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森文

余森文，園林專家。早年從事革命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期擔任浙江省、杭州市城市建設與園林綠化的領導工作，對杭州與西湖建設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並結合實踐，在園林建設規劃的指導、園林建築藝術的繼承與創新、城市綠化與生態環境、園林植物的配置藝術等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研究，取得了成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余森文
• 出生地：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
• 出生日期：1904年11月20
• 職業：南京金陵大學

人物簡介

余森文，1904年11月20日出生於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一個農村貧苦家庭。幼受“五四”運動及新思潮的薰陶，嚮往“民主救國，科學救國，自強自立”的進步主張。1922年，入南京金陵大學本科習農林。因參與進步活動，受到北洋政府南京警察廳的通緝，後赴廣東中山大學農學院讀書。1930年8月，經副校長朱家驊介紹任上海同濟大學註冊部主任。其間得識隱居上海的何思敬教授，參加他創立的時事座談會，為其主辦的《世界大事》刊物任校對出版等事務性工作。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爆發，余森文隨朱家驊歷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督學、交通部職工事務委員會主任。出資創辦由張天翼等負責的思潮出版社。

1934年，余森文曾任中國交通部國際電信局駐倫敦專員，並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讀行政管理學文官管理專業（研究生）。出國兩年中，利用假期及往返行途從太平洋、大西洋橫繞地球一周，遊覽了印度、埃及、意、法、英、比、德、奧、匈、蘇聯、加拿大、美國、日本等19個國家的部分城市與名勝古蹟，看到了眾多不同風俗，流派各異和各種有民族特色的藝術珍品、園林風貌，如英國公園的大面積草坪、巴黎的雕塑、義大利的油畫、倫敦的邱園和植物園等，並拍攝了大量風光照片，在日後建設杭州西湖得到借鑑和運用。

1936年1月，回國重返同濟大學任教導長兼附中主任。從1937年七七抗戰起，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餘年中，余森文在他主管的機關中，長期進行革命活動。1949年1月，被中國共產黨批准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黨和人民政府派他從事浙江省（主要是杭州市）的城市建設與園林綠化工作。他奉派參加國家的考察團出國考察了歐美各國的市政園林建設，開闊了視野。數十年如一日，在為治理和擴大我國風景旅遊重點——西湖嘔心瀝血，成績斐然。

生平簡歷

1904年11月20日　生於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

1922年　考取南京金陵大學本科（農林科）。

1925年　轉入廣州中山大學農學院。

1927年　任汕頭第一中學高中部主任，理化教師。

1928年　任中山大學英文系助教，浙江省地方自治學校、浙江省警官學校教員。

1930年　任海同濟大學註冊部主任。

1932年　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督學，交通部職工事務委員會主任。

1934—1935年　任中國交通部國際電信局倫敦專員，並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生）。

