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努，筆名何駑。男。1963年9月出生。籍貫湖北通城。職稱研究員。 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在北京大學考古系本科學習，獲學士學位。 1985年9月至1988年7月在北京大學考古系碩士研究生學習，獲碩士學位。專業：商周考古。導師：鄒衡，李伯謙。 1999年9月至2001年7月，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博士研究生學習，提前一年畢業，獲博士學位。專業：考古學及博物館學，方向商周考古。導師：李伯謙。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何努
- 外文名：he nu
- 別名：何駑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北京
- 出生日期：1963年9月
- 職業：研究員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考古系
- 主要成就：主持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陶寺專項”
- 代表作品：《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
人物生平,工作經歷,行政職務,研究方向,主持項目,考古成果,主要著作,個人生活,
人物生平
工作經歷
1988年7月至1999年8月在湖北荊州市荊州博物館考古部工作，任考古部主任。
1995年9月至1996年7月獲美國“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資助，在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人類學系任客座教授。
2001年7月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2002年擔任考古所山西第二工作隊隊長——陶寺城址發掘領隊。
行政職務
現任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夏商周研究室黨支部書記。
研究方向
夏商周考古，中國文明起源與早期國家考古研究，考古學理論，精神文化考古理論。
主持項目
2002至今，主持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陶寺專項”。
2008至2011年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重點課題“2002至2007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聚落考古資料研究”。
2010至2012年，主持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精神文化的發展研究（2010BAK67B06）”課題。
2011年至今，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課題。
獲得獎勵1997年獲“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榮譽稱號。
1997年獲“荊州市職業道德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2001年獲“2000年度中流文教基金獎助金”。
2012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創先爭優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2008至2011年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重點課題“2002至2007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聚落考古資料研究”。
2010至2012年，主持國家科技支撐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黃河、長江及西遼河流域精神文化的發展研究（2010BAK67B06）”課題。
2011年至今，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課題。
獲得獎勵1997年獲“湖北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榮譽稱號。
1997年獲“荊州市職業道德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2001年獲“2000年度中流文教基金獎助金”。
2012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創先爭優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考古成果
2015年6月21日 ，中國社科院、山西省委省政府在國新辦舉辦山西陶寺遺址考古成果新聞發布會，發布會上宣布，“堯都平陽”正在走出傳說時代成為信史，堯舜古國文明不再是傳說，多年考古形成的一系列證據指向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發布會上，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國家重大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全面介紹了陶寺遺址37年來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與部分研究成果。王巍指出，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鍊表明，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山西工作隊隊長何駑指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中國最早的國家社會不是夏朝，而是“帝堯邦國”，甚至更早。
