前面的世界心情激動，看看我為那兩種關於人類生存的截然不同的神話所困，一種神話向我承諾，我應該回歸故土並且一勞永逸，另一種神話悄悄地說，我將永遠漫遊，而我，無法辨別出這兩個神話里，哪一種包含著我的生活的終極真相。

當時我不知道答案。

我的生活的一個圈子結束了，另一個圈子即將開始，答案還沒明晰，飛機一再往上，升入了流亡的藍色旋轉天空，隨著我再次往北，南方開始退化成記憶，當時和現在，我都不知道那個圈子是否會結束。

199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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