1936年　任同濟大學教導長兼附中主任。　1937年　任浙江省第九區（麗水）行政督察員。

1938年　創辦《民生日報》，任社長；創辦麗水地區林業學校，任校長。

1940年　任浙江省第四區（淳安）行政督察專員兼街口水力發電站指揮。任浙江省政府設計考核委員會委員。

1946年　任浙江省第八區（溫州）行政督察專員；兼永瑞平水利委員會主任；創辦溫州工業職業學校，任校長。

1949年　任杭州市工務局副局長。

1949年－1956年　任杭州市建設局局長。

1956—1959年　任杭州市園林管理局局長。

1962年　任杭州市副市長。

1978年　任浙江省建設委員會顧問。

1992年3月25日　逝世於浙江杭州市。

革命活動

抗日勝利後的1946年5月，黃紹竑調離?沈鴻烈接任浙江省主席，調余森文去溫州地區當專員。當時余森文猶豫未決，正在考慮去還是不去，地下黨組織派人來和他聯繫：“應該去。”這有利於浙南特委在該地區的地下工作。於是當年6月，余森文就帶了一批隨員前往。剛上任，就遇上溫州糧荒——糧商儲備的商品糧不足十天銷售，促成米荒風潮。余森文剛上任，首先要解決這個大問題。他立刻召來糧商大戶翁來料、王純侯、邱白川等人商量，並請他們將現有的儲備全部拿來應付，按戶口定量定價劃區售糧。為避免奸商乘機倒賣，特成立糧食調劑委員會，請當地士農工商兵各界派代表參加，還特請溫州市的歐海中學派代表參加，以監督購糧、售糧及核定戶籍人口等。另再組織人馬，主要是糧商去上海市場採購，和去瑞安、平陽縣等農村向富戶購買儲存的餘糧以保證供應。這些措施一經落實，十天后，糧食市場平穩，一個月過後，新谷陸續上市，糧荒風潮基本解決了。

發生糧荒的同時，又發生了甌海中學學生搗毀《浙甌日報》館的事件。原因是《浙甌日報》、《溫州日報》刊出了“溫州市民夾道歡送”離任的反動專員張寶琛的不實報導。因為張寶琛的許多政策十分反動，背離民心民意，加之向來以糧食出口或轉銷外地的溫州，也因張寶琛縱容奸商大戶囤糧居奇，抬高售價，民眾早已憤忿不滿。張寶琛離溫之日，只有幾個奸商污吏去湊熱鬧，而報館卻登出“夾道歡送”。學生前去報館問訊，而報社人員又仗勢欺人，無禮斥責學生，因而大批學生蜂擁而至，不管三七二十一，竟將《浙甌日報》館的全部印刷機和排字房搗毀。社長徐世康、《溫州日報》社負責人方又圓及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邱鳴和等不明事理，也來專署向新上任的余森文專員投訴，造成和學生雙方互不相讓，劍拔弩張。余森文針對這一觸即發之勢，先向雙方言明：“作為上級領導，我認為雙方必須先按下‘敵對’態勢，各自進行檢討，切不能動刀、動槍，應該和氣相處為好。他先批評了作為社會輿論的報刊，“要以民為本，真實報導事件本身，不能利用媒體來邀寵。事實真相最能說明問題，最能感動別人，不能欺騙民眾。這是本次‘搗報事件’的起因。”接著他也批評了學生：“你們有意見，代表民意反映事實真相，要求該報第二三天登出‘道歉’文章，不就很好嗎？為什麼一定要去搗毀報社的印刷機和排字房呢？這不就把小事鬧成大事了嗎？看來雙方都有錯，但不是‘敵對’，盡可以談判，相互道歉。《浙甌日報》是縣黨部邱書記長的下屬，而甌海中學的董事長也是邱書記長兼任，作為兩個下屬的領導，內部的事內部解決，何必鬧得滿城風雨呢？搗毀的物件由縣黨部出錢買回來，搗毀東西的學生年幼無知，不知道這種行為的嚴重性，學校給予記過、警告或最嚴厲也只能給予轉校讀書，開除則誤了年輕人的一生，而失去了改過的機會。”

經余森文這么一勸解，沖天怨氣基本平息了。《浙甌日報》社長徐世康有了余專員的“由縣黨部出錢買回”被搗毀的印刷機器和排字房，基本上滿足了要求，也就不再提什麼要求了，而甌海中學領導人也真的怕事鬧大了，別說安心教書，恐怕要居無寧日了，所以同意警告或記過來處分鬧事的學生，不再堅持“開除”學生了。《溫州日報》的方又圓自知有幸未波及本報館，但也怕事態發展後，災禍怕亦難免，既然專員有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不再堅持嚴辦學生了。學生對余專員的處理方案也表示同意，同時對《浙甌日報》社長徐世康表示了道歉。