何駑指出，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懸案：堯舜禹時代是否存在？它是不是一個傳說時代，是不是信史？這在中國人的心中是揮之不去的。說陶寺很可能就是堯的都城到底有哪些證據？
何駑列出了幾大證據。
首先，陶寺遺址出土文字可以自證。陶寺遺址出土的一把朱書扁壺上有“文堯”二字，是陶寺城址為堯都平陽的文字自證。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資料可與文獻中關於堯都和帝堯的史跡系統對應。
還有《竹書紀年》傳說堯母慶都感於赤龍而生堯，堯曾夢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的龍盤，畫面中赤龍攀天而上，恰似相關傳說的生動寫照。
“初步形成的相對完整的考古與歷史文獻對應的證據鏈，不由得使我們相信，陶寺都城遺址就是堯都。”何駑說。
王巍指出，儘管目前還不到“一錘定音”的時候，但目前沒有哪一個遺址像陶寺這樣與堯都的歷史記載等方面如此契合。
主要著作
《也談“民族志考古學”的定義與方法》，《中國文物報》1989年9月18日，第三版。
《略談原始宗教中的轉生媒介》，《中國文物報》1989年12月17日，第三版。
《湖北江陵梅槐橋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9期。
《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法與文化因素傳播模式論》，《考古與文物》1990年6期。
《關於瓮棺葬俗的原始邏輯思維發微》，《史前研究》1990-1991年合刊。
《梅槐橋類型卜甲、卜骨的分析》，《考古與文物》1991年5期。
《考古學文化定義的哲學與邏輯思考》，《東南文化》1991年1期。
《略論商時期“板楯蠻”考古學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2期。
《考古遺物共存空間關係概念的初步研究》，《東南文化》1992年6期。
《上古吸飲與溫酒習俗》，《江漢考古》1994年3期。
《湖北江陵江北農場出土商周青銅器》，《文物》1994年9期。
《荊南寺夏商時期遺存分析》，《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中心居址的地理環境分析》，《荊楚文史》1996年1期。
《繳線軸與繒矢》，《考古與文物》1996年1期。
《鳥銜魚圖案的轉生巫術含義探討》，《江漢考古》1997年3期，頁75-82。
《江陵拍馬山紅土地台基的時代與功能》，《考古與文物》1997年6期，頁38-47。
《巴文化の起源を探る》，（日本）《中日文化研究》12集（1998年），頁147-159。
《“兒”族為鹿族考》，《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集》（三）1998年，頁68-74。
《’98荊江特大洪災的考古學啟示》，《中國文物報》1998年8月26日，第三版。
《洪災之夏話共工》，《中國文物報》1998年9月23日，第三版。
《邁向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華夏考古》1999年1期，頁95-107。
《湖北荊南寺遺址陶器中子活化分析技術與文化因素綜合分析》，《考古》1999年10期，頁83-95。與陳鐵梅、George Rapp、荊志淳合作，何駑是第一作者。
《可持續發展定乾坤——石家河酋邦衰落與中原崛起的根本原因之對比分析》，《中原文物》1999年4期，頁35-40。
《中國文明起源考古研究思考點滴》，《古代文明通訊》總第三期，1999年12月，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頁17～20。與Gary W. Pahl 合作，何駑是第一作者。
《廊道理論對三峽史前聚落認識的啟發》，《中國文物報》2000年5月3日，第三版。
《本底與斑塊的考古學研究》，《中國文物報》2000年6月21日，第三版。
《景觀同考古學文化的關係》，《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19日，第三版。
《從異質性文化斑塊角度看早期夏文化問題》，《中國文物報》2000年8月30日第三版。
《文化與文化類型之辨證》，《中國文物報》2000年9月20日，第三版。
《試論考古學文化因素類別層級系統與“主導因素”類別》，《古代文明通訊》總第六期，2000年9月，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頁21～26。
《青銅時代與青銅文明概念管錐》，《考古與文物》2001年3期，頁51-52。
《陶寺城址南牆夯土層中人骨說明的問題》，《中國文物報》2002年3月8日，第7版。
《文獻考古方法論芻議》，《華夏考古》2002年1期，頁106~111。
《史前古城功能辨析》，《中國文物報》2002年7月19日，第7版。
《史前古城與中心聚落的關係》，《中國文物報》2002年8月9日，第7版。
《世界四大文明起源模式的比較偶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4期，頁58~60。
《史前古城與城市的關係》，《中國文物報》2002年9月20日，第7版。
《史前古城與社會發展階段的關係》，《中國文物報》2002年11月1日，第7版。
《精神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7月1日第3版。
《陶寺遺址扁壺朱書“文字”新探》，《中國文物報》2003年11月28日，第7版。