搗報風潮後不久，學校放暑假，有不少進步學生要去浙南的暑期青訓班?中共浙南特委開辦?學習，溫州市學生會主席陳道明和王增榮有意將此事請示他。余森文為了團結青年學生，不但不制止，反而給予鼓勵，說：“青年人應多向社會學習，放眼四方，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小圈子裡，鼓勵他們走向社會去多學習，多看看，可以增強自己的判斷、分析能力。即使吃了虧，也是吃一塹，長一智。”這樣一來，這些學生更親近余森文了，有許多新鮮事都願意向余森文反映，或提出問題來切磋交談。相互間的距離拉近了，感情也一天天融洽起來了，這為余森文與中共浙南特委的聯繫鋪了一條穩妥的通道。

1946年7月，蔣介石撕毀協定，發出了向解放區進攻的命令，皖浙兩省根據地是國民黨重點進攻的目標之一。省主席沈鴻烈於1946年11月帶著省保全副司令竺鳴濤到溫州召開綏靖會議，部署清剿浙南根據地。面對此事，余森文深感壓力沉重。他是國民黨的左派，反對骨肉相殘的內戰，主張抗日勝利後民主建國，幫助流離失所的抗戰難民回鄉重振家園，過上和平的日子，因此對“剿共”的計畫最為反感。再說與他相識的所有共產黨員個個都是愛國為民的精英，而國民黨的政客，絕大部分是貪污腐敗分子，現在卻要去“清剿”愛國為民的精英，這讓他非常反感，毫不猶豫地站到了共產黨一邊。於是他將在綏靖會議知道的“清剿計畫”、省保全隊、地區和各縣的兵力部署、槍枝彈藥、甚至會議記錄，全部交給何興邦?共產黨員?拿給陳道生、王增榮連夜趕抄立即送交中共浙南特委書記龍躍和胡景針同志。讓他們接訊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研討對策，作出相應的部署。結果使省保全四團團長陳祖康和溫州專署副司令陳志堅的清剿部隊全部撲了空，又不敢深入解放區根據地。他們轉了20多天，先後撤回，毫無收穫。

1947年初，沈鴻烈又在文成綏靖區的大岩和括蒼的楓林各設一個指揮部，大岩由黃雲山負責，楓林由吳萬玉負責，各率一個連，還要溫州專區和各縣保全部隊，由省保全司令部統一指揮，避開余森文?兼專署保全司令?，去進行清剿。但專署和各縣保全部隊都有餘森文的親信，隨時將清剿行動和計畫密告余森文。所以，國民黨的清剿行動往往徒勞無功，使解放區根據地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不過，那些清剿的國民黨部隊往往拿老百姓出氣，以“通匪”的罪名殘害了不少老百姓，也使余森文深感內疚。為了替老百姓的生存著想，浙南武裝也開始反擊，對較弱的敵自衛隊進行突襲，收繳他們的槍枝彈藥，對俘虜實行教育後釋放，或爭取他們起義、投誠，收到不少實效，使他們不敢隨便騷擾老百姓。

1947年6月沈鴻烈部署要海軍協助清剿玉環方面的人民武裝。國民黨海軍出動三艘炮艇包圍南麂等幾個小島。余森文馬上將此信息轉告浙南特委。海軍在海面和上島搜尋，毫無實績。而他們上報請功說：“消滅了島上的全部武裝。”實際上是島上漁民的自衛武裝的幾十支土槍、刀矛等。

1947年10月，沈鴻烈第三次來到溫州，要余森文陪同他去楓林視察。他們坐船沿楠溪江直抵楓林鎮，浙省保全部派了一個連去保衛安全。看到這一帶山高林密，形勢險要，出去視察的人員還感到自己不安全，還談什麼清剿？回到溫州後，沈鴻烈說：“地形如此複雜，這么一個指揮部，起不了什麼作用；抑制解放武裝力量向城裡滲透，作用也不大。”後來，沈把文成和楓林這兩個綏靖指揮部也撤掉了，改用分工負責的方法由地方自己去保衛。沈決定由省保全四團集中力量專門對付浙南遊擊隊，以圍困的辦法使游擊隊難以向城裡滲透。沈的這些計畫和行動，余森文又及時通知了浙南特委。龍躍書記和胡景針知道後也採取了相應對策，使得敵人無法施展力量而相持下去。