《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的階段與特點簡論》，《江漢考古》2004年1期，頁52～58。
《陶寺文化遺址——走出堯舜禹“傳說時代”的探索》，《中國文化遺產》創刊號，2004年3月，頁59～63。
《陶寺：中國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國文物報》2004年9月3日，第7版。
《陶寺中期小城內大型建築IIFJT1發掘心路歷程雜談》，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23期，2004年12月。
《商王朝恐怖主義策略起源與興衰背景——同中美洲阿茲特克帝國恐怖主義策略比較分析》，《江漢考古》2005年1期，頁55～59。與Gary W. Pahl合作。何駑是第一作者。
《陶寺文化譜系研究綜論》，《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54～86。
《從陶寺觀象台IIFJT1相關尺寸管窺陶寺文化長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10期，2005年8月，頁22～33。
何駑：《中國文明起源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若干問題》，《古代文明研究》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文物出版社，2005年。頁202～210。
《陶寺城址宮殿區發現的陶板功能試析——陶寺文化的陶瓦》，《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學術討論會文集》，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265～276。
《試論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關問題》，《三代考古》（二），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98～145。
《夏王朝“五服”內政外交運作制度模式發微》，《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493～497。
《國內外關於古代人類認知領域考古理論建設概況》，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32期，2007年3月，頁12~17。
《山西襄汾縣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築IIFJT1基址2004～2005年發掘簡報》，《考古》2007年4期，頁3～25。
《發掘4100年前的曆法》，《中國國家天文》2007年4期，頁140～145。
《陶寺中期觀象台實地模擬觀測資料初步分析》，《古代文明》（六），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83~115。
《中國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新思考》，《從考古到史學研究之路——尹達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中國新石器時代から商周時期までの北方漆器——日本八戶市是川遺蹟の比較を論じゐ》，《是川遺蹟ジセペソロ—ド[漆の道]報告書2004—2006》，東奧日報社，2007年。頁52~68。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近年來出土玉石器》，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38期，2008年9月。頁13~28。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大墓IIM22出土漆桿“圭尺”功能試探》，《自然科學史研究》2009年3期，261~276頁。
《意識形態考古理論與實踐初探》，《東南文化》2009年1期，7~10頁。
《都城考古的理論與實踐——從陶寺遺址和二里頭遺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國早期城市化進程》，《三代考古》（三），科學出版社，2009年。3~58頁。
《中原與北方文化互動決定中國文明核心形成於黃河中游地區》，《三代考古》（三），科學出版社，2009年。441~445頁。
《陶寺出土銅齒輪形器功能辨析》，《中國文物報》2010年3月19日，第七版。
《原始藝術考古理論與方法芻議》，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44期，2010年3月。10~14頁。
《“中”與“中國”由來》，《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5月18日，第14版。
《符號系統考古的理論試探》，《考古學集刊》18集，科學出版社，2010年。237~259頁。
《從陶寺遺址考古收穫看中國早期國家特徵》，《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起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1年8月。141~155頁。
《陶寺圭尺補正》，《自然科學史研究》2011年3期。278~287頁。
《陶寺文化原始宗教信仰蠡測及其特點試析——陶寺出土的藝術品與原始宗教》，《殷墟與商文化——殷墟科學發掘80周年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2011年11月。295~327頁。