1947年5月，全國“反迫害、反飢餓、反內戰”出現高潮。溫州學生也於6月3日舉行大遊行。事前學生通過陳道生通知了余森文。余要求學生們不要打報館、打機關和打商店，儘量避免與軍警衝突，以免自身受到傷害，爭取報館和商家對學生予以支持，並派專署警衛隊暗中保護學生。這時溫州中學校長金嶸軒，甌海中學谷寅侯也來找余森文。余對他們說：“你們不要管，裝作不知道。南京都管不了、制止不了，何況是我們溫州。”結果學生遊行示威從上午到下午，還開了大會，但未出事故。事後，地方士紳和商家劉景晨、柯逢春、楊雨農等反映：“余森文有辦法，各地的‘三反’遊行都出了事，而溫州卻沒有。”甚至說：“學生聽余專員的話，有餘專員在，市內出不了亂子。”學生和家長也很滿意。但國民黨部有議論：“余森文軟弱。”軍統和中統特工則說：“放縱。”

余森文在溫州專員任上，通過學生與浙南特委取得了聯繫。上海局也特派史林峰和唐為平前來協助余森文工作。余把史林峰委任為專署視察員，住署內，唐為平任溫州工業學校教務長，住校內。這樣，余森文和浙南特委的聯繫不斷，使得反清剿工作順利進行。1947年夏，余森文去省府杭州開完會後，借去上海訪友為名，專門去拜訪中共上海局統戰部長張執一，得到對時局的分析指示和對從事地下工作的指導：隱蔽自己，密切聯絡，隨時行動。利用原有朱家驊的政治背景和敵人相互間的矛盾來開展對敵鬥爭，才能萬無一失。當時確實由於國民黨省府及其下屬官員，都知道余森文的背景有朱家驊，從未懷疑他與浙南特委地下黨有聯繫，加上余森文本人的幹練、明智及公共關係，所以開展地下鬥爭比較順利。

余森文在溫州專員任內是國共內戰激烈的時候，不比在麗水專員任內。麗水時是抗日戰爭期間，可以國共兩黨合作名義進行地下工作，掩護和營救地下黨同志。可是在溫州專員任內，在激烈內戰中，要進行地下工作，特別是掩護、營救被捕的地下同志，如設法營救專署報務員湯家傑、夏文俊等人，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這時朱家驊對他已不信任了，黃紹竑離開了，新任省主席沈鴻烈對他又不信任，可以說在溫州的地下工作難度是很大的。

余森文是英國留學生，會說英語，又有水利知識。浙江省擬在新安江建水電站，就委派余森文去浙西淳安任專員，兼水利發電站的指揮，以便能經常與美國水利專家商討建水電站的問題。而這時中共上海局為打通皖南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線，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書記張執一特約他去上海面談。確定安插史近愚?林峰?任專署秘書，以便掌握國民黨特務活動的情況；安插唐為平去威坪區當區長，負責打通皖南到上海的秘密交通線。又調李家征、張友久、汪伍新、李長風等人同到淳安去共同開展工作。於是1947年冬余森文又走馬上任去了淳安。不到一年的時間，浙西的根據地和游擊隊活動有了很大的擴展，秘密交通線已建立和健全了。

余森文在淳安任專員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全國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民黨在內戰中，被消滅了大量的有生力量，解放軍由相持階段轉入反攻的時機已經到來。江、浙、皖的國民黨反動部隊由清剿式的進攻轉入點線的守勢，處處挨打，已成了驚弓之鳥。

主要論著

1　余森文．關於城市園林綠化問題的探討．城市建設，1953，6．

2　余森文．森林在發展農業中的重要作用．浙江日報，1962，12月6日．

3　余森文．充分利用本省的野生植物資源．浙江日報，1965年9月7日．

4　余森文．關於造林工作的幾個問題．浙江日報，1966年3月17日．

5　余森文．杭州城市建設的幾個問題．杭州園林，1982，1．

6　余森文．淺談杭州的市樹、市花的評選與賞析．杭州日報，1983年6月．

7　余森文．把黃山與千島湖規劃建設成為國家風景旅遊中心的建議．建築學報，1982年，7．

8　余森文．普陀山規劃建設的指導思想及其他，浙江省科技協會編印普陀山規劃建設考察報告，1983年7月．

9　余森文．園林植物的配置藝術．兼談古代園林植物配置藝術的繼承與創新．建築學報，1984，1．

10　余森文．從杭州城市景觀設計看西湖高層建築．建築學報，1986，10．

11　余森文．杭州西湖，中國大百科全書（建築·園林·城市規劃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

12　余森文．城市綠化與生態環境．中國園林，1986，3．

13　余森文．杭州園林建設的回顧．西湖風景園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14　余森文．談談植物園的性質、建園方針與任務．余森文園林綠化論文集．浙江省園林學會，1988，12．

15　余森文．園林建築藝術的繼承與創新．北京：中國園林，1990．

16　余森文．孤峰猶照夕陽紅——評述雷峰塔的重建．西湖風景園　林，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

園林建設工作

余森文閱歷中外，縱覽古今，既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底，又有豐富的西方文化素養，在園林領域裡，勇敢探索，提出了許多有關園林建設的新命題，他強調：“歷史在前進，時代在前進，科學文化日新月異，園林建築也應古為今用，不斷推陳出新”，指出現代園林與古代園林有本質區別，“應突破古代園林情趣的範圍，代之以萬紫千紅，具有蓬勃興旺和豪邁樂觀的氣概。”他竭力倡導博採中西園林藝術之長，融西方造園藝術於東方園林主體之中。在創建全國園林系統中第一座植物園——杭州植物園時，首次提出“公園的外貌，科學的內容”。在50年代建設杭州花圃時，又提出要建成生產、遊覽、科研三位一體的開放式花圃。

余森文在杭州城市建設中敢於發表自己的觀點，早在50年代，他就竭力反對把杭州建成工業城市，反對在西湖邊建設污染環境的工廠，不為壓力所動；在80年代，反對在環湖建造高層大樓，儘管年近八旬，眼疾困擾，仍握筆直書，在《建築學報》上撰文說理，為重建雷峰塔，在《光明日報》及有關學術討論會上作了執著而說理的呼籲。

整頓了西湖風景區

余森文曾任杭州工務局、建設局及園林管理局領導人。那時全國各地園林事業尚在始建階段，各地對杭州園林的期望很大。他領導全局員工首先是保護、恢復並逐步擴建了西湖名勝景點，把40年代末期已經是湖水、淤淺、古蹟破敗、滿目瘡痍的西湖，在較短時間內集中人力、財力恢復其秀麗面貌。在恢復時期整修了靈隱大殿、六和塔、湖心亭等風景點；一五期間又整修了岳廟、三潭印月等主要景點，得以初步恢復景觀。50年代初期，還組織失業工人以工代賑，整修了長達20餘公里的西湖山區步游道。在1957年末，開放遊覽的公園景點達30餘個，遊覽面積達到101．81公頃，比解放前增長85．57%。與此同時，把花港觀魚景點原來已剩下不到幾畝的破敗殘跡，擴建成面積達14．65公頃的西山公園，這是西湖回到人民懷抱的第一個大型別具風格的新型公園，在西湖園林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一五期間又在沿湖地區新建涌金公園、兒童公園和恢復了已經名不符實的柳浪聞鶯景點，面積共655公頃，為杭城居民與兒童創造了新的遊樂場所。並為日後的進一步擴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領導了疏浚西湖工程

西湖自1800年浙江巡撫主持疏挖湖邊淤泥以來，150年中，未有較好疏浚，以至湖泥淤塞，葑草叢生，每到夏秋，蚊蠅孳聚；1950年冬，氣候乾旱，竟成一片乾涸。余森文多方努力，在上級支持下，於1951年成立疏浚西湖工程處，余森文兼主任，夙夜經營，組織力量，從1952年試挖起到1959年竣工，共投資454萬元，歷時8載，挖出湖泥722．88萬立方米，挖泥量之多，時間之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是一件驚人之舉。其中參加浚挖的工達3萬餘人次。浚後西湖平均水深1．808米，比浚前增加1．258米，最深處2．6米，蓄水量由浚前的413．22萬立方米增至1027．19萬立方米，增加1．5倍。