《陶寺圭尺“中”與“中國”概念由來新探》，《三代考古》（四），科學出版社，2011年12月。85~119頁。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銅器群及其相關問題初探》，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51期，2011年12月。23~38頁。
《江蘇儀征東漢墓出土銅圭表再分析》，《南京博物院集刊》12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12月。146~149頁。
《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54期，2012年9月。18~34頁。
《略談原始宗教中的轉生媒介》，《中國文物報》1989年12月17日，第三版。
《湖北江陵梅槐橋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9期。
《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法與文化因素傳播模式論》，《考古與文物》1990年6期。
《關於瓮棺葬俗的原始邏輯思維發微》，《史前研究》1990-1991年合刊。
《梅槐橋類型卜甲、卜骨的分析》，《考古與文物》1991年5期。
《考古學文化定義的哲學與邏輯思考》，《東南文化》1991年1期。
《略論商時期“板楯蠻”考古學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2期。
《考古遺物共存空間關係概念的初步研究》，《東南文化》1992年6期。
《上古吸飲與溫酒習俗》，《江漢考古》1994年3期。
《湖北江陵江北農場出土商周青銅器》，《文物》1994年9期。
《荊南寺夏商時期遺存分析》，《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
《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中心居址的地理環境分析》，《荊楚文史》1996年1期。
《繳線軸與繒矢》，《考古與文物》1996年1期。
《鳥銜魚圖案的轉生巫術含義探討》，《江漢考古》1997年3期，頁75-82。
《江陵拍馬山紅土地台基的時代與功能》，《考古與文物》1997年6期，頁38-47。
《巴文化の起源を探る》，（日本）《中日文化研究》12集（1998年），頁147-159。
《“兒”族為鹿族考》，《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集》（三）1998年，頁68-74。
《’98荊江特大洪災的考古學啟示》，《中國文物報》1998年8月26日，第三版。
《洪災之夏話共工》，《中國文物報》1998年9月23日，第三版。
《邁向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華夏考古》1999年1期，頁95-107。
《湖北荊南寺遺址陶器中子活化分析技術與文化因素綜合分析》，《考古》1999年10期，頁83-95。與陳鐵梅、George Rapp、荊志淳合作，何駑是第一作者。
《可持續發展定乾坤——石家河酋邦衰落與中原崛起的根本原因之對比分析》，《中原文物》1999年4期，頁35-40。
《中國文明起源考古研究思考點滴》，《古代文明通訊》總第三期，1999年12月，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頁17～20。與Gary W. Pahl 合作，何駑是第一作者。
《廊道理論對三峽史前聚落認識的啟發》，《中國文物報》2000年5月3日，第三版。
《本底與斑塊的考古學研究》，《中國文物報》2000年6月21日，第三版。
《景觀同考古學文化的關係》，《中國文物報》2000年7月19日，第三版。
《從異質性文化斑塊角度看早期夏文化問題》，《中國文物報》2000年8月30日第三版。
《文化與文化類型之辨證》，《中國文物報》2000年9月20日，第三版。
《試論考古學文化因素類別層級系統與“主導因素”類別》，《古代文明通訊》總第六期，2000年9月，北京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頁21～26。
《青銅時代與青銅文明概念管錐》，《考古與文物》2001年3期，頁51-52。
《陶寺城址南牆夯土層中人骨說明的問題》，《中國文物報》2002年3月8日，第7版。
《文獻考古方法論芻議》，《華夏考古》2002年1期，頁106~111。
《史前古城功能辨析》，《中國文物報》2002年7月19日，第7版。
《史前古城與中心聚落的關係》，《中國文物報》2002年8月9日，第7版。
《世界四大文明起源模式的比較偶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4期，頁58~60。
《史前古城與城市的關係》，《中國文物報》2002年9月20日，第7版。
《史前古城與社會發展階段的關係》，《中國文物報》2002年11月1日，第7版。
《精神世界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3年7月1日第3版。
《陶寺遺址扁壺朱書“文字”新探》，《中國文物報》2003年11月28日，第7版。
《長江中游文明進程的階段與特點簡論》，《江漢考古》2004年1期，頁52～58。
《陶寺文化遺址——走出堯舜禹“傳說時代”的探索》，《中國文化遺產》創刊號，2004年3月，頁59～63。
《陶寺：中國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國文物報》2004年9月3日，第7版。
《陶寺中期小城內大型建築IIFJT1發掘心路歷程雜談》，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23期，2004年12月。
《商王朝恐怖主義策略起源與興衰背景——同中美洲阿茲特克帝國恐怖主義策略比較分析》，《江漢考古》2005年1期，頁55～59。與Gary W. Pahl合作。何駑是第一作者。
《陶寺文化譜系研究綜論》，《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54～86。