余森文創議並主持的疏浚西湖工程，對改善水質，改變西湖風貌，增加魚類及水生植物的養殖面積，有利灌溉及改變城市小氣候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也為1976年開始的第二次疏浚工程及1985年開工的錢江引水工程奠定了技術與物質基礎。此外，從湖泥中發現歷代遺落湖中的文物達萬件，其中有新石器時代的石?、石斧，漢代五銖錢及鑄造五銖錢的模子，是一筆巨大的財富。

綠化荒山，綠化市區

鑒於杭州在民國時期遭受嚴重破壞，使西湖周圍到處荒山禿嶺，滿目荒涼。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僅兩個月，余森文就以工務局長的身份，接受虎跑苗圃，開闢九里松新苗圃，積極培育苗木，於當年冬天開始專款造林。他提倡“管理從嚴，養護及時”，採取了封山育林與植樹育林相結合，民眾性護林造林與園林專業隊伍護林造林相結合的方針，浙江省委譚震林指示於1951年在全省推廣這一經驗，後來，余森文任省建築工業廳副廳長時，更在全省範圍內督促造林，綠化浙江。到1958年，西湖周圍6萬餘畝山地，除部分土層瘠落尚未綠化成林外，到處一片鬱鬱蔥蔥，8年累計植樹1956．2萬株。現今西湖群山中，屬國家所有、委託農村管護的山林達2137．33公頃。

在封山育林的同時，他狠抓綠化市區，重視發展市區公共綠地，在一五期間，6個市區新建公園總面積12．11公頃，在1951—1957年中，新栽補栽行道樹4．7萬株，道路綠化長度154公里，比1949年增加9倍多。

籌建植物園

建國初期，余森文與一些熱心科學事業的學者，曾向黨和政府建議在杭州設立植物園，為當時浙江領導人譚震林、江華所採納。派余森文專責籌建，選定玉泉一帶，劃地3000畝為園址，報請中共中央書記處派專家來杭規劃，於1954年國家批准，並派陳封懷、王秋圃等專家指導建園。以西大目山為重點採集種苗，繁殖苗木，余森文與他的助手們，從選址、規劃、植物配植、園林藝術等方面，殫精竭慮，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經過10年籌建，一所具有園林外貌、科學內容的植物園終於出現在西子湖畔，博得了國內外專家的好評。

1986年，在紀念植物園建園30周年的大會上，余森文總結了植物園的性質、建園方針與任務，指出了今後關於植物栽培、綜合利用、引種馴化、加強管理、植物園與研究所的分工與協作、開展科研工作、瀕危植物的保護等七項基礎工作，在把杭州植物園建成為一所既是理論結合實際的科研基地，又具有國際水平與獨特風格的觀賞植物園，發揮了積極的指導性作用。

提出了園林藝術的原則

余森文認為，我國園林是東方園林的傑出代表，具有光輝燦爛的歷史，但限於歷史條件，古代園林也有其局限性。而今天我國的現代園林同古代園林則有本質的區別，它是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既是改善勞動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的社會福利設施，也具有一定的生產意義，其文化內涵具有多元化、開放性和愛國主義內容：建設的類型也很多，諸如公園綠地、街坊綠地、廠礦綠地、森林公園、文化公園、各種防護林、療養基地綠化以及各種專用綠地等，都有不同的要求，要採取新的表現形式。

他認為，對於古典園林藝術既要繼承優秀傳統，又要改革創新。對現存的皇家園林、私家園林與寺觀園林，是我國古代文化的精華，也是現代風景旅遊城市極為重要的資源，必須加以保護、開發和利用。

余森文在長期領導杭州西湖的園林建設中形成的主導思想是：根據我國民族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審美習慣和科學造園手法，結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和社會主義園林服務對象的需要，在結構、形式和手法上不斷革新創造，使我國園林建築藝術兼具民族特色、地方風格和時代精神。他既反對割斷歷史、拋棄優秀傳統的“純現代派”，也反對照抄照搬古典園林不加揚棄的“仿古”。

余森文具體提出了園林建築的六條原則：①園林建築藝術要求應高於建築功能；②對空間處理，既要收斂含蓄，又要疏通開朗；③要適應所處地域的季節氣候，江南園林建築更需適應夏冬的季節要求；④要與山池花木有機配置，主次分明、互相襯托；⑤園林建築要保持各自的個性特點，力求自然和協調；⑥要重視深邃的意境、尺度和對比。

在繼承傳統的問題上，他主張：①繼承與發揚園林命名、題詞、楹聯、匾額的文化傳統，在內容上創造新的意境；②繼承與發揚傳統藝術中花木配置的手法，使植物造景與園林建築藝術富有時代氣息；③繼承園林藝術的理論，不斷完善中國園林學理論，更好地指導園林事業的發展和開拓。

探索城市綠化的新思路

余森文在領導和規劃浙江全省和杭州市的綠化工作的同時，探索了新的歷史時期城市綠化的方向性與戰略性問題。他認為：“城市綠化的功能，在於有效地平衡生態和改善人民的生存環境質量。”他在杭州市與西湖景區的綠化工作中，在應邀參加上海市的都市建設規劃中，都貫串著這一構思：“從改善生態環境著手，規劃城市綠化系統。”他的觀點是：“規劃城市綠化，既要有利於工農業生產的持續發展，又要創造優美、清潔的城市環境，以保證城市生態的良性循環。”

余森文從世界範圍內分析研究城市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矛盾入手，指出，“由於人類居住城市化，人口的急劇增加，工業的快速發展，必然導致大氣的自淨能力的削弱與城市環境的惡化。”而解決現代城市發展與生態環境矛盾的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辦法，就是運用生態學的途徑來進行城市園林綠化。

他根據兩次出國考察所得，認定，“世界各國對城市綠地都不同程度地從文娛休息場所發展到從生態環境問題上來考慮。”

他提出了：“沒有充分的園林綠化，就不會有現代化的城市”的觀點，同時指出，有些領導對城市綠化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措施不力，使有的城市建築密度越來越大，綠化用地被蠶食鯨吞、越來越小了。早在1959年，他就發表《關於城市園林化問題的探索》一文，從理論上與實踐上提出了一系列的開拓性主張。

重視園林植物配置藝術

余森文十分重視園林植物的配置藝術，並加以理論化。他說：“沒有植物配置的藝術，也就沒有園林的藝術。”又說：“園林植物的選擇和配置，是一個科學問題，也是一個藝術問題。”

他認為，對古代園林植物配置藝術，也有一個繼承創新問題。古代園林一個明顯特點是建築物的比重很大，就植物配置來說，除皇家苑圃外，一般是在小空間內運用建築、花木、山池，構成淡雅精巧、曲折幽深而封閉的風格，常羅列一些“異種奇品”或“虬枝古乾”的樹木，滿足少數文人墨客孤芳自賞與偏愛的審美意識。但古人在長期實踐中積累的一套豐富的造園經驗，以及花木配置具體原則和優秀處理手法，如“選勝落村，借參差之深樹”、“雜樹參天，樓閣耐雲霞而出沒”、“院廣堪梧，堤灣宜柳”、“花間隱樹，水際安亭”及“芍藥宜欄，薔薇未架，不妨憑石，最厭編屏”、“尋幽移竹，對景蒔花”等等，仍然有很大的借鑑作用。