《從陶寺觀象台IIFJT1相關尺寸管窺陶寺文化長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第10期，2005年8月，頁22～33。
何駑：《中國文明起源考古學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若干問題》，《古代文明研究》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文物出版社，2005年。頁202～210。
《陶寺城址宮殿區發現的陶板功能試析——陶寺文化的陶瓦》，《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學術討論會文集》，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265～276。
《試論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關問題》，《三代考古》（二），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98～145。
《夏王朝“五服”內政外交運作制度模式發微》，《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493～497。
《國內外關於古代人類認知領域考古理論建設概況》，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32期，2007年3月，頁12~17。
《山西襄汾縣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築IIFJT1基址2004～2005年發掘簡報》，《考古》2007年4期，頁3～25。
《發掘4100年前的曆法》，《中國國家天文》2007年4期，頁140～145。
《陶寺中期觀象台實地模擬觀測資料初步分析》，《古代文明》（六），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83~115。
《中國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新思考》，《從考古到史學研究之路——尹達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
《中國新石器時代から商周時期までの北方漆器——日本八戶市是川遺蹟の比較を論じゐ》，《是川遺蹟ジセペソロ—ド[漆の道]報告書2004—2006》，東奧日報社，2007年。頁52~68。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近年來出土玉石器》，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38期，2008年9月。頁13~28。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級大墓IIM22出土漆桿“圭尺”功能試探》，《自然科學史研究》2009年3期，261~276頁。
《意識形態考古理論與實踐初探》，《東南文化》2009年1期，7~10頁。
《都城考古的理論與實踐——從陶寺遺址和二里頭遺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國早期城市化進程》，《三代考古》（三），科學出版社，2009年。3~58頁。
《中原與北方文化互動決定中國文明核心形成於黃河中游地區》，《三代考古》（三），科學出版社，2009年。441~445頁。
《陶寺出土銅齒輪形器功能辨析》，《中國文物報》2010年3月19日，第七版。
《原始藝術考古理論與方法芻議》，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44期，2010年3月。10~14頁。
《“中”與“中國”由來》，《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5月18日，第14版。
《符號系統考古的理論試探》，《考古學集刊》18集，科學出版社，2010年。237~259頁。
《從陶寺遺址考古收穫看中國早期國家特徵》，《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起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1年8月。141~155頁。
《陶寺圭尺補正》，《自然科學史研究》2011年3期。278~287頁。
《陶寺文化原始宗教信仰蠡測及其特點試析——陶寺出土的藝術品與原始宗教》，《殷墟與商文化——殷墟科學發掘80周年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2011年11月。295~327頁。
《陶寺圭尺“中”與“中國”概念由來新探》，《三代考古》（四），科學出版社，2011年12月。85~119頁。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銅器群及其相關問題初探》，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51期，2011年12月。23~38頁。
《江蘇儀征東漢墓出土銅圭表再分析》，《南京博物院集刊》12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12月。146~149頁。
《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54期，2012年9月。18~34頁。
個人生活
治學之路與心得:
我自幼喜愛歷史、文學、地理，高中二年級參加高考前，立志學習考古專業。有幸考入北京大學，學了7年的考古。出於對考古的狂熱與摯愛，碩士畢業到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工作，對我學術的成長極為重要。期間去了美國學習考古學理論10個月，思維大開。工作11年後，回北大回爐。兩年博士畢業到考古所工作，一直做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工作。