在植物配置的探索中，他強調：①向大自然學習；②向前輩書畫名家的作品學習。他說：“園林植物配置藝術還是一個新課題，除從實踐到認識到再實踐的多次反覆中總結經驗以外，要學習自然植物群落的優秀景觀，學習它的樹種組合、層次、生長環境與生長規律：學習自然界雄偉、開闊、淳樸、和諧的氣魄風格”。他十分珍視我國優秀的山水畫家，如唐代王維、五代荊浩、明代龔賢等人的畫法理論，如“山頭不得一樣，樹頭不得一般”“四株一叢，三株相鄰，一株稍離；二株一叢，必一俯一仰，一欹一直，一向左一向右”等，都可資借鑑。

他從長期實踐、探索中，提出園林植物配置六條原則：①掌握自然地形特點，合理劃分植物空間；②植物結構的要求，既要有多樣性，又要有統一性；③植物配置必須主次分明，疏落有致；④植物空間的主體輪廓線要有韻律；⑤植物配置要與建築物和諧協調，自然有致；⑥植物配置既要求四季常青，也要注意四季變化，花開不斷。他指出，園林中的色彩配置，葉色是主要方面，從葉色著手，不論是否開花都能產生觀賞效果。

性質不同，規劃不同

余森文根據自己豐富的實踐經驗，在考察各類型的園林後，認為不同性質的園林，其規劃指導思想，亦應有所不同。關於以宗教為主要內涵的風景區規劃建設，如普陀山風景區，應把“以佛教為特色的旅遊勝地”改變為“海天風光與佛教名山為特色的風景名勝區和海島旅遊休養避暑勝地”來規劃。他認為，古剎建築、佛教文物、宗教活動是歷史文化的反映與見證。整修寺廟，重塑佛像，要從歷史文化藝術範疇來理解和對待，也是為了落實宗教政策，為開發旅遊觀光事上服務的。對普陀山大量的寺廟庵堂，不能無原則地一律恢復，原封不動，對價值不大的也可以考慮改造為旅遊住所，以安排客流高峰；普陀山的佛教布局與氣氛，就限於寺廟之內，寺廟之外，則應按現代化、園林化的要求規劃和建設。

關於以古典園林為特色的風景區的規劃建設，如蘇州，他認為應著眼於保護原有江南園林特點及籌建現代化大園林兩個方面。1979年11月，他應邀參加蘇州市總體規劃的討論，提出“繼承古典園林民族特點，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園林”，他說，風景旅遊城市在制定總體規劃時，就要有一個與現代風景發展相稱的規劃，在工業安排上要有一個與此相稱的布局，他主張有的工業可以在郊區發展成幾萬人的小城鎮或衛星城鎮。他認為那種以“占”、“奇”、“雅”的孤植欣賞為主的生活情趣和栽植形式，顯然已不能適應廣大勞動民眾的欣賞標準與大面積園林綠化的需要。

關於特大都市的綠化規劃，如上海市，他提出，在現實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戰略目標的前提下，如何保持上海的生態平衡，使上海這個特大工業城市，既要使工業得到發展，又要使環境更加優美。“從根本上說，長期保持生態系統的物質平衡，可以使生產與生產力達到更高水平。”他提出不應囿於以欣賞遊憩為主要目的的城市森林化模式，主要是要改變城市綠化的傳統觀點，擴大郊區地帶綠化，開闢不少於500公頃，以喬木、灌木為主的森林公園形式，結合花草種植；要擴大市區綠化用地，現有綠地要增植大量喬木、灌木及多層次結構的樹叢；有條件的道路，也要規劃多層次的行道樹結構等等。

關於以歷史文物為主的古都名城的總體規劃，如紹興市，他提出，要發揮文物資源的優勢，保持古城的歷史風貌與江南水鄉的特色。使規劃體現有傳統、有文化、古為今用的指導思想。他具體建議：逐步發展和保護府山周圍70公頃的越國小城遺址，有選擇地成片保護古代建築群（街坊、宅院）；保護歷代石橋和城河；舊市區內的新建築，一般以三四層為宜，使與古城的特色相協調，形成一個和諧的統一體。

余森文對我國園林事業所作的貢獻，將永載史冊，為後人銘記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