我是一位在中國考古界內頗具爭議的考古學家，主要因為我的創新。但是我的恩師李伯謙先生和考古所的領導始終給我以理解與支持。
我主要創新點如下：
初建了江漢平原夏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譜系。
提出長江中游地區史前城址防洪功能說。
從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闡述長江中游文明起源進程的興衰。
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內部功能區劃，使陶寺遺址都邑性質與國家社會性質初步顯現。
提出都邑聚落9項考古指標。
發現迄今考古發掘的世界最早的陶寺觀象台。
提出陶寺朱書“文堯”解釋，為“堯都平陽”的考古證明提供重要證據。
分析得出25厘米為1陶寺尺長度基元。
破解陶寺圭尺功能，確定最初“中國”為“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的概念。
提出了“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
關於創新，我的心得有四點，一是結合使人廣博，二是有前提的科學假設或想像使人創新，三是寬容與包容有助於學術進步，四是勇於自我否定有助於個人進步。
結合是新石器與夏商周考古相結合，地方工作與中央工作經歷相結合，南方與北方考古研究積澱相結合，田野實踐與考古學理論相結合，中西考古學理論相結合，考古學與多學科相結合，考古與文獻相結合。
有前提的科學假設是科學探索和創新的原動力與敲門磚。我信奉“沒有想像比想錯了更可怕” 的信條，因為想像有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沒有想像絕無可能有科學探索的進步。我崇尚“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謹慎發表”座右銘。我認為“材料牽著鼻子走”與“理論指導實踐”是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已，不存在誰對誰錯，採取哪種適宜的方法只取決於研究什麼問題。
我秉承對我觀點的反對、批評、圍觀包容態度，積極汲取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正確看待學術爭鳴，理解對我的誤解。這一切總能化作推動我前進的積極動力。我不與人論戰，僅以表達我的觀點為目的。我相信時間能夠證明觀點的對錯，學界自有學術公論。
勇於根據最新的考古資料否定自己錯誤的觀點，拋開所謂的“面子問題”，實事求是，才能使自己不斷進步。
我自幼喜愛歷史、文學、地理，高中二年級參加高考前，立志學習考古專業。有幸考入北京大學，學了7年的考古。出於對考古的狂熱與摯愛，碩士畢業到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工作，對我學術的成長極為重要。期間去了美國學習考古學理論10個月，思維大開。工作11年後，回北大回爐。兩年博士畢業到考古所工作，一直做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發掘與研究工作。
我是一位在中國考古界內頗具爭議的考古學家，主要因為我的創新。但是我的恩師李伯謙先生和考古所的領導始終給我以理解與支持。
我主要創新點如下：
初建了江漢平原夏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譜系。
提出長江中游地區史前城址防洪功能說。
從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闡述長江中游文明起源進程的興衰。
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內部功能區劃，使陶寺遺址都邑性質與國家社會性質初步顯現。
提出都邑聚落9項考古指標。
發現迄今考古發掘的世界最早的陶寺觀象台。
提出陶寺朱書“文堯”解釋，為“堯都平陽”的考古證明提供重要證據。
分析得出25厘米為1陶寺尺長度基元。
破解陶寺圭尺功能，確定最初“中國”為“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的概念。
提出了“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
關於創新，我的心得有四點，一是結合使人廣博，二是有前提的科學假設或想像使人創新，三是寬容與包容有助於學術進步，四是勇於自我否定有助於個人進步。
結合是新石器與夏商周考古相結合，地方工作與中央工作經歷相結合，南方與北方考古研究積澱相結合，田野實踐與考古學理論相結合，中西考古學理論相結合，考古學與多學科相結合，考古與文獻相結合。
有前提的科學假設是科學探索和創新的原動力與敲門磚。我信奉“沒有想像比想錯了更可怕” 的信條，因為想像有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是沒有想像絕無可能有科學探索的進步。我崇尚“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謹慎發表”座右銘。我認為“材料牽著鼻子走”與“理論指導實踐”是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已，不存在誰對誰錯，採取哪種適宜的方法只取決於研究什麼問題。
我秉承對我觀點的反對、批評、圍觀包容態度，積極汲取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正確看待學術爭鳴，理解對我的誤解。這一切總能化作推動我前進的積極動力。我不與人論戰，僅以表達我的觀點為目的。我相信時間能夠證明觀點的對錯，學界自有學術公論。
勇於根據最新的考古資料否定自己錯誤的觀點，拋開所謂的“面子問題”，實事求是，才能使自己不斷進步。
